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唐太宗的佛寺
法源寺闻名久矣，可一直也没有特别在意。
李敖写过一部历史小说，就叫《北京法源寺》，以法源寺为中心写清末政治，尤其是戊戌变法。他就是凭这部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他是文章家，写小说不甚当行，借小说人物之口说理太多，交待普通历史知识也太多，缺乏情节。我读到第六章，终于没有读下去。
直到前些时候，读清人舒位的《瓶水斋诗集》，读到一首七律《法源寺石坛（唐太宗瘞征高丽将士战骨处）》：“七宝庄严万骨灵，法云香接阵云腥。埋来春草三年碧，开出莲花一朵青。横海风涛灰几劫，诸天钟梵佛同听。高台拟当燕然石，只欠班生勒作铭。”那时，才恍然有所触动——哦，那就是我们的靖国神社啊！
话说隋唐之际，朝鲜半岛及辽东一带存在着三个国家：东南方是新罗，西南方是百济，北方是高句丽，也称高丽。隋炀帝曾三征高句丽，皆铩羽而归。公元645年，唐太宗又想完成隋炀帝不能完成的勋业，遂亲征高句丽，但对方坚壁清野，打持久战，唐军因缺乏补给，兵马损失极为惨重，终亦无功而返。当唐军经过幽州（今北京）的时候，唐太宗下令立寺追荐阵亡将士，直到武则天时代最后完成，赐名“愍忠寺”，也就是“悯忠寺”。此后历代屡毁屡建，明朝曾名为“崇福寺”，至清朝雍正时复赐名“法源寺”。
“法源寺”的名字，显然是佛家意味，相当和谐；而原来“悯忠寺”的名字，则是一片阴郁之气，透露出寺庙的本来性质。“悯忠”的“忠”，当然是指那些阵亡的东征将士；可是，对于唐人是“忠”，对于高丽人就是“战犯”了！
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不必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不必对他们抱“了解之同情”，不必承认靖国神社的存在有其理由，也不必视日本官员参拜神社是他们的内政……可是，我们也应当知道：中国也曾有自己的靖国神社，我们尽可以指责别人的现在，但别人也可以指责我们的过去。近年有韩剧丑化东征高丽的唐太宗，那也可谓事出有因的。
金庸在《飞狐外传》的后记里说过这样的话：“武侠小说中，反面人物被正面人物杀死，通常的处理方式是认为‘该死’，不再多加理会。本书中写商老太这个人物，企图表示：反面人物被杀，他的亲人却不认为他该死，仍然崇拜他，深深地爱他，至老不减，至死不变，对他的死亡永远感到悲伤，对害死他的人永远强烈憎恨。”我想，唐朝人供奉悯忠寺，日本人参拜靖国神社，那种心情也跟《飞狐外传》中的商老太差不多吧。
前两周去北京，有一天坐地铁四号线，在菜市口站下车。原想去琉璃厂那边，但一看地铁站的地图，才知道谭嗣同故居、法源寺都在附近。于是顺带一游，结果发现，谭宅只剩下门外一个牌子，里面不过几间东倒西歪的破屋；法源寺外新建了一个写着“唐悯忠寺故址”的纪念塔，寺内也甚陈旧，最里间正在装修。
匆匆一瞥，临走买了一册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编辑的《法源寺》，内容扎实，颇有学术价值，迥异于一般的名胜指南。里面有篇张友鸾写的《禅房花木深》，说法源寺在清代以赏花胜地著称，先后有三个赏花时代，开始是海棠最闻名，然后是牡丹，最后是丁香。周绍良写的《古刹法源寺》，则引录了龚自珍的词《减字木兰花》，其小序云：“偶检丛纸中，得花瓣一包，纸背细书辛幼安‘更能消几番风雨‘一阕，乃是京师悯忠寺海棠花……”词曰：“人天无据，被侬留得香魂住。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十年。十年千里，风痕雨点斓斑里。莫怪怜他，身世依然是落花。”
悯忠寺早已远去了，今人只知道法源寺而已。对于墨客骚人，法源寺只是丁香；对于研究佛教的人士，法源寺只是中国佛学院；对于坐惯国民党监狱的李敖，法源寺只是晚清变法史……谁知道那是悯忠寺，那是大唐的靖国神社呢？
唐太宗敕令修建的佛寺，并不仅仅一座悯忠寺。
前一阵浏览成都王家葵先生（玉吅斋）的博客，提到他读豳州昭仁寺碑，想写一篇《唐太宗的冤亲平等》。心念一动，乃略检相关文献，才知道早在公元629年，唐太宗即已下诏，在唐朝建立过程中的战场各立佛寺，为阵亡者超度荐福；最重要的凡七处，其中击败薛举于浅水原，故于当地建昭仁寺，今属咸阳市长武县。
昭仁寺碑至今尚存，碑文由朱子奢撰写，书者不详，但向来被公认为唐初名刻。大抵世人关注昭仁寺碑者多，关注昭仁寺者少，关注碑刻者多，关注碑文者少；于是，昭仁寺隐藏的血腥气，就为昭仁寺碑的大唐风范所掩了。我不熟悉碑刻，若非家葵别有情怀，特意拈出昭仁寺碑的内涵，我是不会留意及此的。
据宋人王溥的《唐会要》，唐太宗当时的诏书有言：“……为义士凶徒陨身戎阵者，各建寺刹，招延胜侣。法鼓所振，变炎火于青莲；清梵所闻，易苦海于甘露。”检清人王昶的《金石萃编》，卷四十二录有昭仁寺碑碑文，长达三千余字，颇难卒读，其中又有这样几句：“而上忍所被，旃檀与利刃同归；大慈所覃，怨贼将义夫齐指。俱润法雨，同乘大辕；回向菩提，无上平等。”原来，佛教有所谓“冤亲平等”之说，相信一切众生，无所谓冤仇，无所谓亲爱，救度是平等的，不分人我，不分善恶。唐太宗诏书和昭仁寺碑铭即援引这种思想，既超度作为战胜者的唐军一方，也超度作为战败者的薛军一方，意谓无论我方的“义士”、“义夫”，或敌方的“凶徒”、“怨贼”，都能同脱苦海也。
——当然，建寺立碑，超度亡魂，不过是李世民的政治秀。正如王昹的按语所言：“此碑与等慈寺同时所立……碑虽为义士勇夫陨身戎阵者而立，然两碑皆盛称太宗功烈，其哀卹将士之词不及十一耳。《太平寰宇记》于等慈寺称其立碑纪功，诚确语也。”这实在是一针见血之言。家葵先生后来将文章改题《唐太宗的纪功碑》，良有以也。
话说回来，我为什么一下子就留意到家葵的片言只语，为什么对“冤亲平等”特别产生兴趣呢？
这是因为，此前我翻看过《东亚诗学与文化互读：川本皓嗣古稀纪念论文集》，里头有一篇艾特的论文《13世纪“蒙古袭来”和“蒙古之碑”——关于日本生死观中的镇魂和怨亲平等》。此文介绍：日本镰仓时代中期，也就是元朝初年，忽必烈曾两度遣军大举征日，皆因遭遇台风而溃不成军；约略同时，幕府执政北条时宗礼请宁波的禅僧无学祖元赴日，并新建成的元觉寺赠给无学。在忽必烈第二次征日的次年，即公元1282年，元觉寺开山，无学在祈祷文中说到：“从古代至去年，我军和敌军战死、溺死的众生魂无归所，在此诚心祈愿他们可以早日得到救赎，超越苦界。佛法无差别，怨亲悉平等。”（按：此系译文，原始文本似出自其《赞地藏菩萨普说》：“此军及他军，战死与溺水，万众无归魂，唯愿速救拔，皆将超苦海，法界了无差，怨亲悉平等。”见《佛光国师语录》卷四。）这是明白地宣示，不仅超度战死的日军，也超度战死的元军，包括汉人、蒙古人和高丽人。至今仙台尚存有宣示“怨亲平等”的所谓“蒙古之碑”，据说碑文就是无学祖元的笔迹。
后来又看了高桥哲哉的《靖国问题》，书中说到：日本自中世纪之后，凡战争终结，胜者都会为两方的阵亡者举行“大施饿鬼会”，并修建敌我双方供养碑。如庆长之役（朝鲜称壬辰卫国战争，中国称万历朝鲜之役）后，岛津义弘曾在高野山的内院树立供养碑，供奉对象包括敌方的中、朝两国人；在“战后五十年”揭幕的冲绳和平之础，石碑上铭刻的名字，不仅有那些死难的日本军人和平民，也包括战死的美国人、英国人。
此外，陈平原先生在评论日本梦枕貘的系列小说《阴阳师》时，也提及：东京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是专门祭祀在“日清战争”（也就是我们说的“甲午战争”）阵亡的中日军人。
近看根据司马辽大郎小说《阪上之云》改编的日剧末集，讲“日露战争”（即“日俄战争”）时，日本在对马海战中大败俄国舰队，海军参谋秋山真之对俄方死伤的惨状深感刺激，一度想出家为僧，供养那些战死者——不仅供养日本人，也供养俄国人。
这么说，祭奠敌我亡魂，在日本确乎可算一种传统了。但艾特在《13世纪“蒙古袭来”和“蒙古之碑”》里说：“……‘不分敌我，怨亲平等’地祭奠战死者的亡灵，这是日本固有仪式，无学祖元好像还不太适应，或许是由于日本和中国文化习惯的差异所致。”这又未免颠倒源流了。在观念上，元觉寺的祈祷文不过是昭仁寺碑文的翻版。虽然，昭仁寺只是供奉同文同种的敌人，而元觉寺更供奉了非我族类的敌人，但在佛法而言，众生无别，国族无别，所以归根结底，那仍是同一种佛教平等观的产物罢了。这种观念即便不是由无学祖元传去，也是由唐朝传去，当然是不能归为“日本固有仪式”的。
但无论如何，这也表明了，日本人不仅在靖国神社供奉侵略外国的日本“战犯”，也曾在元觉寺供奉侵略日本的外国“战犯”，这是不是可以稍稍扯平一点呢？
去北京的时候，承刘梦溪先生赠送一本随笔集《书生留得一分狂》，第一篇文章提到：他访美时去过列克星敦，即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当年指挥民兵作战的约翰·帕克上尉的塑像威严地挺立在桥头。但路旁还有一处特殊的纪念地，就是一名英国士兵牺牲的地方，一个小小的水泥墓碑，插着一面小小的英国国旗。纪念反殖民主义的独立战争，也为牺牲的殖民者士兵难过……”这跟昭仁寺、元觉寺乃至冲绳和平之础的祭奠，岂非不约而同吗？
美国人对英国士兵的纪念，恐怕与“冤亲平等”的东方观念毫不相干；但这却更加证明了，众生皆有佛性，人性到底是相通的。
西晋八王之乱时，成都王司马颖联合齐王司马冏起兵对抗当权的赵王司马伦，在黄桥一役曾遭惨败，死难者众，随后在温县一带大败赵王部，乃乘胜剿灭其势力。据《晋书·成都王颖传》载，事成后，司马颖的部属卢志建议厚葬死难者，“颖乃造棺八千余枚，以成都国秩为衣服，敛祭，葬于黄桥北，树枳篱为之茔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下文又还有一句：“又命河内温县埋藏赵伦战死士卒万四千余人。”也就是同时也葬了敌方司马伦部的战死者。西晋时佛教已相当盛行，司马颖此举，或许也是受到佛教“冤亲平等”观念的影响吧。又，南朝萧齐末年，萧衍举兵反叛，据《梁书·武帝本纪》《南史·梁本纪》载，他进入建康后，下令收葬已方死难者，并特别下令：“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许家人殡葬；若无亲属，或有贫苦，二县长尉即为埋掩。建康城内，不达天命，自取沦灭，亦同此科。”（按：原文出自任昉《梁武帝掩骼埋胔令一首》，见罗国威《日藏弘仁本文馆词林校证》，中华书局2001年版。当时江淹另有《萧骠骑筑新亭垒埋枯骨教》，见明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卷六）这自然也是跟司马颖类似的举措。那么，这两个将敌我亡魂同等对待的例子，当然远早于唐太宗，更不必说日本人了。
唐代南诏王阁罗凤联合吐蕃击败唐军后，所立《南诏德华碑》有云：“诏曰：生虽祸之始，死乃怨之终，岂顾前非，而忘大礼。遂收亡将等尸，祭而葬之，以存恩旧。”这是说南诏方面仍礼葬唐军将士。今云南大理市下关镇尚存大唐天宝战士冢（俗称万人冢）、将军庙，凤仪镇尚存千人堆（周祜校注《南诏德化碑》，大理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印，第18页；廖德广《南诏德华碑探究》，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黄遵宪《南汉修慧寺千佛塔歌》，其序引千佛塔铭文有“亡魂滞魄，咸证人天”之语，似近于昭仁寺碑文的“俱润法雨，同乘大辕”的修辞，或亦表示“冤亲平等”的意思吧？
另，日本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他在判决后曾对探监者表示：“南京事件，可耻之极。在南京入城后，举行慰灵祭时，我提出也要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可是参谋长以下部属怎么也不理解，说是会影响日本军的士气。”结果其事未成（据[日]洞富雄《南京大屠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27页）。后来他与其他退伍军官在故乡热海建造了朝向南京的“兴亚观音”，以悼念日、中国双方在战争中的死难者。松井其人的罪责是一回事，但他主张在慰灵祭中“一起祭祀死去的中国人”，后来又建造“兴亚观音”，则是继承了日本的祭奠传统。
此外，十九世纪英国出于对俄争霸的战略需要，在阿富汗建立傀儡政权，后阿富汗部落纷纷揭竿而起，英方在撤离时几乎全军覆没。事后阿方用石头为己方烈士建立了胜利纪念碑，同时也用土坯为英军阵亡将士修建了纪念碑（据[英]汤因比《亚洲高原之旅》，李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