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曹操是个好东西,原来华雄不是关羽干掉的,原来……”·《三国史话》·吕思勉大家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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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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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争及地理环境之间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吕先生治史，注重对社会的综合研究，最能融会贯通，评论历史往往独具只眼，是故本书成为易中天品三国的重要参考资料。

        学术大家肯腾出时间写点通俗读物，或是编些学校教材，这绝对是大好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像朱熹编蒙书，叶圣陶在民国编过中小学生《国文》，狄更斯有《写给孩子的英国史》，布罗代尔为法国中学生写《文明史》，都是例证。这些书，受惠的主要不是学术界而是普罗大众。遗憾的是，如今坊间的各类通俗史学、哲学读物水平普遍不高，或者以八卦当有趣，或者以媚俗当通俗，或者错讹疏漏、瞎编乱造，读了不仅没有教益，反而有害。这些书，有些是大学的研究生们赚外快一天一万字写的，有些是文抄公们攒的，还有些是青年教师为了应付微薄的收入，不得以而炮制的。

　　这些书大多数都不值得读——摸一下就很给面子了。

　　好书当然有。以前中华书局出版过一套“大家小书”就很好。吕思勉的这本《三国史话》也很好，很多非专业人士因为读过或看过《三国演义》的小说或连续剧，自以为对三国很熟悉，其实真未必。读读这本史话，至少可以澄清一部分小说或影视剧里的错误。例如吕思勉会告诉你，华雄明明是被孙坚所杀，不是关羽。还有些内容是吕思勉治史的结论，正史里也未必可信，例如他说董承，“本来是牛辅的余孽，哪里是什么公忠体国的人？就是要除曹操，如何会托付董承呢？这话怕靠不住吧。”（p56）

　　不仅如此，吕思勉老先生虽然毕生治古代史，但他绝非那种书斋里的老夫子，他年轻时新派的很，还在报纸上写侦探小说。《三国史话》同样是他“玩”出来的，所以，他大可以在书中以古讽今、借题发挥，大有“渔樵闲话”的风致，也颇见出他虽为书生却不输于政治家的见识和谋略，譬如他说：

　　　　“政治的斗争虽非人人所能直接参加，政治的好坏是人人都要受其影响的，并不能置诸不管。而各个人，只要能明于政治的好坏，也并不要丢掉自己的事情去做政治工作，只要站在自己的本位上，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或者帮助或者制裁，就很可以决定他们的胜负了。”（p92）

        这句话，乍一看似乎是在讲“群众”“人民”如何决定政治，实则恰恰相反，他这段话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政治是分“好坏”的，是绝对的，而非相对的，正义是有标准的，熟悉西方政治哲学史的人应该都会觉得这是洞见；第二，任何人都无法超脱于政治之外，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人和人的关系，不论这关系是敌友抑或同盟、造反或是服从。政治也并非抽象，而是以生活方式、乡规民约、法律政体等制度化的方式表现出来。吕思勉这段话揭示的道理，一言以蔽之：人必须选择自认为好的政治并承担选择的后果。这种见识，远非民国的一些政客和多数知识分子所能及。特别是49年前后那些民主党派里的知识分子，其何等幼稚，与吕思勉判然分明。

　　而最能体现吕思勉政治偏好的，则是他对魏武帝曹操的评价。

纵观古今，对曹操如何评价，本质上不是史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特别是在对曹操评价发生变化时，往往与时局变化关系甚深。众所周知，毛泽东就对曹操极为推重，其推重程度，与毛对宋襄公的贬低程度形成两极，这与他一贯赞赏法家思想的态度有关。直至今天，尚健在的文革风云人物、原上海市委常委、复旦大学历史系教师朱永嘉，仍然在其《论曹操》一书中坚持毛的观点。这些当代史就不展开了。

　　一说到对曹操的评价，大家想到的往往就是“忠奸”之辩，其实，历史上对曹操的褒贬，主要不是他是否忠于一家一姓，而是认为曹操“任人唯能”，用人只看能力，不看道德，是法家作风，把东汉儒家涵养的公义正直的士风毁于一旦。像汉末李膺、郭泰、张俭等类型的士大夫，到了魏晋基本上就看不见了，变成了竹林七贤乃至后来的清谈之士。改朝换代只是亡国，道德沦丧就是亡天下，这是儒家普遍坚持的道理。因此，这个时代的转折据说要由曹操负责。例如民国史家夏增佑就持这种观点，其名作《中国古代史》的第三十七节，对曹操的批判极为苛刻，认为正是曹操的用人态度，导致了一代道德风气的沉沦。

　　吕思勉也认为风气从两汉到魏晋的确一变，“从魏武帝到司马懿可以说是中国的政局，亦可以说是中国的社会风气一个升降之会。从此以后，封建的道德，就澌灭已尽，只剩些狡诈凶横的武人得势了。”（p97）但对这种专捩负责的不是曹操，而是司马懿。他认为曹操是忠直、勇敢、公忠体国、匡扶汉室的大英雄，甚至每次读曹操自述，都会感动的“怆然流涕”（p149《论魏武帝》），说“从古英雄，坚贞坦白，无如魏武帝者”。而司马懿则是“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p101《从曹操到司马懿》）

　　吕思勉不仅在能力上深许曹操，道德上也认可。在本书中，他把几乎所有按在曹操头上违反儒家道德的事情都做了澄清或辩驳，并说：“其人物愈大，则其志愿愈大，其志愿愈大，则其为人的成分愈多，而自为的成分愈少，则是一定不移的。哪有盖世英雄，他的志愿只为自己为子孙的道理？”（p95，《替魏武帝辩诬》）

　　吕思勉身处乱世，武夫当国，日寇入侵，他亲身经历，对曹操的期许或许确有深意，读惯了影射史学的人可能会想，吕思勉说的这种英雄，是不是暗指什么人啊？其实，他说的是谁，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此书最初是30年代中共苏北游击区创办江苏文化社印刷所，在所里当编辑的吕思勉的学生杨宽（杨宽后来也是著名史学家）约的稿，却连载于孤岛杂志《知识与趣味》1939年期上；成书已经是194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

　　这么复杂的背景，却叫人如何影射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