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此系旧文。原刊《中国文化》2014年秋季号，收入《洛城论学二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时加入“补记一”，现再加入“补记二”。
《史记》“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问题再议
这是个老问题了。但由于辛德勇先生近年提出了新解，加之中华书局新刊的《史记》修订本接受了他的解释，修改了旧版有关文句的标点，使得这个老问题再度浮现出来。对此问题，我久有关注，但因循未有所作，现在看来，还是值得再作一番清理的。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适遣戍。西北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三）[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此处标点据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3页）针对这段话的末尾，在近九十年前，日本藤田丰八首先将“禁不得祠”四字单独标举出来，认为“不得”是梵文“浮屠”（Buddha）的对音，也就是将“不得祠”理解为佛教拜祭，证明佛教在秦始皇时代即已流传中国了！（《中国石刻的由来》，原载《东洋学报》第十六卷第二号，中译见卫聚贤《古史研究》第二集下册，民国23年版）
藤田此说新奇可喜，当时中国学者如马非百、岑仲勉皆信从之。此外，刘节虽否定“不得”为Buddha，但又承袭其思路，以为“不得”系“扑特”的同音异写，意指牦牛；岑仲勉以后虽改变看法，但以为“不得”系古印度婆罗门教“吠陀”的对音，又以为系拜火教经典Avesta的对音。他们的解说各有不同，却有一个共通的思路，即认为“不得”在句中应是名词。——对此，陈槃举出两汉三国以前文献中的大量例句，证明“禁不（毋或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禁+名词+不（无）得+动词或动宾结构”为上古常见的语式；还有，魏建功从音韵学的角度，也否定了“不得”为“浮屠”、“吠陀”对音之说（《由“高雄”说到“不得”》，《魏建功文集》第四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如此，足见“不得”在这句话中必为虚词，绝非实词，藤田一系的种种非常异议可怪之论也就不攻自破了。可是，藤田一系的解说虽谬，但否定者一系的解释又如何呢？如汤用彤、陈槃、杨宪益，都倾向于将《史记》那段话解释为祭祀明星（太白），易言之，是以“禁不得祠明星”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单位来理解；但如此一来，后面的“出西方”三字就没有了着落，成了无法解释的赘语。（以上有关撰述的篇目，已见陈槃、辛德勇两篇论文的引录，此处不再重新列举。请参陈文《“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之诸问题》，原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一本第一分，增订本收入《旧学旧史说丛》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辛文《秦始皇禁祠明星事解》，原载《文史》2012年第2辑，收入《旧史舆地文录》，中华书局2013年版。） 正是为了弥合这一矛盾，辛德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说，即“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应作为完整的句子来理解。具体说来，他拈出关于太白星的星占学说，例如：其当期出也，其国昌。……出西至东，正西国吉；出东至西，正东国吉。（《史记·天官书》）太白始出西方，东方之国不可以举兵；始出西方，东方之国不可以举兵。破军杀将，其国大破败。（《开元占经》卷四五引《荆州占》）从西方来，阴国有之；从东方来，阳国有之。（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太白、岁星在西方，占曰东方之国破。（《华阳国志》）太白出西方，出酉，秦胜楚；出申，楚胜秦。（《开元占经》卷四五引《石氏星经》）由此，他认为“明星（太白）出西方”本是一种在军事上对东方国家不利的星象，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也就成为对秦王朝不利的星象，统治者自然要禁止祭祀这一天象。
辛德勇此论，是很有价值的探讨，也颇能自圆其说，可算表面证据成立，但细究起来，我以为仍属勉强。其一，根据陈槃总结的“禁不得+动词或动宾结构”的语式，从语法角度看，《秦始皇本纪》这句话若读作“禁不得祠明星”自然是通顺的，但若读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就显然不通了；其二，《秦始皇本纪》这句话讲的是“祠”，而《天官书》等星占书讲的是“占”，“祠”（祭祀）与“占”（预测）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恐怕没有文献可以证明，存在着针对“明星出西方”这一星占现象的祭祀行为——祭祀的对象，可以是作为神灵的“明星”（静态的），却不会是作为现象的“明星出西方”（动态的）。在我看来，辛德勇突出“明星出西方”作为星占的军事性质，可算是合理的，但即便此说成立，在逻辑上，也只是解决了“明星出西方”的问题，而并未真正解决“祠明星（出西方）”的问题，更未解决这句话的句读问题。 当然，这只是消极的质疑。还要有积极的质疑，也就是另外提出合理的解释，才可能真正澄清此问题。 在此，首先我要指出，“禁不得祠”四字是一个自足的表述，反映的是政治法律方面的内涵。可以说，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解决了此四字的疑难，此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们知道，上古社会，尤其是其上层社会，是以宗族为单位的，若宗族成员涉罪，往往会株连整个宗族，此即所谓“族刑”（有关此问题的论述极多，不烦列举。近年魏道明有专著《始于兵而终于礼——中国古代族刑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而“族刑”的要点之一，是毁灭此族的宗庙，剥夺其成员祭祀祖先的权利，即所谓“绝祀”（这牵涉到其他重要问题，此处亦不细述。可参侯志义《采邑考》，西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138页；徐鸿修、安也致《春秋贵族法规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页）。而且，这些背负了罪犯身份的成员，不仅不能再祭祀自己的祖先，甚至也不能参与祭祀公共的神灵。《周礼·秋官司寇·蜡氏》有这样的话： 凡国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师、大宾客亦如之。这是说，凡属于“不蠲”（不洁者）、“刑者”（曾受肉刑者）、“任人”（被管教者）、“凶服者”（服丧者），都没有资格参加公共性的祭祀活动（可参滋贺秀三《中国上古刑罚考——以盟誓为线索》，《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中华书局1992年版）。《周礼》的总体性质虽非实录，但在这类细节上，却可以相信是折射了实存的风俗或制度的。
现在，再回到《史记》。那段记录，是说当时秦以“逋亡人、赘婿、贾人”充当士兵，以开拓遥远的帝国边疆，具体的处置方式则是“徒谪，实之初县”。“徙谪”，就是流放到边疆地区，属于上古“流刑”的范畴（关于“流刑”，可参徐定戡《两汉刑名考》，上海震旦法律经济杂志民国36年版，第45-47页；魏道明《始于兵而终于礼——中国古代族刑研究》，第76-82页），在此宜用作名词；至于“初县”，应指新设立的“县”，也即上文所说的“以为四十四县”的“县”，所谓“实之初县”，则当指将流放者自原先的宗族或乡里组织中抽离出来，以强制方式安置到新的行政单位。可以想象，这些出身罪人的士兵，在身份权利方面必然是低人一等的，比不上一般平民；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完整的“公民权”，甚至是取消了“公民权”。而他们被取消的权利，自然应包括古人异常重视的祭祀权。从这个角度，我们再看“禁不得祠”四字，恰恰紧接着“徙谪，实之初县”那一句；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禁不得祠”应是特别针对那些被流放到边疆的罪人而言的，意思是禁止他们进行或参与祭祀活动——也许，包括了公、私两种性质的祭祀活动。照这样理解，也完全符合“禁不得+动词或动宾结构”语式的规则，毫无凿枘之处。而辛德勇先生在其论文中认为，“禁不得祠”不可能解释为天下“普遍禁止祠祀”，故必须与下文“明星出西方”连读，却没有考虑到，“禁不得祠”四字不必针对天下而言，它可以有特定的指涉对象。这样的话，《史记》上述的话就可以标点为：“徙谪，实之初县，禁不得祠。”即“徙谪”应作主语，指流放者，而“禁不得祠”跟“实之初县”的语法地位相等，都是对“徙谪”作出修饰的宾语，以说明对流放者的处置方式。至于“明星出西方”五字，相对更容易理解一些。古人极重视自然界的异常现象，尤其是天象物候之类，视之为人世间事的征兆或反应，往往郑重其事地载诸史籍。即以“明星出西方”所出的《秦始皇本纪》一篇为例，类似记录就见于许多年份，比如有关星宿现象的：七年，彗星出东方，见北方，五月见西方。……彗星复见西方十六日。九年，彗星见，或竟天。……彗星见西方，又见北方，从斗以南八十日。就性质乃至语式来说，“明星出西方”显然与此是一贯的，是记录此年的异常天象。还有一点，这些异象不少都系于每年纪事之末，比如：八年……将军壁死，卒离留、蒲鶮反，戮其尸。河鱼大上，轻车重马东就食。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地动。就文例来说，“明星出西方”系于三十三年纪事之末，与此也是一致的，因而也当自成一句，并无可疑之处。
不仅如此，“明星出西方”这一星象，跟此年所记的大事件恐怕也是相呼应的。《史记·天官书》关于太白星的星占，另有这样几句： 其与列星相犯，小战；五星，大战。……出东为德，举事左之迎之，吉；出西为刑，举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凶。意思大约是说，当太白与其他星宿相冲，出于东方则代表“德”之事，出于西方则代表“刑”之事。再看《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那段，恰恰是记录了“徙谪”的事件，也可以说是有关“刑徒”（犯人）的事件，这跟《天官书》“出西为刑”的占语，不是正相吻合吗？相反，如按辛德勇的说法，“明星出西方”的星象在军事上是不利于秦王朝的；但此年秦军南征北讨，仍处于对外征服的顺境，这样，跟星占的结果岂不是正相矛盾吗？
退一步说，即便我们接受辛德勇关于星占方面的解释，其实“明星出西方”仍不妨作为独立的句子来理解，而无须跟“禁不得祠”扯上关系。总之，无论“禁不得祠“，抑或“明星出西方”，都是意思自足的话，完全不需要连在一起进行解读。我以为，照这样理解，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这句话，既不需要牵强地解释为禁止祭祀“不得”，也不需要迂曲地解释为禁止祭祀“明星出西方”。那么，这句话的句读，中华书局旧版《史记》参考岑仲勉之说，点作两句：“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参容甫[徐俊]《关于“不得”的后话》，《书品》2010年第3辑）算得上歪打正着；而新版《史记》依据辛德勇之说，作为一句连读：“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倒是以不误为误了。附记：
涉及此问题的论述，在陈槃、辛德勇两文引录之外，我还零星见到一些，姑亦附录于此：关于“不得”的佛教说，黄灼耀表示存疑（《秦史概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历史系研究室民国36年版，第105-106页），方豪则完全否定（《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上册第126-128页），而马非百（元材）则始终坚执己见（《秦史纲要·自序》，大道出版社民国34年版；《秦始皇帝传》，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94-596页）。此外，在句读方面，陈寅恪似乎参照藤田之说，读为“禁不得祠”（《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二集》，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页）；王叔岷援引陈槃之说，以“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一句连读（《史记斠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一册第214页）。 另，辛德勇指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断句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此系失于查检。泷川断句明明作：“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页）
补记一：
杨树达指出汉代有一风俗：“或有不上先人之丘墓者，惟被刑为徒之人为然，盖以俗忌云。”（《汉代婚丧礼俗考》第二章第二节）也就是说，凡刑徒之人忌上坟祭祖。所引证有二，一是王充《论衡·四讳》：俗有大讳四……二曰讳被刑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问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讳；受禁行者，亦不要〈晓〉其忌，连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此据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三册第970页）一是应劭《风俗通义》佚文：
徒不上墓。说新遭刑罪原解者，不可以上墓祠祀，令人死亡。（见《太平御览》卷六四二；此据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28页）我以为，秦代刑徒的所谓“禁不得祠”，应当包括禁止祭祀祖先，而汉代这种“徒不上墓”的习俗，极可能正是“禁不得祠”制度的残留！只不过时过境迁，已失去了法律的强制性，而异化为一种迷信了。由《论衡》所述，可知汉代人已完全不知这种习俗的起源。而《论衡》、《风俗通义》都认为刑徒之人身体残缺，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弗敢毁伤”的古训，故不宜祭祖——显然，这只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儒家“知识考古”，我们当然不必信从。
补记二：
我在原文里指出“徙谪”边疆的士兵在身份低人一等，相当于剥夺了完整的“公民权”，这一点可与沙皇时代的情形对照。自彼得大帝时开始，罪犯就在司法上被宣布为“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到了伊丽莎白女皇时，本来处以绞刑的死罪犯人，改为流放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他们的身份同样属于“政治死亡”（[英]丹尼尔·比尔《死屋：沙皇统治时期的西伯利亚流放制度》，孔俐颖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禁不得祠”即被剥夺了祭祀权利，就相当于“公民权死亡”、“政治死亡”的表现之一。 我在原文里列举了若干与“明星出西方”类似的天文气象辞例。后来又留意到汉文帝、汉景帝时有两条记载： 八年夏，封淮南厉王长子四人为列侯。有长星出于东方。（《汉书·文帝纪》） 三年正月乙巳，赦天下。长星出西方。天火燔雒阳东宫大殿城室。……（《史记·孝景本纪》）这里的“有长星出于东方”、“长星出西方”，与“明星出西方”如出一辙。这再次证明，“明星出西方”是一种很常见的句法，应自成一句，跟上文连读为“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是不恰当的。
我在“补记一”里讨论了汉代刑徒不得上坟祭祖的习俗。后来发现，至少元代仍有类似风俗。元英宗至治元年有这样一个事件： 命宦者孛罗台为太常署令，太常官言：“刑人难与大祭。”遂罢之。（《元史·英宗本纪》。参《续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孛罗台是太监，属于“刑余之人”，而太常署是专门负责宗庙礼仪事务的机构，故太常署的官员以“刑人难与大祭”为由反对这项任命，而英宗也接受了。可见罪人刑人禁止参与祭祀实为一种传承不绝的惯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