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时代结束时，我看到了她含泪的微笑和泪光盈盈的眼睛| 二湘空间
我的求学生涯
（小学时代）
文/李云风
四姐带我去学校报名。到了学校，她躲在门口，要我自己去教室。我想要她陪我去，她不肯，我就自己走进教室，在一个男老师那里报了名。出来时，四姐还守在门口，见我出来，就跟一个同学走开了。
我们坐在一年级的教室里，等着老师来。等得有点不耐烦，班上都是入学的新生，闹哄哄的。有一个同学还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我老老实实地坐在课桌前，不知声，不说话。看着别的孩子都很活跃，很大胆，竟为他们感到几分惭愧。我发现也有几个孩子像我一样很安静，我从他们脸上看到了同样的无措和惶然。那个站在凳子上大声说话的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吵起来，那女孩子和我在一个队里，是上一年的留级生。他们互相骂着脏字，好像随时要打到一起。我对他们十分敬仰，他们敢在班上吵架，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就在他们快要撕扯到一起时，有人说老师来了。班里一阵混乱，然后安静下来。一个面皮黝黑高挑的男人走进来，他就是给我们登记的那个老师。
老师给我们发书，又点名，每个被点到的同学都要喊一声“到”，有的学生喊得不响亮，老师就让重喊，直到合格。放学的时候，我们欢天喜地的往家跑，觉得学校一切都很有趣，很新鲜。下午老师没给我们上课，让我们几个人一组赛跑，然后，就让我们回家了。没想到学校这么有趣，这么好玩，老师这么好。
刚刚入学，我几乎什么都不会，数学还勉强，语文的拼音只会读，不会写，手比脚还笨，几乎使我厌学。但还好，最初的生疏过后，我很快就入门了。第一学期学完，一本语文书我可以从头背到尾。我从未刻意去背，只是在学的过程中，很自然地记熟了。第二学期陈老师去教别的班了，接着教我们的是一个很慈祥的老太太。关于陈老师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我有一本新买的小人书，拿到学校去炫耀，被陈老师看到了，借去看，后来却忘记还我了。我也没好意思冲他要，不过还是很心疼，那是一本真正的小人书，而我那时还是一个孩子。
张老师六十多岁，大圆脸，讲课时不戴眼镜，批改作业时才戴上。很专注，很认真的样子。我那时很调皮，就知道玩儿，但学起课程来很轻松，觉得在学校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玩儿的地方，没有什么上进心，学习好坏对我没什么感觉。不过张老师对我很好，她对所有学生都很好。我人生第一个近似肯定的评价，就是从她那里得到的，所以弥足珍贵。她肯定了我天性的顽皮，也肯定了我天性的聪明，而且，她也不认为我的顽皮是什么缺点。我只是随性而为，从未认识到自己的顽皮，也从未觉出自己如何聪明，但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教师，她对每个学生都明察秋毫。
我们那时都是八九岁的孩子，有时也会惹到张老师生气，但她从不发火，只是有一次她似乎很生气。对我们说，她已经退休了，不想出来教课，因为校长一次一次找她，她才来了。但她来了就要教好我们，不能把我们耽误了。张老师有一个傻儿子，三十多岁了，有一次正上着课，她忽然对我们说，她要回家看看儿子。回来对我们说，她儿子一点都不傻，可懂事儿了。那副认真的样子，让我今天想起来还很感动。我们只是一群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她对我们那么认真的说话，可见她是多么想对人说，她的儿子不傻，很懂事。
张老师只教完了我们一年级，就不肯再教了，说自己眼睛不好，还得在家照顾自己的儿子。到了二年级，教我们的是一个集体户的女学生，姓李，二十二三岁的样子，个子细高，腿很长，裤子很瘦，把大腿和屁股箍得紧绷绷的。小小的头，五官配合着脸的比例，紧紧巴巴的。但教课还算认真。不过对我这样淘气的学生偏见很深，先入为主的认定我这样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什么调皮捣蛋的事都是我做的，我是每件坏事的疑犯。
比如，有一次午休，我们几个男生在教室里胡侃，一个女生从旁边走过，被一个男生绊了一下，几乎摔倒。这个女生到教室告诉了李老师，李老师把我叫去审问，我当然不会承认，因为根本不是我，而且我对她这样侮辱我的人格很生气，我固然调皮，但我绝不会给女生下腿绊。所以，言语上对她有了冲撞，她就报告了校长。校长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先是很有修养的开导我，让我承认是自己给女生下腿绊。说我承认了，以后改正了就是个好学生。我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没有做过的事，他的态度就不那么和蔼了。威胁我不承认就不让我上课，放学也不让我回家。
见我不肯就范，就把我带到学校的仓库里审问，继续威胁我说，不承认就把我关到仓库里。而我继续否认着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校长气急败坏，正好仓库里乱扔着坏了的桌腿和板凳，他就顺手抄起一条桌腿，举起来，说不承认就打断我的腿。他的暴徒举动更激起了我的愤怒和勇气，我更大声的说：不是我就是不是我。他见没有吓住我，可能也觉得这件事不是我做的，就放下桌腿，说不是你，你也一定知道是谁，说出那个人，你就没事了。我当然知道是谁，但我绝不会做叛徒和奸细，更不会在他面前做。他见问不出什么，就放我回去了，也没再追究那个人是谁。也许那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不是我。
也是这个校长，在课间，我们四个学生在一起做喝酒干杯的游戏，这个游戏以前我们经常玩，就是把手攥空当酒杯，然后再碰，做出干杯的样子，但这次我们做这个游戏恰在毛泽东逝世期间。被这个校长看见后，就把我们几个用绳子拴在一起，让我们去公社投案。我那时还不到十岁，并不怎样害怕，还觉得挺好玩，可有两个同学吓哭了。另一个同学很生气。说去就去，拽着我们往校外走。还没走出学校，这位校长又把我们叫了回来，松开了事。这件事我没什么感觉，可这次是冤枉我，我就觉得很屈辱，委屈。回到班上，哭了很久。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遇到的不公正待遇，从此开始，我的童年时代便开始结束了，那时我还不到十岁。
这件事在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心中很快就淡漠了，但此后我变得更加顽皮，以前顽皮只是我的天性，现在更加进了故意的成分，反正我怎么都是一个坏学生了。上课时搞小动作，自己不好好听课，还影响别的学生。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李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做了几个小动作之后没人理我，我就站在凳子上两手插在腰间，朝着黑板做了一个很牛气的动作，课堂上发出几声抑制的笑声。李老师从黑板前转过身，莫名其妙地扫了全班一眼。没有人再笑了。她又转身往黑板上写字。我见刚才的效果不错，便再接再厉，爬到桌子上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前面写字的李老师的后背，脸上做出夸张的表情。全班哄堂大笑。我赶忙跳下桌子，刚坐下，李老师已转过身子，问怎么回事。一个女生笑得前仰后合，指着我说，他站在桌子上用手指你的后背。
这次我被带到值宿室接受批评，在值宿室站了两节课。李老师对我简直是痛心疾首，在和一个老师闲聊时，指着我说，一碗凉水看到底，他不待出息人的。那个老师说，那可不一定，有时候就这样的孩子出息人。这个老师马上就要出场了，她就是我小学三四五年级的班主任，姓姚，名金兰。眼睛很大，水汪汪的，含着无限的善意和笑意。只是皮肤略黑，说话时总带着笑。她是我短暂的学业生涯中唯一敬爱的老师，我永远爱戴她，感激她，记着她！可惜她英年早逝，从农村进城后不久，嫁给了一个小她三岁的男人。男人是政府机关的一个小职员，婚后生了一个女儿，自己在幼儿园上班，在四十二岁那年因癌症去世了。我知道消息已是几年之后。愿她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李老师虽然对我完全失望，但在学习上并没有对我另眼看待，只要我不犯错误，她也不故意找我的茬。不过同样犯错误，我就要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忘了是因为什么事了，我们五六个学生站在前面听李老师批评，她说着说着，忽然狠狠推了我一把，说，我可管不了你了。然后捂住脸，呜呜地哭起来。我被推了个趔趄，脚脖子磕在了打扫卫生用的铁撮子上。我的脚当然禁不住磕，我当时觉得很痛，但并没往心里去，连看一眼也没看。等回到座位上，发现磕出了一个口子，出的血把鞋帮子都湿透了，弄得鞋里面黏糊糊的。我向来很皮，对出点血，受点伤从不在乎，如果不是李老师的哭，我根本不会记起这件事。在李老师的班上，我的成绩中上，在我的记忆中还从来没有因为学习被她批评过。也许批评过，被我忘了。
在李老师之后，另一位李老师教了我们大约半个学期。这位李老师个子不高，年龄也要小一些，我们背后都叫她小李老师。小李老师的性格不怎么稳重，教学能力一般，学生都不怎么尊重她。小李老师只教了我们半学期，就去教音乐了。她的嗓子很好，唱的歌比她本人美得多。接替她的是我前面说的姚金兰老师。姚老师高中毕业后，就回到生产队干活，当了几年社员之后，才到学校教书。她的哥哥原来也是教师，后来不断提升，做到了当时县里的宣传部长。而她的一个堂哥也在这个学校做副校长，靠着这几层关系，她顺理成章地在学校做了教师。虽然是靠关系上来的，但她作为一个教师完全合格。学校里的体育老师也是靠关系上来的，但他连齐步走和立定都喊不明白，有一次把“立定”喊成了“吁”，因为他来学校之前是赶大车的，喊顺拐了。
姚老师课教得很好，她是在真正用心教课，是真的想教好我们。虽然那时我还很小，但我也能感觉到。而更主要的是，她对学生有爱心。对我这样一个被老师讨厌的学生也不另眼看待，甚至还可以说是喜欢我，只有表现好的学生参加的全乡数学竞赛，她让我去，每年春季学校举办运动会，让我去跑一项叫做百米竞赛的项目。这个项目是学校自己自创的，就是在跑道上放上一道题，每个学生跑到题前边走边做，做完再往终点跑。记得我的成绩预赛时第一，可在决赛时，我把题目拿倒了，一直走到终点也没看明白是什么运算。我以为成绩和我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可在领奖时，我仍排在第一，原来姚老师是这个项目的裁判之一，她的偏心让我得了这个奖。
至今我都不明白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偏爱，本来我是该被歧视的学生啊。但她就是对我这样偏爱，偏爱的没有理由，不合逻辑。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课堂上，全班都在埋头做习题，姚老师在前面批考试的卷子。我无意中抬起头，恰好看见她正笑盈盈地看我，后来我才知道那次考试我得了双百。她还时常给我们出一些有趣的智力题，陪我们做游戏。在她教我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的天性得到了最充分的发展。虽然仍然把学习当做一件兴之所致的事，并不用心和用功，但成绩始终上等。如果某次试题难一些，我的成绩就会上升到前几名。因为简单的试题我总好马虎，而难一些的试题却很少出错，而别的学生在这时就不那么容易应付了，我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
在四年级下半学期期末，全乡要进行一次统一考试，串校监堂，检查每个学校，每个班的成绩。在这次考试中，出了一道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数学题。两个外校监考的老师也对这道题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小声争论着。又挨桌看每个学生的试卷，然后摇头。说实话，这道题我并没怎么费事就做上了，但心里并不怎么自信，不知道对错。后来交完卷子，两个外校监考的老师统一了意见，在前面给我们讲了这道题，我才知道自己做对了。那次全班只有两个人做对了这道题，一个是班长，一个是我。凭着这道题的成功做出，我得了第二名。而我们这个班在全乡十七个同年组中列第一。
学校张罗着要给前三名的学生奖励，每人买一件背心，姚老师还问了我背心的号码。可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背心的事再没了消息，只把前五名上了光荣榜。所谓光荣榜在过去很常见，通常就是在某个公示栏上，写上光荣榜三个字，然后再把缀上榜人名字的红花排列在下面。这只是一种精神鼓励，但上榜人都会很自豪。不过这次没有考第二名的我，替代我的是考第六名的副班长。姚老师说上光荣榜的学生要德智体全面发展，不只衡量学习一个方面。我现在仍然觉得姚老师做的很对，要是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要是把我弄到那上面，所有人都会觉得很别扭，很不舒服，而我自己会觉得更别扭，更不舒服，觉得那不是自己该呆的地方。但我仍然觉得很伤心，眼泪几乎都要流下来了，我并不想要那荣誉，但是那件事本身伤害了我。
说实话，我从没有觉得自己是后进的学生，如何的顽劣。我只是有些叛逆，不驯服，有些任性而为，玩心很重。我从未对自己的品质产生过怀疑，我甚至觉得我的性格要比那些所谓表现积极的学生更高贵。如果有外族入侵，我相信那些积极分子做汉奸的几率要比我高得多。我之所以被认为后进，是因为对学校和老师的号召表现不积极，不关心班集体，不主动配合老师的工作，不仅不配合，有时还从中捣乱。具体表现在，老师让大家学雷锋做好事，唯独我和少数同学没有好事被记录在册，写进挂在黑板旁边的那个好人好事记事本里。学校要求每个班都写紧随形势的文章，这些文章写好后，再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白纸上，然后贴在班级的墙上。
这类文章极好写，在报纸上抄下几句，改动一下，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班上的学生都这样写。一个学生还闹过笑话，连XX消息都照抄下来，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XX消息”。虽然班上的同学都这样写，而我却觉得很没意思，很虚伪，很别扭，不是我本心愿意做的，虽然做起来并不难。而配合老师的工作，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班上有什么事就向老师汇报，我更做不来，那样我就成了“狗腿子”，叛徒和奸细。而搞一点“破坏活动”，就觉得很英雄。而且很固执的认为刻苦用功是笨的表现，并以自己并不用功而能保持好成绩而自豪。这种种表现，造就了我一个后进学生的形象，这个形象使我在离开这个学校，升到初中后，吃尽苦头。
升初中考试的成绩出来后，没想到我考得非常好，全班第一，单科成绩要比不少同学两科加在一起还高。因为这次的试卷是省里某重点中学的试题，非常难，在这方面我占了很大便宜，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试题，我肯定不会考得这样好。我平时不肯用功，学的东西不扎实，简单的试题我反而会出很多的差错。
这次第一的成绩肯定让校方很不舒服，因为我的成绩是对他们一贯的教育和好学生标准的反动，我这个反面例子无法让他们在教育学生时有充足的说服力。学校方面肯定窝着一股无名火，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因为校长在一次面对全体师生的讲话中，讲了一段话，说有的学生在这次升初中考试成绩好一些，就得意忘形，尾巴翘上了天。另有一次，我们几个男生正在教室里大声说话，我正好坐在靠门口的桌子上说着什么。四年级的一位男老师忽然开门从外面冲我打了一把沙子，沙子打得很用力，我的半边脸几乎被打木了，连耳朵都打进去了。
直到现在，我的右耳还有鸣叫的毛病，可能就和那把沙子有关。由于沙子是散的，我旁边的同学也跟我遭了罪。但那把沙子冲我来是肯定无疑的。记得几天后，校长就讲了尾巴翘上天的话，其实，这只是他们想当然的揣定，是以大人之心小人之心对一个孩子的不公正的偏见。在他们眼中，一个落后的学生，一个不听话的学生，一个不求上进的学生，一个不刻苦用功的学生，总之，一个“不该”有好成绩的学生，怎么可以考第一，好学生考第一有功，而我考第一有罪。
终于到了要离开学校的时刻，那天姚老师在班上讲了几句话，就哭了。班上的女生也都趴在桌上哭出了声。姚老师说她教这个班近三年，一定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让大家给她提意见，见大家不吱声，就叫我给她提。我低下头，不敢看她。但在那一刻，我看到了她含泪的微笑和泪光盈盈的眼睛。我的小学时代就这样结束了。那一年，我十四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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