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看本期《新闻调查》节目👆
9月21日，央视《新闻调查》播出了一期聚焦职场性别歧视的节目。作为国内唯一一个关注职场就业性别歧视热线发起人，我接受了节目的采访。很多朋友看到后纷纷发给了我，许多人甚至发给了自己的家人，告诉他们：“因为反对性别歧视，我的朋友上了央视！”
央视《新闻调查》节目截图
我叫郭晶，曾经是“全国就业性别歧视胜诉第一案”的当事人，如今是“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的发起人。五年间，我从一个求职时遭遇了性别歧视愤而将招聘单位告上法庭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了一名也为其他有相似遭遇的女性提供援助的人。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很多艰辛，但同时，我也欣喜地看到社会在变化和进步，比如女性维权意识和意愿的提升以及法律上的进步。
2014年6月，我刚刚大学毕业。在招聘网站上看到新东方烹饪学校正在招聘文案，觉得很适合我，就在网上提交了简历。几天后，没有得到任何回复，我觉得自己能胜任这个岗位，就鼓起勇气打了个电话去问问。没想到人事告诉我，因为这个工作要经常出差，而且是和男性校长一起出差，还要帮他拎行李，所以他们“只招男性”。虽然我告诉他自己能接受经常出差，但她依然坚持说“不考虑女性”。我不甘心，于是又带着简历去了新东方烹饪学校应聘。见到人事后，我陈述了自己的能力，也表明了自己的求职意愿，但人事依然没有给我任何机会，说“这个职位的定位就是男性”。
在大学时，我的专业是社会工作。我曾经在课上对职场性别歧视有一些了解，但自己竟然真的遭遇了职场性别歧视，我很愤怒，于是向一个朋友讲述了我的遭遇。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南京的许英律师，她是一个长期关注就业歧视的公益律师，还代理过户籍就业歧视的案件。在咨询了许英律师后，我决定起诉新东方烹饪学校。
7月初，许英律师起草了起诉状寄到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在收到起诉状的第七天，法官打电话告诉律师说，“这个案子不可诉”。但她依然让我们补充一些相关的案例。于是，我就在网上搜了一些乙肝歧视、户籍歧视、性别歧视的判决或调解案例，交给了法官。但法官说，乙肝歧视和户籍案件的性质跟我的案件不同，之前的性别歧视案件只是调解，很难参考。尽管如此，法官还是让我继续补充证据。8月12日，我意外地接到了法官的电话，通知我去交立案费。立案了！我激动得边哭边笑。我曾一度放弃了希望，因为我从新闻里知道，在2012年就有个叫曹菊（化名）的女生和我一样遭遇了职场性别歧视，她花了14个月才成功立案。和14个月相比，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但那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一种煎熬。我每天都过得十分忐忑，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会不会立案，什么时候立案，除了等结果，其他什么也做不了。
9月10日案子一审开庭，当时新东方烹饪学校提交了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的历任校长都是男性。他们试图证明一个陪校长出差的职位，需要的就是男性，似乎也在表明未来不会有女性做校长。我想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结构性的性别不平等的结果。
11月12日，我拿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认定了新东方烹饪学校侵犯了我的平等就业权，实施了就业歧视，判决新东方烹饪学校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驳回要求新东方烹饪学校书面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判决书让我既惊喜又迷茫：判决书认定了新东方烹饪学校性别歧视，但却驳回了赔礼道歉的诉求。在我看来，做错事道歉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这几年，我遇到很多遭遇职场性别歧视的女性，对于我们来说，赔礼道歉的意义重大，一方面是我们被毫无理由地拒绝，我们应该得到道歉；另一方面，用人单位需要认识到职场性别歧视是错的，并勇于承认错误。于是我选择继续上诉，要求赔礼道歉，同时要求提高赔偿金额。
我的案子在国内引起了很多关注。2014年11月，我被评“网易女人”频道评为“月度人物”。同年，我的案子被《中国妇女报》评为“2014年全国十大女性新闻”，还被全国总工会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劳动违法典型案件”，2015年，它还入选了最高院的案例选。
于是，我感到我的案子不再只关乎我自己，我希望二审可以争取到赔礼道歉，鼓舞到更多的女性。因为太紧张了，二审的前一晚，我辗转难眠。在二审的法庭上，我向法官描述了遭遇性别歧视带给我的影响。因为多次被拒绝，我开始自我怀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那个职位，是不是太较真了。当时有一些热心人关心我有没有找到新的工作，不怎么过问案子的情况，似乎我有了新的工作就可以往前走了。但对我来说，找到新的工作确实重要，但曾经受到的歧视和伤害无法消失。每一次歧视和否定都会是伤害，以某种形式在我们身上留下印记。
回想起来，尽管有很多挫折，但我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我的代理律师许英和刘明辉、曹菊，以及很多妇女权益工作者，甚至很多素不相识的人。我十分庆幸当时选择了打官司，让我体验了一个特别的社会实践。
很多人在我打赢官司后问我，为什么要去打这个官司？我都告诉他们，大概因为我是一个不愿轻易放弃的女性。身为女性，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遭遇的挫折和困难太多了，而我已不愿再忍受。
我来自河南一个偏远农村，是我们村里出的第一个大学生。在我上大学时，我们村才通了公路，在大学之前，我几乎没有出过县城，也没有吃过麦当劳和肯德基。上大学是改变我人生的另一件事。我在初中时，曾一度想要辍学，因为觉得读书很无聊，又很辛苦，不知道有什么意义。初三还没读完的时候，我的同学中有一半已经辍学。我们学校的升学率只有30%，很多同学早就对考高中不抱希望，不如早早辍学去打工。
妈妈的鼓励是我最终坚持读书的重要原因，在我辍学的时间里，她找人来游说我。因为没能上学是她最大的人生遗憾。她常常跟我讲她的故事：初中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学习特别努力，经常是第一个到学校的。家有7个兄弟姐妹，她排行老二，照顾弟弟妹妹是必然，但她也会在做家务的间隙学习。但她高中的时候开始近视，家里没有给她配眼镜。后来，我外婆生病需要人照顾，我妈就只得回家照顾外婆，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而我大舅学习成绩不如我妈，我外公还花钱让他去上了体校。我大学在信阳师范学院读社工专业，信阳是一个闭塞的城市。社工是一个实践性强的专业，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只是学习课本上的知识。2012年我大三，我想要打破现实的闭塞，通过网络了解外面的世界。那时我还没有自己的电脑，就每天去学校的电子阅览室，我开始关注一些社工的平台、账号，还看了一些名校的公开课。正巧，当时我看到有一个前沿社会工作实务课程培训班要在武汉举办。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报名截止日期，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打电话过去，那个老师也给了我这个机会。我的舍友听说我要去这个培训，她们都表示担心，觉得很难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但我想要了解社工实务的决心大过了担忧，就毅然去了武汉的这个培训班。培训结束之后，主办方邀请广州去的社工参访武汉的一些社工机构，我向主办方争取一起去的机会。听那些社工分享实践的经验，我十分羡慕。从那以后，我就开始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这几年我一直关注性别平等，听到很多女性遭遇的种种不平等，也看到很多女性的反抗和坚持，让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然而现实依然有很多限制。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早在2009年，全国女大学生人数就首次超过男生。我想这是计划生育下的一代女性抓住受教育的机会证明自己的结果。尽管家庭的资源分配依然会有重男轻女的现象，但在少子化的时代背景下，80后90后的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客观上得到了提升。女性也在不断寻找自己的社会价值，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职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社会价值的一种体现。然而在女性的职场道路上充满了不合理的障碍，我们在试图移除这些不合理的障碍。在这条路上，我们有彼此！
2014年9月，马户（化名）到中国邮政应聘快递员，试干两天后因性别原因而被拒绝录用。于是，她将中国邮政告上法庭。同年11月，马户胜诉，一审判决认定就业性别歧视并赔偿两千元。2015年6月，高晓（化名）到广东惠食佳应聘“厨房学徒”一职，惠食佳以“只招男性”为由拒绝了高晓。一审法院判定惠食佳实施了就业性别歧视，赔偿两千块，依然没有支持赔礼道歉。高晓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判定惠食佳作出书面赔礼道歉。2012年，曹菊从起诉到立案用了14个月，高晓案是递交起诉状的当天立案的。我的案子第一次在判决书上认定就业性别歧视，高晓案第一次在判决书上支持了赔礼道歉。我们四个遭遇的是就业性别歧视，当时起诉的案由却都是“一般人格权纠纷”。在2018年12月，最高院终于将“平等就业权纠纷”作为新增的民事案由。
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然而配套的保障措施却没有跟上，女性的就业与生育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2017年底，我发起了“074职场女性法律热线”，希望为在职场中遭遇性别歧视的女性提供个案支持。近两年来，我接到了近百个咨询，其中四成以上是怀孕被歧视，三成为职场性骚扰，其它的还包括招聘阶段的性别歧视、退休年龄歧视等。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的骄傲感油然而生，想起很多人说，“谢谢你的帮助，没有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但我看到的，是她们都在竭力争取机会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也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易，但我们有一种共同的坚持。面对困难的反抗和坚持有一种滋生勇气的力量，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我收获了这份力量，想要将它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