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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舟:生活在别处一辈子爱干净的大姨,最先倒在新冠面前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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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 文/维舟

年尾的时候,大姨走了。高烧到40度,待到抢救时已转成大白肺,终究没能救活过来,时年八十七岁。火化时在殡仪馆足足等候了两天,为她送葬的只有三个子女,大疫当前,他们也不打算再另行举办葬礼了,让她就这么悄悄离开人世也好。


在我周围亲友里死于新冠的,她是第一个。母亲说起来也不无唏嘘:“你大姨一辈子那么爱干净,什么都要消毒一下,没想到最后是她先倒下。”


确实,我记忆中对大姨印象最深的一幕,就是她到乡下吃酒席时,落座都会先掏出一小瓶酒精,用镊子夹着酒精棉花把碗筷都仔细擦一遍。实际上,她很少下乡吃素饭,除非实在不能推辞。就算是煮熟的蛋,她吃之前还要剥了壳,在开水里滚一下。在信奉“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乡村世界里,她无疑是个异类,甚至是个笑料,笑她那么爱干净却娇弱多病。


对她来说,“生活在别处”才是真实的。


很长时间里,我因此和她有一种说不出的距离感。虽然我生活的村庄和小镇仅一河之隔,小镇的每个角落我都再熟悉不过,但很奇怪,我在镇上的这唯一一个亲人,我却总是亲近不起来。我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她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对我这样一个乡下少年来说,是相当陌生的。


虽然从镇上她家到我家,仅仅只隔三五百米,但我不记得她哪次主动来我家串门,我们母子俩还去过她家几次。她的居室一尘不染,有时桌上还有一瓶沉静的雏菊,那就像她的外表:虽然看上去不加修饰,但自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清贵之气。这让我有一种自惭形秽的无形拘束感。


听母亲说,别看大姨招呼我们“坐、坐”,其实每次客人走后,她都会把我们做过的地方用开水烫过擦拭。那是我当时难以理解的卫生习惯,差不多相当于有意羞辱。当然,她也从来不会邀请我们进入她的卧室。


那时我家里养了几只鸡,攒够了鸡蛋,母子俩就一早去镇上集市,就地摆个摊位,我还记得每斤卖一块零五分。大姨家就在集市边的公寓楼上,但我们收摊后也没想过顺便上去串个门,似乎有什么东西预先阻止了我们这么做,可能在我心目中,她的家就像是超脱于这种市井喧嚣的空中楼阁。她对我倒是不讨厌,说“这孩子倒也干净朴素”,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象不出来她和人亲近是什么样子,举手投足间都显示出一种格格不入的气场。对此,母亲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我们俞家的人都不大喜欢亲戚。”


相比起来,姨父还比她热情不少,在我有限的几次接触中,他都很会活跃气氛、顾及在座每个人的感受,甚至会讲笑话逗小孩子玩。每次见到他,他都是大背头梳得一丝不乱,一双皮鞋总是铮亮。听说他老家是县城的,但很特别的是,他的口音就像是上海人在努力学崇明话,自有一种城里人的做派。即便不谙世事如我,都能察觉到他在说话时非常留意大姨的感受,有一种细致入微的体贴。



她是母亲的堂姐,比我妈足足大了十五岁。我记事时母亲能有三十五岁了,那大姨就有五十了,但在我记忆里她并没显得有那么老,甚至看起来比她女儿还美。即便经历了那么清苦艰难的时光,她也很会保养,在这卑污的小镇上,很少人能像她这样担得起“优雅”二字。实际上,我小时候没见过任何一个女人到这个年纪还能保持那种清贵的体面——当然,更多人年轻时也从来没有过。


不像母亲从小被送到乡下穷人家寄养,她是见过世面的。俞家在本地算是有点身份的人家,推想起来她小时候应该没那么苦。她生父是外公的亲弟弟,为人据说八面玲珑,在上海滩闯荡也很吃得开,但原配却留恋乡下的安稳生活,不习惯十里洋场的喧嚣,死活就是不愿意去。外婆那时怂恿小叔子:“你何必和这傻女人较劲?她不想来,你就不能在上海另找一个?”


算起来那应该是在上海沦陷的“孤岛”时期,城头变幻大王旗,而一江之隔的小岛倒还算太平,所谓“天下乱,崇明好躲难”。那些年是什么感受,我从未听大姨说过,但可想而知,她那时对父亲会有一种爱憎交织的矛盾心理:他抛弃了妻女,却仍然不时周济,带她去上海开眼看世界。


年轻时的她,听说很美,也读了不少书,一直上到中专毕业——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女学生可能差不多像现在的女博士一样稀有。她那位守活寡多年的老母亲,担心她心高气傲,不好找婆家,硬是做主把她许配给了一位在外县任邮局局长的同乡做续弦。


我从未见过这位姨父,听说他为人极聪明,但不仅年龄上有不小的差距,而且美中不足的是,还瞎了一只眼。事后来看,她对这段婚姻肯定是不满意的,但结婚时她才十九岁,没什么反抗,或许也不知道如何反抗。


婚后,她在三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二子一女,猛然间从少女被推入婚后的家庭生活,那是她从未准备好的人生。她实在照顾不过来,也并不怎么喜欢小孩,因而大的两个孩子其实是外婆带大的,只有小女儿一直随身——事实上,她的孩子里,我唯一见过的也只有这个表姐,当然,说是“表姐”,其实她比我妈也没小几岁,和我不是同一代人。


小镇夜色


也是因为丈夫的缘故,她在镇上邮局谋到一份电话接线员的职务,这在我们这个闭塞的小镇上,可是难得的体面工作,堪比现在的白领。想象一下,那可是六十多年前,在那种社会里,那样的人物差不多是第一代现代技术精英,很可能也是第一批过上现代生活的人物。


这并不是夸大其词。民国时期,上海就有这样的说法:“银行金饭碗,邮局银饭碗,工厂铁饭碗。”崇明因为悬隔江海,原材料、产品的运输都极为不便,工业落后,但在旧上海的邮局、电信、电台行业却势力庞大,一度有“无崇不成台”的说法,因为中国现代电信事业的开创者陶胜百就是崇明人,并且就出自我们这个小镇,顺带培养出无数同乡——大姨的前夫大概也是其中之一。


母亲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年大姨经常带她去邮局,看她在总机上忙活。看不见的电波在空气中传导,远处的人竟然就能听到声音,那简直就像是不可思议的魔法。为什么她的手指灵活地上下拨弄几下就能做到,母亲一直没搞明白,也因此,她对这位堂姐有一种对父母都没有的敬畏感。


但母亲没机会走上和她一样的人生道路,只上到初一就只能下乡,荒废了整整十年时光。更大的分歧是因为母亲的婚姻,她无法理解为什么母亲找了我父亲,家里穷、兄弟多,又远在大西北工作;而她原本想介绍个一表人才的年轻干部给我妈。后来母亲回想起来时说:“你大姨内心大概是把我看作俞家人的,其实若论我养父母家的家境,比沈家只有更不如,没什么不般配的。”


虽然母亲订亲时她还是勉强出席了,但婚礼她没来。在她们姐妹的交往史上,这是个分水岭,自此她就很少来找母亲了。现在想来,她对我的看法,很可能也受到我父母婚姻的影响,不过如果是这样,那她也从未流露出来过。


她是个体面人,不像乡下人,什么都做在脸上。母亲是后来才意识到,大姨的婚姻可能早已陷入危机,她究竟是哪一年离的婚,别说母亲不知道,连她老母都被蒙在鼓里。她因为在镇上邮局工作,平日也很少回乡,而到年底,夫妻俩又不动声色回去探望老母,因而竟然在好些年的时间里,老人都不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在事实上结束了。


再婚时,她已经四十出头了。在乡下,这年纪已经半截入土,早就过了不安分的年纪,但对她为什么离婚,母亲并打探,小姨倒是听她解释过,不过事后跟我妈说:“我是越听越糊涂,不知道阿姐到底想要什么。”


她再婚找的那个男人,就是我小时候见到的姨父,他那时在镇上粮站工作,离婚后独居,大姨的老母很厌烦这个新女婿,说他看人的眼神就像小流氓。那两年空气里满是春天的气息,许多压抑已久的欲望也都冒出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接触的,但想想他们其实算是同一类人,在这么狭小的小镇上,很难不找到彼此。有一次,大姨也感叹:“你对我说的、做的,都是做戏。”但姨父说:“桂英,只要我认真做,一辈子做到底,那和真的又有什么分别?”



就像她无法理解母亲在婚姻上的选择一样,母亲也看不懂她再婚的选择。那不仅仅是费解,甚至多少是有点不道德的——在乡村世界里,那与其说是个人自由,不如说是一桩丑闻。


那个男人,后来在她老年痴呆后,卷了走了她的钱财离她而去,这就让母亲更有一种后见之明的感叹:“你说这个男人是什么样,连我这样的局外人都看得清楚,你大姨这么聪明的一个人,怎么就看不清呢?”


我不了解她的婚后生活,可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感觉:再婚后的那些年,应该是她人生中难得的幸福时光,那是她第一次选择一种自己想要的活法。别人看来她只是受骗了,但如果是这样,那也是她自愿的。她可能早出生了四五十年,想过的是一种旁人无法理解、甚至无法想象的生活。


就像西部世界里的女性,她总给人一种“你不属于这里”的感觉,对她来说,“生活在别处”才是真实的。应该说,这个我总有几分陌生感的大姨,不像是生活在现实中,而是随时都想从这卑污的现实世界中逃离。对她来说,生活源于艺术,而不是相反。


她的晚景有几分凄凉。母亲有一次忽然慨叹:“人老了真是可怕。你还记得镇上的大姨吗?她七十九了,当初那么爱干净的人,现在常常神志不清,有时跑到街上去,连路都茫然不认识,得有人跟着。”人生最后五六年,她是在养老院里度过的,据说有时连陪伴了一辈子的小女儿都认不得。那些年里,她变得愈发不用理睬外面这个世界,就像这个世界也从未真正理解她。


在新年的喜庆里,回想起她的人生,我忽然忆起年少的时光。那时我才十一二岁,每天放学后,就从镇西的学校一路奔回家,而那必定会从大姨的眼前经过——那会她退休后在小镇的丁字路口开了一个书报亭,虽然我从小喜欢看书,但为免和她打招呼,我总是低头悄悄走过。有时远远地看去,这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老妇人聚精会神地看着书,对周围的喧嚣充耳不闻,仿佛一个从未来返回的旅人,困在这个时空中,正看着地图,冥思苦想如何从这里逃离。




作者简介维舟,书评人、专栏作家。出版有散文集《大地上所有的河流》、小说《无岸之岛》、评论集《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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