讲座纪要｜罗新、苏源熙对谈“塑造蛮夷”：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翻译与文化认同
Editor's Note
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和文明系、比较文学系教授苏源熙（Haun Saussy）在新书 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中指出，“华夷之辨”在古代中国的传统文学书写中广泛存在。但这并不代表这种区别本身不容置疑。相反，通过描绘华夷之辨的区分框架，并辨别不同时期的“中”“外”之分，可以反思传统的历史叙事与文学传统，从而获得对历史更为全面的认识。
6月11日，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办公室联合举办了本书的研讨会。在活动中，苏源熙教授与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罗新教授展开了精彩对谈，活动由哈佛大学博士候选人曲洋主持。本篇推送是本次研讨会的纪要，以供读者们参考。
讲座开始，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中国区负责人李灵茜女士对本次活动的嘉宾、以及对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PUP）做了简要介绍。PUP是第一家在中国开设分社的美国高校出版社，致力于在不同的文化间搭建起桥梁，用优质的学术研究促进对话。而在疫情等全球问题的阴影笼罩下，在当下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东西方的学术对话显得尤其重要。此次学术活动，就是跨文化对话的极好表征。The Making of Barbarians 一书本身也是关注文化碰撞与互动的展现。
随后，主持人曲洋介绍了写成本书的契机以及相关学术项目。2015年，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委托编写一部跨境的、历时的、多语言的东亚文学史，这在该领域是前所未有的。东亚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史作为东亚地区不可小觑的一部分，融合了来自印度、北疆的游牧民族、西北走廊、西藏等文化的许多元素；而中国的文化，又与越南、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等地的文化交融。苏源熙教授认为，应该要编写一部全面的前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在东亚文学史领域，已经出现了很多关于中国、日本、越南等国的研究。但比较视角下的历史研究，不应该囿于单一国家，而应该关注东亚文化史中的互动因素。
点击视频回顾苏源熙教授与罗新教授的对谈。
中国文化的多元特性
罗新教授首先表达了对这本书的喜爱。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和多文化的实体，并且一直处于变化之中。虽然这种变化往往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历史书写会倾向于寻求一种关于文化和国家的确定性。国家对文化的定义，和身份的要求，其实质并非必然。人口、领土、国家、文化、语言和交流网络都是在空间中变动的独立变量，文学史应该努力反映这一事实，而不是压制它。
苏源熙教授回应道，自己在书中描写的这种变化感回应了葛兆光对于中国定义的研究。此外，这本书是为了回应在既有的学术研究领域出现的两个问题。其一，中国的传统思想常常被“以偏概全”。比如在美国学界，要学习中国文学，学生要学习很多儒家思想，而中国其他的传统常常被忽略。以此就导致了学生对于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分层：在课堂上习得的是一种思想，而在日常生活中又对中国有截然不同的印象。因此，要了解中国，就需要了解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其二，比较文学倾向于采取欧洲中心的视角，而很少对此加以反思。当研究涉及中国的比较文学时，大部分材料基于20世纪的书写，而这些书写是对俄罗斯、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文学的回应。这些比较文学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紧密联系，关注的多是晚清及20世纪以来的情况。但在此之前的文学呢？我们需要探究近现代之前的时代，并跳出这种欧洲中心的眼光。
文化中的他者与自我
苏源熙教授和罗新教授提到，语言作为记录历史以及书写的媒介，不仅仅承载着信息，还代表着特定的价值观以及思想模式。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来，给人的感受不同。虽然中国古代的历史大多由汉字写就，但历史中体现出来的多元融合、民族认同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今天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启发。
比如欧洲现在迫在眉睫的移民议题，苏源熙教授提到移民面临着诸多社会融入、与主流文化相异的问题。人们对移民感到极度焦虑。但这种焦虑在政治和文化上导致了诸多恶果，会产生对移民的怨恨。但结合中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或许在几百年后，现在的移民已经和移入的社会融合，陌生人被本土化。所以中国历史的经验让我们更好地展望未来。
此外，古代的汉字在东亚的地位可以和欧洲的拉丁语作对比。文言文和拉丁语都是用来进行思想交流的语言。在欧洲，住在瑞典乌普萨拉的植物学家和博物学家可以通过拉丁语写作，来让自己的思想迅速传遍至整个欧洲；莱布尼茨用拉丁语写作，思想会比用德语写作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如果斯宾诺莎用荷兰语写作，可能除了荷兰人，没有人会读他的作品。但这些人通过用拉丁语表达思想，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文化领域。这种现象在“汉字文化圈”中也类似。虽然在文化圈外，也有人用自己的语言写作，但这些作品往往被认为是次要的。
罗新教授说语言地位的流变又给人以新的启发：占有优势地位的语言和写作，以及处于强势地位的文化，被认为具有普世的价值。但当人们处于“文化赤字”的时代时，会认为自己的文化独属自己。中国文化在近代就经历了这种心态上的转型。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苏源熙教授和罗新教授讨论说，过分强调一个文化的独特性，实则是在给文化加上诸多枷锁；而过分强调文化的中心地位以及其普世价值，也往往会忽略了文化的边界，会导致另一种思想上的短视。
苏源熙教授和罗新教授通过“翻译”问题的探讨，讲述了他们对于文化交流的理解。苏源熙教授提出翻译的两种方式：他者化和本土化。前者将外文文本当作“他者”，主张带着距离感去看待彼此之间的差异；而本土化强调将翻译融入本土的情境中。罗新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提到，两种翻译有着不同的目标，在不同的场景中适用。而即便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时空中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他者和自我并不是完全泾渭分明。而作为历史研究者的使命，是揭示历史的现实性，在这个意义上，揭示历史的多样性。
问答交流环节
在与观众的讨论环节，苏源熙教授和罗新教授与读者们以下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
翻译过程中需要保留什么、改编什么
汉学（Sinology）与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之间的关系
古代中国对“蛮夷”的定义
如何跳出“中心”视角
在“文化赤字”的时代，怎么将中国研究置于更广阔的领域中
语言、翻译与政治
……
详情请见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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