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家的元居间性
——人类应该如何造就自己的后代
（张祥龙 北京大学哲学系）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3期
“专题讨论：比较视域下的‘家’哲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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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的哲理和科技一直希望以理想化的方式来改造人，重塑人的生成方式和存在方式。儒家不同意这种改造途径，认为人的生养离不开家庭及家人关系。人的特性和品质唯有在家中才能健全地培育出来，因为家居于理想和经验之间、精神和身体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而这一切“之间”都源于人的生存时间或原时间，也就是过去与未来互补对生而纠缠叠加着的“中间”。
［关键词］改造人类 亲亲 原时间 居间
现代科技不只要改造自然，也要改造人。今天，科技的这种努力似乎更具有了某种信心，因为根据那些“局中人”的预告，不仅对人的基因，比如端粒（Telomere）的改变或通过辅酶（NAD）影响细胞编程，会让人克制衰老或人体的自然时间，而且人机联体会将人升级到全新版本，不再需要家庭这种落后的人类再生产方式以及缓慢低效的家庭教育。但人是可以这样被改造的吗？家庭是可以这样被解体的吗？或者说，最适合于人的延续方式能脱开人家和家人吗？以下将从哲理上讨论这些问题，由此来显现家对于人的意义。不少东西是可以按科学的方式培养、提纯和制造出来的，比如杂交的乃至基因改造的水稻、动物，纯净的酒精、药水或蒸馏水，新奇的化工产品、芯片、原子弹等。那么人是否可以按这种方式造就出更优秀、更纯粹、更理想的人呢？不能。不止是因为那不符合人类的宗教-伦理规范，更是因为根本就不能通过科学方式造出来一个真正的人。这种理想化、孤立实验化或提纯化的人类培养，在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历史上早就有过。因为人一直在用各种技术改造物体和畜类，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技术或实验来改造人本身呢？古埃及第26王朝的法老普撒美提科斯（西元前7世纪）想知道哪里的人最古老，就设计了一个隔离实验的方法。他将两个婴儿放到完全没有人类语言的环境中，看他/她们自己能说出什么话语，据此判定使用哪种语言的民族最为古老。最终，孩子们长到两岁时，发出的一个单词音近乎普里吉亚人语言中的“面包”，于是这位法老只得承认，最古老的民族不是埃及人，而是普里吉亚人。[1]在现代人眼中，这种寻找人类原语言的方法过于粗陋，但普撒美提科斯的方法符合后世的一个重要思路，即如果我们知道了一种存在者包括人类的原型或理想状态，就可以循之而改造这种存在者，提升其生存纯度。古希腊尊崇阿波罗神的德尔斐神庙墙上有“人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苏格拉底将“认识你自己”变为哲学的追求；他的学生柏拉图则依据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认识，设计了一个理想国，提出按照理式来全新地塑造城邦统治阶层的主张。这是西方思想史上最著名的改造人的学说，即要按照某种理念或原型来重塑人，使之“灵魂转向”以达到完善。为此，就要废除家庭和私有财产，并遵循柏拉图制订的一系列理想化原则——如集体化生活、共妻共子、实施最优教育课程——来造就年轻人（《国家篇》第2—4卷）。此说及它的基督教版本（牧羊人对羊群进行改造），引发了许多种理想化再造新人的思想和实践，包括纳粹的优生培育实验等。然而，经验主义否定这种理想化的再造说，主张根本就没有什么人的原型，一切都是社会环境和经验重复所造成的。但它与上述的理念主义共享一个观点，即人可以被改造得完全不同于其日常生活的形态，不管改造的途径是什么。而传承和发展儒家的家哲学则以如下一个见地区别于它们：人有植根于实际生活的源头或本性，不能够超越或忽视它而去改造人、提升人。
家哲学同意经验主义的这样一个看法，即人的实际生活经验才是真正塑造人的源头；但它不会同意将这种经验限制于散漫随机的感觉经验，而是要发现它具有生成意义的内在机制，也就是家的结构和运作。家人关系如亲亲、尊尊，是个人之间的关系（如朋友、公民关系）的前提，也是个人与外物关系的前提。如果让人自由地生活，那么无论其文化如何不同，一定会有某种形式的家出现。让孩子一直在没有语言的环境中独立长大，也就是将普撒美提科斯法老所做的彻底化，则他/她们是否还能拥有人类语言是可疑的；但让孩子们在独立中长大繁衍，他/她们应该也会建立人类家庭及其亲属社团，而不是其他灵长类那样的族群。因此，家源学说会同意理念主义的一个主张，即人的生活经验是有来源和收敛方向的，但会反对将此源头归为从本质上超出了人生实际经验的东西，不管叫它理式、上帝、第一实体、我思，还是科学、国家或历史规律。如果这样的话，就会出现牧者与羊群、育种者与被改良者的关系，人类就会失其自然和自由，沦为被“更高级者”予取予夺的对象。因此，家是在理想和经验的夹缝中存活，并长成那让人类凭之生活而非苟活的生命之树。家既不能还原为个人集合及其契约，也不是宗教、政党、帮派那样被更高原则凝聚的团体；它的德性升华力来自经验，居家生活本身造就了人类的独特经验。所以家是人类的原社团、元结构，或者说是人类的“元位置”或“容身之地”，因而家是人性栖居和被生成的地方，是它让人有了自己的容身之地。儒家认为，人的天性就是要在家庭的天伦中得其乐与义，这一源头不容各路神仙、导师、异化权力来扭曲篡改。只有家中的爱——亲爱、亲亲——是适合人的爱之端，是被直觉体验的、天然自发的真爱，从这里开始才能产生其他的爱心，进而造福而非造孽于人生。个人的自爱（不同于自保本能）和无家的他爱，如对上帝、教会、政治团体乃至国家的爱，都是间接的爱，可以被意识形态或机构所操纵。它们都要从亲爱转过来，所以常要以“母亲”“父亲”“儿女”“兄弟”“姐妹”“祖先”来比喻才能体会它们，连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都要借“圣父/子”来说明。感受着适当生存压力并处在实际生活里的亲爱，是正常的亲爱，不是溺爱，其中隐含着礼义、明智和道德。慈爱中有母爱和父爱，其中有温暖的爱和严厉的爱之分；孝爱体现为孝养和孝义，儿女委婉地规劝父母之所以被接受为孝爱，是因为这规劝中已经包含着父母当年对儿女的劝诫。在亲亲中，代际时间交织出由爱孵化出的德行。它们不只是训诫如“十诫”那样的，即不是线性的、单向的，而是回旋的、双向的。这样的德行就不止于遵守规条和教义，其中更有对独特的时间化生存情境的领会，既直接体验到眼前的所爱、所敬对象，又溢出它们，一圈圈地漾开。爱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会引出对别人孩子和父母的不忍之心。但爱自己的教会，却会引出对异教教会的贬抑。这是因为家爱总处于两翼之间，而圣爱、兼爱、派爱却只是按一个原则行进。因此，唯有在家爱及其衍生物如礼义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才是既有爱心又行中道的正常人，由此才能去追求更高的境界。少了这股元气，任何栽培、改造或提升，都是单薄、偏激和危险的。家不是完美的，而是实际的、有身体参与的，所以总可能受伤和变质；家总是特殊的、有自家味道的，不会被普遍原则约束死。所以，家曾被理想化的哲学家贬低为世俗的、落后的、低效的、良莠不齐的。但是，只有在这种还带有自然性或自由性的各色家居中，才能生养出人类的孩子，而不是神的、理念的、意识形态化的羊群和鹰犬。人类不能按某个标准来量产自己的后代，哪怕是“高质量”的，因为人类后代的再生产只能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家源哲学并不从原则上反对优生，但反对原则化、对象化、分类化和科技操纵化的优生学，只承认自然化、悠长化、天命化的优生（如乱伦禁忌、合情合理的择偶）。健全社团中的家结构（包括母系家庭）和组家过程本身就隐含着人道化的优生。只有在阶层固化、希图财产和强力的社会中，这种自然的、隐性的优生才被阻塞，才有提倡优生学的冲动出现。正是因为家的居间性，即在经验与理想、需求与道德之间的产生性的居中，才有了家人后代的健全。
亚里士多德指出，美德的本性不是理式，而是浸透在时机里的中道。这是很耐人寻味的精彩见地。但他不知，这并非是由于美德属于“实践智慧（phronesis）”，而好像“理论智慧（sophia）”就可以不行中道、向走极端了。任何“智慧”，都不仅是“知”，而必有其“时”（“日”），也就是有实现自身的时机或“活的时间”。只要是被我们活生生体验到的时间，就不可能以线状的或片状的方式被感受到，而只能以晕状的或回旋前涌的意识流方式对我们呈现。任何理念化、原则化、标准化、客体化方法，都达不到原时间（Ur-Zeit）。我们抓住的任何一种时间，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被直接体验到的活时间。原时间中没有“一”，不管它是一刻、一瞬、一维，还是一个流逝方向、一种伸展、一种测量方式；其中也没有分散孤立的“多”，无论它是多个现在，还是多个维度，或多个心灵。由于原时间总不现成，总要凭借对交、反衬、剥复（如《周易》中的“《剥》极而《复》”）、交叠来构成自身，因此总要诉诸非线性的、非定域的（non-local）悬空结构，以生发出新的可能和生存的意义。过去一定会将来，将来也一定会过去，而现在也只在来去之中。因此，原时间别无所有，只是一个纯居中和元居间，也就是在生成之中、显隐之中、对交之中、正反之中、开合之中；用量子力学的术语说来，就是在（量子的）“纠缠（entanglement）”之中、“叠加（superposition）”之中。时间就是时之居间。它近乎存在的纯音乐，只凭借音符和旋律的高低对衬、正反开合、前后黏粘、预示再现等来生发纯感受，而生存的情节要在其中才得到意义，且首先是非对象的背景意义、境域蕴涵。原时间既非客观，不可被先进仪器精准测量；亦非主观，以至于没有了人们共同体验到的历史，以及这历史中的真伪善恶。应该说，它既可以是客观的，又可以是主观的；既是主体间的，又是主客间的，但首先是互补对生之间的。胡塞尔阐发的内时间流进行着“被动综合”，也就是自发进行着意义与存在的隐匿构造，这表明了原时间流即原意义流和非对象的纯存在之流。家庭和亲亲之所以总处于两端之间而原发，就是因为家的根子扎在原时间中，亲亲的爱意之流就是原时间之晕流的实际体现，超出了个人的显意识。正因为如此，家爱首先发生在代际时间之中，家庭的结构也是互补对生的，无论是在夫妻间、亲子间还是兄弟姐妹之间。亲亲中以亲子之爱最为普遍、自发和长久，而它正发生于代际时间中。从亲代流向子代的慈爱，是顺时间流而下的，其他许多动物也有，只是其长度大多限于哺育期；而从子代反流向亲代的孝爱，唯人类才有，而且是明确地有、持续地有。《周易·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此“天地之心”可理解为原时间，也就是世界的中心和本心。只有能将身受的亲爱回复给那曾经并一直爱我者，即将过去反现于现在和将来，才能克服物理时间的去而不返，从而彰显乃至再次成就这原时之居间。往而不返、来而不往、给予而无回报，就没有此“复”或“反”，就是偏于一边而失其中。原时间与物理时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有没有内在回旋，也就是将来回复和交叠于过去，或过去牵引、促成着将来和现在，而家与个人及一般团体的区别正在于此。家必有代际区别和互补对生，所以一定有新时机的连贯生成，其视域和经验深度超出了个体而包含着他者。前辈与后辈共构的生存关切则会在潜显意识中牵拉出德行和相互关爱。但家不同于团体——无论是专业团体、政治团体还是宗教团体，因为家就像原时间，没有“一”的原则地位或领导地位，不管它是过去订下的誓约、章程，还是未来的奋斗目标和理想世界。家超越个体，但不超越经验，代际时流的生生不已会带来并容纳那些不测的异变，以至于任何原则都无法穷尽它。家从根本上是自由的，又是向善的。如果家不是自由的、充满了先验想象力的，那么以家为根的现代智人怎么能走出非洲、遍布世界，而且创造了如此不同的家庭形式或格局？如果家的自由不是向善的，那么为何几乎所有的长存家族都有自己的德行化家风？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家风先行于家规。唯有原时间让人们开始体验到时间本身的意义，之后才可能有物理时间和个人时间的意识经验；唯有代际时潮中的家能养育出合格的人类后代，之后才会有出色的个人和团体。家人经受的关爱虽是从头到尾的，却是半隐半显的，因此其自发产生的责任意识也是超规则的、可延异的、被宽容接纳的。团体和个人的爱主要是显意识的，或直接要求责任，如效忠和回报，或（表面上）不要求它们。而亲爱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责任和回报不被明确要求（即便要求了也可含糊）却必然被引发。人子对父母之回报的等待时间可以短也可以长，有的要等几十年，甚至在父母死后有的人才良心发现。男女之爱强烈，因其朝向夫妇和亲子；但如果它不适时地家人化，就会消散或超越化。家是男女爱情的坟墓，因为从中化生出夫妇和亲亲之爱。正因为家如此悬中，家人也可以是非对象化的。抱养只要是原时间的或从头经历的，也能产生亲亲。但这种非对象化不可以被普遍化，变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无亲公养。育婴院无论怎么科学设计、高技术支持，也代替不了家养，因为那里缺少原时间。换言之，非亲生的亲亲不能没有亲生的引导，家人的非对象化本身不可以被观念对象化、原则化、体制化；同样地，亲生不能没有非亲生的补充，不然就固化为血统论和排外主义。家从来都是内敛而不排外的。个人主义以物理时间为底色，团体主义以观念化和永恒化为标志，而家和家人关系虽然充满辛劳，却栖居在原时间的天地之间。
注释：
[1]参见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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