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求仁得仁”，未尝不可

“求仁得仁”一辩

       朱刚先生的悼文刷屏后，我在朋友圈表示过一个意见：“照我印象，‘求仁得仁’多用作不悔所为、死得其所的意思，朱先生这么说并无问题。可以质疑他的立场，但不必因此怀疑他的水平。‘惟复旦师生，不为所动，此岂爱校心切，而罔顾事实，实赖……’这么说就没问题了。”没有举证，自然不足以服人。但“求仁得仁”是千数百年来惯用的老话，毫无“新义”可探，当时我也不愿费心细作讨论——而且，“国学大师”网站一关闭，查检文献实在也嫌费事。

       但这两天，“求仁得仁”仍触目可见，而且朱先生用错的说法似有成为定见之势，从语文角度，是亦不妨一辩了。

       朱先生用“求仁得仁”，是否符合其本义？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是孔夫子评论伯夷、叔齐的话，出自《论语·述而》，又见于《史记·伯夷列传》。孔子何以这么说他们呢？伯夷、叔齐所为何事？在儒家主导的历史叙事中，武王伐纣，是取暴君而代之，世人皆以为是正义之举；而夷、齐固执于传统的政治道德观，坚持认为伐纣是以下犯上，以臣弑君，是不正义的。甚至在殷周易代已成事实之后，他们仍以履周之土、食周之粟为耻。他们之所为，按现代观念来概括就是：坚持一己之原则，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死而后已，无怨无悔。此所以孔子称许他们“求仁而得仁”。要知道，孔子所说的“仁”，是宽泛的、多义的，在此可理解为“道义”，也可理解为“原则”。夷、齐最后饿死，可说是为了原则而死的。

       我们看王永珍书记，他是死于工作，死于公事。在其同事来说，可谓坚持原则，做应该做的事，是因学校的事业付出了性命。那么，说他“求仁得仁”，有何不可呢？

       批评者多指摘王书记并非自己“求死”，故不能说他“求仁”。若如此呆板地理解“求仁得仁”这句话，何尝不可以辩驳，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但不也“采集野菜而食之”吗，他们何曾是不想活下去呢？难道夷、齐也是“求锤得锤”吗？若他们果真一心“求死”，中国文学史就不会有“首阳采薇”这个著名典故了。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典的本义是一回事，原典的使用又是另一回事。古人运用成语或典故，是相当灵活多变的，可正用，可偏用，可反用，绝非只能死守原义。具体到“求仁得仁”此语，其使用也甚宽泛，定其所指，需要揣摩文本前后的语境，而不能简单地照搬词典的释义。

       比如，《列女传》：“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白居易《答户部崔侍郎书》：“退思此语，抚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这是将重点放在了“求仁”二字，强调其所求者不在名利，并非与伯夷、叔齐相比的意思。

比如，宋李之仪《东坡先生赞》之二：“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刘宰《送魏华甫侍郎谪靖州》：“畏涂万折甘如饴，求仁得仁固其宜。”这也是将重点放在“求仁”二字，但强调的是被贬谪者不畏挫折，安于所遇。

       比如，《太平广记》引《李膺家录》：“（李）膺谓曰：‘死者人情所恶，今子无吝色者何？’（荀）翊曰：‘求仁得仁，又谁恨也？’”文天祥《高沙道中》：“自古皆有死，义不污腥膻。求仁而得仁，宁怨沟壑填。”又《言志》：“我生不辰逢百罹，求仁得仁尚何语。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明李清《三垣笔记》：“左懋第将刑，顾问五人云何，一斌等皆曰：‘愿从死。’懋第曰：‘好，好，但恐有悔。’用极大呼曰：‘求仁得仁，又何怨？’”张煌言《被执归故里》：“求仁而得仁，抑又何怨焉！”这些例子都是将重点放在了“又何怨”三字，强调视死如归，近乎“杀身成仁”之意。这是积极的“求死”，也不同于伯夷、叔齐那种被动的“求死”。

       比如，《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写罗生求与狐女婚配，后来被弄得鸡毛鸭血，只好请道人帮忙驱除，但那狐女理直气壮地反驳，道人无言以对，只好对罗生说：“君所谓求仁得仁，亦复何怨？老夫耄矣，不能驱役鬼神，预人家儿女事。”（顺便说一句，此故事实在是“女性主义”的范本，请自检原文）这是戏谑式地借用了“求仁得仁”，差不多等于“求锤得锤”的意思了。

       那么，最关键的，到底“求仁得仁”是否只能用在主动“找死”者身上呢？不是的。

       试看阮籍《咏怀》之十三末四句：“李公悲东门，苏子狭三河。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这里的“李公”是李斯，“苏子”是苏秦。“求仁自得仁”一句，有注释者认为是暗指伯夷、叔齐，但结合上下文来看，显然是针对李斯、苏秦的结局来说的。李斯是被赵高陷害而死，苏秦是被政敌暗杀，他们的下场，与其所为之事有关，与其所处之位有关，但显然他们都非主动“求仁”的。

再看近代的两个例。

同盟会元老陈其美1916年被刺，李钟钰的挽联：“求仁得仁，虽死不死；可已弗已，无成有成。”许文绍的挽联：“求仁得仁，先生当无所遗恨；以志继志，后死者责有攸归。”童威的挽联：“公固伟人，求仁得仁夫何怨；我亦健者，敢死不死反自疑。”在死者的同志看来，陈其美是为了“民主革命”而死，为了事业而死，这就可谓之“求仁得仁”了。

       近代北洋巨擘吴佩孚1939年病故（一说因日本医生暗害而死），杨圻（云史）的挽联：“是求仁而得仁，公已大成，虽死何憾；易家哭为路哭，吾将安仰，并恸其私。”这个“求仁得仁”的用法，也跟挽陈其美一以贯之。

       从苏秦、李斯，到陈其美、吴佩孚，他们是预知自己一定要死吗？是死得心甘情愿吗？我想是不必争辩的。

       回过头来说王永珍之死。王先生为人如何，我们尚无法判断，朱先生以“仁者”谥之，以“求仁得仁”哀之，是否完全符合知人论世的标准，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只论修辞的话，我以为是可以成立的。——说穿了，“求仁得仁”就是传统悼语的一种套路而已。

       最后说一下，我觉得悼文事件最不好的一点，是批评者的“迁怒”心理。他们因体制之恶，而迁怒于死者，又迁怒于悼者，再由悼者的态度而迁怒于文章。“迁怒”是为人处世最可厌的事，更是批评家最应该避免的。

       我不认识朱刚先生，他的著作，我也只翻读过《苏轼十讲》一种。若然因为写了此文，有人复迁怒于我，那我也算求仁得仁、求锤得锤了。

（关于“求仁得仁”此语，我依据的工具书是《中国成语大辞典》、刘洁修编著《汉语成语考释词典》、朱祖延编著《引用语大辞典》，电子搜索工具是“搜韵”、“诗词名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