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我们有更大的使命

一代史學家殒落 余英时院士辭世：余英时院士(1930年1月22日-2021)今年8月1日晨間於美國寓所睡萝中逝世，享耆壽91歲。（江淳按）

文章来源：博雅好书（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事业部）

编者按：唐奖由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资设立（尹衍梁还捐建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遍及大江南北的大润发超市便是尹衍梁先生的资产），设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等四项奖项。各奖项奖金５０００万元新台币(1250万人民币)，超越诺贝尔奖为全球目前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

6月20日，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为：

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

今日微信推送2011年余英时先生获“人文诺贝尔”之称的克鲁格奖后，《东方早报》对余先生的访谈。收录在余英时《学思答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大国崛起”有误解

东方早报：您赞同“大国崛起”的概念吗？您怎样理解这种观点？

余英时：“大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分。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感觉到中国要取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这一点希望有人展开讨论。

东方早报：在以前的采访中，您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的看法，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您的这种观点呢？

余英时：我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这样的提法，其理由与我不赞成“大国崛起”、“中国崛起”这样的提法基本相同。但并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国在下个世纪变成一个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国家。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滞不动，等着中国超过它们。以文化、学术、艺术、内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现有的先进各国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是短期内便能完全赶得上，更不必说超过了。如果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壮语，则难免“暴发户”之嫌。

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已超过了西方各国？是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上比西方更先进了？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艺术成就已高于西方？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先认真讨论讨论。

中国前途在革新

东方早报：有人形容您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历史学家”，学贯古今中西，一直着眼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当代研究和未来发展。结合对历史的认识，您对当代中国的前途感到乐观吗？您认为中国的前途在于什么？为什么？

余英时：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中国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创造等等动向之上。“内”是本，是体，“外”是末，是用。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成为“大国”，首先因为有了“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这是先将中国内部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后才有汉武帝的开边、唐太宗成为东亚的“天可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无法照抄。以西方“大国”言，英美都是在宪政、法治、科学革命、思想创新等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向外扩张。美国过去长期顾内不向外，所以有“门罗主义”，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伸向国际事务，很快便遭到国内的反对，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对外开启战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纠纷。罗斯福眼看英国可能被希特勒击溃，也无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袭，第二次大战也无法出现。二战之后，美国是被形势所逼而成为世界两大“霸权”之一的。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民族主义不能泛滥

东方早报：在美国居住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感受到国外对于中国或者中国人看法的改变？

余英时：美国这几十年种族歧视的观念变化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听说白种人不肯租房子或卖房子给有色人种。但今天已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这是因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东方早报：您在著作中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您怎样看待当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引导这种情绪使其促进中国的发展？

余英时：我在著作中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又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

中国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佛教传入中国，终成中国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证。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传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其苦难已人人皆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知识人要做批评者

东方早报：您在以前的著作中指出，各个不同的时代，各有其知识人特为关注的问题。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使命感。那么您认为，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知识分子应当肩负怎样的责任，应该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余英时：知识人在中国是从传统之“士”转变而来的，必然负有更大的使命。过去的“士”有特权，现代的知识人则没有特权，但仍有监督、批评各方面的责任。过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来自知识人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会必须改进。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人身上。所以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扮演批评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识人必须各有专业，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提高中国的学术与文化水平。美国的乔姆斯基在语言学上是一代大师，但它批评美国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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