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好东西的好东西｜二湘空间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水木网络法学 Author 七部半
有品格 有良知 有深度 有温度
不是好东西的好东西
文/七部半
在当下的电影市场中，闷几乎成为了电影艺术性的代名词。没有配乐、故事晦涩、对白极少，还有最催眠的——长镜头。在没有剪辑的情况下，通过单一摄像机连续拍摄的一系列动作或场景，那些在电影史上镌刻下自己姓名的导演们用客观冷峻地记录下角色所遭遇的一切，使得“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具有生命般的真实与自由”（巴赞语）。电影理论家们长篇累牍地用长难句告诉我们，长镜头用一种“再造现实”的方式反映了深刻的现实问题，并赋予日常生活以诗意。
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拍摄手法缔造了无数经典杰作。然而手法不等于电影的全部，一部电影不会因为其手法而击中观众的心脏。当下，尤其在国产电影中，艺术电影的创作越发成为一种公式化的表达。以至于那些试图回应现实问题或思考深刻议题的电影，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苦大仇深”的姿态。更有甚者，表达的艺术取代了艺术的表达，使得电影创造成为了挥洒导演个人自恋情结的场所。如上种种，都让观众对观看此类电影感到压力与厌倦。电影是面向千万人的电影，艺术不该被当作止步的理由。
诚然，电影是生活的诗化，但这首诗不必那么严肃。我们同样期待着雅克塔蒂式的、侯麦式的、伍迪艾伦式的电影，它们充斥着欢乐的配乐，机敏幽默的对白，用冒着灵光的故事拓宽电影表达的边界，带着我们在笑声中思考。现实或许有千钧之重，但笑声未尝不是抵抗的手段。然而，这样的电影在国产院线里，几乎绝迹。
好在，《好东西》来了。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观影的影厅里，起初大家都保持着陌生人之间的礼貌与拘谨，只有偶尔几声忍俊不禁的笑声从捂着嘴的手掌中泄露出来。似乎是在小叶（钟楚曦饰）被易拉罐里的气体冲倒时，观众的笑声彻底决堤，自那之后，笑声与掌声便一直没有停过，而这时，电影可能才刚刚行进到1/4。不同于一度盛行于国产院线的，以搞怪或奇观展示为主的搞笑手段，《好东西》的喜剧效果源于精巧的对白和富有张力的剧作结构，而最终让观众发笑的，是对现实细致入微的观察与辛辣的讽刺。仅以我所在的影厅为例，笑声与掌声在前夫哥（赵又廷饰）与鼓手小马（章宇饰）两人明争暗斗试图博得女主角王铁梅（宋佳饰）好感的那场戏里最为密集。
在这场戏中，前夫哥化身“女权表演艺术家”，上来就贯口一般地说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女性遭受着“结构性压迫”的不公，鼓手小马不甘示弱也开始发表自己的女性主义“修为”。二人将时兴的叙事和概念像炮弹一样密集地轰向对方，他们的表演解构了当下对女性主义所谓的关注，辛辣地讽刺了将女性主义视作某种时尚配饰的再物化现象。打着共情的旗号，实则在言说里只有自身的欲求。就好像小叶的医生男友，言语间尽是对她的褒赞和关心，但不过是为了逃避成为她的恋人而挑选的托辞。这种伪善式的关怀在无形中以进步的名义，再一次剥夺了女性自主选择的权利，还成为了部分男性邀功的理由。前夫哥与小马的表演以一种滑稽的姿态呈现出了这种伪善，他们火急火燎地抛出自己熟稔的术语，尽管一者不久前还在不停地要求女儿学习她并不喜欢的拳击，而另一者在不久后将以一种尴尬的姿态表现出他对女性缺乏足够的了解与尊重。他们头头是道的话语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割裂呈现出了现实所具有的荒诞，由此产生了巨大的喜剧效果。前夫哥在挑衅时一脸窝囊又一脸坚定说出的那句“你读过几本上野千鹤子？”彻底点燃了影厅，把笑声和掌声齐齐推上了高潮。
陈佩斯曾经这样解释喜剧与悲剧的关系：“一切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笑是果，悲是因。它是以对自我的折磨来换取他人的喜悦，以自我的低姿态引起对方的优越感。”如《城市之光》这样的喜剧作品倾向于展示人在一个荒诞的社会中所呈现出低姿态，由这种低姿态产生了滑稽感。《好东西》则采取了不同的姿态面对荒诞。本片导演曾在点映时解释片名之所以选择“好东西”，是因为片中角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我不是什么好东西”。这种自嘲不是自轻自贱，事实上，片中的角色都将“好好生活”作为一种生存的责任。小叶那样带有些“破碎感”的角色往往是电影中的“高危”群体，我们需要“献祭”一个敏感的、脆弱的、往往也是美丽的角色来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让我们认识到现实是何等残酷。在《好东西》里，这一定式同样被解构了，小叶吃安眠药真的只是为了助眠，反倒是大家好心的“拯救”使她腿骨折。
“我不是什么好东西”的宣告并非否定了“我”，而是否定了“好”，否定了那些未被反思就被界定为“好”的事物。它们往往被厚重的油彩所粉饰，实则暗含着规训与控制。质言之，一些看上去美好的、具有诱惑力的事物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走到身份所带来的角色当中。纵然是女主角颇有“人间清醒”之感的女儿茉莉，也会把“淑女”视作行为准则。而在我们看来既能照顾小孩，又能操持家务，还具备超强工作能力的近乎全能的王铁梅，也会感觉到作为一名女性的精疲力竭。她自嘲的那句“我都跟父权制决裂了我能是loser吗”固然精彩，但她作为失业单亲妈妈的事实也在暗示我们，决裂需要代价。人在重估价值的过程中成长，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铁梅总穿着一件印着“90%荒诞”的卫衣，可能就映照着她在挣扎中所舍弃的那些东西。
女性意识觉醒之后
那么，在意识到那些被宣称为“好”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好之后呢？似乎生活还是一如既往，还有可能更糟或更痛苦。对于当代女性而言，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该如何生活？又应该如何面对切实存在的所有人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涉及到我们如何理解“主体性”。
影片中颇为吊诡的一幕是，王铁梅写作的“单亲妈妈也可以很轻松”一文受到了大量女性读者的批评。王铁梅自我的辩解也很有道理：“单亲妈妈就一定要这么凄惨吗，简直可悲，老是重复女性悲惨叙事，也不利于改变女性处境啊，以后谁还敢做单亲妈妈”。那是不是单亲母亲轻松就对了呢？王铁梅挂在嘴边的“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就是正确答案了吗？似乎也不太全面。再比如小叶那个角色，都女性意识觉醒了，怎么还成天“倒贴”男人？这映射了不少现实生活中对女性的指摘：你不是独立女性吗？怎么还要和男人谈恋爱？怎么还结婚？怎么还要生孩子？打扮得时髦靓丽是不是一种媚男的表现？
这些指责，以及对女性意识觉醒的实效的迷茫，源于将女性意识和女性主义视作了如何好好生活的答案。但实际上，女性主义无法，也不承担任何行动指南的作用，它所提供的，是如何寻找答案的方法论。它无法提供应对不确定的荒诞世界的公式，但它能够实实在在地让我们不需要一封说明书也能面对世界，甚至像《野蛮人入侵》的女主一样奋力挥拳。女性主义可以是一封檄文，但绝不会仅仅只是一封檄文，更不会是一封发向女性群体的檄文。将抽象的“女性”送上神坛，进而颁布一系列约束具体女性的道德律令，不过是女装版的父权制；将自己拟制成为男性或任何既得利益群体，无助于解决女性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好像影片中提到的上野千鹤子、泰勒·斯威夫特以及作为彩蛋出现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毫无疑问她们都是卓越的女性，但她们的人生，不是每一个女性的模板，恰恰相反，她们的存在正是为了让千千万万女性能够轻而易举地仅仅作为她自己。
影片中最为动人的一幕是，小叶给茉莉听各式各样她录制的声音，茉莉兴奋地猜测这声音源于什么场景，泥石流、龙卷风、海豚跃出水面、熊猫吃竹子、飞船启动……宇宙奇幻似乎都在这声音当中。但与茉莉的猜测声相匹配的画面，是她的妈妈王铁梅在切菜、做饭、洗碗、晾晒衣服、修理水管……这足以载入影史的画面将一位母亲的日常生活诗化，与一切瑰丽并肩。它告诉我们，被忽视的日常家务同样值得我们为之动容。然而，是什么使得这一切富有诗意？不是家务本身，而是那个操持着家务的人。虽然满面疲惫，但那是一个个体主体性闪耀的时刻。
典范的作用在于激发后继者心灵的火花。戴上金斯伯格同款眼镜不会让自己成为一名女性主义者。事实上，可能从来都没有什么“女性主义者”，或者说这一概念并不与性别相绑定。女性主义是对既有价值的“二阶观察”，女性主义者实则指涉的是一个又一个意识到自己是有尊严的自由的个体的人。她们带着这种认识折返到自己的生活中，生活或许如常，但生活于其间的人已然不同。就好像茉莉因为练习了很久打鼓并在live house演出，但最终却说出自己还是喜欢当一个观众。我们不会因此苛责她软弱，因为她按着自己的意愿尝试了，并有信心依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决定。
《好东西》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呈现出了女性意识觉醒后，女性生活的理想状态：自然。不需要刻意地呼喊什么口号，不要添附什么前缀，如同本片一样，不是一部“女性主义的优秀电影”，就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导演亦如此，不是一位厉害的女性导演，而就是一位优秀的导演，和其他男性的导演一样，不需要特别的强调，仿佛彼此之间存在什么壁垒一眼。所以王铁梅没有自怨自艾，她认为自己不可怜并非故作姿态，而是清醒地知道她在勇敢地面对世界、真诚地面对自己，她没有贩卖自己遭遇的荒诞与困难，以至于使得在其中挣扎的自己廉价。她说出那些俏皮话，轻松地就像接受了自己的命运。
如前所述，本片描绘的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但至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妇女意识的觉醒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世界的改变，不是党同伐异的斗争，也不是空洞的作秀，而是理所当然地接受具有不同生活选择彼此，在尊严上是平等的。就像是电影中不论是吃了多年软饭的前夫哥，还是被医生误会的铁梅和小叶，都没有遭至周遭的侧目或特殊对待。银幕里面充斥着欢笑的时空仿佛在提示我们，我们所处的时空未尝不能如此。
“建立一个新的游戏”
人意识到自己何以为人的条件的瞬间，就是她生命力爆发的时刻。但人并不是缸中之脑，她还被抛于世界之中，一个有所觉悟的人面对仍旧沉睡的世界，又能有什么作为呢？
瞿同祖先生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指出“家族实为政治、法律的单位，政治、法律组织只是这些单位的组合而已……每一家族能维持其单位内之秩序而对国家负责，整个社会的秩序自可维持。”如何面对原生家庭，几乎是每一个东亚孩子的人生议题。这一问题又不唯独是个人与家族层面的问题，同样意味着对于既有社会秩序接受与否的问题。因为与家庭结合在一起，所以在个人意识尚未成熟的童稚时期，便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其次，东亚式的家庭叙事并不一定全然表现为压迫，个人在其中同样会“尝到些甜头”，最具有诱惑力的就是稳定的预期。当个人从家庭中摆脱出来后，她需要面对现实世界向她涌现而来的巨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但家庭却能够给她提供一个简单的和确定的上升通道，也就是俗话说的“多年媳妇熬成婆”。再次，家庭是与个人的感情需求相关联的，拔除这种情感听上去既困难又悲怆。综上种种，我们会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终究变成了自己曾经试图逃离的模样；个人的胳膊肘在时代的大腿面前一次又一次落败；多年媳妇一次又一次地熬成了婆。代际间的循环像黄土地上的红日一般一轮又一轮地升起。
“传承。这有时是你所能做的全部。继承、感受并传递下去。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你，而是为了某天、某处的某个人。孩子们，传承下去。”这是艾伦·班内特被问及“为什么研究历史”时所作的回答，或许也能够作为我们面对时代的答案。除了放浪形骸和苦大仇深之外，我们还能诉诸希望——把那些切肤之痛的代际循环切断，并把经过审视后的好的东西传递下去。
片中的小叶，出生在一个具有某种典型性的家庭中，父亲家暴，母亲厌恶她，会因为她第一次月经弄脏沙发而大动肝火。小叶从此对月经感到羞耻，甚至吃药控制。在父亲的显性暴力与母亲的隐性暴力的双重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小叶，缺乏安全感，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别人的爱。一句“他老夸我”就足以成为他倾心于一个男人的理由；她习惯性讨好，在发生冲突时紧张焦虑，将一切问题归咎到自己身上。她已经被掏空，将自我意识寄生到他人的认可中。小叶在与王铁梅的相处中，得到了后者母亲一般的温柔与照顾；在照顾茉莉的过程中，又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她给她买冰淇淋，带她看眼科医生，在她问出“女孩子该怎么打鼓”时，她坚定地告诉她：“你怎么打鼓，女孩就怎么打鼓。”小叶没有变成她母亲的翻版，没有试图通过加害下一代的方式来疗愈自己，而是选择让自己成为了最后一代。
小叶真正的母亲王铁梅同样如此，一句“喝红糖水没用，得吃布洛芬”，以极其飘逸的姿态刺穿了千年来的愚昧。她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成为了茉莉的榜样。她哪怕在一篇小学作文上都不愿撒谎的真诚；对写作的热爱；对真问题的勇敢，都在茉莉身上得到了延续。所以王茉莉从不想做观众但不愿意妈妈替她出头，转变为了主动说自己不愿意做工具；从隐忍男同学的挑衅到一笑了之；从为了虚荣谎称去过法国到如实写下自己在平遥的见闻。王茉莉的转变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下一代除了重复我们的错误和苦痛之外，还具有无限的可能。所以小叶对茉莉说：“我会好好活着。等你们长大，建立一个新的游戏”。中流击水的我们将希望投掷给茉莉们，她们将会带来更多的希望，念念相续，电影里的美好与明媚就不会只是幕布上的一束光。
圭多是笑着的
通过否定“好东西”发现自我，再为自我立法重建“好东西”，并将之传递下去，变成更多的“好东西”。《好东西》全面地展示了有尊严的自由个体在一个与其意志格格不入的时代里，应当如何自处。这是一个听上去就极为沉重的问题，但《好东西》处理得极为轻盈，正是因为足够清醒，所以才有直面悲剧的勇气和自信，所以才会笑出声来。就好像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描述的那位诗人哲学家圭多：灵巧地一跃而起，使自己升至世界的重量之上，一跃越过墓石，落到另一边，一溜烟跑掉了。卡尔维诺没有描述诗人当时的状态，但我想，在越过墓石时，圭多是笑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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