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伏尔加河
在更新世晚期，那个地质学上称为第四纪的年代，厚厚的冰盖覆盖着北半球的大部分地区。那时赛加羚羊（Saiga tatarica）就已经出现，这种长着长长大鼻子的羚羊高度适应冰河世纪干旱草原 - 苔原环境。它们的分布地域要远比现代更广，从不列颠群岛到加拿大西北部，从新西伯利亚群岛至高加索山脉，之间广大区域沉积物中都曾发掘过该种骨骼。
已知曾发掘过赛加遗骸的地区
但这种冰河世纪走来的古老羚羊，今天最主要分布地却在哈萨克斯坦的半干旱荒漠地区，哈国约占赛加种群总群及栖息地面积的80%。另有一个细小的种群生活在蒙古国西部①。
此外，在遥远里海西北岸一个叫卡尔梅克的角落，却意外地拥有着赛加羚羊第二大种群，卡尔梅克是俄联邦内一个不大的自治共和国，位于欧洲东南角。赛加羚羊实际上是东欧草原最后一种还在大规模迁徙的偶蹄动物。
赛加羚羊的全球分布缩减模式，据信始于1万多年前那场席卷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的巨大气候变迁——气温升高，融化冰原，形成不计其数零散的湖泊沼泽，导致合适栖息地范围缩小。但造成现代赛加欧洲种群分布如此有限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与人类对草原地区日益施加的影响有关。直到17和18世纪，这种动物在欧洲仍有十分广阔的分布范围，足迹一直延伸至喀尔巴阡山脉和基辅周边。然而，到了19世纪末，随着农业迅速扩张，几乎将它们从大陆上抹去，只在里海西北沿岸平原还残存着大群游荡的赛加羚羊。
1720-1725年间出版的俄罗斯帝国地图，图中绿色部分即为卡尔梅克汗国
这个角落赛加羚羊扭曲的命运，反映了该区域人类不断改变的影响能力。这些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初，当时一个来自卫拉特蒙古分支的土尔扈特人，为了寻找充足的牧场和躲避准噶尔人逼迫，从伊犁河谷迁移到伏尔加河三角洲以西草原。这个地区水草丰美、人烟稀少，开阔的空间向四面八方延伸，目光所及之处尽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地平线。土尔扈特人对这片土地印象深刻，他们仿佛忘记了故乡伊犁草原，黄金家族后裔们之间的种种纷争。在这片帝俄边境的丰腴之地建立了自己的汗国。并自称为卡尔梅克人（Kalmyk people），来自土耳其语中的“Kalmuk”，意为“留下的人”。
当时，沙皇俄国正在入侵伏尔加河中下游到高加索山脉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蒙古各个汗国，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人正好从背后牵制了穆斯林各国，配合了沙俄的入侵，因此受到罗曼诺夫王朝的优待。不久后，这些卡尔梅克游牧民也接受了沙皇的册封，成为俄国属民。承诺保卫帝国南部边境，并支持其军队开展军事行动。作为回报，他们获得在里海平原放牧和居住的权利。
传统的卡尔梅克样式蒙古包，被称作gher
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称他们为“草原之友”，卡尔梅克人之所以在俄罗斯帝国境内诸民族中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们高超的骑兵天赋。通过采取季节性迁移的模式，以及利用马、牛、绵羊、山羊和骆驼不同习性组成的混合牧群，卡尔梅克人能够充分利用当地贫乏的自然条件，在这个欧洲最干旱的角落里生生不息并逐步发展。例如在18世纪，卡尔梅克地区的生肉产量在俄罗斯帝国诸省份中排名最高。
对于我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需要注意到卡尔梅克人对环境及野生动物的重视，尤其是赛加羚羊。这个物种在土尔扈特部迁入里海沿岸平原时数量非常丰富。笃信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人早在1640年即在贵族议事会通过决议，规定设立专门的狩猎及放牧禁地，任何擅自闯入这些地区的人会受到重罚——九头牛外加一头骆驼。
表现土尔扈特部东归的版画，1845年
18世纪末，卡尔梅克平原见证了自土尔扈特人到来以来第一次人口动荡，随着沙俄势力扩张，以武力迫使卡尔梅克人臣服，攫取汗王册封权，插手贵族议事会，干涉汗国内政，再加上当时俄国和土耳其战争不断，几年间数万卡尔梅克青年被征调，死于与自己不相干的战场，卡尔梅克民怨沸腾。他们的统治者渥巴锡决定带领部众们回到祖先家园，1771年1月，有超过15万人（约占当时卡尔梅克总人口的三分之二）启程东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能成功，由于哥萨克骑兵的追击、暴徒袭击及恶劣的自然环境，7月到达准噶尔盆地时只剩6万多人。对于那些没能离开的人，他们将面对的是延续一个半世纪自治汗国最后夕阳，和一个崭新殖民体系曙光。
沙皇当局从来没有设想过会有一群松散且“未开化”的游牧部落带着畜群在一大片似乎可耕耘的土地上漫游。在他们看来，帝国东南边境必须有固定的农业人口定居下来。当卡尔梅克人逃亡之后，这一愿景最终转化为一项政策，叶卡捷琳娜二世废除了卡尔梅克汗国，将所有领土和权力归入阿斯特拉罕省。并鼓励大批俄国人和日耳曼人移民来到伏尔加河下游这片空旷丰腴的地区。
这些新的定居者们不熟悉他们居住的环境，也忽视了该地区明显的季节特点。但他们很快就适应并掌握这些。
被认为“过剩”的卡尔梅克土地，其中一些很快被投入蓬勃发展的城市建设当中。首先被侵蚀土地位于草原的北部和西部边界，沿着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和斯塔夫罗波尔一线，这些地方的降雨量和径流量要远比其他地区更加丰富，当新移民发现这些土地非常适宜种植谷物，他们急切地开始耕作。留下的卡尔梅克人对此不可置否，那些土地曾是牧民们的夏牧场，但很少使用。而当那些以放牧为生的哥萨克人冒险深入里海附近平原时，游牧的卡尔梅克人越来越感受到来自外界的压力。由于积雪稀少，实际上受入侵影响最大的地区是传统上用于冬季放牧的地区，例如位于卡尔梅克东南部的切尔诺泽梅利斯基区（Chernozemelsky District，俄语意为黑土地），一年到头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放牧。
定居者很快就尝到环境恶化的苦头，到1915年时，卡尔梅克草原80%以上的定居点不得不放弃畜牧业，寻求其他生活来源。因为“植被退化，牲畜连草根都啃掉，草原变成沙丘”
新移民不仅让自身处于绝境中。事实上，他们进入及开垦草原最为恶劣的后果之一便是赛加羚羊种群的急剧减少。尽管自19世纪中叶之后，这种大鼻子的羚羊已经在顿河以西平原上消失，但在平静的卡尔梅克地区数量仍然非常丰富。例如1848-49年冬季，里海附近平原遭受一次史无前例严重的暴风雪袭击，迫使赛加羚羊群南迁到高加索山麓越冬，一个在赛加群迁移经过地区的牧场主估计，仅他所看到的个体就有超过几十万只。而到了20世纪早期，赛加羚羊的欧洲种群减少到数百只，几乎全都停留在卡尔梅克草原最深处，很少出现。
可以确信的是，与越来越多的家畜共享同一片日益退化的草原，一定在该种消亡的过程中起到某些作用。但是那种程度的生境恶化所造成的影响，既没有那么迅速，也没有那么强烈，以至于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一个迄今繁荣的物种推向濒临灭绝的境界。
与卡尔梅克游牧民不同，“文明”的定居者并不关心如何保护自古以来就栖居于此的野生动物，恰恰相反，19世纪下半页以来，随着察里津-斯塔夫罗波尔一线出现大量定居点……标志着里海西北平原赛加羚羊灾难命运的开始。
赛加羚羊历史及现实分布图（蒙古亚种S. tatarica mongolica 鞑靼亚种S. tatarica tatarica）
1917年俄国革命推动了卡尔梅克草原新一轮变革，至20世纪20年代初，该地区随后遭遇到俄国内战，造成大量人口损失，除了那些在战斗中伤亡的人之外，还包括大批支持白军的卡尔梅克人，当苏俄军队进入该地区时，大量卡尔梅克人跟邓尼金将军的白军残部一同从俄国移居去土耳其。苏维埃政权严厉惩罚留下来的卡尔梅克人，处决了至少数万人。这场灾难，再加上1921-22年席卷下伏尔加盆地毁灭性的干旱和饥荒，对卡尔梅克地区的畜牧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革命前夕该地区饲养有大约140万头牲畜，到了20年代初，只剩下不到30万头。
牲畜数量锐减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草原生境的退化，但革命动乱很可能也给赛加种群带来严重损失。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间内，该种被认为是极其稀少而罕见的，只限于卡尔梅克草原最人迹罕至的土地。
但是，我们必须要公允地指出，早在1919年，新生的苏维埃政府就通过一项特别法令，绝对禁止猎杀赛加羚羊。这项禁猎政策被后来的苏联政府所继承，一直持续到1951年（卡尔梅克）和1954年（哈萨克斯坦），毫无疑问，这项政策证明是对整个苏联境内赛加种群的一种保护。但是，关于狩猎禁令是否是该种复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点经常出现在苏联时代的文献中），我们对此必须要持保留态度。
赛加羚羊曾这般大群游荡在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荒漠
一方面，禁令生效仅仅10年后，苏联境内的赛加种群就开始呈现复苏迹象，另一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增长却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几乎同时开始。
1929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执行全盘集体化，旨在将遍布全国无数“原始”的家庭生产单位和小型农业合作社，转变为像工业企业一样运作的大型集体农场，官方称之为“农业集体化”运动，这是俄罗斯农村前所未有的剧变，从此集体农庄的规模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至1936年时，全国90%以上的农村家庭被集体化，2500万户农民组成24万个集体农场。尽管布尔什维克政府于1920年11月4号给予卡尔梅克“自治州”的地位②，但这并没有使当地躲过农业集体化浪潮。事实上，苏共对游牧文化的干预清楚地表明，这种所谓的“自治权”只是名义上的虚构。
一旦集体化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卡尔梅克牧民被迫放弃传统的游牧方式，定居在村庄。与此同时，他们赖以为生的牲口被没收。尽管历史文献很少告诉我们这一政策所涉及的冷酷暴力，及在卡尔梅克地区遇到的抵抗。但当地居民反对集体化政策的方式，似乎与全国其他地方情况基笨并无差别，即摧毁他们的财产，避免将其上交国家。事实上，很难想到任何其他因素，包括1932-33年伏尔加河流域的大饥荒，能够解释在集体化过程中，卡尔梅克地区面临的如此大的畜牧业危机。1928年至1935年间，该地区的牲畜总量由150万头下降到70万头。
集体化运动再卡尔梅克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抛弃长久以来保持的“混合畜群”传统，这种传统方式能够适应不同牲畜之间食性上的差异，最高效地利用土地。但为了方便管理，“集体化”后的牧群逐步被拆分成单一物种组成的群体。尽管当地畜群数量普遍下降，但由于不同家畜有着特定的饮食习惯，需要频繁的更换草场才能适应这种需求③，实际上所需要的草场面积比以往更加巨大。此外，畜群规模越来越大，不可避免的集中在最富饶的牧场。
与此同时，大片贫瘠的土地，尤其是位于半荒漠地带，在没有大规模改良努力的情况下，很维持不断增长聚集的牧群需求。这些土地经过数年的使用后，通常会被荒废。但这类半荒漠地区通常是赛加羚羊最为青睐的生境④，由于这些土地被长期休牧，再加上牲畜数量的全面下降，可以被视作农业集体化给赛加种群的意外继续，在该种复苏过程中扮演着和狩猎禁令同样重要的作用。
在20世纪30年代，赛加欧洲种群虽然在增长，但恢复速度相当缓慢，这可能是因为原始种群数量过少，无法达到更好的效果。据1950年第一次航空普查估计，卡尔梅克的赛加羚羊增幅在40年代显著加快，总数达到10万只规模⑤。
这种激增很大程度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副产品，二战几乎使卡尔梅克变成无人区。这很有道理。1771年土尔扈特东归和1918 - 1920年的革命动乱，跟二战对卡尔梅克人口的颠覆性影响相比都相形见绌。但这实际上与这场战争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纳粹军队只在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期间短暂占领了卡尔梅克部分土地，而造成这一切的并不是德国人，而是苏联政府。1943年12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解散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其领土被划入邻近的斯大林格勒州、阿斯特拉罕州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等。这其实是在落实斯大林的观点，即被敌人入侵的少数民族已不再可信。为惩罚不忠的卡尔梅克人，第二天，最高苏维埃委员会下令将所有剩余的卡尔梅克人驱逐出境。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有超过90000人——几乎全都是被废除共和国的卡尔梅克人，被送往西伯利亚，估计有三分之一卡尔梅克人在途中或流放中死去。大部分成年卡尔梅克男子被苏军招募或被德国俘虏，因此数千名政治警察几乎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执行了斯大林的意志。他们一定很难想象，在他们奋勇保卫苏维埃的身后，他们的家人会因为被怀疑支持入侵者而被流放。事实上，连他们中的很多人也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卫国战争结束后，共有4105名卡尔梅克族红军战士从苏联军队复员后被派往西伯利亚。
随着卡尔梅克人社区被消灭，对卡尔梅克人的种族清洗完成。土地被分割到相邻地区，为彻底清除卡尔梅克人的痕迹，苏维埃当局将卡尔梅克语城镇与村庄名改为俄语。前卡尔梅克地区的经济社会陷入混乱，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该地区基本上处于一种无人居住的状态。这无疑会对包括赛加羚羊在内的野生动物恢复产生巨大影响。50年代时，该种在里海西北平原上的种群数量明显增多，无论是1946-48年的严重干旱、还是1949-50年和1953-54年异常寒冷和多雪的冬季，甚至是1951年开放的商业化狩猎，都不能阻止在1958年夏季记录到超过80万只的大群。
十分碰巧的是，1957年和1958年不仅见证了赛加欧洲种群的顶峰，也见证到卡尔梅克人回归。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赫鲁晓夫允许剩下来的卡尔梅克人重新回到他们的土地。一些被遣返的人回忆说，当他们返回时，赛加羚羊数量已经极为丰富，甚至于能够在城郊周围见到冒险进入的个体。
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更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房子、工作与土地都属于俄罗斯族与乌克兰族移民了。事实上，自50年代早期开始，大批移民向当地聚集，多数来自北高加索地区，与卡尔梅克人被迫留在西伯利亚形成对比，这些人是主动迁移至此的，他们被眼前空旷而开阔的土地吸引过来的。这类移民得到默许和支持，目的是能将卡尔梅克从一个经济落后地区转变为一个发达繁荣的农业区域。
雄性在繁殖季，雄性赛加羚羊之间会互相争斗以夺取交配权，获胜的雄性会同10-20头雌性结成小群，整个繁殖季都将守护它们免受其他雄性侵扰。
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但赛加羚羊的繁荣景象并不会持续太久。至1965年，卡尔梅克的赛加种群数量减少到10万只，相当于7年内减少近85%的个体，这种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巨大的狩猎压力造成的。仅在1958年10月至1959年2月一个狩猎季节内，卡尔梅克捕猎的赛加羚羊数量就高达18万只。更为糟糕的是，当赛加种群明显缩减时，下发狩猎份额并没有随之减少，以至于1962至1964年期间捕获量更是达到令人的约30万头，相当于一年内减少了有生种群的40%。
这些数字只是说明合法的狩猎行为，此外亦有为数不少的偷猎。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初，推测偷猎对里海西北平原赛加种群的影响约占合法狩猎量的10%至12%，这意味着每年至少额外损失2.5万至3万只赛加羚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负责管理赛加的官员们终于意识到，必须尽快给快速下降的种群一个喘息机会，从1965年到1975年，合法狩猎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甚至在某些年份被禁止（1965、1968、1969和1970年）。在此期间狩猎的赛加羚羊总量（247700只）平均每年只占种群数量的9%。
1950-2000年卡尔梅克年度狩猎赛加羚羊数量（颜色越深代表数值越大）
卡尔梅克的赛加种群的确开始稳定下来，但直到1973年——狩猎压力大大降低9年后，其数量才开始呈现增长，需要注意的是，赛加羚羊是一种繁殖能力很强的动物⑥，除了狩猎，人类活动还施加一些额外影响，这些压力在过去近十年间阻碍了该种的恢复。
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大规模移民的推动下，卡尔梅克地区经济在战后得到迅速恢复发展，陷入一场现代化的狂热中。尽管回到和重新建立“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人显然没有办法回到那种传统游牧生活中去。所有的牲畜和草场，现在都是国营集体农场财产。
1950-2000年卡尔梅克地区牲畜数量变化图
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羊约占该地区牲畜总数的三分之二，其次是牛（约20%）和马（约13%）。20世纪20年代，羊的比例增长到74%，而牛和马的比例分别下降到16%和7.5%。3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羊和马的比例分别上调和下降数个百分点。但正是在20世纪60年代，卡尔梅克经历了苏联时代以来牲畜结构最大的变化，短短十年内，羊的比例陡增至85%或更多，而马的比例降到1%以下。
绵羊数量的空前增长⑦导致了饲料短缺问题，这促使人们尝试“改良”天然牧场，将其转变为耕地，以种植更多的牧草。20世纪60年代，卡尔梅克共有超过15万公顷的牧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而被耕犁，至70年代初，所有这些土地几乎全都被严重风蚀破坏，以至于没有任何植被覆盖的程度。
卡尔梅克赛加种群产羔地位置变化示意图
除此之外，60年代中期，卡尔梅克北部开始兴建一个大规模灌溉网络，旨在将湖泊众多的萨尔帕洼地改造成一个集约化农业区。在此之前，这个地区，特别是北部区域，对赛加羚羊是很好的栖息地，尤其是春季，那里会长满大量茂盛草类，提供大量该种最为青睐的食物（如香荠、雀麦、大戟和早熟禾等），此外在洼地内部隐藏着大片尚未开发的平坦地带，十分适合雌性羚羊产仔，也是赛加羚羊在卡尔梅克最主要的产羔地。当萨尔帕灌溉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后。很快使得该地区不再适合赛加羚羊栖居⑧，迫使种群不得不停留在卡尔梅克中部地区度过最初的产仔季节（4月至5月）。
在这种情况下，赛加羚羊很快显示出另一次巨大的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1973年的确是标志着种群增长的开始，几乎和此前增长一样迅速，甚至更加长久。面对不断增长的人类活动压力，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似乎表明种群正在触底反弹。但随后过度的狩猎压力再次引发了1978年高峰后新一轮下降。
如同60年代情况一样，狩猎活动在80年代初仍然很严重，使得已经减少的赛加种群进一步陷入严重衰落。与此同时，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正变得越来越疯狂。20世纪70年代末，在萨尔帕洼地启动一项新的灌溉项目——“卡尔梅克-阿斯特拉罕”水利设施，旨在将这一地区改造成重要水稻产地。这个庞大的项目正在迅速吞噬赛加羚羊春季草场最后剩余部分，与此同时，卡尔梅克西部和邻近省份的草原也在逐渐变成一片片整齐均匀的耕地。并且由于新修建的运河及道路，该种夏季迁往埃尔根尼（Ergeni heights）和库马-马内奇流域（Kuma–Manych Canal）的迁徙之路实际上被切断。
2015年5月，哈萨克斯坦，因瘟疫而死亡的赛加羚羊尸体被铲倒一起后深埋
随着这些地区灌溉农业的发展，及为“改善”中南部干旱地区天然牧场质量而修建的人工水道和水库，在许多方面都严重影响了赛加羚羊的生存。除了剥夺栖息地之外，这些灌溉设施提供更多可利用水源，吸引大批动物聚集，造成周边草场退化。此外，不断扩大的引水渠网络（最终达到1300公里）极大的削弱了该种的季节迁徙习性。众所周知，灌溉沟渠是在无视野生动物存在的情况下修建的，这对赛加种群中造成严重损失，大部分情况发生在幼崽陪伴母亲从产羔地返回的途中。例如1977年5月，超过14万只赛加羚羊——其中多数是3~10天大的新生儿，被发现死于卡尔梅克中部一条5公里长的灌溉渠，因为无法越过沟渠而淹死。随着灌溉系统越来越完善，运输网络也呈密集化趋势。1960年，卡尔梅克公路总里程只有100公里左右；至1986年，已经达到1604公里。像沟渠一样，道路越来越阻碍动物迁徙，成为一个强大的威胁因素。
直到1995年，使赛加羚羊处于持续萧条状态最主要原因是来自绵羊的竞争，卡尔梅克是苏联农业政策重点发展地区，当地养羊业十分庞大，至1980年时，该地区共饲养有超过300万只羊，且之后一直保持在这个水平之上，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必须指出，这一数字来自官方统计年鉴，仅考虑到国营农场数字，为了解80年代绵羊在该地区的真实数值，我们应该增加个人饲养的个体——总数可能高达500万只。
此外，70年代末至80年代间，彻底废除游牧生活的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最初针对卡尔梅克牧人们，但到最后却转向问题的核心——动物本身。牲畜们被聚集到大型集体农场（其中一些饲养有超过数万只个体）里，以一种新的“集约化”方式饲养，集体农场在草场利用上几乎没有季节变化，因此，整个卡尔梅克的牲畜饲养量通常超过牧场本身承载力的两到三倍。
切尔诺泽梅利保护区的赛加羚羊
过度放牧使天然牧场很快变成一片片流动沙丘，而精心灌溉的饲草场则迅速盐碱化。过度放牧、风蚀、蒸发的综合影响在卡尔梅克核心牧区——切尔诺泽梅利斯基（俄语意为黑土地）最为明显，该地在整个80年代以每年3万至5万公顷的速率退化为荒漠。到最后，牲畜以一种极为可怕的方式做出反应——开始大量死亡，例如在1986/87年冬季，卡尔梅克有80多万只羊因饥饿而倒下。
面对这种灾难，赛加羚羊展现出一种惊人的适应能力，尽管1987年种群数比前一年减少近30%⑨，但剩余个体数量（143,000只）仍高于苏联时代最低值（1968年，116,000只），在接下来7年间，卡尔梅克的赛加种群数量一直保持着较稳定水平。
或许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这一稳定时期开始于当局为制止该地区生态恶化而采取种种措施之后。当1986/87年大灾难发生时，苏共下令将约70万只羊转移到其他地方，按照后续决策，切尔诺泽梅利斯基地区逐渐进行退耕退牧，到1990年，这片黑土区域共有80万公顷以上的天然牧场完全停止使用。看似矛盾，同一地区因过度放牧而逐渐荒漠化，成为赛加羚羊的诅咒，但反过来不久后却成为赛加的福气。由于作为竞争对手的绵羊数量锐减，切尔诺泽梅利斯基地区成了赛加最后的避难所，是该种在卡尔梅克及附近地区所能找到最安全的栖息地。
卡尔梅克地区灌溉土地增长示意图
1991年底苏联解体，标志着几十年来计划经济体制终结。自那以后，卡尔梅克牲畜存栏量一直在稳步下降，最显著的变化发生在羊身上，从1992年到2000年间，8年内由300多万头减少到不足70万，降幅达到80%。并且90年代后期，卡尔梅克生产的粗羊毛平均每公斤售价只有400卢布（按当时汇率约0.7美元），使得当地养羊业几乎处于亏损状态。此外，苏联时代新建各种灌溉设施建设，实际上也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基建费用（现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必须要从自己的预算中支出）已经成为一个太大的负担。
种种这些变化，再加上1987年重新出台的狩猎禁令，对赛加羚羊而言十分有利。的确，从1995年开始，羚羊数量似乎开始反弹上升，但不久后，情况变得更糟，且更加严重；以1987年统计到的15万只来看，卡尔梅克的赛加种群在1999年骤降至5万只左右，至2000年时已不足2.5万只⑩。
会是什么样的力量导致了这种衰落呢？虽然近些年的确发生了某些较为极端气候现象（例如强烈的冬季霜冻和夏季干旱），但远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卡尔梅克最近也没有受到任何流行病的影响，且关于这种衰落与狼群数量增长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证实。此外，自1987年开始，合法狩猎的影响已经微不足道，1996年（解禁的唯一一年）只发放了1.3万个指标。那么，在卡尔梅克赛加明显种群命运，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是什么样令人生畏的力量出现了呢？
毫无疑问，目前赛加种群的剧减很大程度上同偷猎有关。事实上，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内，这种趋势在卡尔梅克就已经被观察到了。
卡尔梅克地赛加种群变化及成年雄性所占比例
当苏联政府主动解除国有企业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时，海关管制变得宽松，这刺激了对赛加羚羊的大规模非法猎杀。再90年代末时，一公斤羚羊角（约4对）可以在卡尔梅克市场上以3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些羚羊角角会被送往东方市场，被用于某种传统药用目的。按照当地标准来看，这已经是一大笔钱，因此那几年间，每年偷猎量据信不低于1.5至2万头。此外，苏联解体后社会经济变化无疑使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首先，随着卡尔梅克牲畜数量急剧下降，这无疑增加了当地对赛加作为肉食来源的需求，事实上，那时羚羊肉可以随意在食品市场上买到，甚至在首府埃利斯塔市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从1997年开始，成年雄性赛加羚羊的比例一直在持续下降，这一事实使得捕猎赛加羚羊角的活动变得更加激烈，为了抢占来源，应该指出，后期羚羊角在卡尔梅克的收购价格已经达到每公斤100美元，这对牧区贫困人口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在赛加羚羊群中，成年雄性的比例下降到不足5%（2000年11月的一项调查估计为0.89%），卡尔梅克赛加种群的繁殖能力正受到严重损害。据1999/2000年冬季实地观察报告显示，雄性赛加不再像过去那样守卫一二十只雌性小群，而是成大群交配，平均每只雄性赛加要面对500只或更多雌性，这种改变的结果，不仅使得许多雌性赛加难以生育自己后代，对于雄性来说，繁殖季节变得更加辛苦，不可避免的对它们未来冬季几个月生存能力造成负面影响（赛加羚羊的繁殖季在每年12月份）。
香港海关查获的赛加羚羊角
考虑到赛加羚羊种群数量已经如此迅速的急剧减少，我们必须得出结论，这个物种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
在讲诉卡尔梅克的赛加羚羊故事时，我们几乎没有考虑过天气或流行病等自然因素的影响，原因很简单，至少在过去150年里，这些因素从未证明过有能力威胁赛加的生存。无论如何，应该提到的是，这片土地的确发生过自然灾难，例如1953-54年冬季饥荒，导致至少15万只赛加丧生，或者是1957年5月的口蹄疫爆发，致使大约4万只个体死亡。如果今天再发生此类小概率事件，可能会使卡尔梅克种群完全灭绝。
虽然我们都很希望这种强韧的物种能够长久地生存下去，但目前的锐减趋势需要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现在很明显，如今赛加羚羊在卡尔梅克只存于少数保护区，包括切尔诺泽梅利生物圈保护区（Chyornye Zemli Nature Reserve，建于1990年）以及3个主要为保护赛加栖息地而设立的联邦保护区，都无法有限的保护好赛加种群。问题不仅在于其覆盖范围太小，而是因为它们固定不动，但羚羊却没有，一旦离开保护，偷猎者就会骑着摩托车和汽车追捕它们。负责保护赛加羚羊的游骑兵人数太少，装备落后，无法形成强大的保护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多亏了荷兰政府通过世界自然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卡尔梅克的反偷猎组织获得了一些野外设备，有望使他们的工作更有效率。这和其他旨在保护赛加的努力（即将赛加羚羊列入CITES附录二，自1994年11月起生效）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些努力需要国际上的鼎力支持。
后记
将近400年前，从这片土地被称为卡尔梅克开始，来到这里的人们决定必须要考虑到，与他们和他们的羊群共同分享这个严酷国度野生动物们的福祉。这是很有意义得，如果没有他们为保护赛加而制定的种种规则，赛加羚羊在这个角落的命运可能和它在欧陆其他草原地带遭遇到的没什么不同。无论如何，卡尔梅克大地后来的“文明化”进程清楚地表明了经济建设的后果，而不是把土著居民的代价计入在内。19世纪和20世纪的同化政策几乎将卡尔梅克人传统的游牧文化支离破碎，同时创造了一种“竭泽而渔”的氛围，这对游牧文化和自然生态之间传统的共生关系而言是一个灾难性打击。幸好，如今再卡尔梅克开阔平原上仍然可以见到精神抖擞的赛加羚羊，这给我们关于这种伙伴关系带来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并呼吁我们从灭绝的边缘带回它。
2006年种群调查期间，利用直升飞航拍到的赛加群
［注①:蒙古亚种(S. tatarica mongolica)体型上要小于哈萨克斯坦及卡尔梅克的鞑靼亚种(S. tatarica tatarica)，并且在一些生态及行为特征上与后者不同，其进化地位仍有一些疑问，关于该种是否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物种的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注②:1935年10月22日，此地区被升级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下的卡尔梅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注③:在苏联时代以前，卡尔梅克草原的牧群平均由20至50头个体组成；20世纪30年代，一个集体农场所饲养的牲畜数量已经达到1000只或更多。］
［注④：事实上，一些作者认为半沙漠生境最适合赛加羚羊栖居，特别是因为当地植被类型以低矮灌木（如艾蒿、麻黄、地肤和转蓬等）为主，春季多一年生植物，符合其食物偏好。］
［注⑤：1950年至1994年期间，所有关于赛加羚羊种群变化及狩猎水平的主要数据均来自于索科洛夫（Sokolov）和日尔诺夫（Zhirno）。1995年以后的数据来自卡尔梅克共和国野生动物资源保护、检测和管理部分］
［注⑥：众所周知，雌性赛加羚羊在一岁时就可以生育，结对现象并不少见。但根据70和80年代在卡尔梅克进行的广泛调查，仍有3~25%的雌性赛加并不生育。］
［注⑦：60年代初时，卡尔梅克的绵羊总数约为200万头，是十年前的两倍。］
［注⑧：与萨尔帕洼地北部相比，卡尔梅克中部更加干旱，此外当地的优势物种（如猪毛菜、艾蒿及针茅）等在春季很难满足赛加羚羊的食物偏好］
［注⑨：这一比率与1986/87年冬季猎杀的1.5至2万只个体有很大关系］
［注⑩：必须指出1997-2000年赛加种群情况与前几年不同。1951年至1996年期间的估计数基于夏季产羔地结束后的空中调查。1997年并没有启动空中程序，数据是从一系列地面车辆调查中获得的，从1998年开始，为了避免过多人工干预，是在春季赛加产仔高峰期以前进行航空测量，这很可能导致对其种群数量的某种低估。然而，即使我们将1998-2000年获取数据乘以1.5（这是一个粗略的系数，基于过去几年间春夏两季航空测量的数据），由此得出的结果仍显示出某种灾难性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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