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与董秋娟： 我们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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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初恋
梁晓声
我的初恋发生在北大荒
许多读者总以为我小说中的某个女性，是我恋人的影子。那就大错特错了。她们仅是一些文学加工了的知青形象而已。是很理想化了的女性。她们的存在，只证明作为一个男人，我喜爱温柔的，善良的，性格内向的，情感纯真的女性。
有位青年评论家曾著文，专门研究和探讨一批男性知青作家笔底下的女性形象，发现他们（当然包括我）倾注感情着力刻画的年轻女性，尽管千差万别，但大抵如是。我认为这是表现在一代人的情爱史上惨淡的文化现象和倾向。开朗活泼的性格，对于年轻的女性，当年太容易成为指责与批评的目标。在和时代的对抗中，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自己。
文章又进一步论证，纵观大多数男性作家笔下缱绻呼出的女性，似乎足以得出结论——在情爱方面，一代知青是失落了的。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大致正确的。
我那个连队，有一排宿舍——破仓库改建的，东倒西歪。中间是过廊，将它一分为二。左面住男知青，右面住女知青。除了开会，互不往来。
幸而知青少，不得不混编排。劳动还往往在一块儿。既一块儿劳动，便少不了说说笑笑，却极有分寸。任谁也不敢超越。男女知青打打闹闹，是违反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的，是要受批评的。
但毕竟都是少男少女，情萌心动，在所难免。却都抑制着。对于当年的我们，政治荣誉是第一位的。情爱不知排在第几位。
星期日，倘到别人的连队去看同学，男知青可以与男知青结伴而行，不可与女知青结伴而行。为防止半路汇合，偷偷结伴，实行了“批条制”——离开连队，由连长或指导员批条，到了某一连队，由某一连队的连长或指导员签字。路上时间过长，便遭讯问——哪里去了？刚刚批准了男知青，那么随后请求批条的女知青必定在两小时后才能获准。堵住一切“可乘之机”。
如上所述，我的初恋于我实在是种“幸运”，也实在是偶然降临的。
梁晓声
那时我是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23岁。已当过班长、排长。获得过“五好战士”证书，参加过“学习毛主席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但没爱过。
我探家回到连队，正是九月，大宿舍修火坑，我那二尺宽的炕面被扒了，还没抹泥。我正愁无处睡，卫生所的戴医生来找我——她是黑河医校毕业的，27岁。在我眼中是老大姐。我的成人意识确立得很晚。
她说她回黑河结婚。她说她走之后，卫生所只剩卫生员小董一人，守着四间屋子，她有点不放心。卫生所后面就是麦场。麦场后面就是山了。她说小董自己觉得挺害怕的。最后她问我愿不愿在卫生所暂住一段日子，住到她回来。
我犹豫。顾虑重重。
她说；“第一，你是男的，比女的更能给小董壮壮胆。第二，你是教师，我信任。第三，这件事已跟连里请求过，连里同意。”
我便打消了重重顾虑，表示愿意。
那时我还没跟小董说过话。
卫生所一个房间是药房（兼作戴医生和小董的卧室），一个房间是门诊室，一个房间是临时看护室（只有两个床位），第四个房间是注射室消毒室蒸馏室。四个房间都不大。我住临时看护室，每晚与小董之间隔着门诊室。
除了第一天和小董之间说过几句话，在头一个星期内，我们几乎就没交谈过。甚至没打过几次照面。因为她起得比我早，我去上课时，她已坐在药房兼她的卧室里看医药书籍了。她很爱她的工作，很有上进心。巴望着轮到她参加团卫生员集训班，毕业后由卫生员转为医生。下午，我大部分时间仍回大宿舍备课——除了病号，知青都出工去了，大宿舍里很安静。往往是晚上十点以后回卫生所睡觉。
“梁老师，回来没有？”
小董照例在她的房间里大声问。
“回来了！”
我照例在我的房间里如此回答。
“还出去么？”
“不出去了。”
“那我插门啦？”
“插门吧。”
于是门一插上，卫生所自成一统。她不到我的房间里来，我也不到她的房间里去。
“梁老师！”
“什么事？”
“我的手表停了。现在几点了？”
“差五分十一点。你还没睡？”
“没睡。”
“干什么呐？”
“织毛衣呢！”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只有那一次，我们隔着一个房间，在晚上差五分十一点的时候，大声交谈了一次。
我们似乎谁也不会主动接近谁。我的存在，不过是为她壮胆，好比一条警觉的野狗——仅仅是为她壮胆。仿佛有谁暗中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使我们不得接近。亦不敢冒然接近。但正是这种主要由我们双方拘谨心理营造成的并不自然的情况，反倒使我们彼此暗暗产生了最初的好感。因为那种拘谨心理，最是特定年代中一代人的特定心理。一种荒谬的道德原则规范了的行为。如果我对她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她则大有可能猜疑我“居心不良”。如果她对我表现得过于主动亲近，我则大有可能视她为一个轻浮的姑娘。其实我们都想接近。想交谈。想彼此了解。
小董是牡丹江市知青，在她眼里，我也属于大城市知青，在我眼里，她并不美丽，也谈不上漂亮。我并不被她的外貌吸引。
每天我起来时，炉上总是有一盆她为我热的洗脸水。接连几天，我便很过意不去。于是有天我也早早起身，想照样为她热盆洗脸水。结果我们同时走出各自的住室。她让我先洗，我让她先洗，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
那一天中午我回到住室，见早晨没来得及叠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房间打扫过了，枕巾有人替我洗了，晾在衣绳上。窗上，还有人替我做了半截纱布窗帘。放了一瓶野花。桌上，多了一只暖瓶，两只带盖的瓷杯，都是带大红喜字的那一种。我们连队供销社只有两种暖瓶和瓷杯可卖。一种是带“语录”的，一种是带大红喜字的。
我顿觉那临时栖身的看护室，有了某种温馨的家庭气氛。甚至由于三个耀眼的大红喜字，有了某种新房的气氛。
我在地上发现了一截姑娘们用来扎短辫的曲卷着的红色塑料绳。那无疑是小董的。至今我仍不知道，那是不是她故意丢在地上的。我从没问过她。
我捡起那截塑料绳，萌生起一股年轻人的柔情。
受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理支配，我走到她的房间，当面还给她那截塑料绳。
那是我第一次走入她的房间。
我腼腆之极地说：“是你丢的吧？”
她说：“是。”
我又说：“谢谢你替我叠了被子，还替我洗了枕巾……”
她低下头说：“那有什么可谢的……”
我发现她穿了一身草绿色的女军装——当年在知青中，那是很时髦的。还发现她穿的是一双半新的有跟的黑色皮鞋。
我心如鹿撞，感到正受着一种诱惑。
她轻声说：“你坐会儿吧。”
我说：“不……”
立刻转身逃走。回到自己的房间，心仍直跳，久久难以平复。
晚上，卫生所关了门以后，我借口胃疼，向她讨药。趁机留下纸条，写的是——我希望和你谈一谈，在门诊室。
我都没有勇气写“在我的房间”。
一会儿，她悄悄地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也不敢开着灯谈，怕突然有人来找她看病，从外面一眼发现我们深更半夜地还呆在一个房间里……
黑暗中，她坐在桌子这一端，我坐在桌子那一端，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地谈。从那一天起，我算多少了解了她一些：她自幼失去父母，是哥哥抚养大的。我告诉她我也是在穷困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她说她看得出来，因为我很少穿件新衣服。她说她脚上那双皮鞋，是下乡前她嫂子给她的，平时舍不得穿……
我给她背我平时写的一首首小诗。给她背我记在日记中的某些思想和情感片断——那本日记是从不敢被任何人发现的……
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从那一天起，我们都觉得我们之间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她到别的连队去出夜诊，我暗暗送她，暗暗接她。如果在白天，我接到她，我们就双双爬上一座山，在山坡上坐一会儿，算是“幽会”。却不能太久。还得分路回连队。
我们相爱了。拥抱过。亲吻过。海誓山盟过。都稚气地认为，各自的心灵从此有了可靠的依托。我们都是那样地被自己所感动。亦被对方所感动。觉得在这个大千世界之中，能够爱一个人并被一个人所爱，是多么幸福多么美好！但我们都没有想到过没有谈起过结婚以及做妻子做丈夫那么遥远的事。那仿佛的确是太遥远的未来的事。连爱都是“大逆不道”的，那种原本合情合理的想法，却好像是童话……
爱是遮掩不住的。
后来就有了流言飞语，我想提前搬回大宿舍。但那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继续住在卫生所，我们便都得继续承受种种投射到我们身上的幸灾乐祸的目光。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
后来领导找我谈话，我矢口否认——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我爱她，更不能声明她爱我。
不久她被调到了另一个连队。
我因有着我们小学校长的庇护，除了那次含蓄的谈话，并未受到怎样的伤害。
你连替你所爱的人承受伤害的能力都没有，这真是令人难堪的事！
后来，我乞求一个朋友帮忙，在两个连队间的一片树林里，又见到了她一面。那一天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们的衣服都湿透了。我们拥抱在一起流泪不止……
后来我调到了团宣传股。离她的连队一百多里，再见一面更难了……
我曾托人给她捎过信，却没有收到过她的回信。
我以为她是想要忘掉我……
一年后我被推荐上了大学。
据说我离开团里的那一天，她赶到了团里，想见我一面，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见着我……
1983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获奖，在读者来信中，有一封竟是她写给我的！
算起来，我们相爱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当即给她写了封很长的信，装信封时，即发现她的信封上，根本没写地址。我奇怪了，反复看那封信。信中只写着她如今在一座矿山当医生，丈夫病故了，给她留下了两个孩子……最后发现，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的是——想来你已经结婚了，所以请原谅我不给你留下通讯地址。一切已经过去，保留在记忆中吧！接受我的衷心的祝福！
信已写就，不寄心不甘。细辨邮戳，有“桦川县”字样。便将信寄往黑龙江桦川县卫生局。请代查卫生局可有这个人。然而空谷无音。
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
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今人们都说我成熟了。自己也常这么觉得。
近读青年评论家吴亮的《冥想与独白》，有一段话使我震慑——“大概我们已痛感成熟的衰老和污秽……事实上纯真早已不可复得，唯一可以自慰的是我们还未泯灭向往纯真的天性。我们丢失的何止纯真一项？我们大大地亵渎了纯真，还感慨纯真的丧失，怕的是遭受天谴——我们想得如此周到，足见我们将永远地离远纯真了。
“嚎啕大哭吧，不再纯真又渴望纯真的人！”
他正是写的我这类人。
我与梁晓声的初恋
70年代知青董秋娟
作者简介：董秋娟是牡丹江市知青，下乡时在黑龙江兵团一团38连当卫生员。后调佳木斯市桦南石灰石矿医院，退休前在牡丹江市属一个企业卫生所任所长。
列车在燕赵大地上急驶，几个小时后就要到达首都北京了。
一周前，我还在祖国的东北边陲小城，牡丹江市的一家企业卫生所，当我的“万金油”大夫。幸运的接到了上级卫生部门的通知，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习班。接到通知的一刻，闪现在脑海里的一个念头是我要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去一趟北京，探望20年前的恋人梁晓声，圆我多年的梦想。不仅仅是因为他这几年成了名人，而是因为，在那遥远的过去，在我们共同度过的知青岁月中，给我的人生留下过永远的记忆。
一封不留地址姓名的贺信
那是1983年，我在佳木斯医学院妇产科实习。一天，做完了一例难产的剖腹产手术。回到办公室，无意间低头看见一本杂志上熟悉的身影，那是梁晓声身穿羽绒服的照片，并有荣获优秀小说作品奖的名单。记得那时他获奖的作品是《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看到他的成功，分享他成功后的喜悦，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幸福和激动。此时的我，正在承受着刚刚失去了丈夫的苦痛，留下我和一个仅年满5岁的儿子相依为命。得知他作品获奖，这意外的惊喜，无异是在我灰暗的心中投入了一片阳光。顿感精神振奋，当即提笔就在那张病历纸的后面，写下了我对他衷心的祝贺。我不想打扰他获奖后的喜悦，也不想引起他的注意。只希望这封短信能做为许多贺信中的一个，是一个来自东北边陲小城，没有地址不留姓名的贺信。
信寄出后不久，实习结束，我回到了牡丹江市，从此就一直在一家企业卫生所工作至今。
知道他收到了这封不留姓名地址的贺信，还是在1988年，刊登在《现代家庭》刊物上一篇题为“初恋杂感”一文中，他谈到在获奖后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他认出了我的贺信。并为此写了一封回信，写毕才见没有地址，但是根据邮戳，将信发了出去，可空谷无音。这封回信，我虽然没有收到，可我为他能在那么多年后，那么多的读者贺信中认出我的信并写了回信，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他在文章中，回顾了我们的相识、相恋。正像他所说初恋所以令人难忘，盖因纯情耳，纯情原本与青春为伴，青春已逝，纯情也就不复存在了。
时至今日，我仍然怀念我们的知青生活，珍视知青生活中第一次品尝爱的甜蜜，和失去爱的痛苦。想想，我们相爱已是27年前的事了。二十多年中，国家、社会、人生都发生了巨变。可是每每回忆起初恋，和终生难忘的初吻，便永远伴随着他的影子。这永远不会因为岁月的流逝，世态的变迁而改变。
北京见面的短暂时刻
下榻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夜已经很深了，可我仍无睡意。
翌日，我怀揣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挂通了梁晓声家的电话。
喂，你是梁晓声吗？
是啊，你是谁啊？
我从牡丹江来啊，你想能是谁呢？
啊，是小董啊，你在哪儿？
我为他能立刻想到我而高兴。我回答说：就在北京，在你身边。你忙吗？我们有时间见见面吗？
啊，好的，好的，现在就可以。你就到儿童电影厂门前，我就来接你。
几分钟后，我来到了儿童电影厂门前。刚下车，就见他大步流星地向我走来。见到他，我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他比早年瘦得多，也老成得多了。看来，作家这个职业，并非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美好，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不停地煎熬着自己，刻意构思，孜孜不倦，全身心的投入，倾注并消耗了全部的心血，忽视了健康，不修边幅，看到他如此，不知为什么，内心深处油然升起一股不可名状的怜爱之心。
他向我热情地伸出了手。说：你什么时候到的？
我说：昨天下午到的。
他说：走，到我家去。
于是我顺从地随他一路去他的家，这时，我已从刚刚见到他时的紧张的神情中，渐渐地松弛下来，开始边走边打量着他。
梁晓声，你怎么一点也没长高呢？
是吗？你以为我还能长高吗？
我们都轻轻地笑了起来。
他将我带至三楼，一个比较宽敞的房间，为我泡了一杯茶，并调整了风扇的位置，然后在我的对面坐下。这时他注意到了，我在看着对面的一个单人床上，放着长短不一粗细不等的，只有颈椎病人才使用的简易枕具。他告诉我他这几年患了较严重的颈椎病，常常疼痛难忍，常为此影响了写作。我当然明白，这与他长年伏案写作有直接的关系。
他说：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吧？
我说：还可以，你最好不要问我的过去，我们还是多谈谈现在好吗？
谈过去，这是一个我不愿触及的问题。我怕自己会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和眼泪，破坏了我们二十多年后才得以相见的愉快情绪。
梁晓声稍微沉默了一会说：那么你现在还一个人领着孩子过吗？显然他已从北京知青那儿知道了我的情况。为什么不再婚呢？
我回答他：我婚后生活得不很美满，我已不再想有第二次婚姻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挺好。
我说：你爱人不在家，你把她和孩子的照片给我看看吧。
他去把影集找来了，指给我看他的妻子和儿子，不难看出，这是一个美满的三口之家。他告诉我，从我们分手之后，大学期间一直没有谈过恋爱，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了电影厂，以后经别人介绍，和一个工人女子恋爱结婚。父母曾被他接到北京住过，现在都已去世。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哥哥，已从哈市精神病院接了出来。为了能够照顾他方便，把他安顿到北京，由他支付全部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他最大的心事，就是让哥哥也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望着他似乎有几分忧伤的样子，我对他产生某种敬意和同情，心中空有千种温情，无奈不能表达。他比以前成熟老练了许多，感情深沉，是个极有责任感的人，我曾爱过他年轻的过去，但更敬重他成熟后的现在。
然后我也简单地谈了一下我目前的生活、工作状况，和我此次来北京的一些想法。矢口不谈我的孤独和寂寞，几年来生活上的艰辛和无奈，我必须把青年时代的回忆，所能唤起的任何一种感情，都拼命地克制住才行。
他说：小董，孩子在读大学，生活上有困难吧？以后我在经济上，给你一些帮助吧。
我忙摆手说：不用，不用。随即转换了话题，说：你想当作家的愿望实现了，这多好啊，真为你高兴。
他说：我曾和你说过，我想当个作家了吗？
我说：当然说过。
他说：记得你以前也很爱读书，现在还喜欢吗？你为什么不写点东西呢？比如你可以写写自己最难忘的，印象最深刻的。
我说：最难忘的就要算我们的知青岁月了，最深刻的那就是我们的初恋了。
话一出口，立即就有些后悔，不好意思地抬起头看着他。心想，我们的的确确有许多该写的，从相识、相爱，到离别，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及特定的环境中，我们经历着怎样的情感遭遇啊！
我们谈了很多也很随意，他告诉我，他以后一定能会有机会去牡丹江，可我不抱有希望，我知道他很忙。在我们谈话期间，已来过两次朋友，都是事先约好了的。每一次接待朋友，他都说：小董，你稍等一会，我会用最短的时间，三五分钟就把事情谈完。看得出他也希望把有限的时间，尽量的多陪我呆上一会。他送我几张最近拍的照片，和新出版的一本书，《99断想世纪末的证明》，并留言签了名，把他的电话号码，记在了此书的最后一页，关切地说：你以后有什么事，遇到了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他再一次让我感觉到，像哥哥般地关心我，爱护我。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已过去了两个多小时，我不想耽误他太多的时间。我知道时间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是多么的宝贵，便起身告辞，心想，这一别又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心中真有些不是滋味。
当我站起身向门口走去时，他轻轻地唤了我一声小董，我转过身来看着他。他向我走来，握着我的双手，深情地望着我，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的更多的是关心和忧虑。感情的浪潮开始剧烈地冲击着我的胸膛，几天以后我就会离开北京了，我不可能再来打扰他。听到他无奈地长叹了一声，我果断地急转身走了出去。他送我下了楼，叫来出租车。我望着他站在车边那瘦弱的身体，还能再说什么呢：要注意身体健康啊梁晓声，再见了，多多保重啊！
他对我说：我以后一定会有机会去牡丹江，你也一定还会有机会到北京的，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车开动了，我望着他苍白的面容，瘦弱的身体渐渐消失，心里真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往事一幕幕在我的心底重现。
北大荒那片冰冷的土地和我们的爱情
我在刚刚组建不久的一个营部分所任卫生员。卫生所的前方，面对的连队的家属区。后面就是没有了人家的旷野，和不远处的一个麦场，不是收获的季节，麦场上显得异常冷清。
记得我当时刚刚满19岁，已能独立接生了，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这一年所长要回家结婚了，临走前，感到偌大的一个卫生所留下我孤独一人不放心，与连里的领导商量后，请来了一位男知青与我做伴。这位男生就住在门诊室的里面的一个小房间里。她对我说：他是小学校里的老师，人很老实，当过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你尽管放心吧。她走了，于是他搬来了。
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酷似我上学时的一位老师，我们相互点点头就算认识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彼此都很拘谨。不多说一句多余的话，生活上互相关照，但很有分寸，清晨我为他烧好洗脸水，他帮我打扫门诊室及注射室的卫生。早饭后他就去了学校，直到夜幕来临，他才踏着月色回到卫生所，然后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直至深夜。
开始我们从不进入对方的房间，遇有晚上我出去外诊，回来得晚一些，不知他是否已回来，我就在我的药房兼卧室，隔着门诊大声地喊：梁老师，你回来了吗？听到他的回答后，我就去把门插好。躺在床上睡个安稳觉，如果他还没有回来，我是不会躺下的。久而久之，我们彼此间都产生了好感，可从不敢向对方表现出一点的亲近。尽管如此，在我的心里，我已视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是一位可以依靠的好哥哥，可不知为什么，每遇我们俩单独在一起时就脸红心跳。
此后他到药房来取药，我会客气地留他坐一会，他则表现出不好意思起来。有时患者晚上来，我去门诊，当病人走后，他也会从里间出来，留我在门诊坐一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聊起来。慢慢地我们之间少了一些拘谨，多了一些了解。他说起话来慢声细语，标点符号清晰。刚好和我说话较快，声音较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告诉我他的家境贫困，他是怎样的在一个连买上一本书都很困难的环境中长大。还向我诉说他的父母是何等的辛劳，将来有了能力，一定要让父母亲过上好日子。他只比我大3岁，可我觉得他比我懂事得多，成熟得多，是个很有责任感、又有孝心的好男孩。
以后每到晚上他回来后，我们经常不约而同地来到门诊室坐一会，他能讲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和美丽的传说，或读他写的一首首小诗。通常我们是不开门诊室的灯，为的是不让别人看到我们很晚了还呆在一个房间里。这时只有借助月光，才能看得见对方脸上的表情。我当然的成了他新作的第一个读者，我常常被他的博才多学所吸引。
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春天，是爱情的春天，生命的春天。
我们悄悄地相爱了，我们拥抱了亲吻了，一切都来得那么自然。在那寂寞难奈，文化、娱乐极少又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彼此相爱，爱与被爱的本身又是多么的美好，多么的令人感动啊！
正当我们尽情地品尝着爱情给我们带来的欢乐时，离别的苦痛在悄悄地向我们走来。
一天他对我说：小董，我觉得我该搬回大宿舍了。大夫已经回来有几天了，我还有什么理由再住下去呢？你说呢？
在男女生都不能同行的情况下，谁又能不考虑到影响呢？帮助他整理了简单的行装，依依不舍地看着他搬走了。我看得出他走的是那样的不情愿。我们虽然相隔并不远，但是，能见上一面却相当地难。
初恋的结束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借故胃疼开药来了一趟卫生所，我们都渴望见到对方，可又不得不如同对待一般病人那样，问病、开药。在我给他付药的时候，他扔到我桌子上一个小纸团，我感到了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等确信周围已无其它的人了，才打开纸团细细读来。原来他下午没有课，约我到学校对面不远的一座山上见面，想来我们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为了能够按时赴约，又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我把该干的工作一一做完，然后提着一只小筐，拿上一把铁锹，做出一副去采药的样子，向约定的山坡走去，心里恨不得立刻就见到他，可是表面上却装出不紧不慢无所谓的样子。
他比我更早地来到了山坡上等我，彼此相见都有些激动。我们在树阴下相对而坐。
他向我诉说着分别后的思念，小董，分别以后，你想我吗？我羞涩地低声对他说：想，很想。动情地把头靠在了他的肩上。我们相拥，相吻，而后谈起了分别后的工作及生活。他又在给我朗读新近写好的几首小诗，我被他认真兴奋的样子所感染，他的眼睛是那么的明亮，一扫往日的忧郁，偌大的世界只有我们俩，我们是群山拥抱着的一对幸福的恋人。太阳西斜，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是该分手的时候了，我们心里涌出了几分的不安，担心我们的私下约会，会被别人撞见，于是我们恋恋不舍，一前一后，分路回到了连队。
我们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不久后的一次约会，给我们并不很成熟的爱情一个致命的打击。
初秋的一个傍晚，明月当空，秋高气爽，在北大荒，已让人觉得有了几分的凉意。我们相约在他工作着的小学校里。月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满了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毛主席画像，和墙壁四周的字画清晰可见。我们在窗前的课桌两侧相对坐下，心情好极了。他把我的手握在他那并不坚实的掌心里，但是已足使我感觉到，一股暖流传遍了全身。也许是这美好的月色，引发了他的某种联想。他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故事讲完了，他将我揽在怀里，周围是那么的静，静得几乎能听到彼此的心跳。我们都感觉得到，两个人的世界多么的幸福。
他说：小董，这样的月色，如果坐在松花江边，该有多好啊。
是啊，但愿能有这一天。
他说：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然而现实生活远非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当我们沉浸在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时，当我踏着月光走在回去的路上时，当我感觉到我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时，外面已形成了一个不少的寻找队伍。其中有副连长，副指导员等等。
当他们看到我已回到了卫生所，就用一种猜疑的鄙视的眼光看着我，声色俱厉地问：晚饭后你去哪儿了，我们找了你好一会了。
去了小学校，有什么事吗？这时我已感觉到，回答的声音在发颤，心像被鞭子抽了一样。他们接着问：你和谁在一起？为什么呆了这么久？ 我如实地回答说：我和梁老师在一起。
以后晚饭后不许再出去了！如果有事，就向连里请假。
我呆呆地站在床边，一声不响，仿佛犯了什么天条似的，内心里倏然涌起了一股悲哀。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如此兴师动众呢？真怕看到他们脸上的那种表情，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听不进去，只知道他们走了，坐在床边，欲哭无泪。刚刚还是在充满了爱意浓浓的气氛中，仅仅几分钟后，如同掉进了冰窟窿里，全身都凉透了，痛苦极了。
从那天以后，就有了流言蜚语。据说那天晚上，他们专找有男生住的地方，检查男生宿舍，看谁还没有回来，其用心可想而知。正像梁晓声在“初恋杂感”一文中谈到的那样：舆论往往更沉重地落在女性一方，最终妥协的大抵是她们。尤其让我无法忍受的是，落在我身上的那种猜疑的眼光，气愤使我想到了走，尽快地离开这个连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是我当初的唯一选择。
几天以后，我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找到了当时的一位老营长，这是一位善解人意，慈祥的年近六十岁的老人。当我含着眼泪，把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讲给他听后，他沉思良久，同意了我要求调转的请求。
很快，我就接到了调往另外一个连队的通知，我用最短的时间收拾了行装，交待了工作，带着一颗被伤害了的自尊心走了。走得那样地匆忙，走前却没能有机会见他一面。几天来我一直在为他担心，不知他是否也遭到了如此非礼的责难。
这真真是我知青生活中的一个多事之秋，人生中的不幸啊！
当第一场小雪下过后，虽是深秋，如同进入冬天。寒风无情地摔打着残枝败叶，显得异常的荒凉。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个电话，约我到我们两个连队之间的一个树林见面。我知道他没有勇气亲自给我电话，是怕遭致不必要的麻烦。
远远的我就看见了梁晓声在树林边站着等我，真想扑在他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我抑制住了自己，没有让眼泪马上流出来，但委屈地向他诉说着受到非礼时的感受，和执意要离开连队时的难堪。原来连里也找他谈了话，他在为自己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而难过。我们相拥在一起亲吻着，流下了苦涩的眼泪。他告诉我他马上就要调往团宣传股了，真为他庆幸，从此我们都离开了，曾给予过我爱，并剥夺了我们爱的权力的地方。谁能想到，这一次的会面，居然成了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此后就天各一方了。
几个月后，他曾委托我们连队一个开车的青年，给我捎来了一封短信和两本稿纸。我当然明白他送我稿纸的用意，这是我平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至今，我仍然牢记住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简短的结束语，包含着极深刻的意义，思前顾后，软弱已使我不愿再为爱而蒙受伤害了。为了使我们彼此能尽快地忘掉对方，没有回信，我选择了放弃。我做出了适应那个特定环境下的选择。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到他，后来听说他被推荐上了大学，他走前真想再见他一面，送送他，因为拖拉机半路出了故障，没有见到，后来又听说，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文艺剧作系，真想写封信祝贺他，但又觉得不妥。直至延续到了分别27年后的今天，才到北京得以相见。
没有人能够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过去了。
许多只能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
记得，我曾读过他《丢失的香柚》一书，其中有“情人节杂感”一文。有这样的一段话：
我是给我所初恋的姑娘写过情诗的。我们最终没有成为夫妻，不是我当年不想，而实在是因为不能。
无需谈什么不能，实属我们没有勇气与那个时代抗争，与那个环境抗衡。我们只能遵纪守法，否则难以想象，能否还有他的大学？他今天的成功？
如今，有人说我也算是个女强人了，这无非就是看着我独自带着孩子生活罢了。哪里知道我的苦衷，我分明是在逃避着由爱所带来的诸多烦恼和不幸。知青生活至今已三十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文化革命，上山下乡，恍如隔世，人生如梦，青年，是人生花季之年，是情爱之年，我的情爱，是长驻在北大荒了。
董秋娟和梁晓声
孙名齐
这张已经褪了色的照片，是董秋娟四十几年前在北大荒的知青照。照片的后面是梁晓声题写的诗句：“愿君青春比梅红，愿君继承革命志。霜打红梅梅更红，雪压青松松更青。”
几个下乡时的朋友聚到一起，不约而同的提起了董秋娟和梁晓声。
下乡在黑河，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的＂兵团战友＂。董秋娟是梁晓声的初恋情人，小兴安岭的山水之间曾经留下过他们青春的脚印，然而在那燃情岁月远逝之后，命运却把他们分别引向了落差迥异的人生，一个成了企业下岗女医生，一个则是知名作家。
梁晓声成名后，董秋娟写过一篇追忆：[我和梁晓声的初恋]，之后梁晓声也有一篇:[我的初恋]，读了董秋娟的文章，在哀叹她的人生际遇后，你可以感受到她的懊悔和痴情，毕竟是一个心中有爱的女人；读了梁晓声的文章，你会感受到，象大多数成功的男人一样，在他那颗包裹得紧紧的内心世界里，理智要远远大于情感。
梁晓声小我们几岁，平常他不像我们这些以老大自居的知青，钓鸡偷鹅，劣迹斑斑的，他喜欢有一个安静的角落，最好是再有一本书。他个子不高，两道浓眉，一双眼睛挺深邃。他那时候是连队（兵团的屯子叫连，乡叫营，再往上是团）的小学老师。梁晓声工作没的说，下乡后很快当班长，排长又被选了当老师。
一团所在地团山
那个时候知青中流行一种时尚，就是学上海话或者北京话，上海话难学，学北京的多。梁晓声也刻意和北京青年学语言，长久下来，学得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梁晓声说话来不紧不慢，偶尔还愿意拽几句文词，倒也文质彬彬。后来他定居北京，语言上早就融为一体了。
董秋娟是连队的卫生员，是牡丹江知青，年幼时父母双亡，跟着哥哥生活，是个苦命的人。她大眼睛，双眼皮，脸上有两个酒窝儿，头上梳一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你看过五、六十年代宣传画吧，那里面有抱着一捆麦子的妇女形象，那就是她。她身量较高，略胖。现在讲究骨感，要漂亮不能胖，可在当时，面色红润（两颊各有一块高原红），身体壮硕才是标准的美女形象。
甩着一条大辫子，笑盈盈的董秋娟无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身边总是围着些没话儿找话儿的男知青。说心里话，我也喜欢，我巴结她是为了＂病假条＂，只要她开了病假条，不仅可以不上工，还能吃到伙房的病号饭（鸡蛋面条）。
在众多的觊觎者中间，董秋娟把绣球抛给了梁晓声。蔫萝卜辣心儿，应该说梁晓声很有心计的，他第一步是和连队卫生所主任搞好关系，让卫生所主任挑选＂老实可靠＂的梁晓声住进卫生所的空房间，给经常夜诊的董秋娟壮胆，这实际是穿针引线。梁晓声住进之后，并不急于求成，是从小事做起，劈柴烧火担水扫地，他懂得循序渐进的道理 。每当小董出夜诊时，他都要迎候，当然这些董秋娟都看在眼里。北大荒的夜晚，漆黑如墨，静的瘮人。停电后，一眼望去，那一点点透过窗纸的烛光，真象是坟地里的闪烁的鬼火。远处则传来一声声狼嚎。你想，在这种情形下，夜诊归来的小董，看见树下静候的梁晓声，她会是什么心情？能够打动人心的，不一定只是钱财。
但真正打动她芳心的是梁晓声的诗。
知青时代，不要说诗歌，连家信情书都是公开的。梁晓声的诗歌和他为人代笔的情书一样，写完都要先给大家朗诵一遍的，有一首诗好像是这样的：
没有爱情，
没有希望。
广阔的天地里，
只有夜晚的暗自忧伤。
是命运在折磨，
还是无言的泪在流淌？
在辛勤耕作的田野上，
我对着蓝天歌唱，
思念着亲人，
怀念着家乡。
但我没有后悔，
也没有忧伤，
我将用青春之笔，
书写我一生的篇章。
其实，这首诗歌不是梁晓声写的，我没有那么好的记性。诗是我当年写的，拿来充数。总之我要说明的是，梁晓声是用这种方法向董秋娟展开攻势的。
用诗歌打开女孩子的心扉，算不得很好的方法，很酸的！但是古而有之，《诗经》里记载的不多是这类篇章吗?关键在于对象，你得看人家喜欢什么，要知道，女人的区别在于品味，有的宁愿更喜欢一些实际的东西，有的可能只喜欢几本书，当然这样的已经没有了。总之因人制宜，才会有成效。事实上，许多男人是不明白的，甚至连大春都不知道送给喜儿一束头绳儿就会让她喜欢，还得杨白劳卖了豆腐给闺女买。
董秋娟自幼缺少父母的呵护，内心更渴望感情的寄托，虽然读书不多，但她天性喜欢读书人，后来出现在她生命里的男人也是这个类型。董秋娟虽然是典型工农兵美女，但偏偏喜欢舞文弄墨的白马王子，所以梁晓声的出现，并以酸文的形式俘获芳心，其实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不言而喻，当两颗青春躁动的心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兴安岭下，公比拉河畔，演绎了一场郎才女貌的爱情故事。但是这故事很快就划上了句号。那个时代，知青之间的男欢女爱是被禁止的，名义上说要战天斗地，屯垦戌边把革命进行到底，实际上兵团领导层的另一个用意是，如果所有的女知青都和男知青对上了象，那么，光棍的转业兵又该怎么办？象当初王震给新疆兵团从四川等地招募大批女青年一样，主要是是要给转业兵配对，稳定军心的。这是有战略意义的事情，绝不容许你们把女知青资源就这样全都轻易占有了！
董秋娟背个药箱，甩着大辫子象蝴蝶一样在连队里飘来飘去，她的背后总盯着一双眼睛，如果是在夜里，在双眼睛甚至能发出绿光！这就是副指导员邢满囤。邢满囤也不是转业兵，他是投奔转业当营长（乡长）的哥哥过来的。邢满囤原来有个就要操办婚事的对象，只不过因为地方病的缘故，个子小了点，脸盘子园了点，呲模糊多了点，关节粗了点，走路费劲点……知青来了后，在上百人的队伍中，邢满囤眼就盯上了董秋娟。他退了婚，决心要把董秋娟娶进家门。
连队组建后，他哥哥给他任命了一个副指导员，在兵团，副指导员是管青年团和思想工作的，也是脱产干部。以谈思想为名，他动辄往女知青群里钻。他跟军人刮不上边儿，却总穿着一套军装，还效仿知青，戴上白口罩，围上了花格子围脖。无论有事没事，邢满囤整天泡在卫生所。有一次，说牙疼。小董说，牙病得注意防治，看你的牙都黄成啥样了，能不疼吗？于是他开始刷牙，早也刷，晚也刷，一天到晚要刷个五、六次。
董秋娟每次出夜诊，邢满囤是经常尾随的，有的时候，装作偶遇，跟小董回卫生所，再腆皮腆脸的坐一会儿。直到他发现了树下迎候的梁晓声，才知道原来如此。从此他恨上了小董，更恨梁晓声。他精心策划，于是才发生了＂寻找＂董秋娟和梁晓声的那一幕。
就这样，董秋娟和梁晓声优美的爱情故事被导演成了丑剧。
董秋娟敢爱敢恨，她坦诚自己和梁晓声的恋爱关系，怒骂了那个副指导员并调离了＂四十连＂这个是非之地，到八里路外的＂三十八连＂卫生所。人虽然离开，但是只要梁晓声的一个纸团，不管风雨，她马上就赶去见面。他们见面的地方，是两个连队中间。那是一个小山坡，坡上有片小树林，坡下是缓缓流过的公比拉河，河上有个小桥。是知青们很熟悉的地方，称之为＂爱情谷＂。
被称为“爱情谷”的小河边
没过多久，事情变化了。象许多懦弱的男人一样，梁晓声选择了退却。起因是他当时就要被上调到团部宣传股，如果他和小董的事情沸沸扬扬起来，那么他就会失去这个晋身的机会。他给小董留下了一封咬文嚼字而且寓意晦涩的信：
” ……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
几个月后，当董秋娟坐着拖拉机，颠簸了100多里地，到团部见他的时候，他已经离开兵团，去被推荐的复旦大学了。
对有的男人而言，初恋不过是荷尔蒙发泡期所渴求的一杯饮料，且是一次性的，喝完了随手也就丢了。情感世界的权衡，更侧重理智和利益得失。而对于多数女人则不同，女人是情感动物，往往用心去品味爱，以情为生。她们会把初恋当做一杯醇厚的乳汁，如同刚出生孩子吮吸母乳一样，永远会记得那种甘甜，并用一辈子的时光去回味，即使失去了，也会在心中珍藏到永远。
无人能看到她内心流的泪，从团部回来后虽然她脸上依然是灿烂的笑，但大家都知道，她心里的那道伤痕在流血。什么是坚强？坚强不是心变硬了，是泪在眼里打转还能笑。事实上，她并不惧怕那些无聊的流言蜚语，真正让她内心感到纠结的是梁晓声给她信中最后几句话：” ……就我们的关系而言，对于你是自由的，然而我却是无能为力的。”她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两句简短的结束语，所包含着的全部意义。
梁晓声出名后，董秋娟写了信，去北京治病的时候还看过他。回首往事小董写了一篇（我和梁晓声的初恋），梁晓声也回应了一篇（我的初恋）。有人说还有意义吗，是不是＂犯贱＂？我倒不这么认为，青春是值得怀念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青春就是用来怀念和追忆的。当你荷尔蒙冒泡拥有它的时候，它一文不值。只有当青春耗尽后，回过头看，一切才有了意义，爱过和伤害过我们的人，都是我们青春存在的意义。相逢一笑抿恩仇，当然，再续往往也不可能，时过境迁，再续了也往往只能是孽缘。
我不是宿命论者，但每当想起董秋娟人生遭遇时，都不免慨叹她的命运多舛。我的一个朋友说，她的命太硬！我还真是认同这个说法。但于溟溟之中，在董秋娟的身上，似乎得到了一些印证。
在三十八连，董秋娟遇到了金奎。金奎是我的哥们，也是个卫生员，他从营部卫生所调来三十八连，就是奔着董秋娟来的。金奎身材不高，其貌不扬，追求小董自然难度很大。但是，凭着一片赤诚和不懈的努力，金奎最终抱得美人归。金奎天生一副好嗓子，而且从不怯场，只要想唱，随时可以一展歌喉。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二人的卫生所里，经常传出金奎悠扬的歌声。实际上，唱歌好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象的。
在卫生所里有时也传出不和谐的音符，有时直言快语的董秋娟也有时也会向金奎发泄自己的幽怨。 重情重义的金奎是个情感世界极为丰富的人，他理解董秋娟此时的心境，他知道，她那时候的心实际还在梁晓声的身上，虽然那已经是一段无法再续的情缘。
有人说，从真正的意义说，女人一生只能爱一个男人，这也许是一个谬论，但谁都明白，一个心还在别人身上的女人，怎么肯轻易接受你的玫瑰？
但是，爱之使然，正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这本是糊里又糊涂的事，又有几分能说得清楚?在连里，都知道金奎是在用自己滚烫的心，用自己真诚的包容去呵护这份视如生命的情感。
时光逐渐冲淡了董秋娟对梁晓声的怀念，她开始珍惜眼前的幸福，眼前的人，她注视着这个其貌不扬然而是一往情深的男人，心里终于涌上了热流，金奎的努力也终于修成正果。自幼坎坷，又经历过风雨的董秋娟，多么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巢和慈爱的母亲啊。那年夏天，听说金奎的母亲患病，董秋娟急忙随金奎回哈尔滨，希望能够探望和照顾这个还没有见过面的婆婆。然而还是未能如愿，中风后的婆婆抢救几日未果，到死也没有见到没过门的儿媳。
后来，金奎上了大学，毕业后到桦南石灰石矿工作，董秋娟也调往当地卫生院。他们定居在桦南，有了自己的儿子，相信那一段时光是董秋娟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然而灾难再次降临，孩子五岁的时候，金奎心脏病发作撒手人寰。小董只身一人带着儿子回到牡丹江。生活艰难，刚强的董秋娟经历了许多艰难，终于把儿子培养上了大学。
晚年的董秋娟一次在街道玩麻将，忽然一阵眩晕，以她卫生员的直觉马上告诉麻友，不好，送我上医院！中风后遗症使得董秋娟生活难以自理，但儿子工作在北京，相隔千里，难以照顾。
……
爱和命运给董秋娟太多的悲伤和痛苦。也是爱的力量支撑着她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跋涉，在慨叹命运的同时，也不得不慨叹爱的伟大，慨叹爱的无怨无悔。
【后记】
前右二为董秋娟右三为梁晓声，后排右二为后记作者陈大伟
这照片摄于2001年，梁晓声与在京的大伟，秀旗等几个兵团好友欢送董秋娟病愈回牡丹江。席间梁晓声送给董秋娟两本新作品。
此前董秋娟已经患过脑梗塞，乳腺又出毛病，所有这丝毫没有压垮董秋娟，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人见过她的愁容，永远以笑脸面对人生。
当梁晓声得知董秋娟来北京医治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小董儿子家探望，到医院安排医治，还留下了一些所需费用。梁晓声善意安排董秋娟在北京继续医治，刚强的小董没有同意，术后不久就返回牡丹江。
董秋娟近照
一个是重情重义的东北汉子，一个是自尊坚强的关东女人。几十年前，在北大荒黑土地上，开始了他们的初恋，世世变迁如何能料?如今，病痛缠身的董秋娟，独自生活在牡丹江，坚强面对人生，独自守候那份深埋心中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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