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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编者按】在人类文明的飞速发展之下，人类活动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地球的运动，因此，地质学家建议把1945年界定为“人类世”的开始，这一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地质学，它足以引起每位关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的重视。如何从哲学上理解人类今天的历史处境，对当前这一文明大变局进行研判？站在从自然生活世界向技术生活世界转换的时期，哲学又应如何自我调整，走出一味怀旧、复古的情绪，更加积极地面向未来，让未来成为哲思的准星？孙周兴教授在2020年出版的《人类世的哲学》中综合其近年的思考，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他指出，我们已经进入“技术统治”的时代，文明已经发生了“断裂”，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和价值系统瓦解、崩溃，因此必须启动一种新的生命哲学，重建技术生活世界的基本经验，这种“未来哲学”是一种实存哲学，它将具有世界性、个体性、技术性、艺术性。针对这一主题，本刊特约请7位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等不同视角展开笔谈。从中可以窥见中国哲学学人对人类命运和哲学未来方向进行前沿性思考的能力，把握时代、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及书写未来新哲学的决心和努力。何为哲学的转向——关于《人类世的哲学》孙周兴（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1期“‘人类世’与未来哲学”专栏在《人类世的哲学》这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十二个有关“技术与未来”的主题报告，探讨今天人类文明的状态和未来可能性。这本书内含着一个动机，就是试图稍稍纠正一下当今学术界、理论界的复古偏好和保守倾向。如今在中国学界，这个势头可能过于强大了，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受到追捧，而且吸引了许多年轻学人。中西古典研究成为热门，当然有利于汉语学术积累和学术事业的推进，也可谓成绩斐然，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大家齐刷刷往后看，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不合“艺术人文学”特别是艺术和哲学的当代性使命。我们既要回望，更要前瞻。是的，我当然同意，回忆和保存是自然人类本能性的精神要素，所以人文科学一直都是“历史性的”，是狄尔泰所谓“历史学的人文科学”；是的，我当然也同意，面对居统治地位的技术工业，今天人类需要通过人文科学/艺术人文学进行抵抗，而传统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及其成果也完全可能成为这种抵抗的力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自然人类精神体系走向衰败和技术人类新文明产生的现实，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此文明转换中，传统价值已经不能有效地构成新人类文明的世界经验；若要在新世界焕发生机，人文科学/艺术人文学恐怕需要有一次重新定向，需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何为哲学的转向？何谓“未来哲学”？为何哲学要变成“未来的”了？我认为必须从人类文明的大变局中来体认这一点。人文学者们多半固守传统人文理想，甚至抱持“乐园假设”（即乐园—失乐园—复乐园模式），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未能有此认识，未能从根本上确认无可挽回的文明大变局。在过去的二三个世纪里，由欧洲发起的技术工业和资本商业体系，已经完成了人类文明的断裂性的根本转变。我们也必须正确认识这种“断裂”——也许用海德格尔所讲的“转向”（Kehre）是适恰的。此所谓“断裂”并不是瞬时突兀完成的，而是渐渐实现的，经历了两个世纪的能量积累，就仿佛人们拗一根竹子，用力之后，起初只是绽露出一道道裂痕，但依然裂而未断，断裂之后也还连接在一起，并非断为完全分离的两截。从“自然人类文明”到“技术人类文明”的“断裂”经由1945年8月原子弹爆炸而得到了最后的确证。地质学家们主张把1945年设为“人类世”（anthropocene）的开端，后来一些当代哲学家（如德国哲学家施洛德戴克、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等）也开始谈论“人类世”。所谓“人类世”的地质学含义是，今天人类的所作所为前所未有地影响到地球本身的存在和活动了，这种影响在地层上留下了各种明显的证据。而在哲学和人文学意义上，这种被标识为“人类世”的断裂被叫做“历史的终结”，也被叫做“人的终结”。“人类世的哲学”应当是另一种哲学。因为文明进入断裂，技术生活世界对于哲思的要求变了。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的基本方式，其基本特征是我所谓的“线性超越”，也就是在传统线性时间观基础之上的生命经验和世界理解。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当然也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动，并没有恒定不变的文化因素，但线性时间观保障了传统哲学和传统宗教的线性渐进式变化。只有到了技术工业时代，传统线性时间观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进入裂变之中，终于在尼采那里被宣告为“上帝死了”——现在用我的说法，尼采这个虚无主义命题的意思就是：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和价值系统瓦解了。而如上所述，这种瓦解和崩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才宣告完成的。海德格尔在此时此际宣称“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兴起”，这种“后哲学的思想”对应的是裂变后的技术生活世界的哲思，它大概就是我们讲的“未来哲学”。“未来哲学”起于时空经验、特别是时间经验的嬗变。作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方式，传统哲学固守线性连续的历史之维，追本溯源是它的基本任务，这时候的哲学当然不是“未来的”。然而，在“断裂”或“转向”发生之后，在“自然人类文明”转变为“技术人类文明”之后，哲学的定向就得相应地改变了，“过去的”哲学就不得不转向“未来的”哲学了，因为线性的自然流变不再是主导性的时间经验，“未来之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看到，在19世纪中期以来的现代哲学和人文科学中，传统的线性时间经验以及与此相关的科学进步意识已经被消解掉了，一种非线性时间经验的重塑以及与之相随的非抽象空间经验的变异，已经构成“未来哲学”的准备性步骤。在我看来，尼采“永恒轮回”学说中包含的时间经验，前期海德格尔的“未来/将来时间”观以及后期海德格尔的“时—空”之思，都可归属于此。这些在《人类世的哲学》中都有所涉及，但显然未及深入，是我今后几年要开展的一项工作。大家知道，我长期以来做了许多尼采和海德格尔的翻译工作。我主编的中文版《尼采著作全集》共14卷，已出6卷；我主持的中文版《海德格尔文集》30卷已完成，但计划还得补8卷，整个工作量巨大。我虽然也写过几本“专著”，但量不算多，而且也以引介和阐释为主，如《未来哲学序曲》是关于尼采哲学的，更早的博士论文《语言存在论》是关于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后哲学的哲学问题》则是一本文集，出发点也还是海德格尔。这几本书都写得比较拘泥，主要是“跟着说”。而在《人类世的哲学》里，我第一次变得比较任性和放松，试图给出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理解，比如我把“上帝死了”理解为“自然人类精神表达体系”的崩溃，又比如试图摆脱“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技术命运论”，可能也是一个新鲜的概念，还有与“线性时间”相对的“圆性时间”，以及与“虚空空间”相对的“实性空间”，等等。这些差不多是我所谓的“未来哲学”的基本概念，有的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界定，有的还没想得特别深，总之还是比较开放的。确实我最近几年里心态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近些年我较少做学术翻译了，而是更多地去关注当代艺术和技术哲学。一方面是因为，我已经把尼采和海德格尔的重要著作译完了，剩下的译事只是为了完成自己承担的项目；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在不远的将来，人类各种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包括学术翻译）将不再是人力的事，而是智能机器的工作。关于这个判断还有不少争议，这里也不便多说；我想说的是，人心和人生终归是要变的，不变就不对了。好比近些日子里，我特别喜欢提出一些口号式的句子，其中有三句非常重要，望在此与大家分享。第一句：世界变了而你还没变。这是我最近一个报告的题目。这大概也是我写《人类世的哲学》这本书的原初动机。世界变了，你还没变，这就有问题了，有时候甚至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会错乱的。以不变应万变，在今天恐怕是不可能成功的了。世界已经变得零乱、矛盾，日渐碎片化、多元化了，用单一尺度衡量事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看到，许多人（包括一些人文学者）还没有走出传统的生活世界，还总用老旧的心思习惯和传统的单一尺度来衡量这个碎片化的世界里的人和事，因此经常会自己打脸。比如，我们都看到在新冠疫情期间，围绕几个热点问题和公众人物，许多家庭成员之间闹翻了，同事或朋友之间闹翻了。我的微信朋友圈有一个大学同学群，一直都还安稳和睦无聊，但最近因为中美关系引发了激烈争执，结果有同学宣布退群了。如果每个人都采取单一尺度或原则，而事情本身却不是单一的，而是繁复的和冲突的，那么闹翻和退群是必然的，崩溃也是难免的。为什么现在人群中精神病患者越来越多了？主要原因即在于此。第二句：人的科学的时代到了。我没说“人文科学”，而是说“人的科学”——这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个说法。现如今最热闹的科学/技术，即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两大热门，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科学”，我们不得不承认马克思他老人家的先知。但我认为，现在我们更应该把这两门“人的科学”称为“人类技术工程”或“人类技术学”。除了“人类技术工程”，我们还必须加上一门人文科学，更好的说法是“艺术人文学”。今天的时代已经进入到人工智能、基因工程、人文科学这三门科学（实质上是两门，即我所谓的“人类技术工程”与“艺术人文学”）的贴身肉搏当中，这是人类文明和人类知识体系的最后一场“肉搏”，是“最后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的时代到了，我们必须参与其中。而要参与这“最后的斗争”，艺术人文学还得重整旗鼓，重新定位和定向。第三句：无论这个世界好还是不好，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好的。从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的角度看现代技术和技术工业文明，多半会得出悲观和虚无的结论。一方面，技术工业可以说是传统人文科学的“杀手”，正是技术工业导致传统人文价值的沦丧，两者分明构成了一种“敌对”的关系；另一方面，技术工业的几大部门（核武核能、化学工业、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为人类带来的巨大风险都可能是灭顶之灾，反技术的立场和技术悲观主义的姿态显得十分自然，属于自然人类面对技术风险时的天然反应。我在《人类世的哲学》中试图从海德格尔出发，阐述一种中性的、既不乐观也不悲观的“技术命运论”。但这是容易被误解的。此外，当我主张当代艺术以及一般而言的艺术人文学/人文科学的意义在于“抵抗”时，我得承认，其中透露出来的情绪也还是偏于悲观的。也许正因为这样，一位朋友曾对我说：你现在好像已经成了“左派”。这当然是误解了。我想根本上我是一个中庸的人，在思想姿态上我一直愿意接受海德格尔所说的“二重性”（Zwiefalt）思想。悲观与乐观，消极与积极，解构与建构等，我都愿意采取“二重性”的理解。必须注意的是，所谓“二重性”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差异化的交织和紧张的运动。传统哲学的“二元对立”习惯本质上是“同一性思维”，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二重性”却是阿多诺所说的“非同一性思维”。我认为这是海德格尔的致思特征，也是他留给当代哲学的重要思想遗产。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理解尼采的“积极的虚无主义”。尼采的意思大概是，世界和生命终究虚无，但这不是否定生命、放弃生活的理由，而恰恰是我们积极生活的理由。这就是我在最近一个报告里的话：无论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会不会变好，我们都必须把它理解为好的。要不然，在自然人类的精神理想破灭之后，我们不是生无可恋了么？上面这三句话的意思，多半也包含在我的《人类世的哲学》中了，或者可以说，它们构成了《人类世的哲学》的基本情调。微信号：zhexuedongtai微信编辑：高思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