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生活在别处一辈子爱干净的大姨，最先倒在新冠面前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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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尾的时候，大姨走了。高烧到40度，待到抢救时已转成大白肺，终究没能救活过来，时年八十七岁。火化时在殡仪馆足足等候了两天，为她送葬的只有三个子女，大疫当前，他们也不打算再另行举办葬礼了，让她就这么悄悄离开人世也好。
在我周围亲友里死于新冠的，她是第一个。母亲说起来也不无唏嘘：“你大姨一辈子那么爱干净，什么都要消毒一下，没想到最后是她先倒下。”
确实，我记忆中对大姨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她到乡下吃酒席时，落座都会先掏出一小瓶酒精，用镊子夹着酒精棉花把碗筷都仔细擦一遍。实际上，她很少下乡吃素饭，除非实在不能推辞。就算是煮熟的蛋，她吃之前还要剥了壳，在开水里滚一下。在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乡村世界里，她无疑是个异类，甚至是个笑料，笑她那么爱干净却娇弱多病。
对她来说，“生活在别处”才是真实的。
很长时间里，我因此和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虽然我生活的村庄和小镇仅一河之隔，小镇的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但很奇怪，我在镇上的这唯一一个亲人，我却总是亲近不起来。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对我这样一个乡下少年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虽然从镇上她家到我家，仅仅只隔三五百米，但我不记得她哪次主动来我家串门，我们母子俩还去过她家几次。她的居室一尘不染，有时桌上还有一瓶沉静的雏菊，那就像她的外表：虽然看上去不加修饰，但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清贵之气。这让我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无形拘束感。
听母亲说，别看大姨招呼我们“坐、坐”，其实每次客人走后，她都会把我们做过的地方用开水烫过擦拭。那是我当时难以理解的卫生习惯，差不多相当于有意羞辱。当然，她也从来不会邀请我们进入她的卧室。
那时我家里养了几只鸡，攒够了鸡蛋，母子俩就一早去镇上集市，就地摆个摊位，我还记得每斤卖一块零五分。大姨家就在集市边的公寓楼上，但我们收摊后也没想过顺便上去串个门，似乎有什么东西预先阻止了我们这么做，可能在我心目中，她的家就像是超脱于这种市井喧嚣的空中楼阁。她对我倒是不讨厌，说“这孩子倒也干净朴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不出来她和人亲近是什么样子，举手投足间都显示出一种格格不入的气场。对此，母亲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们俞家的人都不大喜欢亲戚。”
相比起来，姨父还比她热情不少，在我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他都很会活跃气氛、顾及在座每个人的感受，甚至会讲笑话逗小孩子玩。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一双皮鞋总是铮亮。听说他老家是县城的，但很特别的是，他的口音就像是上海人在努力学崇明话，自有一种城里人的做派。即便不谙世事如我，都能察觉到他在说话时非常留意大姨的感受，有一种细致入微的体贴。
她是母亲的堂姐，比我妈足足大了十五岁。我记事时母亲能有三十五岁了，那大姨就有五十了，但在我记忆里她并没显得有那么老，甚至看起来比她女儿还美。即便经历了那么清苦艰难的时光，她也很会保养，在这卑污的小镇上，很少人能像她这样担得起“优雅”二字。实际上，我小时候没见过任何一个女人到这个年纪还能保持那种清贵的体面——当然，更多人年轻时也从来没有过。
不像母亲从小被送到乡下穷人家寄养，她是见过世面的。俞家在本地算是有点身份的人家，推想起来她小时候应该没那么苦。她生父是外公的亲弟弟，为人据说八面玲珑，在上海滩闯荡也很吃得开，但原配却留恋乡下的安稳生活，不习惯十里洋场的喧嚣，死活就是不愿意去。外婆那时怂恿小叔子：“你何必和这傻女人较劲？她不想来，你就不能在上海另找一个？”
算起来那应该是在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一江之隔的小岛倒还算太平，所谓“天下乱，崇明好躲难”。那些年是什么感受，我从未听大姨说过，但可想而知，她那时对父亲会有一种爱憎交织的矛盾心理：他抛弃了妻女，却仍然不时周济，带她去上海开眼看世界。
年轻时的她，听说很美，也读了不少书，一直上到中专毕业——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女学生可能差不多像现在的女博士一样稀有。她那位守活寡多年的老母亲，担心她心高气傲，不好找婆家，硬是做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位在外县任邮局局长的同乡做续弦。
我从未见过这位姨父，听说他为人极聪明，但不仅年龄上有不小的差距，而且美中不足的是，还瞎了一只眼。事后来看，她对这段婚姻肯定是不满意的，但结婚时她才十九岁，没什么反抗，或许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婚后，她在三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二子一女，猛然间从少女被推入婚后的家庭生活，那是她从未准备好的人生。她实在照顾不过来，也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因而大的两个孩子其实是外婆带大的，只有小女儿一直随身——事实上，她的孩子里，我唯一见过的也只有这个表姐，当然，说是“表姐”，其实她比我妈也没小几岁，和我不是同一代人。
也是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在镇上邮局谋到一份电话接线员的职务，这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小镇上，可是难得的体面工作，堪比现在的白领。想象一下，那可是六十多年前，在那种社会里，那样的人物差不多是第一代现代技术精英，很可能也是第一批过上现代生活的人物。
这并不是夸大其词。民国时期，上海就有这样的说法：“银行金饭碗，邮局银饭碗，工厂铁饭碗。”崇明因为悬隔江海，原材料、产品的运输都极为不便，工业落后，但在旧上海的邮局、电信、电台行业却势力庞大，一度有“无崇不成台”的说法，因为中国现代电信事业的开创者陶胜百就是崇明人，并且就出自我们这个小镇，顺带培养出无数同乡——大姨的前夫大概也是其中之一。
母亲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年大姨经常带她去邮局，看她在总机上忙活。看不见的电波在空气中传导，远处的人竟然就能听到声音，那简直就像是不可思议的魔法。为什么她的手指灵活地上下拨弄几下就能做到，母亲一直没搞明白，也因此，她对这位堂姐有一种对父母都没有的敬畏感。
但母亲没机会走上和她一样的人生道路，只上到初一就只能下乡，荒废了整整十年时光。更大的分歧是因为母亲的婚姻，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找了我父亲，家里穷、兄弟多，又远在大西北工作；而她原本想介绍个一表人才的年轻干部给我妈。后来母亲回想起来时说：“你大姨内心大概是把我看作俞家人的，其实若论我养父母家的家境，比沈家只有更不如，没什么不般配的。”
虽然母亲订亲时她还是勉强出席了，但婚礼她没来。在她们姐妹的交往史上，这是个分水岭，自此她就很少来找母亲了。现在想来，她对我的看法，很可能也受到我父母婚姻的影响，不过如果是这样，那她也从未流露出来过。
她是个体面人，不像乡下人，什么都做在脸上。母亲是后来才意识到，大姨的婚姻可能早已陷入危机，她究竟是哪一年离的婚，别说母亲不知道，连她老母都被蒙在鼓里。她因为在镇上邮局工作，平日也很少回乡，而到年底，夫妻俩又不动声色回去探望老母，因而竟然在好些年的时间里，老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
再婚时，她已经四十出头了。在乡下，这年纪已经半截入土，早就过了不安分的年纪，但对她为什么离婚，母亲并打探，小姨倒是听她解释过，不过事后跟我妈说：“我是越听越糊涂，不知道阿姐到底想要什么。”
她再婚找的那个男人，就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姨父，他那时在镇上粮站工作，离婚后独居，大姨的老母很厌烦这个新女婿，说他看人的眼神就像小流氓。那两年空气里满是春天的气息，许多压抑已久的欲望也都冒出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接触的，但想想他们其实算是同一类人，在这么狭小的小镇上，很难不找到彼此。有一次，大姨也感叹：“你对我说的、做的，都是做戏。”但姨父说：“桂英，只要我认真做，一辈子做到底，那和真的又有什么分别？”
就像她无法理解母亲在婚姻上的选择一样，母亲也看不懂她再婚的选择。那不仅仅是费解，甚至多少是有点不道德的——在乡村世界里，那与其说是个人自由，不如说是一桩丑闻。
那个男人，后来在她老年痴呆后，卷了走了她的钱财离她而去，这就让母亲更有一种后见之明的感叹：“你说这个男人是什么样，连我这样的局外人都看得清楚，你大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就看不清呢？”
我不了解她的婚后生活，可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再婚后的那些年，应该是她人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那是她第一次选择一种自己想要的活法。别人看来她只是受骗了，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她自愿的。她可能早出生了四五十年，想过的是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生活。
就像西部世界里的女性，她总给人一种“你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对她来说，“生活在别处”才是真实的。应该说，这个我总有几分陌生感的大姨，不像是生活在现实中，而是随时都想从这卑污的现实世界中逃离。对她来说，生活源于艺术，而不是相反。
她的晚景有几分凄凉。母亲有一次忽然慨叹：“人老了真是可怕。你还记得镇上的大姨吗？她七十九了，当初那么爱干净的人，现在常常神志不清，有时跑到街上去，连路都茫然不认识，得有人跟着。”人生最后五六年，她是在养老院里度过的，据说有时连陪伴了一辈子的小女儿都认不得。那些年里，她变得愈发不用理睬外面这个世界，就像这个世界也从未真正理解她。
在新年的喜庆里，回想起她的人生，我忽然忆起年少的时光。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每天放学后，就从镇西的学校一路奔回家，而那必定会从大姨的眼前经过——那会她退休后在小镇的丁字路口开了一个书报亭，虽然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为免和她打招呼，我总是低头悄悄走过。有时远远地看去，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妇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书，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仿佛一个从未来返回的旅人，困在这个时空中，正看着地图，冥思苦想如何从这里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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