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明 |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哲学大智慧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需要哲学大智慧 

（陈学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学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5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栏

所用图片均来自网络

［摘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离不开高超的哲学智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当前哲学研究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首先要“安置”好能动性，即正确处理好能动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在尊重“变”背后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其次要“安置”好斗争性，即在同一性的时代总基调下兼顾斗争性，并寻找最为科学和精准的斗争方式；再次要“安置”好总体性，即把当下各种正在发生变化的具体事件放到辽阔的世界大视野中去考量，借助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所出现的变化态势，构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最后要“安置”好组织性，即在注重激发民众自发性所隐含的巨大能量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已经形成且行之有效的、建立在组织性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机制，使之成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各种挑战的巨大富源。

［关键词］大变局 哲学智慧 能动性 斗争性 总体性 组织性

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俨然已成为当务之急。为了准确判断这一“大变局”的未来走向，无疑需要谋划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正确的战略和策略的形成离不开高超的哲学智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我们必须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当今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还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如果我们对于如何有效破解这些理论难题还未形成积极共识，那就会极大制约我们全面深刻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和演进趋势，阻碍我们制定出应对这一“大变局”的正确战略和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运用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来指导和解答在现实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现在正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最好时机，我们一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澄清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难题，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文尝试列举当前亟需理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难题，并在此基础上着重论述为什么只有破解了这些难题，才能正确把握和应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各种挑战。

一

如何“安置”能动性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一生有两个伟大的发现，第一个发现即唯物史观，它揭示出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意义不亚于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发现的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两对基本矛盾。它们决定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即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状况。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这两对基本矛盾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归根结底就是对人的主体存在样态的制约性：“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人类虽然是一种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但也总要受到这种客观存在的制约，人类的能动性实践也只能在服从和遵循这种制约性的前提下进行。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2]，“社会的迫切需要将会而且一定会得到满足，社会必然性所要求的变化一定会进行下去，迟早总会使立法适应这些变化的要求”[3]。

马克思的第二个发现即剩余价值理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内容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形态。被恩格斯评价为“划时代的功绩”的《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书中的出色论证也确实使得“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被归结成这样：‘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5]。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在把握住资本主义的客观运动规律之后，也就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即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升为了科学，将之建立在了客观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这些措施在共产主义者那里是有意义的、明智的，因为它们不是随意提出的措施，而是从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工具的发展中，以及由此决定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中必然产生的结果。”[6]

进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推进的过程，也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贯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状况的过程。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注重调整和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这都是建立在尊重客观历史规律的基础之上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7]这里的“把握”“总结”“洞察”“体悟”等一系列动词，都强调了客观条件的先在性。换言之，我们党始终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事”当中去“求”是。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在实践领域做到了尊重客观性、坚持客观规律，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没有对此作出新的总结，仍没有形成新的话语体系，新的研究成果更是乏善可陈。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时代风潮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主体”维度和“实践”品质的高扬，产生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学术理解的新范式。这些理论探索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具体阐释这种高扬主体性的理论话语的过程中，有些论者为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释放出来，有意无意地试图将人的能动性安置到一个至高的地位，将客观性的维度和决定论的范式简单看成是对人的羁绊乃至禁锢，甚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单看成是旧哲学，无视了这一理论话语体系同百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的真正内嵌特质。

实际上，在当代中国学术界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于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理解一直存在着争议，一直没有真正得以澄清，更遑论取得相对一致的认识。这些问题包括：（1）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如何理解人这一主体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特别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能动性？（2）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一种唯物主义哲学？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唯物主义？怎样理解这种唯物主义所蕴含的“注重客观规律”与“注重主体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3）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过程究竟是不是一种从“注重意识的能动作用”逐步转变为“注重客观的规律性”的过程？（4）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究竟是否存在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只崇尚客观规律性的宿命论倾向，从而才导致革命屡遭失败的情况？

这些问题从19世纪末以来就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的重要争议话题，在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等不同论者群体那里形成了不同阐释路向。[8]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争论从理论渊源和内在逻辑上来说，仍然是对这一争论的延续和发展。我们带着这些处于模糊状态的问题迈进了21世纪，当今又面对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贯穿这些问题的核心难题始终是：在尊重客观性的前提下，如何“安置”人的能动性？这就是说，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最首要的就是要辨明，它究竟是一种强调探索、发现、遵循、利用客观规律的哲学智慧，还是一种注重调动和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哲学智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关键在“变”字上。面对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现的各种变化及其本质，深化对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深刻复杂变化的规律性认识”[9]。当今世界存在着诸多风险、危机以及不确定性，但所有这些变化都不是偶然发生的，其背后都有客观必然性在发挥着作用。例如，西方力量的衰退、非西方力量的兴起，就是客观历史规律运行和发展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正确认识和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就要善于捕捉在变幻着的种种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真正揭示历史的真相。

中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立场，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所谓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就是与历史真相站在一起，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站在一起。历史的真相既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某种意识形态涂抹而被篡改。因此，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至关重要的，任何逆规律而行的尝试都将会在实践中陷入困境，甚至会被历史规律无情淘汰。

这里的关键点在于，我们强调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规律性，并不等于我们就要无所作为地选择和走向“宿命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在尊重“变”背后的历史客观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我们不能消极、被动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而是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中国人民的创造性。既要有坚韧的定力，又要有大无畏的精神，引导世界更好、更快地朝向正确的方向变革。这其中隐含着“安置”好能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智慧。

二

如何“安置”斗争性

与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相互间关系的阐释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完整论述了自己的矛盾学说，其基本内容是十分明确的，即：任何矛盾都有同一性与斗争性两个方面，两方面相互联结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矛盾体；在矛盾的这两个方面中，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则是绝对的，同一性寓于斗争性之中；所有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对立面之间的同一和斗争，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斗争。列宁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10]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这一观点更是作出了极为详尽的阐释。

中国道路在实践上极大丰富了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对“内”而言，中国道路承认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之间存在矛盾甚至冲突，但并不是机械地理解“斗争性”的作用，不是运用暴风骤雨式的激烈斗争来解决冲突，而是积极地予以整合和调节，即通过促进各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在法治的基本框架下，实现各群体利益诉求的有序竞争、有效协调。对“外”而言，对于作为“对立面”的资本主义，中国道路也不是简单地固守“对抗思维”，而是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它，在发展进程中提倡并力行“共享”“共赢”的基本理念。中国道路的这些具体实践，既是执政理念上的创新和升华，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关系的理解上的重大发展。

问题在于，尽管我们在实践领域突出了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没有在理论上真正澄清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关系，没有真正说清楚在推进事物发展的过程中同一性与斗争性各自起着怎样的作用，没有在充分肯定同一性作用的前提下对如何“安置”斗争性的问题作出富有说服力的理论论证。当我们试图突出同一性作用的时候，总是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与斗争性相比较来加以说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同一性在矛盾运动中的作用在于“它把矛盾双方联结起来，使事物处于稳定状态，提供矛盾双方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11]。我们平时所说的“辩证法具有‘保守’的成分”，指的正是同一性所具有的这种维持稳定和共同发展的属性和作用。然而，辩证法除了具有“保守”的成分之外，更具有革命性，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我们要坚持辩证法，显然不能无视辩证法的革命性本质。斗争性所具有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正在于它体现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因为正是斗争推动了矛盾双方力量的变化，也只有通过斗争才能突破特定事物存在的限度。

更重要的是，通过仔细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进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道路在充分展现同一性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斗争性的作用。例如，在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更多地是从同一性的角度看待对方，即不再简单地把资本主义视为“天敌”，而是用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看待资本主义，并认识到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仍需要在和平与发展的环境中同资本主义长期共处，仍需要积极吸收后者的有益文明成果以发展自身。但另一方面，我们始终没有忽视和忘记与这个对立面之间的斗争性。也就是说，我们在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与斗争。正是因为我们始终清醒地坚守着“与资本主义存在斗争性”这一“底线”，所以在面对资本主义世界时，既倡导合作性，又看清博弈性；既看到积极交往的必要性，又时时保持着对资本主义的警惕和批判。总之，我们要时刻保持定力，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拒斥“全盘西化”，坚决防止犯“颠覆性”的错误。可以说，中国道路的最可贵之处就是，在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自我。

当前，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同一性与斗争性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尽管我们面前的世界千变万化、矛盾迭出，但世界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趋势不会改变，和平发展、公平正义仍是历史潮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继续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坚持用同一性的哲学思维来指导和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当然，不可否认，在和平发展、公平正义的历史潮流之中确实还隐藏、裹挟着“暗礁”“漩涡”和“回头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13]中，站在时代和全局的高度，在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蓝图时，对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作出了系统言说，其中第一个“伟大”就是“进行伟大斗争”，这为我们在重视同一性作用的同时“安置”好斗争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导。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进行努力，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也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14]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现实问题，仅仅依靠同一性思维是断然行不通的，更重要的是得拿起斗争的武器。例如，民粹主义、单边主义抬头是当今“大变局”中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们是一面“镜子”，折射出了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就此而言，由于我们处在当今世界合作交往、命运与共的同一性情境之中，所以这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及其外部表现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深刻影响着世界、影响着中国。因此，它们同样属于涉及触碰中国发展方向、立场和原则的大问题，“只要来了，我们就必须进行坚决斗争，而且必须取得斗争胜利”[15]。进而言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实际上是与同一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要“提倡公平公正基础上的竞争，开展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田径赛，而不是搞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16]。这是在同一性的时代总基调下“安置”斗争性的最为科学和精准的方式。

三

如何“安置”总体性

中国共产党一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思想路线，这确保中国在发展中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在具体工作和具体领域当中，也有一些人存在着片面化理解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倾向。其第一种表现，是把“实际”简单等同于“眼前”，从而忽视了长远目标。换言之，他们没有把当下所从事的活动置入历史的总体进程之中，也没有树立与历史的总体方向紧密联系的意识。有些人甚至“现实”到完全丢弃了理想和目标，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当下只能做与“初级阶段”相符的事情，从而背离了马克思所指引的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的最终奋斗目标，割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片面化倾向的第二个表现，是有些人孤立地看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没有把每一个实际接触到的“点”放到社会的整个“面”上去分析，也未把孤立的事件理解为社会的特定环节。这样，他们便不可能透过其所掌握的每一种情况、每一个统计数字来寻求和辨析事物的真实面目。

这种片面性的理论根源可以归结为缺乏总体性视野，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部分与整体关系视野的深入研究和阐发，以崇尚实际、尊重事实为借口贬低甚至抹杀了总体性的作用，或者说，未能“安置”好总体性。这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尊重事实”。一些人正是在“尊重事实”的口号下，竭力排斥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整体的方法论。认识现实应当从事实出发，这是毋庸置疑的。可问题在于，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所质疑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情况下、采用什么方法来判断哪些情形才是与认识有关的事实呢？“纯事实”是不存在的，一些人所说的“纯事实”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事物的“表象”而已。我们的任务就是从这些所谓的“纯事实”前进到真正意义上的“事实”，即前进到“现实”，其关键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事实的整体性。在方法论意义上，“总体”相对于各个环节而言具有优越性。只有把“事实”放到“总体”之中加以把握，即放到历史的长河和社会的系统中加以把握，才能充分认识“事实”的本来面目及其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明确地提出，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只要浏览一下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就可知道，卢卡奇的这一判断是有根据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经济关系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把它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都置入这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考察。正是由于马克思始终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环节放在关联整体中进行理解，所以他才会将《资本论》视为“一个艺术的整体”[17]。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更是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指出：“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18]尽管马克思很少直接用“总体性”这样的术语，但是显然他的许多论述实际上是围绕着这一思路展开的。我们完全可以说，总体性原则实际地贯穿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之中。

卢卡奇不仅强调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而且进一步提出总体性原则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尽管卢卡奇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面对20世纪初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情境，继承马克思主义传统，极为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当然，卢卡奇所说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主要内容就是把握总体性，亦即“保持对总体性的渴望”。要读懂卢卡奇，我们不仅要把握他何以将“对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论证”变成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至关重要的论证”，更要知晓他又何以将“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至关重要的论证”变成了“对无产阶级掌握总体性原则是决定一切的论证”。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分水岭就是能否持有总体性观念。可见，这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存在巨大差异。我们既要看到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对无产阶级革命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也要客观看待其阶级意识理论的局限性。仅就其总体性原则而言，他带给我们的思想启发是不言而喻的，并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精神实质。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置”好总体性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这一“大变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无数个正在变化着的因子，其中除了主要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化之外，还有技术的变化、人口的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变化，等等。所有这些变化因子，都是从属于整个世界格局的。也就是说，它们只代表整个世界变化大趋势中的某种倾向，是构成总的合力中的一股分力。在这种情况下，离开了对变化着的大趋势的总体把握，就无从认识这些变化因子。这就需要我们秉持总体性思维，把当下正在变化的形形色色的具体事件放到宽广的世界大视野中去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指出，“面对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形势……我们必须登高望远，正确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流”[19]。我们看到，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援引古语“不畏浮云遮望眼”“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所作的文学化表述，还是他直接采用理论话语指出的“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20]，都体现的是世界的、历史的大视野，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深化，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的中国化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同样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结果。纵观当今世界，任何国家的生产力体系都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一部分，离开了全球资源配置，离开了对全球市场的利用，都无法良性运行和发展。同时，气候变化、环境治理、反恐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凸显，也呼吁人类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努力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1]当前，仍在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治理风险日益上升。这再一次深刻启示我们：全球化的生产和交往正把地球变成“地球村”，各国利益的高度交融使不同国家正成为共同利益链条上的一环。我们要运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去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我们只有借助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才能深刻地认识和把握当今世界所出现的变化态势，构建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图景。

四

如何“安置”组织性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列宁与卢森堡之间曾就“无产阶级政党究竟是依靠自发性还是依靠组织性”展开过一场争论。尽管列宁与卢森堡都赞同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革命的原动力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卢森堡主张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主体，是首创精神的发源地，而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仅限于正确地估价、评判和引导革命的发生。列宁则主张，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正确指导，只具有革命自发性的群众应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分歧，表面上体现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个别领导人、无产阶级政党与无产阶级群众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实质上则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即无产阶级政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究竟是应崇尚自发性，还是应崇尚组织性。

卢森堡强调，群众的自由和公共生活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强调集中与组织的全部实质是抹杀积极的创造精神，这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她认为，如果群众长期处于一种被“监管”的状态，他们就不能发展出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对此，有学者指出，“自发性观念是罗莎·卢森堡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它涉及到一系列复杂深刻的历史哲学问题，而且，在革命实践层面上，它成为罗莎·卢森堡全部政治策略的理论支撑点”[22]。列宁在革命精神问题上高度称赞卢森堡，但坚决反对卢森堡对自发性的过分倚重。列宁崇尚组织性，他主张在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实施一种自上而下的集中领导，提出要培养一支纪律严明的、纯洁的职业革命家队伍，并认为组织成员之间的充分信任是比任何“民主制”都重要的东西。

我们知道，后来正是在列宁的建立于组织性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的统领下，“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事实表明，如果当年列宁放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完全接受卢森堡的批评和采纳卢森堡的观点，就没有“十月革命”的成功。卢森堡对自发性原则的坚持虽然体现了一种令人钦佩的精神，但她的理论确实缺乏一种深察现实的谋略性。卢卡奇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一问题上他坚定地站在列宁一边，并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专设一篇对此加以论述。

卢卡奇认为，在组织性问题上如果处于“无意识”状态，肯定是“运动不成熟的象征”。在他看来，卢森堡认为党的任务“不在于对群众罢工的技术性准备和指导，而首先在于对整个运动的政治领导”，这并没有错，但关键在于，她“还必须再向前跨一步，从组织方面考察政治领导的问题”，“就是说，她应该阐明那些使无产阶级的党能够进行政治领导的组织因素”，这就导致她反对“对组织的过分强调”，而崇尚起自发性来了。[23]卢卡奇强调指出，卢森堡的错误“在于过高估计过程的有机性质，过低估计有意识组织的重要性”[24]。他认为，“任何共产党按其本质都是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或机会主义工人政党更高类型的组织”[25]。

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上的“组织性”争论，实际上是对人类历史运动中“组织性”所起作用的意见分歧的缩影。卢森堡的理论观点反映了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样态，反映了包括工人群众在内的一部分人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惯性。列宁则立足于俄国自身的发展条件，揭示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帝国主义时代的腐朽性、国家垄断性和战争残酷性。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所采取的自由市场经济形式，其本身就是一种由人的自发性驱动的经济运行模式，古典自由主义对政治力量乃至一切组织性因素的排斥，是对这一经济基础的理论反映。

到了20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凯恩斯主义影响的逐渐消退，东方的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严重受挫，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和意识形态再次占据统治地位。这无疑再次深刻地影响了哲学理论的转向，即再度把人的自发性视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力量。同时，在世界“左翼”阵营当中，也产生了一种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代表人物拉克劳与墨菲把“自发性”概念视为一种极具创造性的理论资源并作出了别具一格的解读——他们把“自发性”概念当作寻觅偶然性的“黄金领地”。虽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未真正恰当处理“自发性”与“组织性”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离不开对市场经济的引入，但中国并没有完全照搬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这一限制词并非可有可无，它的重要性体现在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在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又突出了国家统筹、控制和调节的重要性。这就是说，尽管我们看到了自发性对当今经济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发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我们又十分重视并努力发挥组织性的引领功能。因此，考察中国这些年突飞猛进的发展成就，不能仅仅将其归因为激发了自发性动力源的结果，而应看到，正是实现了自发性与组织性的有机结合，社会活力得以有序释放，社会创新能力得以整体提升，从而创造了中国奇迹。总之，今天我们对自发性和组织性的把握，不仅需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行动方略层面进行，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对此进行“安置”，进一步讲清、讲透自发性与组织性在哲学层面的意涵和结合方式。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这是一次关涉全人类未来命运的大转折。为了成功应对这一“大变局”，使我们栖居的世界顺利地于变局中开新局，进而克服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创造一种新型人类文明形态，更需要我们处理好自发性与组织性之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例如，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这种结合的必要性和优越性再次得到了强有力的证明。面对汹涌而来的新冠疫情，国内外舆论都在解读何以中国“这边风景独好”。毫无疑问，这份“成绩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即完美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中国制度体系、中国社会治理的领导力和行动力，中国强大的组织性和动员力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事实证明，我们决不能像某些国家和人士那样从根深蒂固的自我优越感和意识形态偏见出发，抽象地、片面地坚持个人自由和市场自发性。

需要强调的是，处于“大变局”中的世界仍然是不确定性主导下的世界，发展方向依然不明朗。作为生息于世界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使其变成有序与活力兼具的世界。因此，人类的自发性仍然隐含着强大的能量，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功能仍然是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运行模式。与此同时，组织性的功能也急需增强，国家的作用理应愈益凸显。在一国范围内，我们在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合理调节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智慧和方案；但在处理与化解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方面，则更加呼唤组织性力量的出场，以实施有效的组织与整合。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已经形成且行之有效的、建立在组织性基础上的社会整合机制，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挑战的巨大富源。但中国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而是要“通过推动中国发展给世界创造更多机遇，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26]关于发展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哲学智慧，就是这种分享工作的重要内容。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立足哲学大智慧的高度“安置”好组织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迫切，能否“安置”好组织性将决定整个“大变局”的未来走向。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91页；第470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31页；第465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0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63页。

[7]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第2版。

[8]参见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1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

[9]《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人民日报》2017年9月30日，第1版。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557页。

[11]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第207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22页。

[13]即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

[14]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15]《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顽强奋斗》，《人民日报》2019年9月4日，第1版。

[16]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2021年1月25日），《人民日报》2021年1月26日，第2版。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31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页。

[19]习近平：《弘扬“上海精神”构建命运共同体——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6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6月11日，第3版。

[20]《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人民日报》2020年12月13日，第1版。

[21]习近平：《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2013年3月23日），《人民日报》2013年3月24日，第2版。

[22] 周凡：《罗莎·卢森堡的自发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第75页。

[23]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2，第388—389页。

[24][2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409页；第409页。

[26]参见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17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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