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 |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印度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传奇之一，是他的外祖父是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秘书，森的名字“Amartya”就是泰戈尔起的，意为“另一个世界的”。印度第六个诺奖得主的名字是第一个诺奖获得者起的，成为当时媒体的热点。森果然不负期望，成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以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而闻名，最著名的是关于饥荒和制度关系的研究。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称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他因此被视为是“经济学的良心”。

《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并不是专门讨论教育的，但的确给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发展也“重建了伦理层面”，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操作性方案。2002年7月11日，阿马蒂亚•森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在现场亲聆演讲，当然，一句也没听懂。从那时起，森一直是我最喜欢和最关注的学者。

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   

 “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一主题是我们陌生的。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理论中，自由主义是一种重要流派，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自由等权利，是基于法治保障的基本人权，是现代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 

阿马蒂亚•森的这一书名，鲜明地将自由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价值——“发展就是拓展自由”，它是作为古典功利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古典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是将社会发展主要建立在社会财富和经济总量的增长上，是一种以“效用”为主的评价。功利主义对于几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的贡献毫无疑问；但是，这一评价模式的缺陷同样明显。阿马蒂亚•森对此的揭示犀利而深刻，令人叹服。他批评功利主义评价的问题：

一是“后果主义”。以结果论成败，一切选择都根据其后果来评价，对于过程和动机关注太少，这种方法论的不足很容易出现竭泽而渔之类的恶果。

二是“福利主义”倾向。把社会价值评价局限在实际的效用上，把“效用”简约为物质财富，不关注诸如权利、自由、责任的实现或违反等等与经济绩效不直接相关的因素，快乐、满意、幸福等评价就消失了。

三是“总量-人均排序”的评价漠视分配过程。“人均GDP”的评价模式，把不同人的效用直接加总，追求总量最大化而不计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社会财富是按人均进行分配的，从而遮蔽了分配过程的公正。我们不仅需要关心总量增长，也应当关注幸福的不平等程度。

四是功利主义视角的效用计算、个人福利的观念并不稳定。西方经济学对个人福利绩效的假定是经济财富与人的幸福感受正相关，但这一假定本身是有问题的，因为人的幸福感、满意度很容易被心理调节和适应性态度所改变。事实上，当人的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财富增长能给他带来的幸福感并非正相关。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从1950年到1990年，美国人均GDP增长了250％，但人民的幸福感几乎没有提高，压力感反而增加了。很多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有钱不快乐”的情况。

据此，阿马蒂亚•森提出对国家发展状况进行比较的三个指标，即人均GDP，人均预期寿命和受教育程度，这就是联合国人文发展指数(HDI)的来源。整个经济学界的社会指标都发生了转向，从纯粹的GDP考量转移到绿色GDP、人文指数和国民幸福指数等。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全世界贫穷的、被剥夺的人们在经济学家中找不到任何人比阿马蒂亚•森更加言理明晰地、富有远见地捍卫他们的利益。通过阐明我们的生活质量应该不是根据我们的财富而是根据我们的自由来衡量，他的著作已经对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

什么是“实质自由”        

阿马蒂亚•森强调自由在发展中具有建构性的价值：它是发展目标的固有组成部分，自身就是价值；同时它也具有促进发展的手段性价值。

森的第一个命题是“自由是经济发展的首要目的”，而经济本身并不是目的。发展经济是增加幸福的手段，幸福才是目的。当经济增长凌驾于社会发展之上，为增长而增长，人就变成了经济增长的奴隶。这个命题说明自由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

具体地，增长与发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增长并不等于发展。社会发展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在传统功利主义的概念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促进经济增长，认为只要经济发展了，其它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今天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财富的增长和增长的财富是如何分配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如果不关注分配，那么增长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地惠泽人民。这就对发展的目标和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和社会应该在教育、医疗保健等领域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森的第二命题是“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指出了自由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的手段性价值。与那种认为自由太多会妨碍发展的偏见相反，大量的经验事实证明，自由的扩展可以极大地改善包括贫困、饥荒、妇女、人口与粮食、市场与政府作用等问题。引申这一命题，更大程度地惠民、富民，必定会更大程度增进经济的动力和活力，而不是相反。这正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种选择。

但是，究竟应当如何把握和评价自由，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阿马蒂亚•森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实质自由”的概念，从而将自由落实到了可操作的层面。他认为人的自由是一种生活的基本可行能力，而不只是抽象的价值和愿望：“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因此，“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为了获得实质性的自由，增进人的“可行能力”，森将自由权解析为五种工具性的内容：

（1）政治自由，公民权利和基本人权方面，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发展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2）经济自由，人在消费交换过程中的机会和能力，如国家的收入和财富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权益的分配关系，各类经济主体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

（3）社会机会，社会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安排，使公民能够获得更长的预期寿命，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

（4）透明性保证，社会的公开性，保证在信息公开和明晰的条件下的自由交易，保证公民对于知情权的要求，以防止腐败、渎职和私下交易。

（5）防护性保障，保护边缘和贫困人群落入困境的社会安全网，如饥荒、失业救济和贫困补助等。

这五项“实质自由”中，有的价值显而易见；有的则充满争议，尤其是政治自由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阿马蒂亚•森雄辩地论证了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首要性。

 生存权VS自由权     

随着东亚国家的经济崛起，生存权和自由权哪个更重要，成为广泛讨论的问题。关于政治自由与民主的首要性，阿马蒂亚•森将其归纳成三个命题，一是“李光耀命题”，即认为自由权利会妨碍经济增长。李光耀命题的基础是东亚经济奇迹和“亚洲价值”的特殊性，但经济学家对此已经形成共识：亚洲经济的腾飞来自开放竞争、国际市场、高识字率和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对投资出口和工业化的支持等等，并不是权威主义，所有研究都不能证明压制公民权利有利于经济发展。 

第二个命题我们也很熟悉：如果让穷人在政治自由和满足基本经济需要之间选择，他们总是会选择后者。森否认将两者对立、只能“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认为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他超越抽象讨论，通过实证研究加以验证。他在印度做的大量研究证明，“对于穷人一般不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这一命题，证据从来都是完全否定的。”作为“世界上最穷的选民之一”的印度选民，他们对基本权利的重视绝不弱于对经济贫困的不满。事实是当有选择的可能性的时候，穷人十分重视自己的政治权利。如果观察一下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等亚洲国家的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历程，这一事实显而易见。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也在提供证据。我们看到那么多农村学生被冒名顶替的升学机会，就不难理解森所说的“经济需要的紧迫性加强而不是削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包括市民、富裕人群）最短缺的并不是经济资源，而是权利。

第三个命题是关于亚洲价值的，森认为对第一个命题的回答已经否定了这个命题。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亚洲价值”，同样经济起飞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台湾并非威权体制，亚洲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具有普遍性的。

森对政治民主和自由的工具价值最著名的，是关于饥荒的研究。他长期关注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埃塞俄比亚等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饥荒问题，探讨饥荒和制度的关系，著有《贫困与饥荒》一书。他的洞见，是发现饥荒并不是粮食供应的函数，而是交换权利的函数。事实上，“一些最严重的饥荒正是在人均粮食供给没有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发生的。”结论是世界上所有的大饥荒无一例外，都发生在政治不民主、新闻不自由的国家。造成饥荒的主要原因不是粮食的绝对短缺，而是信息系统和分配机制的不完善。以中国1960年代的大饥荒为例，很多地方粮库存有大量粮食，但中央政府很晚才知道真实情况，而且没有人敢发粮赈灾。作为一个比较，印度1947年独立后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制度，尽管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教育等方面远比中国落后，但是1947年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饥荒。

穷国可以发展福利吗？ 

阿马蒂亚•森的研究中，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命题是“穷国也可以发展福利吗”？这对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极为重要，而且具有挑战性。 

我们耳熟能详的流行观点认为，社会福利是经济高度增长的后果，是发达国家才能享有的奢侈品，发展中国家首先要发展，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发展阶段论”“做大蛋糕论”。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蛋糕究竟要做到多大才可以改善福利。于是，我们看着众多经济能力远不如中国的国家，如俄罗斯、古巴、泰国等等，在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上走到了中国前面。阿马蒂亚•森坚决反对“人的发展仅仅是富国才付得起的奢侈品”这一观点。他辨析了两个前提性的问题，一是经济增长一定会增加国民的福利吗；二是许多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是何时建立的？

森论证，一般而言经济增长对于生活质量譬如寿命延长具有促进作用；但正相关的因素是穷人收入的增加和公共开支中医疗保健支出的增加。换言之，不注意这两项，GDP增长并不会带来预期寿命的提高。所以，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增长的成果是如何使用的。”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很多发达国家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是在经济起飞之前就建立起来的，日本和韩国就是典型的例子。日本的全民公共教育体系早在明治维新时就已经确立，正是比较高的教育水平才促进了这些国家之后的经济起飞。

森举了一个英国的例子说明共享性的福利政策的价值：二战期间英国不得不实行基于供给制的普惠的福利制度，结果尽管英国的人均食品供给量显著下降，但营养不足的情况大为下降，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几乎完全消失，死亡率也大为下降（战争伤亡除外）。

森不仅颠覆了“先经济、后保障”的老生常谈，而且论证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之间的关系，揭示其内在的机理。第一种类型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比如日本、韩国。第二种是经济高速增长但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并没有提高，比如巴西等南美国家。第三种是成功提高了人均寿命和生活质量，但经济没有实现增长，比如斯里兰卡和改革前的中国、印度的克拉拉邦。森分析了两种不同的福利改善机制：一种是增长的机制，即通过经济增长来扩大社会福利（日本和韩国）；另一种是扶持引导的机制，通过精心策划的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扶助计划而提高生活质量（改革前的中国、印度的克拉拉邦）。因此，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个国家不必等到富裕之后才能进行基本教育和医疗的建设，原因在于相对成本：“一个贫穷的经济可能只拥有较少的钱用于医疗保健和教育；但与富国相比，它也只需要较少的钱就能提供富国花多得多的钱才能提供的服务”。况且，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本身也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真是令人豁然开朗，说到点子上了。

森非常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变革。他认为经济改革前中国农村的土地改革、普及识字、扩大公共医疗保健等政策，对改革后的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得到更多的承认。改革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就是一个在发展中国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明显改善农民健康的成功案例，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

阿马蒂亚•森还有许多的研究和观点令人眼睛为之一亮。例如，森讨论了“人力资本”与“人类可行能力”之间的区别，认为“必须超越人力资本概念”（但并不是取代它，而是拓宽它）。两者都关注人，内涵上有一定的重合，但人力资本更强调教育直接的效用，如同运用实物资本那样；而人类可行能力的视角更为综合，聚焦于扩展人们真实选择的能力，去过他们所珍视的那种生活。因为“仅仅在生产性使用的意义上看待人类，是贬低人性”——如同赞美一个衣橱那样赞美一个人！ 

一句话总结：以自由看待发展，就是追求一种“公正的发展”，就是追求“以生活幸福为目标的现代化”。在书的结尾，阿马蒂亚•森提出的核心诉求是：让个人自由成为社会的承诺！

本文作者：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