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杰｜王方晨《奔走的大玉》的一种读法（评论）
赵振杰
青年评论家。曾在《青年文学》《文艺评论》《上海文化》《文艺报》等报刊发表评论，著有文学评论集《萤火微光：文学的散点与聚焦》。曾获《人民文学》“近作短评”金奖、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现供职于河北省作家协会。
王方晨《奔走的大玉》的一种读法
文/赵振杰
法国结构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兰·巴特在《S/Z》一书中指出，现代写作与古典写作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建构的是“可写的”（sceiptable）文本，而后者塑造的是“可读的”（lisible）文本。“可读的”文本是一种处于作家写作实践之外的、与读者分离的、“已完成了”的描绘性文本模式；而“可写的”文本正好相反，它时刻处于写作实践之中，并邀请读者不断参与“重写”的生产性文本模式，其突出的特点是永恒的“现在时”与“未完成性”。倘若以罗兰·巴特的文本分类标准为参照系的话，那么，王方晨的短篇新作《奔走的大玉》毫无疑问具备“可写性文本”的全部质素与特征。
“一天也待不住。但若非好天气，就不会动身。他（大玉）这样独自走出村子无数次了。”大玉是谁？为何出走？要到哪里去？出走的意义是什么？小说开篇引发的一系列疑问，直到结尾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或者说，作者压根儿就不想提供，也无法提供所谓的标准答案。抑或说，作者自始至终都在以含混蕴藉的方式编织一张语义网络，并期待着读者以文本生产者的姿态主动参与到意义建构（解构）的过程中来。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出走”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自古至今从未中断过。有学者曾指出，有关“出走”的文学作品大体上可以构成一个叙事学意义上的“莫比乌斯之环”：出走——出走之后怎样——回来——回来之后怎样——再出走……。而在这个环形叙事结构中，“出走”主题又会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出各具特色的审美品质，如浪漫主义作家侧重于对“诗与远方”的美好憧憬，启蒙主义作家强调的是“打破牢笼”的情感冲动，现实主义作家聚焦于“无处可逃”的精神困境，存在主义作家张扬的是“抵抗绝望”的强力意志……。如果我们将《奔走的大玉》纳入到“出走”这一主题下加以考察，便会发现它与许多经典作品都存在着的“家族相似性”。对此，我们不妨从小说的主干情节谈起：大玉，一个似乎为“奔走”而生的特立独行之人，漫无目的地离家出走，又毫无征兆地返回村庄，然后再次悄然离去，如此周而复始，永无休止。一如文中所言：“两条腿生出来，就是为了不停地走路的。走路也是歇息。他要停下脚步，那才难受。”“奔走”的不及物性（即主人公在行为动机和目的指向上的双重空缺），致使小说文本在多个维度上具有了无限的阐释空间与意义繁殖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讲，小说与其说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毋宁说更像是一则现代性寓言，一首充满隐喻与象征的散文诗。在奔走的大玉身上，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歌德笔下的“浮士德”、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鲁迅笔下的“过客”、贝克特笔下的“戈多”、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等一系列经典人物形象的影子。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小说文本的“可写性”不仅体现在意义建构的这一单一向度上，同时还暗藏着一股强劲的拆解性力量。正是由于这种反作用力的存在，《奔跑的大玉》一下子拥有了“薛定谔猫”一般的背反性魅惑力。前面提到，在“出走”这一主题之下，小说从诸多方面向经典作品致了敬，只不过作者王方晨的致敬方式有些特别。首先，小说是“超现实性”的。人物行为的荒谬性，切断了社会现实层面上的因果逻辑链条。其次，小说是“反诗意性”的。作者拒绝对大玉的“到远方去”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许诺，致使“生活在别处”的浪漫想象失去了应有的吸引力。再次，小说是“非启蒙性”的。作者在文本中一再强调大玉的每次出走都发生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从而消解了“扛起黑暗闸门”的个人英雄主义情结。最后，小说还是“去隐喻性”的。如果非要把大玉视作中国版的西西弗斯的话，那么更准确地说，他更像一个“被解放了”的西西弗斯，由于丧失了“巨石”的重力压迫感，我们根本无法从大玉那“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推导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结论……
当然，小说的解构力量还体现在主人公主体性身份的缺失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奔走的“大玉”自始至终属于一个“在场的缺席者”。小说开篇写道：“一天也待不住。但若非好天气，就不会动身。”从句法结构的角度分析，这两句话显然都是缺少主语的，这无疑预示着人物身份的丧失；而在此后的第三人称叙述当中，我们则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作为小说主人公的大玉并非叙述的主体，而是一个始终处在被审视、被言说位置上的“他者”，而这显然意味着人物话语权的旁落。无论是“最初人们说，大玉是去找好玩儿的了”，还是弟媳晓雯言之凿凿的“大玉在找命”，抑或是外来者所揣测的“你是走着走着就喜欢上了吧”，都不过是他人为大玉的“奔走”强行赋予的意义。至于“奔走”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无人知晓，更无人关心，甚至包括大玉自己。这不禁让人联想到电影《阿甘正传》中众人尾随并询问阿甘“为何奔跑”的桥段。
当“出走”这一世界性的文学命题因“意义过载”而行动迟缓之时，小说《奔走的大玉》似乎以“减负”（戏仿、祛魅、解构）的方式，与“意义”开了个“玩笑”。一如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对于那些平庸的卡夫卡研究者们一厢情愿的误读所表示的不屑那样：“他们不让自己着迷于卡夫卡精妙绝伦的玩笑，反而一味地去找寻所谓的深刻寓意，得出的结论除了陈词滥调什么也没有……对于艺术，尤其是现代艺术，你什么也理解不了，如果不能懂得玩笑本身就有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奔走的大玉》更像是一场“庆祝无意义”的文本狂欢。“奔走”之于大玉，一如从电影中的阿甘脚下飘起的那根“羽毛”——所有人驻足仰望着的究竟是什么？或许“答案在风中飘”。
原载本刊2020年第6期“小说”
责任编辑：陈集益
新媒体编辑：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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