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教育系统的内卷化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整体性、全民性的，各个阶层都在焦虑。二是内卷从孩子的低龄阶段就开始了，从小学阶段下沉到幼儿园，其实对应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择校竞争。这种择校竞争由来已久，而且越来越普遍，竞争性越来越强。为此，我们就要考虑，为什么出现了这么严重的教育内卷、择校竞争，或者说“学历军备竞赛”。对于这个问题，教育界内外也有很多人做过解释，笔者认为都不是特别完满。01对教育内卷化成因的误解高考制度由于存在着高考制度，因此，竞争就不可避免，而且越来越激烈。这一说法有没有道理呢？笔者认为不是很有道理。20世纪90年代初，高考录取率非常低，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70后”“80后”的学生都很清楚，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这么多补课，没有那么大压力，寒暑假、节假日，学生都是可以游戏和休息的。而现在的高考录取率，很多省份已经超过了90%，为什么教育机会增加了，竞争反而更激烈了呢？因此，“高考引发”的说法不是很说得通。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另外一种很流行的说法是“优质教育资源短缺论”。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总是短缺的，所以大家要竞争，以享受最好的资源。这种说法也似是而非。近二三十年以来，尤其近十年以来，优质教育资源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毫无疑问是增加了。生源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从总体而言是大幅度减少了。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优质教育资源在不断增加，学生在不断减少，但是入学竞争更为激烈了，这是单纯的资源问题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一千多年科举教育传统的核心价值就是读书做官，做人上人。在当前的教育竞争中，我们把这种“传统价值”格外合理化了，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其实，五四运动之后，出人头地、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就得到了很严厉的校正，像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理念，都在校正这种“精英主义”的教育价值观。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能够自食其力、健康、快乐的人，这种观念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比较普及的。当时的说法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以及人们经常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并没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没有说就是要上大学。所以，归因于传统，也不太说得过去。独生子女政策还有一种解释，就是独生子女政策。因为只有一个子女，所以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天才来培养，必须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名牌大学。这个因素是否存在呢？无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说对家长的教育选择的确影响很大。大家都知道，过去在多子女的时代，很多城镇家庭有三四个孩子，在农村则更多一些。那时候先经过了一轮自然选择，也就是说，每个家长对自己的几个子女适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数——调皮捣蛋的、喜欢打架的，送他去当兵；忠厚老实的，留在家里种地养老；爱算账的，去做生意。一个家庭四五个孩子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是喜欢看书学习的，家长就让这样的孩子去上学。在独生子女的情况下，这种选择就消失了。家长千方百计让孩子接受所谓最好的教育。但是，独生子女这个因素，笔者认为也不应被夸大，因为独生子女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行，至今几十年了，教育生态的恶化、教育的“内卷化”都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剧的，尤其是近几年更加严重。显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中产焦虑也有人说，这是中产焦虑导致的。因为近十年中产阶层的出现，中产阶层的“地位恐慌”特别严重，所以把很多精力投入到升学竞争当中，加入“学历军备竞赛”。中产焦虑或者说中产家庭、白领家庭对教育更为重视，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他亚洲国家，它们的中产不焦虑吗？日本、韩国风平浪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和初中还算平静。例如，韩国的义务教育，每个学生都是就近入学，无需家长接送。笔者调研过，很多韩国家长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择校标准有两个：第一，离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顿饭。这等于没择校。韩国小学生下午也有课外补习班，但主要是音、体、美方面的，就是艺术的学习，还有一小部分是学习英语。在韩国义务教育阶段，竞争性的学习和培训是被严格禁止的，不存在考级。综上所述，教育内卷虽存在高考制度、中产焦虑、独生子女政策等因素，但这些都是背景性、整体性的，或者说是较长时期内都会存在的背景，并不是最近十年来教育生态急剧恶化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究其原因是没有真正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02教育内卷化症结在哪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家长和舆论，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长、教师，都没有真正建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很多人认为，学习就是要有竞争、有淘汰，就是人生起跑线上的竞争。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义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确定的基本人权，是保障性的教育。因为是保障性、基础性的教育，所以是非选择、非淘汰、非竞争性的，实行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政策，就是为了体现这一价值，保障每个学生的教育权利。义务教育不是竞争性的，强烈的竞争性和淘汰性则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这些问题需要被拨乱反正，需要经常说。倘若所有学校都是差不多的，当然选择离家最近的学校最合理，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义务教育段的基本现实。小学生的天职就是游戏、健康成长、锻炼、郊游，而不是把学业竞争作为主要使命。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提出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前几年，全国各地都在进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几乎所有地方都通过验收。也就是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从管理部门的角度已经实现了，但是现实中，哪个地方只要有择校竞争，只要有学区房，只要有重点学校，就说明那里的均衡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各个大城市，择校竞争都很严重，根本原因就是学校差距比较大。需要讨论的是，按照国家的政策法令，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提出了那么多年，为什么还是达不到均衡？管理惯性的影响这里有一个历史原因：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建立了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那时还没有建立义务教育制度），重点学校制度有利于快速地为工业化培养专业人才。当时，各地的中小学都确定很小的百分比作为重点投资、重点建设的学校，任务就是培养拔尖人才，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人才。这种教育和义务教育的价值是完全不一样的，具有很强的精英教育属性。1986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后，重点学校制度被废止，但已经实行了那么长时间，大家有一种惯性，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甚至地方政府总是觉得应该有几所优秀的学校作为示范，以带动其他大多数学校——这是一种惯常的管理思维，但是违背义务教育实施的意义。事实上，至今各地仍然存在变相的重点学校，它们的资源和办学条件要比其他学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级教师、高级教师的师资力量强。生源、财源、师源的平衡怎样才能做到学校之间的均衡发展，很清楚，就是三个“源”的均衡：生源、财源、师源。归根结底，这是一个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强调义务教育就近入学？就是为了平衡学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谓高分的学生用“掐尖”的方式聚集到一所学校，学校之间不可能是均衡的。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学来保障的。其次，财源方面，教育经费的配置应该是均衡的，不能够厚此薄彼。财源的均衡，现在大致能够做到，因为生均拨款、按人头拨款，每个学校大致是一样的。但事实上，重点学校有很多另外的渠道，即专项经费，所以资源还是要比普通学校好得多。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总体而言，义务教育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但家长择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上的差距，看重的主要是教师资源。也就是说，教师的均衡化在今天还没有完全做到，甚至没有起步。教育部也发布过关于教师流动的文件，要求义务教育学校都要进行教师流动。最早是20世纪90年代就推进过这件事，但落实情况却不令人满意。建议明确相关规定，教师四年、校长五年，必须流动。教师流动，不固定在一所学校，大家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质、教育质量也就比较均衡了。学校制度和学校体系的设计在教育公平的维度上，是掐尖、拔优、培优？还是均优，促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选择。非常可惜的是，中国大多数城市，基本都走向了“精英主义”的掐尖、拔尖、培优，打造重点学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也有人说，高考是指挥棒，因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不是这个道理。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学校制度是教育系统的底盘。也就是说，这个底盘设计得是平衡的？还是有很明显的倾斜或者倾向性？两种设计导致的区域教育生态是很不一样的。笔者建议，今后一段时期内，教育改革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是要改革公办学校体系，使它真正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实现均衡发展。家校关系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应该各有分工，各有场所和边界。在整体改善教育生态的过程中，家长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当前的问题是家校关系过于亲密，逾越了各自的界限：家长一定程度上可以干预学校的教学行为，教师则转移责任让家长当助教。现在学校和家庭的关系异常“亲密”，学校利用微信群等，时刻与家长联系着。很多微信群成为家长的马屁群。这种家校关系是非常扭曲的。一些教师利用“家校通”等通信工具制造焦虑，对学生进行评价比较：今天某某同学又得了一个什么“优”，得了一朵“小红花”等。言下之意，没有得“小红花”的家长自己掂量。所以，在互联网时代、在信息时代，如何构建和保持恰当的家校关系，是很大的命题。笔者认为，我们现在没有多少人对这个问题有发言权：家校关系到什么程度是恰当的、合适的。笔者就此问过一位台湾地区的教师，他说：“我们没有‘家校通’这些东西。教师是专业的工作，不是每个家长都能插话的；我们的教育活动也不需要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按照我们的准则来做。”也就是说，学校和家庭是有距离的，不应该时时刻刻地紧密联系。这位教师还说道：“我们有事情会给家长发通知，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发一个通知，仅此而已。不需要时时刻刻跟家长打交道，否则会给学校带来很大干扰——因为家长的心态大家都可以理解，如果每个家长都把自己的意见释放到学校，学校就难以承受，学校的教育行为也要变形。学校把教师的责任转移给家长，让家长给当助教，学校方面也是有很大问题的。”在教育理论当中，三种不同的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场所或者边界。家庭教育有自己独特的功能，并不是帮助学校提分或者帮助教师改作业，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发现孩子与众不同的禀赋、特长、兴趣、爱好，然后鼓励孩子自我发现、自我实现。为什么美国学校下午下课时间很早，一点半左右就下课？美国的一位教师就这个问题说道：“我们必须给家庭教育让出必要的时间，不能让学校教育把学生的时间都占了，因为学校面对的是几十个孩子，教师不可能对他们进行个性化的特殊关注——这是家庭的责任；家长面对自己的孩子，就应该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发现孩子独特的自我，并且鼓励、培养他们的特长、兴趣，让他们走上一条自我发展的道路。”这是美国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分工。03防止教育内卷化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今天，全社会弥漫着一种极度功利主义的观念：上学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无论家长是什么文化程度，都好像变成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近段时间，关于高中阶段的“普职比”备受关注。保持5∶5的普职比不是新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多年来一直是要这么做的，这里就涉及对职业教育功能和重要性的认识。尽管在中国传统观念当中，会有“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必须与它的经济、市场和产业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这个社会总是需要有足够多的人进入经济领域、职业领域，成为技工或者职业人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18年教育概览（Education

中国目前在学前教育阶段面临的现实困境，一方面是0-3岁幼儿的托育服务存在着严重的供给缺口，另一方面，随着未来出生人口的下降，目前针对3-5岁儿童提供的幼儿园服务可能从高覆盖率进一步演变到供给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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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在本文的上篇中，作者对“教育产业化”进行了释义，同时回溯了“教育产业化”二三十年的勃兴之路。（点击《杨东平

前言：7月以来，“双减”政策引致教育界的轰然地震。曾经体量巨大、风光无限的课外培训机构几遭“团灭”，民办教育被强制“瘦身”，是非功过，也许要待尘埃落定才能评价。但是，如果超越利益是非的具体纠缠，退后几步，整体性地看待近二三十年的教育发展，其中的脉络其实清晰可见。此番整治的动机，就是对实行多年的“教育产业化”或称“教育市场化”路线的矫治，使公办学校恢复其应有的公共性、公平性和公益性，使教育重新回归树人育人的基本宗旨。本文试对我国“教育产业化”的发展过程做一粗浅的梳理，并提出可能的治理思路。“教育市场化”释义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继续讨论衡水中学的话题。所有的超级中学，这种实行比较野蛮的应试训练模式的学校都会说，我们的升学率提高了，帮助农村学生走出大山了。这也是衡水中学自我辩护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说辞。但是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晰地知道这并非事实，这还需要用统计和事实来说明。研究表明，超级中学里的农村学生更少关于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2016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发表过一篇非常重要的论文，其根据一所大学连续5年的招生数据，来判断在普通中学和超级中学中，农村户籍学生的比例。研究表明，超级中学农村户籍学生的录取率仅为一般中学的1/8。刚看到这个数据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超级中学的农村学生没有我们想象的多，但是也并没想到它比普通中学要少这么多。那么为什么超级中学的农村学生会更少？这是因为这些超级中学往往设立在地级市或者省会城市，所以其门槛更高，生活成本也更高。另外它采取在更大范围内掐尖招生的方式，因此它也并不是面向弱势阶层学生、农村学生的招生，而主要面向高分学生。许多学习成绩一般的农村学生就进不去。第三则在于其也有着较高的收费标准。由此可见，不仅超级中学当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更低，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它会降低全省农村学生的教育机会。为什么这么说？这就是所谓的教育内卷化。因为出现了一两所超级中学，其他学校的好学生、好教师都被挖走了，在本县没有好高中了，所以很多学生在初中的时候就会流失。比如去石家庄上学等等。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基础教育的“水土流失”，著名的“县中现象”，成就了一两所所谓的优秀学校，往往导致大多数学校的滑坡。因此在河北省每年的招生季节，各地都对衡水中学的招生严防死守，要保住自己的一些好苗子。很多学校也很无奈和悲观，要么堵住衡水，要么学习衡水。但是若你不能学好衡水模式，仍旧没有多少竞争力，所以它对一个省教育生态的损害极其严重。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河北省的高考分数已经在整体上被抬得很高了，超过600分考生的比例也非常高，然而研究型大学的招生人数却并未增加。其每年招生人数大致为一个常数，并不会因为考分提高就增加投放。由此这就人为地加剧了考试竞争和分数竞争，而并未给河北省带来实惠。从衡中的学费榜，也可以感受到这并非农村学生的“乐土”另一方面，从衡水中学的学费榜上也可知，这里也并不是适合农村学生生存的土地。可以看到绝大多数想要进入衡中复读的学生，一年的学费为25,000~35,000元，这还未算上生活费和住宿费，显然其已远远超出了农村学生正常的负担能力。当然它采取的是差别化收费，如高考666分以上的只收2000块钱；在其之下的则需收费25000元；而550分以下的要收费35,000元。即分数越低，收费越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衡水中学的发展实际上经历了不同的阶段。90年代初，从一所农村的薄弱学校成长为一个具有较高升学率名校的时候，它的确对当地的农村学生而言是一种福音。但是此后随着其逐渐地向唯升学率、唯考试、唯分数的模式发展，并且发展出了一种大规模的盈利模式。至此，所谓为穷人通过高考改命、实现梦想的故事已然变质了。衡水中学的教育产业化、资本化之路由此，我们需要意识到近年来衡水中学走上了一条教育产业化、资本化之路。它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迅速扩张，在全国建立了30多所分校，甚至在马来西亚还建了一所分校。在今年3月12日，衡水系的第一高中集团在美国上市。其目前设有19所高中，其中15所学校挂名了衡水的字样，均为衡水中学在各地举办的学校。所以衡水中学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一所普通的高中，超越了一种教育模式、管理模式，而成为了一种市场行为、资本行为。衡水中学作为一所典型的超级中学，有着三个成功的秘诀，我认为其一就是通过掐尖和极端的刷题训练来制造高考神话。其实在它每年考入北大清华的学生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是绝大多数，都是通过高考复读来获得了相应的机会，即其多从高分复读生中产生。其二为公私不分的办学模式，即衡水中学是一个公办学校，它每年实际上只能招收1000个学生，但它又与民办的衡水一中进行了合作，并对外宣称是一个学校，即衡水中学。由此，依靠只有这一对外形象的宣传，它就可以假借民办学校的身份来实现跨区域招生、招收复读生、收取高额学费等，从而打破了公办学校不允许跨区域招生的限制。其三则为超大规模招生，衡水中学每年招收1000名学生，加之衡水一中每年招收的3000名学生，由此其每年就能够招收到4000多名学生。可见招生规模极其庞大。我个人认为今年3月第一高中集团的上市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即其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衡水中学自称是素质教育的神话。一个教育机构，一个学校，若是以上市作为追求，就意味着其已然背离了教育的初心和宗旨。它办的是企业而非学校，追求的是利润，需要负责的是资本、股东和投资人。其管理行为必然是以资本效益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因此其必然要追求大规模、高速度和高效益，而不再关心如人的全面发展、身体健康和树人育人这些所谓的教育逻辑和教育的价值。这就是我们在衡水中学的现实中所切实感受到的。有人说这种建立在违规招生、生源掠夺基础上的学校是一种假优质学校，要警惕这种以悬赏招生为竞争手法的学校。也有人说整个河北大地“寸草不生”，只有衡水中学“一枝独秀”，这既不是什么教育规律，也不是什么市场规律，是一种必须纠正的恶性竞争。对超级中学的治理，首先要改变公私不分的办学模式当前随着新政策的出台，清理整顿超级中学已经提上日程。而我认为对超级中学的治理，首先就是要改变公私不分的办学模式，公办学校就是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就是民办学校，两者必须分开。第二，国家对高中学校的办学规模是有明确规定的，要按国家规定来缩小办学规模，改变这种盈利模式。而许多民办学校的招生规模都很大，有着1万至2万人的规模，实际上就是为了盈利。因此，控制民办学校盈利最为简单的方式就是限制招生规模。例如教育部规定了高中办学规模最高不超过3000人，那么就依照这个规定办理即可。第三则要改革以刷题为主的应试教育体制，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由此可见，衡水中学不仅输出了一种教育模式，即一种极端的应试教育模式，而且还输出了一种半军事化的高强度高竞争的管理模式。此外其还输出了一个东西，就是价值观，这也是我们下一次要继续讨论的内容。查看更多往期内容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杨东平教育洞察」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年高考季的时候，由于衡水中学一个毕业生的演讲，“土猪拱白菜”这段话轰动了全网，围绕衡水中学的讨论又一次形成了高峰。关于衡水中学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要讨论它，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重大的，的确是需要我们面对的。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是要回答究竟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素质教育？关于衡中的讨论很难，经常有人说，“你没去过你就说话”“不客观”等等。所以我们更多需要的是用事实，而非仅仅靠立场和观点来说话。先说说这么一个背景，衡水中学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基础教育当中比较极端的应试教育模式。有人说其实中国的绝大多数学校都具有衡水中学的性质，也就是说都是以应试教育为特点的，无论是县中、重点中学，包括那些民办学校都是追求升学率的。这的确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如果仅仅以“高考竞争”来为这种教育模式辩护，还是较为幼稚。即便存在高考竞争的情况下，大家使用的手段、教学和管理的模式仍然是很不相同的。有人用竞技体育来论证衡水模式的合理性，其实将高中教育跟竞技体育相提并论，已经透露了这种应试模式的一种核心价值，即将教育直接异化为竞技的过程，而放弃了育人的目标。而且我们要看到即便竞技体育也是有规则和底线的，例如不能使用兴奋剂，那么在我们的基础教育当中，底线何在？衡水中学作为一种应试教育极致化的标本，它的危害就在于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进而控制学生的思想和意识，使之“万念归一”——唯一地为了考试、为了分数、为了升学。这与国家的教育方针、高中教育的目标已偏离甚远。其实我们都清楚，无论是衡水中学的学生、家长、老师，还是衡水中学以外的大家都有一个基本常识，内心都知道它其实是不好的，是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持续发展的。只不过大家是基于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即为了赢得高考孤注一掷。但是在恢复高考40年以后的今天，来反思应试教育，其实可以有更多的选择，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问题。为什么说衡水中学是一种极端应试的教育模式，我想它有一些特点。1.高竞争、强控制第一，我们将其归纳为高竞争、强控制。在应试训练方面它用一年以上的时间备考刷题。有人说它是用整个高三，有的认为还不止如此，高二就开始进行备考刷题了。这个做法严重违反了教育部规定的高中课程计划。另外衡水中学高一高二每两周休息一天，高三一个月休息一天，甚至只有小半天，这是对师生的休息权的一种侵犯。学校的训练模式就是采取日测、周试、月考、期中考、期末考等等频繁频密地刷题训练。有一张衡水高三毕业女生的照片，她跟高中三年的试卷合影，试卷厚度甚至超过了她的身高。2.准军事化管理另外，就是实行一种准军事化的管理，也被称为量化管理。实际上就是管理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包括成绩、纪律、卫生、跑操，这是考核的四大指标，也事关班主任的奖金。起床吃饭的时间都被压缩到最短。在校园里面学生通常只能跑步，这是衡中的一个奇观。我觉得它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保证了学生的8小时睡眠，但此后又是十几个小时的学习。那么这种高竞争严控制的后果，首先就是对学生身体健康严重的伤害。有人说胃病、神经衰弱已经成为衡中的“校病”，女生的月经不调也非常普遍。有一篇流行的网文，是一位衡中女生写的，《我在衡水中学的三年》，她说这三年是从头病到脚，吃饭吃得非常快，胃病就来了，各种胃药怎么吃都不好，痛经很厉害，然后腰肌劳损发展为椎间盘突出，还有各种低烧等等，影响最大的还是神经衰弱，晚上不容易睡着，早上5:30又必须要起床，所以非常焦虑，也非常在乎别人的评价，有很强的负罪感，经常做噩梦，一直到现在离开衡中几年以后还是做噩梦，梦见又回到了衡中复读。然后她在大学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又得了抑郁症，休学。这个学生当然是个案，但是她的情况有相当普遍性，因为郑也夫在北大社会学系做过一个调查，是他们衡中毕业的学生自己做的一个社会调查。其中有一个学生说她高中三年就没有脱过衣服睡觉，冬天就是盖着羽绒服，因为早上没有时间叠被子。她说这样子的情况在衡中不是少数。说老实话，我看到这个学生的说法，就感到非常沉痛。一个青春期的高中女生三年没有脱过衣服睡觉，你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不光是学生，衡中老师的工作压力及其对健康的损害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要比学生到得更早，离得更晚。频密的考试、测试老师都要及时反馈，所以他的工作量非常大。有人说衡中基本上没有40岁以上的老师在第一线，可见这种教育模式也是以牺牲教师的健康为代价的。3.严密的精神控制与此同时，衡中对学生实行严密的精神控制，严格约束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形成一种高密度半封闭的高压环境。学生的每一分钟都要集中到考试这个中心题目上，不准提出异议，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在提示学生要认真学习，学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围绕着学生的学习，“学习就是生命”，“学习就是一切”的思想深入人心。在这个过程当中，班主任具有很大的权威，学生必须绝对服从。学生的学生会、社团等都不是学生自主管理的，也没有选修课，网上的选修课大多是做样子的，就是给别人看的。同时，学校对学生有非常苛刻的清规戒律，比如说上课不能转笔，不能靠墙，不能回头，不能看窗外，不能走神，不能咬笔，不能总是跑厕所，不能顶撞老师，不能心情不好，不能慢，不能笑，不能和同学说太多话，不能退步，不能生病，很多的不能。动辄给你一个负面的评价，稍微严重一点就要请家长。凡是与考试无关的书都不准带入学校，凡是与课本不同的观点都不准提出，否则按违规处理，甚至要求学生不能吃某些水果，以免拉肚子影响学习。甚至还有要求学生在冬天的时候不要洗头，以免受凉影响学习。可见，学校的管理确实是把学生的生长和生活全部扔在一边，为了考试、为了成绩，其他都是不重要的，甚至还严重存在着体罚学生的现象。从江苏去衡中考察的教师发现，几乎每个班都有6~9个学生，被罚站一节课，站在教室后面学习。其实他们的犯规无非就是上课讲话或者借东西，早操迟到了几秒钟，作业未按规定提交等一些极其轻微的过失。4.缺少交往和沟通在这种高竞争、严控制的管理模式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即学生没有时间交往和闲聊。有个学生写道，即便是一个宿舍的同学平时说话的机会也不多，因为回宿舍就是为了休息，还有午晚休的纪律也规定不能说话，如此其就造成了一种秩序，即你不会影响别人的学习，别人也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所有的生活只有一个词，就是学习，就是不断地压缩自己，完全忽略和取消刷题之外一切的人生内容和教育功能。而对于青春期的学生，其社会化学习、交往和沟通是极其重要的，远胜于学业成就的一种技能，但在这样的模式当中，将它们全部取消了。因此它不仅不是素质教育，而且是反教育的。很多听众肯定会有这样一个疑问，因为为衡水中学辩护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它实际上也提高了农村学生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每年有那么多学生进入985、211，这是不是造福了农村学生呢？这个问题我们下期讨论。查看更多往期内容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杨东平教育洞察」

郑强教授曾说过：人生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你跑得多快，而在于你能跑多远。但在我国，人们好像更注重你的起跑线有多高。人民大学教授高钢也很关注中国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在他的孩子去美国读小学之后，他更是亲身感受到了中美教育的巨大差异。因为本身又是大学教授，看着大学生的种种行为，他忽然就找到了原因，我们的大学生之所以沉沦、懒散，没有中小学生那种奋发向上的精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提前经历了残酷的竞争。中小学竞争的残酷性我们都看到了，为了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们的孩子从上幼儿园起就进入了疯狂的学习阶段，上各种补习班，超前学习各种内容，疯狂的刷题，这种学习模式看起来提高了我们的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埋下了一些可怕的恶果，这些恶果大学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了。高钢教授说，当今的大学生存在很多问题，大部分都与中小学的残酷竞争有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01中小学学习模式已经完全不适合大学，让很多大学生无所适从，感到力不从心。我们的大学学习模式与中小学是完全不同的，这就导致我们的很多大学生无所适从，不知道该怎么学习。在中小学，一般都是以学习书本知识为主，老师也主要采取讲授的方式让学生学习，这样学生的学习就完全是被动的。但到了大学，知识量更广，学习内容也不完全局限于书本，老师也不会讲述过多，一切都靠学生自己了。这对每一个学生的自学能力都有了很高的要求。有些孩子完全不会自学，不会主动地去学习，所以很多孩子就无法适应大学生活。一些中小学的学霸到了大学以后变得普普通通，不但不爱学习不会学习，甚至厌学，这都是中小学被动的学习模式造成的。02很多大学生没有了学习的目标，变的懒散堕落，挂科倒成了正常现象。我们的孩子从上小学的第一天就有很明确的学习目标，那就是要考一百分，要考第一名，这种奋斗目标几乎贯穿每个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为了这个目标，可以熬夜刷题，可以长时间的不睡觉，不管怎么努力，在很多人看来都是值得的。但大学不同，大学生只要考60分就行了，就算你考一百分和60分的结局是一样的，无非是顺利拿到毕业证而已。于是，我们的大学生就不知道该如何学习了，很多学生变得懒散，彻夜地玩游戏，甚至逃课。60分万岁害了很多大学生，有些孩子平时根本不上课，临考试了才看看书，有些玩游戏上瘾，甚至临考试也不想看书，导致挂科。这些年，大学生挂科现象越来越严重，在一些985、211名校，甚至达到了20%左右。连人民日报也忍不住发文：这样的大学生，你不失业，天理难容！03外国大学生的阅读量是中国的五倍，我们的大学生普遍不爱读书，甚至不读书。高钢教授说，我们的大学生最大的问题是不爱读书，甚至是不读书。和很多外国大学生比较，外国大学生的阅读量是中国的五倍多,我们的阅读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中小学生从小就进入了残酷的竞争，虽然学习上投入了很多，但阅读上并没有，他们大量的时间都用在了刷题和上辅导班上，一些孩子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就算有时间，他们也不愿读书，更愿意去玩。到了大学以后，这种弊端就更明显了，虽然大学相对轻松，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但我们的大学生根本没有养成阅读的习惯，所以很多孩子依然不读书。他们宁愿玩手机、玩游戏也不愿意看书。阅读量少，导致学生知识储备不足，知识面狭窄，学习深度不够。当然，这种残酷竞争的现象我们一般人也无法解决。只要中高考存在，这种竞争模式就不可能消失。但作为家长，怎么让自己的孩子尽量避免出现以上问题，个人认为，作为家长，一定要做到以下几点：1、不要在中小学给孩子过分施加压力，不要逼孩子过度的学习。以免孩子长大后严重厌学。2、从小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让孩子从内心热爱读书，喜欢读书，博览群书。3、有条件的话多带孩子出去旅游，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拓宽知识面。学习是场马拉松比赛，开始跑得很快，不代表你就能赢得别人。但愿我们的教育能尽快改变，特别是中小学，把孩子们从残酷的竞争中尽快解放出来！来源｜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命题——为什么说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学习者？为什么喜欢学习的孩子后来厌学了？每个孩子都是天生的学习者，很多人对这一点是有怀疑的，但是一个好的教育者对这一点是深信不疑。我们有很多事实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婴儿的学习过程。我们看到婴儿学习说话，学习和人交往和他最初的学习，是一种人类的本能，他并不需要上学习班学习语法，他就是有这种学习能力，这是人类天生的一种能力——天生会学习、爱学习，而且天生具有好奇心、想象力。我们都知道儿童的问题特别多，一个四五岁的儿童会问非常多的问题，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没问题了。事实上，是我们的教育过程把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慢慢压抑了。很多人包括毕加索都说过，他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回到儿童时代的想象力、好奇心，恢复儿童的能力。所以我们要无限相信儿童的学习潜力，相信儿童是一个天生的学习者。老师会说，那为什么我们每个班都有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我觉得有一个人说得很好，每个班都有一些不爱学习的学生，但是他们都有一件他们自己最喜欢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不喜欢你的教学，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他喜欢的事；他是有他的爱好，有他的兴趣的方向的。所以我们真正值得关注的，或者说真的问题是——为什么天生喜欢学习的孩子后来逐渐变得厌学了，变得没有问题了？静待花开：认识儿童学习的共性我想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析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要认识儿童一些共性的特点。在幼儿园、小学，儿童究竟是如何学习的？我们用成人化的考试测验强迫记忆、竞赛排名……来规范儿童的学习，而这个跟儿童学习的特点是并不相吻合的。我们知道儿童的成长分为不同的阶段。认知阶段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不要把儿童时候的成败得失视为一种结果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现在我们都已经知道，标准答案肯定是不会。因为教育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人生竞赛的根本就不是起点，而是终点！所以真正的挑战并不是在起跑线上而是在青少年成长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如果是在起点上竞争，那他不是输在起跑线上，而只会累死在起跑线上。因为一个孩子从小到大，是从婴幼儿到少儿到青少年到青年到成人，这个漫长的成长过程，是蕴涵着很大的风险和危险的。比如说健康的问题、心理疾病的问题，比如说遭受到各种挫折和打击等等，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青少年的自杀、猝死，还有很多少年得志最后泯然众人、不了了之的故事，非常之多。所以我们竞赛的根本就不是起点，而是人生的成功。这里面又涉及到一个对于成功的定义。到底什么叫输，什么叫赢？我们通常在小时候把上名校、拿名校学历认为就是成功，后来发现有了名校学历也不见得就有好的职业、好的归宿，后来我们意识到成功是追求职业的成功、追求卓越，再后来发现很多人功成名就但是生活很不幸，最后人们认识到人生的圆满幸福是比事业成功还要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对成功与否的理解是不断升级的。我们绝对不要把儿童时候的成败得失视为一种结果。为什么现在抑郁症的儿童越来越多？我们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得抑郁症的儿童越来越多，也出现了很多学习困难的儿童，那么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人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遗传的因素；第二是长期的消极心态导致的；第三个就是他在幼年的时候缺乏父母之爱。我们意识到相当多的孩子精神不健康，主要是因为：01由于家长的焦虑不安导致了孩子缺乏安全感，而长期生活在不安全环境下的孩子最容易得抑郁症；02家庭的成员、家庭生活的不和谐也是孩子缺乏安全感、导致孩子的精神病变的原因。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夫妻吵架或者婆媳斗争都把孩子拉进来，把孩子作为挡箭牌，给孩子背上了很大的精神的枷锁；03家长常犯的一个错误，老是拿孩子去跟别人家的孩子作比较，老是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够优秀，别人的孩子更优秀。这种比较对孩子的伤害家长感觉不到，但是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压抑对他的自尊心、自信心的损害是非常大的；04家长的陪伴缺乏。其实在孩子的幼年、少年，他是非常需要家长的陪伴的，需要家长的亲情。但是太多的家长要么就是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要么就是虽然在孩子身边但他在玩手机玩电脑，他认为这就是陪伴了，其实这不是。导致孩子产生抑郁、厌学有很多的原因，家长的焦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儿童成长的规律，一百年来并没有发生突变有本畅销书名字叫《好妈妈慢慢来》，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要着急。尽管我们的电脑、人工智能等外部技术日新月异不断变化，但是儿童成长的规律可以说没有什么变化。100年前的儿童和现在的儿童的心智成熟发展的规律是一样的，他并不会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突变，他照样是有他自己的时间表，慢慢地扎根开花。有人认为在一个人的幼年时期，最需要的就是精神上的安全感。尤其是三四岁以下的婴幼儿，亲子之间的密切接触对于儿童形成一个健康的人格具有绝对的重要性。美国加州大学教育学院的教授拉奥·布什格里奇说，“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知识教育，而是情感教育！”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应该记住这句话，儿童只需要学习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那些东西。知识技能是学不完的，无需那么早就去学。儿童时期儿童时期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就是健康、拥抱，感受快乐、感受尊重，学习语言表达、学习阅读等等——这个比你上培训班学思维训练，学编程要重要得多；小学阶段在小学阶段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价值，就是要不断地鼓励孩子，保持孩子学习的热情，使他能够在这条漫长的学习之路上持续地走下去；初中阶段初中阶段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价值就是保障孩子安全地度过青春期。很多家长对这件事缺乏思想准备，老是觉得孩子怎么就突然就变了样了，原来很听话的，现在就跟家长对着干等等。青春期是一个孩子成长阶段当中，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需要有不同的对待。孩子会不会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观，或者叫成才观。我们要意识到绝大多数的人最终都是大器晚成的，不能用儿童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学业的表现来定义成功与否。我们看到很多小时候鸡娃成功的，甚至上了名校拿了高学历，甚至拿了高工资，但是他的人生并没有展开。美国的有些教育学院已经把亚裔学生的高自杀率作为一个特别的研究课题长期跟踪，结果就是亚裔学生的自杀率远远高于其他的民族，白人、拉美裔、黑人等等。这个原因是很值得认识的。原因之一就是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其实他是长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但是亚裔学生更不愿意去求医，也不愿意接受现实。总而言之，这些事实就告诉我们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最后能够成功成才，能够人生圆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家长一定要放长眼光，不要计较儿童的时候的一时的表现，这是没用的。孩子一定能超过父母吗？对儿童不恰当的高期望，是家长焦虑的来源。尤其是高学历的家长，他们一直认为或者说他们特别倾向于认为，儿童应该要比自己更强，至少不低于自己。实际上，这种想法本身也是值得质疑的。有一个清华的博士叫郝景芳，她就讲到这个问题——人类社会的均值回归的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父母两个人都优秀，那么他的孩子肯定也优秀——按照这个逻辑推演下去的话，他们就会培养出超人。就好像一对父母身高都比较高，儿子也一定高，最后他们的后代就会越来越高，实际上有这种现象吗？没有。人类的身高大概就是这样一个高度，最后它又会回到一个平均值，这就叫做均值回归的现象。不可能是越来越强，这不符合自然规律。那么相反的话，我们意识到，父母的期望越低，孩子的生活就越正常，因为归根结底，孩子并不是会按照父母的想象那样生活的，而会按照父母的本身的样子长大，也就是说你父母亲是什么样的最后孩子也会怎么样。刚才讲到儿童的成长或者人生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被寄予很高期望的科技类、音乐类的神童，最后长大以后脱离了轨道，不再从事基础科学，物理、数学的研究，不再从事钢琴、声乐的表演。这个现象很有意思的。这里面说明的就是这个孩子，归根结底，他有没有内在的兴趣，他是不是真的发自内心地热爱数学，热爱物理，热爱钢琴，热爱声乐，否则的话，他最终还是走不远，还是会离开。名人教子现象值得我们认识名人教子现象值得我们认识。譬如说鲁迅，他的遗言是“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也就是说，他并不希望儿子一定要成名成家。最后他的儿子周海婴，成为一个无线电的工程师。老舍的孩子舒乙说，父亲对我们的期望，一是粗通文字，二是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三是有一技之长，可以谋生。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意思，同样并不希望孩子一定要出人头地，成名成家，能够自食其力、能够自立于社会就可以了。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一土学校的创始人李一诺，她说她对孩子的期望，第一不生病、身体健康，第二不犯罪，第三不自杀，第四有一技之长可以幸福生活。我想这样子的目标是每个家长都可以追求的，都可以实现的。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高考状元”的话题。中国人一直有很强的状元情结。因为金榜题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直是读书人的梦想。虽然我们离废除科举，建立现代教育制度已经100多年了。但是高考状元仍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一个热议的话题，热度不衰。“高考状元”考场得意、职场失意？高考状元的“高光时刻”仅仅就是在发榜的时候，高考状元的持续荣誉是在高中的校园，在进入大学、走向社会以后就很难看到他们的身影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评价课题组就推出了首个针对高考状元职业状况的调查叫做《中国高考状元职业状况调查报告》，考察了1977年~1998年各省市、自治区高考状元的职业状况，基本的结论就是高考状元大学期间学习能力突出，考研深造和出国留学成为毕业的首选，但是他们的职业发展并不理想，职业成就远远低于社会期望。也就是说，“考场的状元”并没有成为“职场的状元”。30多年来，高考状元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全国闻名的优秀企业家，也没有出现过两院院士，的确印证了这个传说——就是他们考场得意、职场失意。那么究竟是因为我们国家对他们的扶植支持力度不够，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历史上的状元是不是表现更好一些呢？历史上的状元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质问，而伴随科举制的兴衰，这个疑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也有人做过对中国古代的状元调查，从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正式开科取士，到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废除科举的1300年间，有案可稽、有名有姓的状元一共是552人（也有统计说是649人或者674人），但真正青史留名的，区区数人而已。比如说唐代的武状元郭子仪，宋代的文状元文天祥，这是青史留名的。其实晚清也有一些名状元，比如说一代帝师翁同龢，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孙家鼐，“状元资本家”张謇等等。但是绝大多数状元的确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湮没无闻了。安徽的休宁是著名的“中国第一状元县”，一个县就出了19名状元，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状元楼，我去看过，但是说实在的，经过了历史的岁月磨洗以后，我们没有能够记住其中一个人的姓名。其实，真正能够青史留名的不仅没有状元，连进士也不多。相反许多科场失意的学子奋发图强，创造了不朽的作品。譬如说李白从不参加科举，杜甫两次科考都失败了，曹雪芹、蒲松龄的故事也是众所周知。为什么“高考状元”是不重要的？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就是怎么来整体评价科举考试，或者我们高考状元这件事。为什么我们说高考状元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不应该过于看高这个群体。第一，高考状元的产生，它来源于一次性的纸笔考试。它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考两次三次的话，状元的人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反映的只是一种考试能力，跟真正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是不可划等号的。第二，通过纸笔考试就是做卷子、答题考试这种方式，选拔出来的我们称之为“规范性的人才”。所以我们说状元在职场表现不佳，并不是说他真的不学无术，只是说他缺乏这种创造性的才能，他是一种规范性人才。因为确实古代的科举考试本身，它就是一个选官制度，它不是选拔研究生博士生的，是公务员考试，所以八股取士取上的基本是四平八稳符合规范的管理人才而不是创造性人才。第三，这种考试它也不一定能够反映真正的学习能力。考试能力和学习能力是不能简单地划等号的。很多考试能力很强的人，并不代表他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真正的学习能力首先是自学的能力，然后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1977年以后，我们国家采取了一项制度，允许有同等学力的学生，可以直接报考研究生，有相当一批没有上过本科、下乡的知识青年，就直接通过考研走上了研究之路，譬如说像陈丹青、赵越胜。所以这种才是真正的能力，学习能力。最后，我们还要认识考试和成才之间的复杂关系。其实，我们离开学校二三十年之后会发现一个现象，在不同的领域或者在各个方面崭露头角的，往往并不是班上的学习尖子、课代表这些人，而比较多的是一些当时表现平平、并不是很出众的同学，甚至有些是调皮捣蛋的边缘学生。有人把它称之为“第十名现象”。比如统计了中科院院士中学的成绩，并不是最拔尖的成为院士，而是第十名左右，也就是说中等偏上的人更容易成才。这个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教育和成才、考试和成才之中非常复杂的、意外的关系。我想这个原因主要是在考试之外。因为人生、人的成长成才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起点领跑的往往都不是最后的优胜者。所以早期你的投入太多，甚至透支了你的体力，往往影响了你的后续发展。所以我们并不需要过于看重中小学生的课业成绩，过于看重“状元”和追求高分，因为那会使你牺牲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著名的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给中科大少年班的题词是“不要考一百分”，后来我查了一下照片，他其实说的是，“不要考第一”，是一个意思。后来担任中科大校长的朱清时院士说，原生态的学生一般考试能够得七八十分就很好了，如果你要得100分，就要花好几倍的努力，就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和资源，相当于一块土地上你要施10遍的肥，最后学生的创造力都被磨灭了。显然创造力比100分更重要。对“高考状元”的认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在中小学阶段什么样的学习、什么样的目标是更重要的。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谈谈“神童教育”这个话题。中国家长有非常强的神童情结神童或者叫超常儿童的选拔和培养，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它本来应该是特殊教育关注的领域。特殊教育，它一个关注的是有偏差的弱势儿童；一个是关注那些智力特别优秀的超常儿童，在国内我们通常把这些超常儿童，形容为神童。而且中国家长有非常强的神童情结，尤其是在独生子女的背景下，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大幅度地提高。神童教育的热情经久不衰，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办首届少年班，到现在为止，已经40年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冷静地、比较科学地来认识这个问题。▲少年宁铂（左二）当年在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少年班一共招生招收了21个人，但其中有3个学生特别受到关注，就是宁铂、干政和谢彦波，主要是因为他们后来的发展都偏离了大家对神童的期望。宁铂13岁的时候进了少年班，他本来是喜欢天文学的，他很希望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但是科大不放，让他在科大学物理。他后来报考了三次研究生都因为各种原因退出，最后他练气功、吃素，和妻子结婚以后又离婚，最后在2003年的时候遁入空门。2008年以后他还俗，考取了心理咨询师的证书，现在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认为现在自己还不错，还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他的两位同学，谢彦波入学的时候才11岁，在国内的时候就跟导师的意见不合，出国以后也跟他国外的导师关系处理不好。虽然他的学业很好，但是他的情商明显不足，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干政也是到了国外，与导师发生矛盾难以调节，回国以后又放弃了读中科大博士的机会，直接就业。但是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在巨大的反差下患上了精神疾病。那么4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来评价少年班的成败？因为像宁铂、谢彦波这样的极端的发生偏差的案例肯定是少数，是一些个案。大多数人还是比较早的成才了。统计数据：成为国内外名校和科研机构教授的大约占8%从统计来看，到2015年的时候，中科大的37年一共培养了3162名少年班的学生，其中90%以上考取国内外的研究生，19%供职于科教界，这里面也有一批人获得了优异的学术成就。譬如说有2人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院士，1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的院士，7人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的会士，5人当选为美国电子电气工程师学会的会士。在国内外做教授的超过250人，在哈佛的有5人，在清华当教授的有5人，有6位获得过美国的麦克阿瑟天才奖。其中比较著名的像张亚勤，曾经担任过微软的全球副总裁、微软中国的董事长。还有很多人活跃在企业界、金融界，其中大部分是在世界500强的公司。如果我们来评价少年班这40年来整体的情况，我们看到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最后他们从事科技的比例很少，不到20%，这和我们当时在中科大举办少年班主要是“培养基础科学研究的人才”的初衷相差是比较大的。第二个成为国内外的名校和科研机构教授的大概有250人左右，也只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八九，这个比例也是非常低的。这个跟我们要“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培养拔尖人才”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太一致的。所以这个现象是非常值得深思的。当时在举办少年班的时候曾经掀起过一阵热潮。北大、清华、复旦等国内12所高校都曾经举办过少年班，但最后发现少年大学生总体的发展水平不够理想以后，这些学校又陆续取消了少年班。现在只有中科大一所学校还在继续办。所以看来神童如何培养，少年班如何办下去，的确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科学问题。▲电影《少年班》剧照国外的神童教育忌讳把儿童“连根拔起”，使他脱离同辈人的群体超常教育在国外也有，因为在人群当中总有一小批非常聪明又智力优秀的儿童，不应该把他们跟普通的学生相混淆，使他们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成长。国际上对于超常儿童教育是有一些基本的认知的。第一个，就是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但是并不需要过早定向。你不能因为他5岁的时候喜欢数学就认定他必须终生从事数学，8岁的时候喜欢唱歌就认为他就要走上艺术道路，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最后看到那么多孩子，都离开了科学研究这个领域，就是一定要尊重他的，开发他的自己的兴趣。同时，不能够以功利主义的价值来看待超常儿童的培养。也就是说，不是把超常儿童作为一个敲门砖进入名校。把这个作为目标。而是要帮助儿童点燃他心中的火，而且要不断地添柴加油。我们知道当年的少年班有一个女生叫陈晓薇，她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做过主持人。但是她当时在美国拿的是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位，她拿到毕业证书的当天就把这个证书寄回给她国内的父母，写了一封信，她说，你们要求我做的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她从小就喜欢舞台表演，做主持人，但她父母亲坚持要让她学自然科学，碰巧她又比较聪明，她又能胜任自然科学，所以最后读到了博士。读完博士以后，重新回来当主持人。所以我们看这样子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心酸呢。这个孩子如果一开始就让她做她喜欢做的事，是不是能够生活得更幸福一些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对超常儿童的培养，就在于我们光看到了超常，而忘记了他们还是儿童。还是要把儿童当做儿童来对待。所以国外的超常儿童教育非常忌讳把儿童"连根拔起"，使他脱离同辈人的群体，脱离日常生活而变成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封闭式的训练。也就是说只片面的发展他的思维能力，而忽视了他的社会能力、交往能力、表达能力，情商这些东西，这里面既有家长的过失，也有学校培养模式的过失。譬如说有一个叫王思涵的超常儿童，他14岁考入沈阳工业大学，但是因为他年龄太小了，没有独立生活的经验和能力，也不善于跟别人交往，最后到毕业的时候全部都挂科，最后被退学。当然后来王思涵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又重新读了大学，但他现在和很多人一样就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恢复了常人的生活。还有一位湖南的神童叫魏永康，也是类似的遭遇。他13岁的时候以高分考入湘潭大学的物理系，后来考入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硕博连读，但是他在他的母亲的过度关怀下，长期生活不能自理。他没有基本的生活能力，人际关系和各方面都不适应，所以最后读了三年研究生以后，被中科院劝退。后来，他妈妈有一个很深刻的反思，她从小对他的过度保护的、替代式的教育，造成他不近人情、手不离书，对女生不感兴趣等等，这就是没有常人的生活能力了

如果说，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过上健康、幸福和有意义的生活，是要发展人的个性、培养人的创造力，我们就必须回答学科教育的目标究竟如何制定。面向未来，一个学生究竟应当学什么、学多少，以及应当学多早？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我们接着来聊聊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在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1950年代初爆发了朝鲜战争，中国采取了全盘移植、模仿苏联的政治、经济、教育制度；停止和解散了所有的民间办学机构和教育机构，包括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同时伴随着对美国的政治批判，杜威、胡适、陶行知都从社会生活当中消失了。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反转。一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我们来继续讨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历程。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杜威、孟禄、克伯屈等教授的持续访华，不仅在思想和学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实际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学制的制定，这就是1922年的新学制。今天我们大家习以为常的“633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的学制就是那个时候制定的，至今已经百年。1922年新学制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我们说1922年的新学制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因为原来中国的学制是小学7年、中学4年，后来改成现在的美国式的“633”，不仅是学制年限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确定了新的教育宗旨，建立了新的“七项标准”：（1）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的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伸缩余地。从个性发展、生活教育这些概念，可以明显地看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体现。新学制的制定也很有意思，是由教育家群体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由民间的全国省教育联合会组织，以广东教育会提出的草案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最后经过全国教育会讨论修订以后，《学校系统改革方案》以北洋政府大总统令的方式公布。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学，已经实行学分制、选课制了1922年新学制还包括对中学教学方式的新的改变，确定初中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采取的是美国式的综合中学的体制。我们现在到北师大附中的校史馆参观，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课程表和教学计划，就是学分制和选课制的。我们今天实行的新课改，有些地方正在实行这种改革，但是很难整体地推进。而这套制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已经实行了。生活教育运动在这个新教育运动当中，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于生活教育。在1922年新学制的教育宗旨中，写入了“生活教育”。由陶行知倡导和推动的生活教育，是五四新教育的一个新的价值、新的气象。我们通常把陶行知的“爱满天下”“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挂在嘴上，强调的是他的道德人格。但其实他首先是一位教育改革家、教育理论家。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来源于杜威的教育理论，但陶行知自己说把它“翻了半个跟头”，因为他是在极其贫困的乡村环境、战争环境开展平民教育，开展教育普及的。所以他把杜威的理论结合中国现实做了一些改变。譬如杜威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他是在他的实验学校里布置了一个虚拟的小社会，有商店，有邮局，可以让学生在校园里面感受社会生活。而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因为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校园，他是在田间地头普及教育，那就只能以社会为学校了。但他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就是打破学校教育和社会、书本和实践的隔阂。回过头来看，陶行知所倡导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样的表达，是跳出学校看教育，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化学习、学习化社会的概念更为贴近。陶行知曾经用英语来表达过“生活教育”：“Education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首先向大家致以牛年春节的祝福！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在去年12月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在北京举行了一场名字为“两泽相丽，互为滋益”的纪念会，纪念哥大的中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20周年，很多国内的教育大家和教育学者都参加了盛会。哥大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深刻渊源哥伦比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有着特别悠久和深刻的渊源。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从1905年废科举、兴新学，到1917年蔡元培主掌北京大学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再到1919年新文化、新教育运动的发生，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整体变革。在这个过程当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对中国的贡献非常巨大，特别令人瞩目。哥伦比亚大学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教育、现代科学和文化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三位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蒋梦麟、马寅初，而且还有整整一代的中国教育家，包括从事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的陶行知、开创中国幼儿教育先河的陈鹤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东南大学首任校长郭秉文、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邓萃英、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齐鲁大学校长朱经农等等，还有一大批学者——哲学家金岳霖、冯友兰，文学家梁实秋、徐志摩，科学家唐敖庆、姜圣阶、任鸿隽，社会学家和社会活动家闻一多、潘光旦、吴文藻，以及顾维钧、蒋廷黻、罗家伦、孙科、宋子文等一大批中国社会各界的先驱。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渊源可以前溯到晚清，有一段佳话▲丁龙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渊源其实还可以再往前说几十年到晚清，有一段佳话。当时有一个华工，是个广东人，叫做丁龙。他在一个富豪家里当佣工，终身未婚、克勤克俭。1901年的时候，他捐赠了毕生积蓄的1.2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丁龙汉学讲座”，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研究就此开始起步，也成为美国最早、最著名的汉学系之一。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革说到哥大和中国现代教育的结缘，影响最大的关键人物就是哥大教育学院的著名教育家杜威。现在很多中国的教育学者到纽约都会专门到哥大教育学院打卡，在杜威的塑像前留影。杜威在20世纪初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有人把他的贡献比喻为教育领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也就是说，他颠覆了此前的金科玉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工业革命之后，18、19世纪建立的教育学和学校教育，它的价值是“学科中心”的——也就是说在教育的太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学科知识。学校就是分门别类、由浅入深地传授这些知识。而学校的组织形式采取的是与大工业生产相似的大规模、标准化的流水线作业，统一标准、统一进度、统一规格。它的教学模式是德国赫尔巴特奠定的，后来被简化为“三个中心”——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心，这个工业化时代的教育为普及教育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它显然是有重大缺陷的，就是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它现在被我们诟病为“教育工厂”。▲20世纪初的美国学校-工业化时代的“教育工厂”杜威的改革，就是要把教育太阳系的中心让给人，以人为中心，以儿童为中心，把学科中心变成儿童中心。也就是说，教育并不是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而是围绕儿童成长的需要来组织教学，教育要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儿童的成长就是教育的目的。而且儿童主要是通过游戏、动手操作这些经验积累的活动来进行学习的。这就是“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这些命题的含义。经过这场洗礼，美国的学校教育发生了重大变化。比如在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革委员会确定的“七项基本原则”：健康、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基本学习过程的掌握、合乎道德的品质、职业训练。在这个表述当中，传统的智育只占到了1/7。我们今天来看像“有价值地利用闲暇时间”“有效的家庭成员”这样子的教育目标，在我们今天的教育当中还没有出现。美国的教育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它不再是办成大学的预科，仅仅为升学做准备，而是要培养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是“为生活做准备的教育”。所以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大部分公立学校都增加了消费、家政、保健、健康之类的生活性的和实用性的科目，在学术性的科目当中也增加了反映现代社会新成果的课程。统计表明，从1922年到1973年，美国中学开设的各种课程从175门增加到大约2100门左右。杜威访华百年在20世纪上半叶，有一个重大事件，杜威访华。1919年5月，受中国五大教育的团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行迹遍14个省市，进行了百余场讲演，前后达两年之久，对中国思想界、教育界的影响十分深远。当时恰值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五四的新文化运动与新教育运动同步生长，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运动的肇始。杜威倡导的这场教育现代化的改革，通过他的学生，他的访华，同步地传到了中国，所以中国在这场改革当中并没有滞后，主要是杜威的贡献。胡适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这样大。”其实不仅是杜威，哥大教育学院的一大批教授比如孟禄、克伯屈等也多次访华，并且参与了1922年新学制的制定，实际地推动了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

大家好，我是肖知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企业人为什么需要博雅教育这个话题。德鲁克把管理定义为博雅学科，它的核心意思是做管理的人一定要懂人性，所以一定要去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把握人性，认识到人性最深层次的一些规律——人心永远在变，但其实人性永远不会变。企业的逻辑就是人性的逻辑，企业大师就是人性的大师。在中国好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一般来讲在把握普世人性方面做得相对要更好一些。打比方，华为提出“不让雷锋吃亏”，海底捞提出“双手改变命运”，万科提出“健康丰盛人生”，其实他们强调的都是普世人性。普世人性对一个组织、一个企业、一个管理系统的要求，核心就是一起劳动、一起分享，但这一点在中国是很难做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有一个几千年的“说一套、做一套”的传统。所谓的“阳儒阴法”，表面上是儒家，其实是法家。嘴上说牺牲、奉献、大公无私，其实是巧取豪夺，把大家的劳动成果给想办法拿走。博雅教育为什么重要？它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使有1%变坏的可能性，也要通过100%的机制设计去把它消灭掉”第一个方面是系统设计。大家知道好的企业，它在整个组织架构、激励系统、企业文化上，是要做很多细致设计的。设计工作你要把它归结到逻辑的最核心要点上，其实就是两个点上的平衡。一个点是“人性是靠不住的”——所有人（包括企业家自己）都有可能腐化堕落，每个人都有可能变坏，所以你是不能去靠人性的。第二个点就是“个体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在企业里公正的流程就非常重要。这个系统设计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即使只有1%变坏的可能性，我也要通过100%的机制设计去把这个可能性消灭掉。中国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相对是做得不太好的。我们几千年纠缠所谓的“性善论、性恶论”的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明白“1%变坏的可能性，也要通过100%的机制设计去把它消灭掉”的道理。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采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采购部。机制设计得好：首先质量、技术和采购它是分成三个部门，三权分立的；然后采购自己又一分为三：寻源是一个部门，谈价是一个部门，最后下单也是一个部门，所以也是三权分立；总体就是五权分立，甚至是六权分立、七权分立。在这种系统下，你要想去拿回扣，那就是很难了。这是系统设计，你一定要懂人性，你才有可能这么去做，而不会去依靠私人关系，依靠兄弟的交情，依靠老臣的忠诚去做事情。如果有博雅教育的底子，从生存驱动到恐惧驱动，再到热爱驱动相对是容易的第二个方面是动力升级。大家知道创业的人，很多企业家最初其实就是生存驱动，就是为了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小孩上学不需要担心学费，老人看病不需要担心医疗费。然后慢慢就会变成第二个阶段，叫恐惧驱动。恐惧驱动这个阶段他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是人家都上市，我上不了市；人家市值多少，我市值怎么才这么一点点；人家的业绩多好，我的业绩怎么这么差，它本质上是一种恐惧驱动，这种状态是很煎熬的。怎么走出这种恐惧驱动？一定要继续升级你的动力，把它变成热爱驱动。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因为你热爱这件事情，你爱这个事业，你爱你的使命、愿景、价值观，你热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你把利益、权力、面子各种东西都可以让给你的同事，所以很自然天下英才就能为我所用。很自然地，你原来喜欢管执行，慢慢地，你就只管战略，慢慢地，你连战略都不管了，只管使命、愿景、价值观，只管热爱。所以你如果有深厚的博雅教育的底子，从生存驱动到恐惧驱动，到热爱驱动相对是容易的。因为你理解生命的本质是什么，你理解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是什么，你不会被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所牵挂，不至于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工具理性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价值理性第三个方面是基业常青。管理是很难学的学问。我从80年代末到今天研究管理30多年，越琢磨越谦卑，越琢磨越敬畏。管理首先是反自然的，其次是反人性的，最后是反目的的。反自然什么意思？自然界的规律就是有秩序的东西，它慢慢会变成无秩序，所谓的“熵增”。反人性什么意思？人性就是喜欢逞强，做企业不能逞强，你必须是赋能；人性就喜欢看别人的缺点，做企业你不能看人家的缺点，你必须看到人家的优点。最难理解的是反目的。做企业本质上不是为了最终目的——做到多少个亿、在企业史上留下一笔、在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留下一笔，这个目的是很虚无缥缈的。所以做企业目的很重要，过程同样的重要；结果逻辑很重要，身份逻辑也很重要。结果逻辑就是做一件事情，结果是什么——这叫结果逻辑；身份逻辑就是你做一件事情不是因为它的结果，而是因为你的身份，因为你代表了一种独特的一种价值，所以你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著名的管理学者，斯坦福大学的詹姆斯·马奇（James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探讨一下如何培养一个身心健康的儿童。恶俗的竞争和比较：鸡娃、牛娃我们知道这些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个人认为是非常恶俗的词汇“鸡娃”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关于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问题。不久前，网上流传了一个视频，北京某所高校的一位副教授怒吼，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教育是用来分层的？”我看到有一个留言说：“你看看你周围的竞争，上普高都那么难，还用别人告诉你吗？”因为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又很难以用简单的话语说清。我对此也是关注了很久，但是一直不太便于把这个问题非常简单化地来讨论。我想今天就跟大家交流一下关于教育和社会分层的问题。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由来已久，在现代社会逐渐加剧我们要认识到，学校教育客观上的确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是筛选还是培养，是育分还是育人。应该强调的是，教育在本质上，它是一个文明教化的系统，是一个树人育人的过程。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在国家用法律规定的保障性的教育中，禁止竞争、选拔和淘汰，不应该把它过早的引入儿童的生活。但是在义务教育之后，教育客观上还是具有筛选和社会分层的功能，包括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因为这不是保障性的教育机会，而是竞争性的教育机会，是按照学生的学习能力来选拔学生的。通过筛选和分流，使得学生通往不同的职业轨道。一般而言，儿童分流的时间越晚，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平。所以，除了像多数欧洲国家是实行早期分流的，像美国和中国都是到高中阶段，也就是义务教育之后，再进行分流。也有很多地方正在不断地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也是出于维护社会公平的原因。教育对社会分层的影响由来已久，在现代社会逐渐加剧。过去社会中的阶级和阶层的形成，主要是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比如说是世袭制，如子承父业传统。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它主要是以财产、社会声望和职业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志。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教育的普及，经济的转型，白领阶层的出现，使得现代社会越来越具有一种“学历社会”的特点。也就是说，知识程度和学历日益成为阶层区分的重要标识。学历已经成为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和高收入的通行证，所以围绕学历的竞争日益激烈。要区分是教育的社会问题，还是社会的教育问题教育的两重性还体现在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打破阶层固化的能动作用，又具有通过社会分层来制造社会阶层的功能，同时也对通过教育公平来促进社会公平寄予厚望。到底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孰为因果，一直是争论不清的问题。我们应当承认，教育还是从属于社会系统的，它是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的一部分，社会越公平，教育也越公平，相反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经常说要区分是教育的社会问题，还是社会的教育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就教育谈教育，这样的话很多问题是谈不通的。如果是社会问题的话，很难单独靠教育自身来解决。比如我们讨论一下关于职业教育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大家很恐惧去上职高，而普高的竞争成为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因为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待遇偏低，缺乏吸引力。这个问题的解决又不完全是靠学校教育能够解决的，涉及到企业的制度、劳动力市场等问题。那么教育有没有问题呢？所以我们“话要分两方面说”，教育有教育自己的问题，而且问题也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把资源主要放在研究型大学，放在高等教育的宝塔尖上，对职业教育缺乏必要的重视和投入。比如说在高校扩招之后，大专和高职院校集中了最多的农村子弟和贫寒子弟，但是他们要支付的学费远远比研究性大学要高得多。这是什么道理？这不就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加剧了马太效应。如何破除学历社会“唯学历”的弊端是需要全社会来共同参与讨论解决的一个课题。我们曾经用过革命的方式，通过取消考试，根据政治成分和家庭出身来分配教育机会，以此扩大劳动人民子弟的教育权利。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是不可取的。它是在社会公平的这个口号下，剥夺了另外一部分人的教育机会，而且这种方式降低了全社会的知识和学术的水平，从而使全社会受损。所以在恢复高考以后，取消了按照政治身份确定教育机会的这种身份制度。但是它仍旧造成了一个后果，即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性重新凸显。在以分数为门槛的时候，肯定是社会优势阶层的家庭和子女获得了更大的优势。所以如何保障和扩大农村学生、贫寒子弟的教育机会，仍然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不要把宏观的社会解释理论作为个人选择的依据讨论到教育和社会分层还有一个非常令人关注的问题，就是整个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一直在研究和关注的，影响一个人日后的社会成就和经济收入的主要因素究竟是什么。对此，国外已有长期的跟踪调查，无论是法国的、美国的、日本的，结论都是令人有些沮丧的。调查发现，父母的教育程度和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即家庭的文化资本对于孩子的学业和未来成就有重大影响。其实这个说法中国也有。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说法，说的文雅一点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凸显的都是家庭的文化资本的重大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的重大的影响就是中国特定的问题，就是孩子的生长环境或者居住地，孩子是在城市、乡镇还是在农村接受的教育，差异非常巨大。所以我想，这才是最深刻、最严重的一个教育公平问题。有许多北京的白领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没有进入人大附中或清华附中而抱怨不公平，我们可以想想在北京之外的广大中小城市的学生和更为广大的农村的学生，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生活在北京已经是非常幸运了。这是一个视角。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我也希望跟大家共享——我们不要把这种宏观的社会解释理论作为个人选择的依据。个人选择是一种微观的教育行为，跟宏观的社会理论有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事物有大规律、小规律，大环境、小环境，大趋势、小趋势，大道理、小道理，具体到一个家庭和个人的教育选择，我们还是要多看小趋势，多讲小道理。就好像我们不会通过看长期经济形势预测、价格指数来确定今天到底买什么菜，因为这大致上是两回事。虽然我们绝大多数都是平民，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选择地决定教育行为。我们要意识到，在一个人的成才成功之道背后，有一些重要的因素，有些是可以改变的，有些是难以改变的。第一个因素，刚才讲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家庭背景和家长的教育程度等，这是无法选择的。第二个因素是是个人禀赋，个人禀赋虽然是不可选择的，但是已经为个人提供了一种机会。比如说，如果你家里有三五个孩子的话，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天资特长是很不相同的。在过去，农村的人说，一个笼子里有一只鸡会叫就行了，这是说，不需要所有孩子都去上学，有的人去当兵，有的人去经商，有的人在家里种田，给父母养老。每个人的禀赋是不一样的。第三个因素是是个人的努力。即便你的家庭背景很好，你的天资很聪明，但是你不努力，最后走上邪门歪道，照样也没有什么成功。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运气，或者说机会。比如说，1977年恢复高考就是一个巨大的运气，赶上这一波高考的人，命运也就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在个人的成功因素当中，有一些是个人可以控制的，有些是不可控的，但是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大环境好还是不太好，个人努力都是具有决定性的，永远是重要的，不能因为教育选拔和分层的功能就怨天尤人。每一个时代无论它的环境和社会如何，总是有成功者，有逆袭者。我们经常说的另外一句话叫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我们还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琢之磨之，玉汝于成”。这些都是说明个人努力对于个人命运的巨大作用。随着互联网和学习化社会的到来，目前比较刻板单一的考试录取制度也正在逐步地改变，最终有可能会为每一个人发挥自己的天性、成长成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跟大家分享这些想法，希望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如果您对教育有什么问题和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将收集留言，适时邀请杨东平老师与大家交流。感谢关注！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

大家好，我是肖知兴。今天很高兴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做企业，高材生往往做不过小学生这个问题。01丨企业家成就和学历之间并不相关我长期从事管理研究和管理教育工作，这些年我发现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企业家成就和学历之间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性是不相关，更大的可能性是负相关。如果是不相关，你的孩子如果成绩差，没有考上一个心目中的好学校，你一点都不要担心：因为它不相关；如果是负相关，你孩子成绩差，没有考上心目中的好学校：你应该欢迎，你应该感到高兴，你应该庆贺才是！大家都知道一个社会最核心的就是政界、学界和商界三个领域。在政界和学界，正式教育、正式学历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商界你要成为一个企业家，你的企业家的成就大小和你的正式教育没有太大关系，甚至是负相关。大家仔细思考，这真是上帝给我们留下的一扇门。很多父母焦虑、内卷，把孩子往死里逼，如果你考虑到我们所说的“负相关”，考虑到上帝留下的这扇门，完全就没必要了。你的孩子也许考不上985，也许考不上常春藤，但他将来能够创立一家企业，能够雇佣985的毕业生，雇佣常春藤的毕业生不就解决问题了吗？为什么做企业，高材生往往做不过小学生，最核心的是什么逻辑呢？我从三个方面跟大家理一理。02丨做企业要求一种所谓的实践智慧第一个方面是，做企业，要求一种所谓的“实践智慧”，古希腊专门有一个说法叫Phronesis，它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东西，这种东西有点像街头智慧，所谓的Street

大家好，我是肖知兴，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大学毕业之后不要盲目地考研这个问题。01丨考研决策一定要在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整体框架下决定刚刚过去的12月份的考研又创造了一个纪录，一共有377万人参加，（考研人数）是历史最高水平。最近北京一个教师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披露他所在的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70%大四的孩子要么在考研、要么在考公，所谓的公务员考试，应该来讲，这个数字是蔚为大观的。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关于应试教育的问题。拼命模式，真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吗不久前的中国青年报的记者采访了几个学校的校长，包括张桂梅校长、陈立群校长等，那么她就感到对办学模式的评价越来越糊涂了。到底什么才是好的教育？她本人是衡水中学毕业的，她有很多困惑。那么我想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在农村学校普及教育机会、“有学上”的问题解决了以后，现在大量的学校开始进入了“上好学”的阶段。所谓上好学，就是抓教育质量、抓分数、抓升学率。事实上，这种“满堂灌”、过重的考试和作业负担、“军事化管理”等等过去我们称之为叫县中模式，这也是非常著名的一种超级中学的模式，现在还是乡村教育的主流。关键也在于很多校长和家长是认同这种模式的，他们认为既然存在选拔性的高考制度，我们底层的家庭也没有资源，也不能拼爹，那只能拼孩子。拼孩子就是拼时间、拼命，所以就有了“只要死不了，就往死里学”这样子的励志口号。张桂梅校长也是认同衡水中学模式的，只不过她说，由于她的资源更少，生源的质量更差，所以只能打“时间仗”。也就是说，让学生每天只睡六个小时，比衡水中学还少两个小时；然后把控菜品的温度，让学生在五分钟内吃完午饭。这种拼命模式，真的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吗？其实也不是。但是我们要看到从最贫困的乡村学校到北京、上海最优秀的高中，实行的都是这种拼命模式，只不过大家的硬件条件、物质条件不一样。就像张校长说的，在衡水中学学校的食堂里常年备有面包、水果、酸奶，宿舍、教室都有空调，但她们没有。那么在北京、上海那些优质高中，它的物质条件要更好，但是它的应试训练和应试教育的强度也更大，比如说学生一个星期要看的英语阅读的材料，可能对普通中学是一个学期的量。北上广深那些最优秀的学校、最优势的家庭，也经常有“过劳死”的学生的悲剧，也有很多学生患上了抑郁症和各种心理疾病。应试教育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边界这就促使我们考虑应试教育是否有一个合理的边界，或者说有没有一个必要的底线？到底是要分数还是要学生的发展？任凭这种极端的应试模式蔓延，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你睡六个小时、我睡五个小时”“你睡五个小时、我睡四个小时”“你提前开学一周、我提前两周三周”，这种恶性竞争就会导致整个正常的教育秩序荡然无存。比如说高中的教学计划，多数地方都是用一个学期刷题备考的，就是高三的下半学期备考；但是后来就发展到用高三的全年来刷题备考，这就已经完全违背了国家关于高中教学的大纲和教学计划了；那么现在发展到有些地方用三个学期，高二下学期就停课了，就开始刷题备考了。这就涉及到国家的这些教学计划、课程大纲究竟需不需要执行？如果不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教育宗旨不就变成一纸空文了吗？经常有人为应试教育辩护，说就像竞技体育一样，“没办法，就是竞争性的一个过程”，但是将教育比为竞技体育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首先它直接否定了教育的育人功能；另外我们看到即便竞技体育，它也是有规则和底线的，而且规则是非常严格的，比如说不能用兴奋剂。那么极端的应试教育，它就鼓吹“今日疯狂、明日辉煌”，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到了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让学生“万念归一”，只关注高考，不顾其他。这种做法和对学生的精神控制，有人认为实际上是一种传销组织的模式。所以到底是要分数还是要“命”，学校能不能保障学生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我认为这是一个教育的底线。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无法整体改变的情况下，学校可以有所选择、有所作为这使我们联想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就是关于拼多多的员工猝死，关于996的讨论。当时有人说这不是资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但是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也就是说，将这种“过劳死”完全排除了企业在这个问题当中的责任。我们要看到，其实企业对于工人的劳动制度、休息制度还是有严格规定的，企业活动当中严禁使用童工、国家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和双休日，反而在教育领域，这些权益好像是被忽视的或者是可以完全不受遵循的，这种情况难道是合理的吗？我们是否应该保障学生必要的休息、健康、娱乐、交往的时间？在2014年的时候呢，当时围绕衡水中学的讨论，我就写过一篇文章，讲到过《假如我是衡水中学校长》，也就是说，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无法整体改变的情况下，学校是不是可以有所选择、有所作为，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的建议是，你不可能整体的改革，但你至少可以降温、减负，做一些有限的改善。也就是说，“把拧得过死的螺丝先放松两圈”，最主要的就是要放宽学生的作息时间，让学生有比较充足的时间穿衣、叠被、吃饭，增加学生起床、吃饭、休息的时间，而不是让学生必须跑着吃饭，甚至因为早上起床叠被的时间太短冬天都不敢脱衣服睡觉。比如说将现在每两周或者每四周放一天假，改为每周放两天假；还有增加学生的户外活动、体育锻炼时间等等。另外，我认为在这些学校，尤其是衡水中学模式，50%的清规戒律可以取消，因为现在的学校规则当中，学生上课转笔、抖脚、靠墙、自习课喝水、抬头、发呆……都是要扣分的，非常严厉，管到学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动作。还是要把学生当人来看待。即便是囚犯，他转个头、发个呆，也还可以吧。所以就是要给学生一些基本的尊重，给他多一点休息和自由。有人认为这样不行，由于高考制度，认为你给学生放松一点，就会影响考试成绩。我觉得效果可能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给学生以尊严、给他自由和健康反而会降低他学习的效果，这就说明我们所有的教育规律、学习科学都是胡说八道，最野蛮的管理才是最高明的。所以我是很建议张桂梅校长，她的道德品格是很高尚的，但是在如何改善学校的教学上，也还是可以“把这个拧得过紧的螺丝先松两圈”。比如说现在五分钟的吃饭时间，能不能改成15分钟，6小时的睡眠时间能不能增加为7小时。我可以打赌，这种做法只会提高成绩而不会降低成绩。这一方面是因为学生除了学习之外，还有成长和社交的其他需要；而且充足的睡眠是消除大脑疲劳，促进脑细胞、脑神经发育的最有效的方式，只会促进学生的学业成就。我建议张校长不妨来试一试。借鉴其他地方学校改革的经验，向改革要效益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地方农村学校改革的经验，向改革要效益。其实这些年来，还是有很多学校超越了拼时间、拼命的这种模式，通过学生主体课堂、高效课堂这些教学改革，获得了令人瞩目的考试成绩。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江苏的蔡林森校长。他在非常薄弱的泰州洋思中学，以三流的办学条件、三流的师资、三流的生源创造了全市乃至苏中地区一流的业绩，学生的巩固率100%、毕业合格率100%、体育达标率97%、毕业升学率97%、近视率控制到10%，我觉得这个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不是关注个别学生能不能升学，而是整体合格达标。他后来到了河南永威，又把一个濒临倒闭的民办学校改造成全市的优秀学校，而且激活了整个市的教育，使他的考试成绩由焦作的原来倒数第二成为全市第一。这样子的学校还有一些，包括山东的杜郎口中学、山西的示范性高中——新绛中学、四川宜宾市的凉水井中学等等，说明通过改革的方式来超越拼时间拼命的模式是行之有效的。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做一个好校长不仅要有献身精神、要付出，归根结底还是要明确基础教育的目标、宗旨究竟是什么。像到贵州黔东南州支教的陈立群校长，他就不赞成一味追求分数的模式，不赞成为了分数过度剥夺学生时间的做法，他说这种做法就跟我们“培养45天的速成鸡”无异。我们都非常讨厌这种用催化剂、生长剂和膨大剂生产的这些蔬菜和家禽，但是我们的教育就可以用这种方式吗？所以在他的台江民族中学，女生不用剪短发，学生每天早上、中午、晚上都有一小时的活动时间，还有很多社团活动，学校里毫无紧张的气氛，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好的教育的需求。陈校长认为，首先应该把学生当成人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交流一下“中小学生自杀”这个话题。自杀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我们在进行疫情期间的教育反思时，发现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中小学生自杀人数大幅度的攀升，是以往同期的几倍，以至于一些地方的教育局紧急叫停了复课之后学校的摸底考试。我们首先要对自杀研究这件事情本身有一个认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杀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特殊现象，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只有我们把自杀这个现象纳入到科学研究的范畴，去科学地认识它，我们才能够更有效地回应和对待这个问题。由于我们对中小学生自杀这件事情比较“忌讳”，数据公开不够，导致一些不正确的或者谬误的言论到处流行。比如说，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说法，说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达到每10万人中有23人自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但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国家关于总人口的自杀死亡人口数的分布在国家卫生统计年鉴里有统计的。基本的特点是农村多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老人多于年轻人。以2012年的统计数据为代表，城市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4.82，农村是每10万人8.58。关于中国的自杀研究有一个比较新的数据，表明近十年来中国的自杀率降低了一半，进入到了世界自杀率排名最低的行列。香港大学2014年公布的一份调查，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平均自杀率下降至每10万人9.8，降幅达到了58%。这里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大幅度的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的进程，大量的农村女性离开了农村，进入了工作领域，摆脱了传统的婆媳关系、邻里纠纷的困扰。也有的人说，国家对烈性农药的有效控制也是降低农村自杀率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关于中小学生自杀的调查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和未成年人自杀的数据统计，我们能够看到，上海是做的比较好的。从2008年起，上海市教委青少年保护委员会每年向社会公布上海中小学生安全情况报告。比如2010年，上海全年的非正常死亡的学生为79人，自杀的学生8人。其中非正常死亡比如溺水、车祸等，而自杀在非正常死亡里面占的比例并不是特别大。但到2011年的时候，上海市的中小学学生自杀人数为13人；到2012年的时候，总体中非正常死亡的学生有56人；到2013年上半年，自杀的学生6人。目前我们可以得到的上海的公开数据就到此为止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对中小学生的自杀行为进行过两次全国范围的调查。关于中学生自杀行为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学生有自杀意念的占17.7%，自杀未遂的占2.7%。这大概意味着每6名学生当中就有1个人有过自杀的意念，每14名中学生中就有1个人制定过自杀计划，每37个中学生中就有1个人采取过自杀行动，这是非常惊人的。从宏观的统计来看，中学生的死亡案例是小学生死亡案例的7倍，具体比例为7.2:1。少年儿童的自杀人数从小学六年级开始攀升，在初中阶段达到峰值。青春期是最容易出现这种自杀行为的。其中，男生自杀的人数是女生的1.6倍。我们还关注到，学生自杀案例发生最多的三个月份是5月、4月、9月。我个人估计，多发在5月可能是因为恰逢中考和高考的摸底考试。4月和9月都相当于是开学初，尤其是9月。在前几年，每年9月开学的第一周，各个城市都出现了学生自杀的现象。开学以后，学校要想让学生收心，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就会进行一次分班考试。很多学生受不了这种打击，选择自杀。后来也有很多地方教育局规定，开学之初不得进行分班考试，或者至少要把分班考试推迟进行。中小学生自杀原因有多面性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我在浙江省淳安县富文乡中心小学和大家见面。首先向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既然来到了富文乡中心小学那么我们就要谈谈农村教育。《教育洞察》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谈过农村教育，农村教育的问题首先涉及到农村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还生活在农村，农村还需不需要教育？这个情况大致是这样子，如果按户籍人口的统计来看，中国现在还有9亿人口是农村户籍，就是非城市人口。但是如果按真正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只有6亿，还有3亿人口到哪去了？进城务工。他们虽然还是农村户口，但是他们已经不生活在农村。在人口统计当中就称之为城镇常住人口，所以在农村生活的实际上是6亿人口。这6亿人口当中只有3亿是农村的劳动力，也就是狭义的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剩下来的3亿就是青少年和老人。大概是这么一个格局。农村地区学校的主要类型在城市化的进程当中，再加上学龄人口的快速减少，大家都知道农村学校的格局这些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特征叫做“城挤乡空”，也就是说非常多的学生，进城上学、进镇上学。很多农村学校就荒芜了，或者规模就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农村地区的学校可以大致区分为3种主要的类型：第一类就是县城的大规模、大班额的学校，它（接收）进城上学的学生特别多；第二类是乡镇的寄宿制学生，过去乡镇的中心学校都有很大的规模，有上千或者五六百人，现在（乡镇）中心学校的规模也开始变小也是以寄宿为主；第三类就是乡镇以下的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数学教育的问题。关于“数学恐惧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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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关于中国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学生的学业成就是用透支的身体健康，过长的学习时间换取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个老问题，一直存在不同的说法。我记得差不多在十年前，当时我们做过的一个教育沙龙也讨论过这个主题。令我非常意外的是，参会的教育学者中多数都不认同学生负担过重这个说法，认为学生自己只要有兴趣愿意花时间钻研，这就不算负担过重。还有一个老师说他的儿子现在上高二，每天回家不到一个小时就完成作业了。总之是基于一种个人的经验或者其他的一些判断。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就整体情况而言，它的答案是非常清楚的。根据国家公布的中小学生的睡眠时间、近视率、学习时间的统计结果来看，指数都是严重的不达标的。所以这本来不应该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心理疾病，由于学业负担过重导致的抑郁症，已经占有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应该值得重视的。这是学业负担学习压力直接导致的一个后果。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更权威的数据：在2012年的PISA测试（PISA是OECD组织关于各个国家15岁青少年的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的调查）里，上海作为中国队的代表获得了世界第一的成绩。但是在这次调查当中，上海还获得了另外一个世界第一，就是学习时间最长。从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学生的课外学习时间达到了每周17个小时，远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7.8小时，而港澳台学生课外学习的时间只有上海的一半，日本学生的学习时间仅为上海的1/3。这就说明，中国学生的学业成就是用透支他的身体健康，是用过长的学习时间来换取的。学生的学业负担到底来自哪里？关于教育负担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教育负担到底来自哪里。关于此问一直有两种说法。学校的校长、老师都说是学校减负、家长加负，负担主要是来自于课外培训机构。但是如果您家里有孩子的话，就会知道一个学生每天晚上在灯光下所做的作业主要是来自学校；课外培训机构主要是双休日上课，而且作业量也并不大。PISA2012的调查结果表格也说明了这个问题。在PISA的表格当中，蓝色的段落代表相对学习时间，红色和黄色的分别代表家教和课外培训的时间。可以看到，学生学习时间过长主要是由学校的学习时间过长造成的，这个应该可以说已是一个定论。▲PISA2012测试结果（图源网络）下一个问题就是学业负担过重的来源究竟是什么？关于此问有几个说法。首先是课业难度过高，就是指我们的教材的难度太高。到底高不高？中国教科院2014年组织了一个课题组，对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等10个国家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6个学科的小学、初中、高中的教材进行了研究。这个研究的结论是，中国教材的难度大致在第4至第6位之间，属于中等。研究结果显示，小学的数学难度是第5位，初中和高中是第3位，物理的难度初中和高中是第4和第5位；化学的难度也是第4和第6位，地理的难度是第5和第4位，生物的难度是第7位，科学的难度是第7和第6位。调查的结论非常确定地表明，用数据来说话，我们的教材并不难。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与教材难度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与我们的实际经验和感受是很不相同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学科学习难度，尤其是小学生的数学，它的难度通常要比西方国家、比日本高1-2个年级。有人说了一个段子：每一个中国小学三年级的“学渣”，到了美国的五年级都是“学霸”。一个英国的学者也说过这话，他说：“英国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才学勾股定律，而中国的初中生就学勾股定律了。”关于学科难度的问题，还有一个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上海的小学数学老师认为，PISA的数学难度就相当于上海的小学水平。实际上PISA是针对15岁青少年的，是相当于初三水平的。对于上海的学生而言，这就是小学的水平，所以难度不在话下。比较重要的是，课题组研究结论下面的这句话我们的教学难度要比教材难度平均高出50-100%。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教材看上去没有那么难，但是我们的教学和考试要比它难得多。这说明我们的教学的难度和考试的难度居高不下。比如说，在上海，所有的各种数学测试最后一题就是奥数题，是教材上和习题上都没有的。如果你不去上补习班的话，你很难适应。所以是我们的教学超纲，而不是教材超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图源网络第二个原因是让孩子做大量作业、重复练习。而且作业既有无效的重复训练的部分，就是刷题。刷题也有难度，尤其是对低年级的学生，比如说小学一年级普遍有一道家庭作业，就是做20以内的加减法题，一分钟要做20题，一个都不能错，错了的话从头再来。就这么一道题，把家里搞得鸡飞狗跳，孩子一边哭一边做，最后把题目和答案都背下来，根本就不理解。所以我们对孩子做作业的训练、对刷题的模式要达到孩子“一看就会，一做就对”的水平。所以，刷题导致的学业负担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原因是课外培训抢跑导致教育难度不断地下放。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有人说，现在学前教育也开始内卷化，幼儿园的中班就开始布置家庭作业，到了大班几乎没有孩子在班学习了。某城市的调查显示，60%的孩子都不在幼儿园，都到补习班去了。这类补习班叫“幼小衔接班”。幼小衔接班的教学难度有多高？有一个家长说差不多要达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这件事真的是令人发指，骇人听闻。所谓的幼小衔接班，本来就是让孩子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就是一个让孩子适应的过程，结果因为抢跑，提前把教学的难度提到那么高。经调查，幼儿园孩子的近视率已经达到20%左右。这是不是非常恐怖呢？根据中国教育协会2016年的统计，当时全国的校外培训机构有22万所，超过了小学的总数16万所。培训机构的老师数为800万，也超过了小学老师的总数570万。每年培训市场的费用是8000个亿。毫无疑问的是，课外培训增加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现实是，课外培训、课外补习尤其是奥数进入到学校的课程和考试中，成为校内和校外的“合谋”。这问题也是很严重的。减负需要教育生态的改变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关心，在中小学生肩负着如此严重的课业负担的情况下，在国家教育部门几十年来三令五申、禁令不断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究竟如何解决。我们现在比较强调的是一种教育生态的改变，或者说是一种整体性的改变，而不是靠简单地通过下禁令，或者用其他方式来禁止。这种整体性的改变需要我们从根本上来思考我们现在的教学模式、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我们需要一场教育的革命——学习的革命。例如，我们能不能大幅度地减少课内教学时间。60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提出，学校的教育内容可以砍掉1/3。我看我们今天砍掉1/3、砍掉1/2，都可以。有什么道理呢？我们看看德国的小学至高中全部都是半天上课，人家怎么就能够达到既定的学习目标？中国的台湾同样是如此。台湾的学校一、二年级半天排课，三、四年级有一个下午排课，五、六年级有三个下午排课。可见，课内学习时间的减少是可以做到的。而我们现在是不断地做加法，所有的事情都要从娃娃抓起、从孩子抓起，孩子就被抓“死”了。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要下决心大幅度减少我们的教育内容，因为小孩根本就不需要学那么多。第二个方面，西方国家普遍都采用了一种综合课程的模式，或者叫全科教师的模式，尤其是在孩子的低年级阶段。比如说一年级到三年级所有的课程都是一个主课老师教。这种模式有许多好处。第一，可以帮助儿童建立密切的师生关系；第二，小学低年级的课程没有那么难，不需要这么强的专业性分门别类。如果有一个全科老师来负责学生的课程，那么我想，老师就会量力而行，不会给自己留批不完的作业，不是每一门课都要布置非常多的作业。现在我们的孩子是在分科教学的模式下，老师在抢学生的时间，语文课多留作业，数学课也要多留作业，科学课也要多留作业，学生就不堪重负。全科教师模式不仅在教学的模式上是先进的，而且它也可以部分地解决作业过多的问题。另外，降低考试难度减少、考试次数、减少作业的数量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是靠第一线的校长、老师自己来掌握的，不是靠中央政府下禁令来解决的。禁令是管不到具体细节的。减轻学生负担、减少作业和考试，是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校长、老师都可以有所作为的。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这么焦虑？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2｜“教育内卷化”的秘密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3｜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差距难以消除？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4｜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有小升初吗？查看更多往期内容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杨东平教育洞察」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没有小升初。我们在台湾地区访问的时候，台湾的一个老师问我：“你们老是说小升初、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为什么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难以消除。义务教育法颁布近40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为何仍然难以消除？我们讲到过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消择校竞争，关键就是学校要均衡。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看到只要什么地方有学区房，有所谓的"四大名校""六小强"这样子的学校存在，就意味着这个地方存在着严重的学校差距。在这些地方，都是择校竞争最激烈的。我们是1986年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到现在将近40年了。那么为什么我们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差距仍然难以消除？我想这个问题是既具有理论价值也有现实意义的。路径依赖：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的惯性影响深远我想第一个原因就是它有一个历史的惯性，所谓叫路径依赖。我们新中国的教育在50年代初，当时确定了建立中小学重点学校制度的概念。因为我们义务教育开始比较晚，直到1986年，在建国37年之后才制定了义务教育法。所以在50、60、70年代我们没有实行义务教育。我们实行的是一种叫作"重点学校"的制度，大中小学都是如此。当时教育部发的条例非常明确，讲中小学的功能就是集中力量打造一批重点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尖子人才。也就是说，把基础教育的功能主要定位于培养少数尖子，为高等教育快速地输送专业人才，是跟50年代的国家发展战略相联系的。我们确定了一种"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也就是要快速地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军事发展。所以把基础教育功能主要定位于为高等教育输送专业人才。所以建立重点学校是一个国家政策，每个省市都有不同性质的重点学校，它在各地的比例也不相同，学生的比例大概占到1%到5%。在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以后，"重点学校"制度就失去合法性了。我们开始实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一视同仁地面向全体学生的，保障性的，非选择性、非竞争性、非淘汰性，免试的，就近入学的教育。这就意味着，要把我们义务教育阶段多年的这些重点学校变成普通学校，跟其他的学校一视同仁，采取同样的财政政策、招生政策、资源配置等等。这个事情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些重点学校享受了那么多年的特殊待遇，形成了学校的品牌和文化。你现在要它放弃，让它变成"一介平民"，它是不愿意的。在90年代中期，当时教育部为了保障初中阶段的学校均衡发展，做了一个重要的规定，就是所有的重点高中，当时叫示范性高中，必须跟初中脱离。也就是要把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办学脱离。否则，重点高中举办的初中当然被视为是重点初中，义务教育阶段出现了一批重点初中，就谈不上均衡发展了。所以教育部的这个指令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在绝大多数地区得到了有效贯彻。教育实验与转制学校：小升初乱象屡禁不止的背后但是只有一个地方是例外，就是北京。当时北京的人大附中等6所学校向教育部打了一个报告，希望网开一面。“我们要进行初中和高中一体化培养，小初衔接的教育实验。我们这几所学校可以例外，不实行高中和初中脱离的政策。”教育部同意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留下了很大的后患。因为这些学校自己保留初中，它就开始在小学生当中择优考试招生。这就使得它们的初中的生源并不是按义务教育原则就近入学、电脑派位的。所以它们能够在初中阶段就获得一些优秀的小学生源，致使它们的初中阶段的教育质量就比较高，然后升入本校的高中。最后它学校高考的竞争力明显地高于原来的那些重点中学。所以，这就使海淀区的这几所大学附中在90年代末一枝独秀，反超了东西城的那些百年老校，包括四中、八中、师大附中这些学校。因为它们都按教育部的要求取消了初中，从初中毕业生当中相对比较均衡地、不是拔尖地招生。它们就觉得吃亏了，“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做，我们不能呢？”，纷纷要求恢复建立初中。所以最后北京市的大多数高中又重新恢复建立了初中，这就使得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决策打了很大的折扣。但是我们知道这政策在外地还基本上都是执行的，在上海、江苏这些教育发达地区，“重点高中不得举办初中”这个禁令是有效的。但是在高考竞争的压力之下，那些已经不举办初中的名校它也在想办法，想要在应试的格局当中占有先机。所以最后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学校形态，我们称之为叫“转制学校”。就是有一批优秀的公办初中摇身一变转为民办，然后和当地的一些高中名校结成联盟关系，成为一些高中名校的生源地。因为它有一个民办学校的身份，当时是可以自主招生、选拔招生，而且是高收费的。所以用一种变相的方式又建立了一批初中阶段的转制学校。这些学校当时有很多校产、房产，教师都是公办的，但是它的收费、招生是按民办的机制。经过这些年以后，它们大致上都在产权结构方面已经民办化了。这就是在大城市有一批所谓"碾压"公办学校的民办学校。总而言之，在初中阶段又产生了一批名校，成为家长趋之若鹜追求的对象。这就使得我们的小升初乱象丛生而且屡禁不止。当时北京这问题是最突出的。在2011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做了一个研究报告，是关于北京小升初的乱象，大概有十来种招生途径，包括占坑班、点招、特长生、推优生、条子生、交费生、住宿生等等。2000年以后，大城市的小升初乱象跟这个学校制度是密切联系的。所幸，后来北京市的义务教育的秩序得到了有效治理，这些年情况得到明显、大幅度改善。为什么各地政府热衷于打造新的重点学校？但是这种举办重点学校的发展思路仍然延续了下来，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们在不同的阶段总是会适时地推出一些新的概念、新的口号。它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仍然要打造少数几所优质学校、明星学校、品牌学校、示范学校，甚至花费巨额资金打造非常豪华的明星学校，在全国各地都有。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为什么要这么做？义务教育的法律规定非常清楚，义务教育是一视同仁的，免费、免试、就近入学的。为什么各地政府总是热衷于变相的打造这种新的重点学校呢？我想除了传统的惯性，就是重点学校制度的惯性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打造一两所非常富丽堂皇的，好看的学校，可以向领导，向外部人员来展示我们教育发展的成绩，起到宣传和展示的价值。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发现好学校往往是在地方政府的周围。也就是说这些学校成为地方的权力部门的一种"近水楼台"。他们的子女可以很容易地进入到当地最好的学校，或者说正因为他们的子女主要集中在这些学校，那么政府也更愿意为这些需要花钱，锦上添花。但是我们知道这些做法都是违背义务教育法的。警惕在建设未来学校的口号下掀起新一轮制造学校差距的热潮现在的最新一轮的建设目标是打造未来学校。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苗头。在建设未来学校的口号下掀起了新一轮制造学校差距的热潮。未来学校打造得越豪华、越昂贵，这个地区的教育生态就越失衡。因为它不但挤占了其他学校的教育资源，而且造成了巨大的学校差距，会引发新的择校竞争。除了这个因素以外，在最近，2010年以后，中小学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新的"教育产业化"。这个"教育产业化"主要是地方政府建设名校的冲动更大程度地和房地产开发结合起来了。同时也跟培训机构的发展结合起来了。地方政府通过建设一些贴牌的重点学校来抬升房地产的价值，使房地产成为学区房。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学校在全国各地建了非常多的分校。“你是一个中学啊，怎么会有能力在全国各地建那么多的分校？”，这种情况全世界都是没有的。中学有一个属地原则，就是给所在地区的儿童提供教育。当然，也有很多大学加入了这个行列，在全国各地办了非常多的所谓大学的附中，贴牌学校，收取昂贵的加盟费、贴牌费。这些都是违背公立学校的办学理念的。因为公立学校是用政府贷款，是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学校。“你不是企业，没有营利的目标和任务”，所以通过贴牌输出品牌的方式来巨额营利，本身是不合理也不合法的，而且它恶化了当地的教育生态。所以新一轮的教育产业化是特别值得我们警惕的。延伸阅读：「更多相关主题请点击」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1｜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这么焦虑？杨东平教育洞察Vol.02｜“教育内卷化”的秘密查看更多往期内容请在公众号后台回复「杨东平教育洞察」

大家好！我是杨东平，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教育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这么焦虑。中国式焦虑的特点和类型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教育的现状，我想那就是焦虑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对教育非常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这种焦虑是整体性的。如果家里有一个处于中考或者高考阶段的孩子，那么家长呢，这个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焦虑很早就开始了，小学生的家长也焦虑，幼儿园的家长也焦虑，甚至当一个母亲怀孕了以后，她就开始焦虑了。甚至当一个青年结婚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因为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教育布局，你到底户口落到哪，以后打算在哪上学，有没有学区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上幼儿园。不光是中考、高考、小升初，幼升小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阶段、教育竞争的一个环节。所以如果我们能形容一下什么是中国式的焦虑，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整体性的，就是各类人群，所有的人都在焦虑；第二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焦虑的层级不断的下移，从高考、中考、小升初到幼升小，甚至到刚出生的孩子选择在哪里出生，户口上在哪里等等。这一系列教育的选择，从小焦虑，这种焦虑使得很多家长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极大地降低了他生育的意愿，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负担不起。中国家长的焦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实的资源型的焦虑，比如说您这个孩子在这择校，我这个学区五所学校有一所是比较差的，万一被分到那去怎么办，包括还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这是一种真实的焦虑。但是，还有相当多的焦虑来自于同伴群体，它来自于社会舆论，来自于外部的引导和压力。也就是说是一种从众型的，或者恐慌性的焦虑。老是担心自己走错了，老是担心别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多学了一点、多考了一点，觉得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吃亏，就是这样子的患得患失和焦急不安的这种心情在很多母亲当中非常普遍，有的时候并不是根据自己孩子的需要，而是看到别的孩子在上什么班，她说那我也得上，我不能落后，就是并不是从自己孩子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出发的。这种恐慌型的焦虑，我个人认为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因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非此即彼的这种严峻的选择。很多很多这种课外学习和培训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但是她一旦看到别人多学了一点，她就感到压力，就怕自己的孩子吃亏，所以这种从众的，恐慌型的焦虑也是中国式焦虑的一大特点。高考竞争并不会真的直接传导到小学、传导到学前教育焦虑就焦虑了，那么我们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焦虑？或者说导致中国家长这种严重的焦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认为考试制度，认为有高考存在就有竞争。所以只要高考竞争存在，这个压力就客观存在，会传递到每个孩子的身上，所以把这个归因于高考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全世界的高考制度，都是有考试竞争、书面考试这个环节的。高考竞争并不会真的直接传导到小学、传导到学前教育，高考影响的是高中学生。所以我们必须分别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影响初中学生的是什么呢，是中考。影响小学生的是小升初，影响幼儿园儿童的是幼升小。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高考上。高考解决得再好，你小升初的问题、幼升小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也需要相应的解决。而我们看到这个现实就是在90年代上半段，尽管他的高考的录取率那么低、中学的学业压力那么大，中学的学业竞争尤其是高中阶段也是很激烈的。但是那时候是小学和初中还是比较正常的，也就是说（高考压力）并没有传导到小学和初中，该玩就玩、该睡就睡，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中小学生这种苦不堪言的、没法保障睡眠的这种生活。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高考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对它产生的压力和焦虑的效果还要具体分析。第二个原因，很多人意识到这中国的一个特色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加大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因为当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的时候，家长自然会做一个理性的分布和选择。过去旧时代的那个农村里有句老话说，一个笼子里面只要有一只鸡会叫就行了。老大吃苦耐劳，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教育内卷化”。内卷：一种系统性的退化最近我们看到媒体上“内卷化”这个词出现的非常频繁，令人不知所以。怎么出来这么玄妙的一个词汇？如果做一些搜索的话就不难发现，“内卷化”这个词首先是一些学术研究者在研究亚洲经济，包括印尼的水稻生产、中国的小农经济时候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所指的是这么一种现象，在这些有限的土地上通过不断投入时间精耕细作来获得总量增长。但是，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边界的，就到了一定的界限以后，你投入再大，你的产出也不再增长了，甚至开始衰减了，就是经济学经常说的边际效益递减。关键在于这些学者认识到亚洲和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它无法从中生长或者转化成另外一种更高形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一两千年来一直在这样一个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和效益递减的过程当中，他们把这个经济模式称之为是一种“内卷化”的现象。但是“内卷化”还是令人很费解。为什么叫内卷？它是从英文翻译来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英文翻译的这个词汇叫做Involution，Involution这个词大家也不是特别熟，但是对于另外一个比较相似的词大家就比较熟了，就是Revolution，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革命”，那么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叫作Evolution，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进化”。这三个词词根都是相似的，如果把这个三个词放在一块，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来认识它们各自所要表达的意思——进化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经济形态或者生命形态的一种发展模式，革命是一种突变的模式，而这个

大家好，我是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杨东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是“教育内卷化”。内卷：一种系统性的退化最近我们看到媒体上“内卷化”这个词出现的非常频繁，令人不知所以。怎么出来这么玄妙的一个词汇？如果做一些搜索的话就不难发现，“内卷化”这个词首先是一些学术研究者在研究亚洲经济，包括印尼的水稻生产、中国的小农经济时候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所指的是这么一种现象，在这些有限的土地上通过不断的投入时间精耕细作来获得总量的增长。但是，这个事情是有一个边界的，就到了一定的界限以后，你投入再大，你的产出也不再增长了，甚至开始衰减了，就是经济学经常说的边际效益递减。关键在于这些学者认识到亚洲和中国的这种小农经济，它无法从中生长或者转化成另外一种更高形态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一两千年来一直在这样一个重复性的简单劳动和效益递减的过程当中，他们把这个经济模式称之为是一种“内卷化”的现象。但是“内卷化”还是令人很费解。为什么叫内卷？它是从英文翻译来的，所以有人说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翻译，英文翻译的这个词汇叫做Involution，Involution这个词大家也不是特别熟，但是对于另外一个比较相似的词大家就比较熟了，就是Revolution，就是我们用了很多的“革命”，那么还有一个相近的词叫作Evolution，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进化”。这三个词词根都是相似的，如果把这个三个词放在一块，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来认识它们各自所要表达的意思——进化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经济形态或者生命形态的一种发展模式，革命是一种突变的模式，而这个

大家好！我是杨东平，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教育的主题，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为什么中国的家长这么焦虑。中国式焦虑的特点和类型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教育的现状，我想那就是焦虑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对教育非常焦虑。学生焦虑、家长焦虑、老师焦虑、校长焦虑，这种焦虑是整体性的。如果家里有一个处于中考或者高考阶段的孩子，那么家长呢，这个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焦虑很早就开始了，小学生的家长也焦虑，幼儿园的家长也焦虑，甚至当一个母亲怀孕了以后，她就开始焦虑了。甚至当一个青年结婚的时候，就开始焦虑了。因为涉及到很多重大的教育布局，你到底户口落到哪，以后打算在哪上学，有没有学区房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包括上幼儿园。不光是中考、高考、小升初，幼升小也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阶段、教育竞争的一个环节。所以如果我们能形容一下什么是中国式的焦虑，我个人认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它是整体性的，就是各类人群，所有的人都在焦虑；第二个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焦虑的层级不断的下移，从高考、中考、小升初到幼升小，甚至到刚出生的孩子选择在哪里出生，户口上在哪里等等。这一系列教育的选择，从小焦虑，这种焦虑使得很多家长感到很大的心理压力，甚至极大地降低了他生育的意愿，就是这个压力太大了，负担不起。中国家长的焦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实的资源型的焦虑，比如说您这个孩子在这择校，我这个学区五所学校有一所是比较差的，万一被分到那去怎么办，包括还能不能考上一个好的学校，这是一种真实的焦虑。但是，还有相当多的焦虑来自于同伴群体，它来自于社会舆论，来自于外部的引导和压力。也就是说是一种从众型的，或者恐慌性的焦虑。老是担心自己走错了，老是担心别的孩子比自己的孩子，多学了一点、多考了一点，觉得自己的孩子会不会吃亏，就是这样子的患得患失和焦急不安的这种心情在很多母亲当中非常普遍，有的时候并不是根据自己孩子的需要，而是看到别的孩子在上什么班，她说那我也得上，我不能落后，就是并不是从自己孩子的实际状况和需求出发的。这种恐慌型的焦虑，我个人认为占了相当大的部分。因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非此即彼的这种严峻的选择。很多很多这种课外学习和培训可多可少、可有可无，但是她一旦看到别人多学了一点，她就感到压力，就怕自己的孩子吃亏，所以这种从众的，恐慌型的焦虑也是中国式焦虑的一大特点。高考竞争并不会真的直接传导到小学、传导到学前教育焦虑就焦虑了，那么我们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为什么焦虑？或者说导致中国家长这种严重的焦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很多种解释，比如说认为考试制度，认为有高考存在就有竞争。所以只要高考竞争存在，这个压力就客观存在，会传递到每个孩子的身上，所以把这个归因于高考制度。但是我们知道全世界的高考制度，都是有考试竞争、书面考试这个环节的。高考竞争并不会真的直接传导到小学、传导到学前教育，高考影响的是高中学生。所以我们必须分别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影响初中学生的是什么呢，是中考。影响小学生的是小升初，影响幼儿园儿童的是幼升小。所以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高考上。高考解决得再好，你小升初的问题、幼升小的问题，也是客观存在，也需要相应的解决。而我们看到这个现实就是在90年代上半段，尽管他的高考的录取率那么低、中学的学业压力那么大，中学的学业竞争尤其是高中阶段也是很激烈的。但是那时候是小学和初中还是比较正常的，也就是说（高考压力）并没有传导到小学和初中，该玩就玩、该睡就睡，没有像今天这样子的中小学生这种苦不堪言的、没法保障睡眠的这种生活。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说高考制度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对它产生的压力和焦虑的效果还要具体分析。第二个原因，很多人意识到这中国的一个特色就是独生子女政策，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加大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因为当你家里有三个孩子、五个孩子的时候，家长自然会做一个理性的分布和选择。过去旧时代的那个农村里有句老话说，一个笼子里面只要有一只鸡会叫就行了。老大吃苦耐劳，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是印度人，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森的传奇之一，是他的外祖父是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秘书，森的名字“Amartya”就是泰戈尔起的，意为“另一个世界的”。印度第六个诺奖得主的名字是第一个诺奖获得者起的，成为当时媒体的热点。森果然不负期望，成为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他以福利经济学的研究而闻名，最著名的是关于饥荒和制度关系的研究。当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告称阿马蒂亚•森“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工具，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他因此被视为是“经济学的良心”。《以自由看待发展》是一本经济学专著，并不是专门讨论教育的，但的确给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发展也“重建了伦理层面”，提供了新的价值和操作性方案。2002年7月11日，阿马蒂亚•森出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转型时期的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国际研讨会”，我有幸在现场亲聆演讲，当然，一句也没听懂。从那时起，森一直是我最喜欢和最关注的学者。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判

这样看来，“去学校化”和“去文凭化”并不是学者口出狂言的纸上谈兵，而是真实可感的正在到来的学习化社会的现实。它指引我们超越应试教育、超越学历军备竞赛，走向教育创新！

在哈佛教育学院就读的中国女生孙梦感同身受，她写道：“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我们很难不谈竞争，不谈成功。然而与此同时，带给孩子的就是‘弱肉强食，你死我活’的生存状态，霸凌就是这种信息的衍生物。”[1]

对一个人的精神成长而言，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意义重大。泰戈尔和克氏早期的教育经历也很相似，虽然家境优渥，学校良好，但他们都严重地不适应学校，是被教育的强制性和标准化淘汰的“差生”。

实际上，企业化的学校是最糟糕的企业。企业尚且必须要关注所有产品的质量，尽可能减少次品率，但学校不需要这样。人们评价一所学校时，通常只会关心好学生的成绩，很少关心差学生的情况——除了他（她）们的父母。

这个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解，就是青年学生的自我教育。在混沌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变化中，来自个体的自发性、自主性和“自组织”，成为构建新秩序的重要机制。以莫兰此书的献辞作为本文的结语，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停工、停业、停学，十几亿人各自居家不出，这样的时刻在人的整个一生中恐怕也就这么一次，不会太多。这种“暂停”给各行各业造成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经济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是不言而喻的。

人都有信仰，它不是你平日里高喊的口号，它不是你挂在朋友圈的签名。它，贯穿了你一生的灵魂。而我的信仰，就是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因为我爱脚下这片热土地，我想告诉我的孩子们，它也应该是你的信仰！

2019年8月，河南一高考生以536分成绩，投档提前批贫困地区国家专项计划后被北大提档，但随后北大以该考生入学后完成不了学业会为由将其退档，引发社会大讨论。被三次退档的河南考生，最终被北大重新补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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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向是专门做一种“通识课程”，我曾经也尝试过，但是需要外部条件，比如我当初为出国学生开设过。设计思路是：在铺陈背景、指明思路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呈现出数学中的问题序列，但是不刻意去解决所有问题。

总体上，本土教育家们试图“从教育入手”，系统改造国民身体与精神，使学生能够主动适应世界潮流，融合进步文明，成为现代国民，“为社会谋进步，为公共谋幸福”，进而共同创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

这就是我们愿意继续开展这一评奖的信心和动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心和基金会的态度一如既往，就是要“朴素而隆重”地把全人教育奖办下去，办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是要让大家能够记住这些唤醒灵魂的灵魂。

20年来，陆平老师每周两晚为学生们进行无偿培训。“每周3~5小时的基本知识的学习要持续至少一年。因为没有细致严谨的程序语言学习，就无法指挥计算机工作，没有基本的程序结构，便不能搭建漂亮的程序大厦。”

可以说，超级中学的野蛮生长，是县中衰落的根本原因。如果不治理超级中学现象，只是追问县中为何不努力，为何不加强师资建设，不想办法留住优质生源，是无法遏制县中继续没落以及基础教育生态进一步恶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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