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蝎座，属虎的湖南人的三重倔强 | 二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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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乎？受损乎？我的三重倔强
文/潇湘棋客
编者按：昨天是世界卫生组织官宣疫情结束的日子，十一维特别刊发《二湘：世卫宣布疫情结束，请记住这三个名字》，欢迎关注11维收看更多好文。
“吃得苦,耐得烦,舍得死,霸得蛮”，这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固执强硬，独断专行”，这是属虎人的性格特征；“个性顽固，爱憎分明”，这是天蝎座的性格特征……三个不同角度考量得出的结论，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倔强。而我，就是集三重倔强于一身的人。
年过半百后，我没能知天命，反倒越来越对算命感兴趣——常常思考地域文化对人性格的影响、属相文化对人性格的影响、星宿文化对人性格的影响。又过十来年后，我越发相信了“性格决定命运”这一结论，一生中无论顺还是逆，福还是祸，好像都与这一突出性格脱不了干系。
我的倔强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在职场上还是家庭中，在现实世界还是网络空间。比如，当年我在农村当小学老师时，乡里的委员到中学上党课，学区书记及学校教导主任通知去听课时我屡次拒绝；选县乡人大代表时，我将选票原封不动退给学区书记，书记不收，强调务必打圈打勾，我念选票上“可以不填”的规定给他听，书记不听后，我将选票胡乱塞进口袋再也没有拿出来……
又比如，父亲去世后，“亲兄弟明算账”，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聚在我家细算收支，因我经手的支出对不上号，妻子与我发生了激烈争执，无论哥哥姐姐使用车轮战术还是“异口同声”，都不能让我住嘴，以至于素来以叛逆和暴烈闻名于亲友圈的小哥都不禁瞪大了眼——想不到你比我还犟！
再比如我在网上发言发文，遇到“三观”与我严重冲突的网民抬杠，我必针锋相对驳到底。2020年9月，一网民在微博上用恶毒语言攻击武汉作家方方，我发微博驳斥，此人转而用极其下流的语言辱骂我，我痛斥“畜生才习惯从主子那里讨几块骨作赏钱”，他继续使用脏臭语言，我不屑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干脆只以极简单的“龟孙”还击，连续11个回合后，他终究先闭了嘴。
以上文字属于热身，下面讲几个小故事，并对这些故事有没有给我带来好处或损害略作评判。
填职评表，明确写上“不热爱教育事业”
1987年上期，教师队伍开始评职称。3月15日晚上，我所在的中心小学组织老师开会谈认识，同事们纷纷表达感恩之情，进而谈打算表决心，我却大发谬论，明确表示自己过去、现在、将来都不热爱教育事业，原因很简单，在某乡镇书记到某校检查工作时鼓励某老师“好好干，干好了我提拔你当营业员”是真实的新闻而不是编造的故事的年代，我确实爱岗不起来。老师们欣赏我的坦率，却没人效仿。
过了两天，学区主任及两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组成考核组听我的课。之后又抽查作业批改情况，其中在全学区最有声誉的一位老师在抽查若干本学生作文后当着我的面点评道，每篇作文都这样写几句个性化尾批，既肯定好的方面又指出不足，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一个小时只能改五六本。我听了倍觉欣慰，真有一种俞伯牙听见钟子期说“巍巍乎若太山”“汤汤乎若流水”时的感觉。
3月30日填《教师自我总结回顾情况记载表》时，我不顾学区主任的苦苦劝阻，依然坚持实话实说，写上“不热爱教育事业”。
好在学校及学区老师并不因为我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而否定我的工作态度和教学实绩，学区主任也一向对我充分信任并关照有加，三个多月后学区评审小组不顾我的口头降级申请而将我定为小教一级。
这一回犟劲发作是让我获了益还是受了损，不好评估，因为我下学期被调到中学任教，职称评定得从头再来，而教过一年初二后我又幸运地逃离了“不热爱”的工作，回老家改了行，所以我虽是科班出身，最终也没能获得教师系列职称。
不过事后回想，我隐约还是有些后怕兼庆幸，教书时若是没能“更上一层楼”，继而闯进另一栋楼，我的职评表在县教委审批时被火眼金睛的把关者看出严重的认识问题，“小教一级”十有八九要泡汤。
不服从调动，与文友在教委机关下棋
大约是1987年8月，我接到县教委调令，下学期到某中学报到，想必是因我在两个月前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拿到了湖南师大的汉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书。
调令却让我开心不起来。我原在的中心小学，距县城不过二十来里，将被调去的中学却远在县城六七十里外。我以便于回城照顾年迈的父母及有利于解决终身大事为由向县教委人事股申请换一所学校，实在不行让我在原校教小学也决无怨言，却未获积极回应。
一位略长于我且与我要好的文友恰好也被调往一所自己不满意的中学，同病相怜，我俩互发牢骚，商量一阵后决定用实际行动表示抗议。
17日（星期一）开始，我与文友每天带着象棋在人事股“上班”，找到一张空桌摆棋对弈。为避免落下“妨害公务”或“寻衅滋事”的口实，我俩既不把棋子砸得啪啪响，也不像往常那样争得面红脖子粗，总之是尽量避免弄出声响——毕竟棋迷之意不在棋。
非但不影响办公，我俩还热情接待上门办事的老师，笑脸相迎，泡茶递水，耐心听取他们的诉求并煞有介事地告知该怎么办。股长先还给我讲大道理，云年轻老师要到艰苦的地方去磨练意志之类，我请他去查阅一下6年前与我同批30多名同学的分配去向，表示如有任何一人去的地方比我去的地方更艰苦，我二话不说到新校报到。股长被我怼得哑口无言。
假冒机关干部连下三天棋后，20日，我俩向股长“请假”后又赶到邻县一个归属于广东的矿务局，探讨到局属子弟学校教书的可能性。21日我们又半真半假地向股长汇报，说矿务局留下了我们的相关资料，并表示有兴趣接收我们，待领导研究后就给我们答复……
新的一周开始后，我俩继续以“上班”的名义在人事股下棋。那时大概没有纪检监察部门暗访之类，但“教委机关干部有人在上班时间明目张胆地下棋”被不明真相的老师或其他人传出去，终究会严重损害政府部门形象，不知是人事股担心担责还是确实觉得新的调动对我俩不公平，抑或外地挖墙脚，于是向领导汇报后调整了方案，我被改调到离县城三十余里的一所镇办中学，文友被调进县城一所中学。
这一回犯犟，我大抵是获益了的。它也让我明白，面对不公，抗争并非完全没有意义。
采访对象“发稿费”，两度拒收
1996年1月10日，已是老家县报副总编的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里还有报纸包着的200元钱。
信是一位乡村医生从一个边远山村寄来的。对这位医生我原有粗略了解，他还是县政协委员，且正是由于他的提案引起县里重视县报才得以于两年前复刊。此前一个月我得知他在当地百姓中口碑甚佳，曾坐班车到那个边远镇，再坐船穿过一座中型水库，跋山涉水深入那个村，采访多位村民，了解医生热心为大家服务的事迹，并夜宿他家与他长谈。回城后写了稿，既发在县报又投往省里的一家专业报。
医生在信中说，他看到了去年12月29日的《大众卫生报》，上面第二版头条是我给他写的通讯《一位乡村医生的追求》。他感谢我报道他的事迹，特给我寄200元稿费。
200元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不要说省级专业报，就算此稿发在顶级央媒也决不可能有此等标准的稿费；何况，记者收受采访对象私发的“稿费”也明显有违新闻伦理……我虽然“差钱”，还是毫不犹豫地挂号将钱退回。
不料医生似乎也是个犟脾气，不久他竟再次以挂号信形式寄来，并情真意切请我“笑纳”。我是打定了主意不收这笔意外稿费的，但再退回给他好像又实在拂他好意。略加思考后我赶到团县委，以他的名义把200元钱捐给“希望工程”，并把发票及“希望工程”回馈的感谢信寄给了他。
这一回犟劲发作，我貌似错失了200元外快，但又隐约觉得收获了一个贫困孩子重返校园时的笑脸。
党代会闭幕，拒到敬酒
1997年9月28日，县党代会闭幕，晚上秘书处宴请工作人员，宣传部及报社没分家，人员自然全在受邀之列，席间宣传部办公室主任见邻桌的常委席气氛不够热烈，邀我去敬两杯酒，我却毫不含糊地拒绝了。
酒量倒不是问题，问题是无论公开场合还是私密场合，密切联系领导历来都不是我所擅长的活，更何况，坊间传说那一届班子成员有一些问题，我固然无法查验相关传说的真实性，却有足够自由选择对待他们的态度。
比我小四五岁的办公室主任倒丝毫没有因我不配合而不快，略做游说而无效后独自笑容可掬到常委席逐一敬酒……之后他无论身处何职，彼此见了面也一直对我笑脸相待，亲热地直呼我的名，我对他当然也还以足够的尊重。在经历机关—乡镇—机关十余个岗位的历练后，前年夏天新一届党代会后，他以县委常委身份重返宣传部任部长，之后不久他携常务副部长（也是当年我们共同的老同事）宴请当年的老部长及常务副部长，已与他十余年未曾见面的我及一些老同事受邀作陪，席间大家叙旧情话沧桑，都不免感慨人生易老世事难料。
这一回犯犟，常委们即使没有刻意打量我，眼角余光也是足以观察到的，因为在同一大厅，两桌之间的距离小于十米。不过它貌似没有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既无额外加薪减薪，也未意外升职降职，也未曾突然荣誉加身或遭受羞辱。
要求换岗被拒，选择提前退休
2018年底，我已在浙南某县市报工作十五六年。偶然的一次检查，得知自己得了鼻咽癌，仍旧坚持上班一周后，我到湘雅附二医院接受系统治疗。
在医院住院，断断续续完成三个疗程的化疗及31次放疗后，2019年6月底，我带着三个巩固疗程的口服化疗药返回这座浙南县级市，准备继续工作。
回湖南治疗前我已跟报社几位负责采编业务的班子成员作过沟通，希望结束治疗后给我安排一份既非采编也非经营的工作，基本获得理解与支持，所以这回我就直接找总编面谈。
总编面有难色，强调既非采编又非经营的岗位实在有限，也就办公室勤杂等等，实在安排不过来；另一方面却又是采编骨干缺乏，尤其需要有经验的老同志把好关……他让我回原在的要闻与经济部，让部主任们给我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
采编部室都无非编辑与记者两类角色，正副主任们也都是要每天在外面奔波采访的。当记者既不适合我一贯好静的个性，既老且病体力也吃不消；当编辑则免不了熬夜，而我已连续上了十五六年夜班，我患重病即使与此没有直接因果关系，长期熬夜不利于身体却是尽人皆知的事……
我实在不忍心把自己的再就业问题作为一道难题交给年轻的主任们，于是犟劲发作，向总编提出提前退休。这个申请，总编倒是很爽快地同意了。
咨询了相关手续和程序后，我向人社部门申请“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这个鉴定机构的负责人恰巧是一位“老湘”，与我同是当地湖南商会专家委员会成员，因此打过几次交道，我请他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予以关照，他满口答应。过了几天，我如约到该机构接受医生现场检测并进行答辩时，“老湘”见了我的面满脸不快，问我为何不相信他，还要给局领导打电话。我心知肚明，忙解释说自己绝对没有找过市人社局领导，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想必是报社领导在打招呼……“老湘”半信半疑，仍是一副不开心的样子。
其实我早已料定单位会出面沟通，道理再简单不过——我提前退休，单位踢出一个关键时刻不服从领导安排、平素也桀骜不驯的“刺头”；我提前退休，可以腾出一个宝贵的事业编制；我提前退休，单位少支出一份工资，还有“五险二金”及其他福利……
多么精致的算盘，多么合算的交易！
过了几天鉴定结论出来，自然是意料之中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我相信，即使我不找“老湘”或者鉴定机构负责人是本地人，即使单位不出面协调，除非该机构有意刁难，结论仍会是这个。试想，如果一个晚期癌症病人，且经过化疗放疗双重折磨后肿瘤仍然存在的人都还不算“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那么有几个人能够通过这种鉴定？
有了“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个最基本也最重要的资质，接下来的一路绿灯也就顺理成章——2019年7月，我办好了提前退休的所有手续。不久，叶落归根。
这一回犯犟，到底是获益还是受损，是塞翁得马还是塞翁失马，似乎比前几次都更难评估——获益好像是有的，比如可以悠闲地调养身体，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写点自己想写的文字或者含饴弄孙；受损好像也是有的，比如我孜孜以求的40年工龄达不到了，因此养老金标准没那么高职业年金没那么多了，非常融洽的同事关系远离了……
原以为自己的倔强已登峰造极，其实不然。今年4月上中旬我因诸多事务要办，故地重游，在那座浙南县级市待了11天，行前曾打定主意不接受任何前同事或老乡老板请吃，却终究没做到，甚至一而再吃请……
看来，我的倔强还远不够坚决彻底，还大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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