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的伦敦雾 VS 当下北京霾·《伦敦雾：一部演变史》·以史为鉴的心惊肉跳

『  人们很喜欢用“历史的审判”来比喻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当然人们也喜欢去“审判历史”，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会被进行定论，所谓“盖棺论定”是也。  』

您还能扩展听/阅读一本→《剑桥中国史》(全集共8册)

《伦敦雾：一部演变史》

↑书的内容请听顶部的音频↑

『英国伦敦，素有“雾都”之称。典型的“伦敦雾”出现于19世纪早期的工业时代，是首例全球“闻名”的空气污染案例，直到20世纪60年代清洁空气法案通过才得以终结。科顿在书中描述了伦敦雾的“美丽”和危险，以及其对文化和人们认知的持久影响。伦敦雾改变了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会边界。而它也成了艺术家的“礼物”，出现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以及莫奈和惠斯勒等画家的画作中。作者结合历史与文学的敏感性，呈现了伦敦雾的起源、演变与终结，向读者细致而生动地展示了这一工业时代的奇特城市景象，特别给中国读者提供了如何与雾霾“相处”的有趣参照。』

人們很喜歡用“歷史的審判”來比喻正義也許會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當然人們也喜歡去“審判歷史”，一些歷史事件和人物會被進行定論，所謂“蓋棺論定”是也。雖然基本的是非曲直是一定的，但這並不能作為回望歷史的全部，真實的歷史必然是複雜的。如何認識歷史並不是一個十分容易的事情，特別是在一些已經有了定論的歷史問題上，但如果可以進行更為深入的史料搜集和考據，用更加廣闊的眼光去審視當時的各個側面，也許我們會驚奇地發現另外的風景。

正是在這種重新回望和全景考據的基礎上，《倫敦霧》這本講述一個地區霧霾的作品迸發了史學的光彩。作者克莉絲蒂娜•科頓實際上在不自覺中完成了一種史學觀的昇華，副標題雖然是“一部演變史”，然而更確切地講，這是一本關於19世紀早期至20世紀中葉“倫敦霧”的“複調歷史”。科頓在書中不但嚴謹地梳理了“倫敦霧”的由來和演變過程，更為重要的是，她描述了“倫敦霧”的不同側面，“倫敦霧”的“美麗”和危險，以及其對文化和人們認知的持久影響。這種影響早已超越了所謂“天氣”的範疇，“倫敦霧”改變了城市生活，模糊了道德和社會邊界，“倫敦霧”甚至成了藝術家的“禮物”，出現在狄更斯、亨利•詹姆斯等作家的著作中，以及莫内和惠斯勒等畫家的畫作中。

熟悉音樂的朋友對於“複調”一定不陌生，雖然與“主調音樂”相似，都是多聲部音樂的形式，但“複調音樂”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絕對的主導旋律，出現了兩段或兩段以上各自獨立的旋律，在基本音樂統一性前提下，通過藝術加工結合成了一個和諧的整體。“複調”思維延伸至文學，產生了我們熟悉的複調小說，人類藝術王國的疆域得以擴張，也得到了更為豐富的藝術體驗。這種體驗在歷史領域有著更多的意義，在“倫敦霧”作為工業化發展帶來的環境破壞惡果的歷史定論下，科頓這種多維的歷史展示無疑是十分可貴的，而“複調歷史”也是近代史學觀的重要進步之一——在堅持是非底線的前提下，人們看待歷史的視角變得更加多元和客觀。

有意思的是，就《倫敦霧》和作者科頓來說，這種“複調式”的突破帶有著一定的偶然性，也許這反而更符合歷史自身的性格——某種必然總是孕育在無數的偶然之中。科頓在致謝中坦言，作為劍橋狄更斯學會創始人的她原本只是想寫一部關於狄更斯和倫敦霧的書，結果漸漸就擴充為我們看到的這本“更加廣泛而綜合的”倫敦霧演變史了。這實際上也反證了歷史的“複調性”其實一直存在，這並非某位研究者的一時興起，而是某種規律的必然。雖然對“倫敦霧”的歷史定論不會因此而改變，但就像複調音樂在不破壞音樂整體性的前提下，讓人們對音樂的理解更全面和深刻一樣，科頓這種對與“倫敦霧”相關的科技、環境、文化、社會、政治等方面的深入發掘，無疑會給讀者帶來更加豐富的閱讀體驗和更加深刻的歷史認知。

在世界大多數地方，霧不過是一種自然現象，是在適當的氣候條件下，帶有微小水滴的空氣的聚集。當然，這種自然現象和地理有著極大的關係，被低矮的群山夾道護送的整個泰晤士河流域，總是浸潤在潮氣和水霧中，倫敦從未有過特別乾淨的空氣。而真正讓“倫敦霧”成為一個令人頭疼的歷史話題的還是人類的活動，其實早在中世紀和都鐸王朝期間，人們就開始已經抱怨倫敦的空氣品質了。污染一方面來自木柴燃燒，特別是用於提取石灰，另一方面來自從紐卡斯爾船運至倫敦的海煤，它被廣泛用於家庭生活和工商業。從工業革命早期的19世紀30年代開始，熟悉的模式開啟了，城市快速擴張，家用煤火使用量成倍增加，工廠煙囪和車間機器向大氣排放了有毒氣體，煤火與煙塵混合，構成了濃煙。這種情況在19世紀80年代達到了頂峰，可怕的天氣在冬季屢屢造訪，而到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最終成為20世紀全球最嚴重的環境污染事件之一，歷史也最終對“倫敦霧”進行了定論。

有意思的是，有時歷史的定論並不能阻擋身在歷史中的人們將其進行各種演繹。說到底，這種演繹實際上還是一種環境與人之間的交互關係，人從物化的角度改變了環境，而環境則從幻化的角度改造了人們的精神世界。這種改造在“倫敦霧”身上表現的尤為突出，而且科頓原本也是設想寫一部關於狄更斯和倫敦霧的書，雖然此書後續的寫作完全出乎了科頓的意料，但濃厚的人文氣息仍然成為此書最大的亮點。歷史對“倫敦霧”的描述是極為精准的，“那種厚重、發黃、包裹一切的霧”就像是“豌豆湯”，這種表像特質極易讓人產生惆悵、壓抑和恐懼，因為霧是光的對立物，仿佛一種能動的神秘要殺死晴朗和光明，由此極易產生一種文學的隱喻感。

毫無疑問，狄更斯是運用“倫敦霧”文學隱喻性的首創者之一，他率先將“倫敦霧”作為隱喻工具，用來刻畫人物和環境的關係，將大眾對“倫敦霧”的感性認識昇華再造，最後付諸筆端。在“狄更斯式的陰鬱”一章，科頓深厚的文學研究功底展露無遺，從文學批評角度看，這一章堪稱狄更斯研究的一篇漂亮的專業論文。科頓的高明在於指出了狄更斯在“倫敦霧”文學隱喻性的各種形式：在1841年出版的《老古玩店》中，顯然狄更斯還僅僅是用最基本的文學隱喻手法進行聯繫，即用霧和煙將大反派奎爾普典型化——讓這位反派人物總是與各種人為的煙有關；而在兩年後的《馬丁•翟述偉》時，“倫敦霧”則開始承擔起倫敦及其居民迷惘的象徵意義；直到《荒涼山莊》的出現，“倫敦霧”的這種隱喻性終於邁向了一種特有的文化性，霧不但成了倫敦及其社會建制的能指，更成為維多利亞時代的形象特徵和文化符號。

而這也是複調對於歷史最大的魅力所在，也許基本的定論是早已存在的，但多維的展示讓歷史定論背後的時代更加鮮活。這就仿佛複調電影給我們的萬花筒似的驚豔，比如在《巴黎，我愛你》中有著20名著名導演、50位影星、18個獨立又有聯繫的故事，各種關於巴黎的元素一起迸發，思想、宗教、神話、同性之愛等，不同風格的音樂、明暗變換的色調、構思迥異的構圖、張弛有度的節奏讓觀眾感受到了一個終生難忘的全景巴黎。《倫敦霧》也是如此，科頓在文化影響之外，關注的維度是很廣的，既有醫學方面關於“倫敦霧”對於大眾健康的損害考據，又有在與霧霾鬥爭過程中，相關科技不斷進步的例證，甚至用“危險中的女人”一章專門討論“倫敦霧”對於女性人身安全等方面的威脅，比如“開膛手傑克”在霧氣繚繞的潮濕的倫敦東區所犯下的令人髮指的罪行。

值得一提的是，“倫敦霧”之所以成為一個著名的歷史符號，也是因為其歷史複調的“聲部”足夠多，而且足夠震撼。當“倫敦霧”最終從文人的感慨和民眾的抱怨中走出，走入更加廣闊的政治和社會空間中，其對歷史的影響力實現了某種質的飛躍。一般情況下，天氣可能會影響某個歷史事件，讓歷史充滿著戲劇化的偶然，比如我們熟悉的“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之類的臆想，但像“倫敦霧”這種天氣直接成為歷史推手的情況確實是不多見的。當1952年12月4日，“倫敦霧”一如既往降臨的時候，人們不會意識到歷史的定論終將在此蓋棺。那場震驚世界的“倫敦煙霧事件”永遠改變了歷史的走向，如果之前百年關於“倫敦霧”的爭議和忍受是某種量的積累的話，那麼1952年便開啟了質的轉變——“倫敦霧”不再成為單純的環境事件，政治角逐和民眾覺醒的意味更加濃郁，《清潔空氣法》也終於獲得通過，成為正式的法律。

今天的泰晤士河

如果一定要找出《倫敦霧》的白璧微瑕，那麼就是雖然全書是以“一部演變史”為副題概括文本的內容，但從內容和材料組織角度看，科頓對於“倫敦霧”的複調歷史在文學方面的“聲部”是有些過於偏重了。這裡有“倫敦霧”特有的文化隱喻性的主要原因，當然也有科頓作為文學史研究專家的專業習慣的因素。比如在《倫敦霧》中對狄更斯、亞瑟•梅琴、羅伯特•巴爾等一大批作家作品的解讀過於詳細，完全是按照文學批評的風格完成寫作。而這與“史”是有一定距離和差異的，很大程度上會沖淡這本優秀的“倫敦霧”複調歷史讀物的文字屬性，讓人感到某種偏離和無力。

但我們仍然不得不承認的是，科頓對“倫敦霧”的“複調式”的考據和記錄是極為成功的，她不但令人們對“倫敦霧”有了一個全景的瞭解，更讓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明白“複調歷史”的魅力所在：那些“定論”的背後並非是機械的和單一的歷史詞條，而是當時人們鮮活的感受和真實的生活。所以，科頓的這種文學性對歷史性的沖淡也要進行兩面地分析，不能一概而論，其實正是科頓對“倫敦霧”文化層面的深入解讀，才讓人們對“倫敦霧”對時人心理和精神的影響的演變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因為“倫敦霧”在文化上的符號化和在文學上的隱喻化不是一步到位的，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不同時期文學作品中對其細緻入微的描述和使用正是這種漸進的鮮活的例證。

然而，歷史可以被定論，但卻永遠不會被終結。“倫敦霧”自身走過了從19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的一個半世紀，如今“倫敦霧”已經被“殺死”，但從世界範圍來看，“倫敦霧”已經得到了“擴散”，比如我們的“中國霾”。近年來，霧霾成為中國最讓民眾揪心的環境問題之一，雖然“中國霾”也一樣被“定論”了性質，但其背後的複調和當年的“倫敦霧”何其相似：霧霾引發了各種連鎖反應，它逐漸滲透到政治、經濟、科技、法律、企業利益、百姓生活、文學作品、社會心態、文化性格等各個方面，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無法逃脫。

認識歷史定論背後的“複調”最為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於，人們將由此產生公正而獨立的思索。比如我們讀過科頓的《倫敦霧》後，在面對“中國霾”的時候，我們會首先承認“歷史定論”，即這是個非常負面的環境問題，以燃煤為主的能源結構、升級滯後的油品、城市建設中的大量揚塵以及汽車尾氣等都是空氣污染的“罪魁禍首”。但是，我們也會不自覺地進行一番歷史的比對，“倫敦霧”之所以長壽除了立法的延遲、科技發展的不確定性等原因之外，更主要的因素還是因為工業家的利益及其政治代表的立場，如此可以想見“中國霾”的很多相似的困惑和無奈，從而對所謂“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報以嗤笑。希望百年之後，在我們這片土地上不會出現一本如《倫敦霧》一樣的《中國霾》，但是，誰又能說得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