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茂 |《摆脱贫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摆脱贫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

陈承茂

（福建红色记忆人文研究院）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2年第1期

“人民至上”栏目

【摘要】《摆脱贫困》高度重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作用，蕴藏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道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益探索。其鲜活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当人们改造客观世界时，主观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就体现在全面地、历史地、辩证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由此凸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今时代依然是指导我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关键词】摆脱贫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实践观   唯物辩证法   群众观

《摆脱贫困》是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实践的力作。尽管时过境迁，已过了三十年，但现在品读起来，依然引人入胜。这除了因为它思想深刻、内容丰富、文风朴实、道理通今从而令人回味无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中习近平同志关于理论与实践的思考蕴含着深刻厚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涵，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有益探索。今天，在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宏大背景下，重温《摆脱贫困》，对于我们学思践悟“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精神实质，有着特别重要的哲学意义。

一.实事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

人类历史漫长的发展进程表明，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都取决于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旨和要义。我们所从事的一切工作和事业，都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成败得失。实践是容不得半点不切实际的幻想的，我们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真正领悟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精神实质。《摆脱贫困》中一个很突出的观点，就是行动至上的观点，即实践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具体运用和践行。

习近平同志在闽东工作时特别强调注重实践，他说：“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正在于它是行动。”（习近平，第216页）实践第一，这是共产党人的哲学。习近平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品质是通过艰难困苦的实践考验得以锤炼的，共产党人的修养是依靠千百次社会实践的积累得以升华的，共产党人所取得的成功是历经千辛万苦、进行伟大革命实践的必然结果。他用“修行靠实践，功到自然成”（同上，第46页）形象地说明了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提高党性修养、获得事业成功的“秘诀”，并着重指出实践是共产党人建功立业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他告诫共产党人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在学习中培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自觉性，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20世纪80年代末的闽东是“边、贫、岛”地区，同当时东南沿海的经济发展相比，是一只“弱鸟”。闽东应该走怎样的脱贫致富的路子？这是哲学之问，更具体地说，是实践观之问。面对实践之问，闽东人民没有现成答案，没有可照抄照搬的模式，而一些同志对闽东的改革开放有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对此，习近平同志首先从思想根源上寻找导致贫困的症结。他说：“我们不担心说错什么，只是担心‘意识贫困’，没有更加大胆的改革开放的新意；也不担心做错什么，只是担心‘思路贫困’，没有更有力度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同上，第216页）他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我们既要看到生产力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物质力量，人们不能依照自己的想法任意地选择当下的生产力，还要认识到历史上任何阶段的生产力都是下一时代人们生产生活的起点，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和利用客观条件和客观规律，从而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历史。习近平同志坚信沿海、山区都有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道路可循。他的回答是：一切从闽东地区的实际出发，根据时间、地点、生产要素组合的实际情况，在多种多样的开放模式中，探讨一条与之相适应的路子、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让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

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习近平同志更直截了当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就是敢于实践、善于实践，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为弘扬和践行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它要求共产党人“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尊重科学，敢于坚持真理，遇事不随风倒。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同上，第45页）。这是共产党人的珍贵品格。

知与行是实践的基本逻辑，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议题。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知行观，为解决认识的来源问题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毛泽东同志在其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著作《实践论》中，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与认识辩证关系的阐释，深刻洞悉中国传统知行观，将两者进行了会通与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辩证的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在《摆脱贫困》里，习近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观，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有机结合起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的中国化新境界，对实践中“知”与“行”的辩证关系作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深刻阐释：行必知、知必行、行必效。所谓“行必知”有两层意思：一是通过实践认识真理，认识事物运动的规律；二是以真理来推动实践。如何对待真理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中尤为重要的问题。“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如此循环反复，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所揭示的探寻真理之路。对此，习近平同志特别提醒说：“任何一个人，即使智商很高的人，都不可能一次性就求到事物的‘是’。即使求到了，也是一种阶段性的‘是’。……凭一点阶段性的‘是’去处理无限过程的事，在认识论上要犯形而上学的错误，在实践中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同上，第34—35页）他刚到闽东就用了一个月时间深入闽东和闽东周边的温州等地调查研究，目的就是探索出一条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路子。正是基于习近平同志的不断探索，不断求“是”，得出了这一具有哲学意涵和指导意义的“知”，即“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同上，第90—91页）。有了这个“知”，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知行结合。一是要“知必行”，一切“知”都是为了“行”，这个“行”体现在他带领闽东人民艰苦奋斗，砥砺前行。二是要“行必效”，对于那些经过实践检验且被视为正确的方法和措施，就要敢于付诸行动，从而取得最大的成效。习近平同志认为，共产党人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何为“效”？他以“为民办实事”为例作出了生动的说明：修堤的时候，解决了人行车通问题，还要做到水能够回流，生态平衡不被破坏，这就是“有效”；相反，为了解决疗疾洗浴问题，大量使用地热水，造成了地面建筑下沉，如俗话所说的“好心办坏事”，这就是“行无效”。“行必效”，事实上就是事物内在联系、普遍联系、系统联系的必然要求。也正是因为我们许多同志缺乏“行必效”的哲思，所以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却留下了十个遗憾。习近平同志为此特别引用古语告诫：不作无补之功，不为无益之事。

二.淡化贫困意识，倡导顺应规律并

发挥主观能动性

马克思主义在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时，既强调在解释世界和认识世界中要顺应客观规律，又强调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论是整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还是某一国家、地区的发展进步，都要遵循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摆脱贫困》真正践行了这一哲学原理，在如何淡化贫困意识这一地方发展的关键问题上，把顺应历史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20世纪80年代，闽东的贫困是众所周知的。难能可贵的是，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发现物质上的贫困造成了不少人意识上的贫困。他在《摆脱贫困》里说，闽东的干部到省里开会，座位不敢靠前，发言拉到最后，嗓门不敢放大，这就是因为久处贫困地区，就有了见人矮一截的“贫困县意识”。（参见同上，第68页）干部尚且如此，群众更是自卑感十足了。也正是这种“贫困意识”，严重地阻碍了闽东的脱贫致富的实践。为此，习近平同志深刻认识到焕发贫困地区干部群众自信心和积极性的重要性。他说：“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同上，第2页）闽东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但贫困现状是可以改变的；要把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放到自身的努力奋斗上，挣脱消极观念束缚，摒弃惰性思维惯性，发挥自身潜力，实现脱贫致富。所以，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的“跋”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全书的题目叫做‘摆脱贫困’，其意义首先在于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才能使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走上繁荣富裕之路。”（同上，第216页）

习近平同志基于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材料。他善于对调研结果进行哲学分析和反思，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认识贫困问题。他说：“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能仅仅理解为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还必须有高度发展的精神文明——一方面要让人民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要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同上，第149页）正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习近平同志既突出强调“贫困地区要走上富裕的道路，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又着重指出“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以更好地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去战胜艰辛和困难”（同上，第149页）。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质上就是主观能动性问题。从主观能动性问题出发，习近平同志响亮地提出“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同上，第7—8页）。他强调：“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同上，第2页）应该说，找到贫困意识的症结，淡化贫困意识，本质上就是在遵循客观规律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习近平同志还用“弱鸟先飞”来形象地比拟，并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说明了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毫无疑问，在发展商品经济的海阔天空里，目前很贫困的闽东确是一只‘弱鸟’”（同上，第1页），那么，“处于这么一种弱鸟的境地，有没有‘先飞’这个话题的一席之地呢？我看，不但有一席之地，还有大讲一下的必要”（同上，第2页）。不少闽东干部有一种“等、靠、要”心态，希望上级给钱给物。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树立起‘不耻落后，意气奋发，放胆开拓，争先创优’的闽东风格”（同上，第78页），要把事事求诸人转为事事先求诸己。他认为这是“弱鸟先飞”意识的第一要义。

关于主观能动性问题，习近平同志还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一古语反其道而用之。他认为，王婆的瓜是好的，为什么不能自卖自夸？事实上，他对闽东的文化充满了自信，他自己也当起了闽东的“王婆”。他亲自推动拍摄了一部《山海的交响——闽东抒怀》风光音乐电视片，向人们展示闽东的山河风采和优秀传统文化风采。

三.滴水穿石，讲求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法

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质量互变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转化，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之一。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以“滴水穿石”这个自然景观形象地诠释了量变与质变的规律，这一富有创意的思路体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并进行创造性解读的理论自觉。“一滴滴水对准一块石头，目标一致，矢志不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滴下去——这才造就出滴水穿石的神奇！”（同上，第58页）习近平同志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质变要有量变的积累。”（同上，第34页）为此，他倡导要遵循量变与质变的客观规律，充分掌握和运用量变与质变的辩证法。习近平同志说，他刚到闽东的时候，闽东不少人希望上级能给闽东抱个“金娃娃”，一下子就让闽东摆脱贫困。他认为这有违质量互变的道理，因为“闽东的落后状况是历史形成的，改变闽东的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有一股韧劲”（同上，第34页）。

习近平同志闽东工作期间，恰逢闽东面临着三大发展战略焦点话题：一是开发三都澳，二是修建温福铁路，三是建设中心城市。针对这三项中心任务，习近平同志非常冷静，沉着应对，统筹规划，志在长远。在《摆脱贫困》中，他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即“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转引自同上，第91页），认为这段话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量变与质变规律。习近平同志还提醒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基层工作者切忌好大喜功，急于求成，要正确处理好地方社会发展中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辩证关系，循序渐进，统筹进步。历史的发展进程也验证了习近平同志关于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哲思——当年闽东的三大热门话题到了习近平同志离开闽东近二十年以后，才真正有了量变到质变的客观条件和基础。比如，温福铁路已在2009年通车，开发三都澳和建设新宁德现在依然是闽东的重要任务，正在稳步推进。

在正确处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问题上，习近平同志特别提醒要注重量变，认为这在青年干部为人为政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养成中尤为重要。他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应以高标准铸成严谨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时刻警醒党员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例如，“新官上任三把火”好像是“人之常情”，但习近平同志不以为然。他指出，“许多青年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有一股狠狠砍几‘板斧’，扭转一下局面的虎劲。这种工作热情和想获得社会承认的动机是好的。但如果在情况不明、心中无数的时候，求成心切，操之过急，也容易违背科学，脱离实际”（同上，第33页）。为此，他强调“青年干部不能只热衷于做‘质变’的突破工作，而要注重做‘量变’的积累工作”（同上，第34页）。他多次强调，任何工作和任何事业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摆脱贫困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既要有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信心，更要靠点点滴滴的奋斗、勤勤恳恳的奉献、循序渐进的努力。他勉励贫困地区的党员干部尤其青年干部要不甘落后，树立勇气，锲而不舍，敢于担当。他高度赞赏“滴水穿石”的精神品质，并将其具体化为实际工作中的方式方法：青年干部必须要恪守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必须要具备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的奋斗品格，必须要着眼于那些长期的、为人铺垫的工作，必须要持守初心、完成使命。习近平同志“滴水穿石”的观点既讲出了量变与质变的道理，也是在告诉人们一个哲理：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同时要讲“功成不必在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艰辛奋斗，共产党人要恪守建党精神，努力为人民和国家建功立业。如果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共产党人的责任心使然——这种责任心就是对于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量变的鞠躬尽瘁，那么“功成不必在我”则是共产党人的使命感使然——这种使命感就是对于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质变的矢志不渝。

也正是有了这种对于量变的夙夜在公的责任感和对于质变的矢志不渝的使命感，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立场鲜明地指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同上，第214页）这段话深刻地诠释了“中国梦”的真正内涵：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四.经济大合唱，正确处理矛盾主次的关系

众所周知，任一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过程均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如何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需要高超的哲学方法和实践智慧。唯物辩证法关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理论阐释，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摆脱贫困》全书均贯穿了这一唯物辩证法思想，正确处理了地方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形成了和谐、有序、奋进、高效的“经济大合唱”。

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亲赴闽东的一个乡去作实地调研，看到这个乡政府会议室的墙壁上挂了多面锦旗，他仔细端详，发现其中没有经济建设方面的获奖锦旗。于是，他就对身边的干部说，现在全国上下都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缺了经济工作这面锦旗可不行。干工作，主次不分，不抓住根本，那就是“瞎忙乎”。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批评有些同志不以经济工作为中心，他所指出的问题抓住了关键点，从哲学的角度看，他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怎样抓主要矛盾，以及怎样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这体现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运用于具体实践的理论自觉。

在事物的运动过程中，矛盾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好矛盾主要方面和矛盾次要方面的关系，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同志以一个“经济大合唱”的提法，就把这个重要问题说透了。他说：“每首歌，每支乐曲，都有它的主旋律。……主旋律是歌曲的主体，也是歌曲的灵魂。”（同上，第10页）“一个合唱团，要做到异口同声，就得讲究一个主旋律、一种节奏。”（同上，第10页）习近平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主旋律，指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工作是各项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因此，参加‘合唱团’的各部门、单位，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乐器各异，声部不同，……但都要服从党委和政府的指挥。大家都要围绕着经济工作这个主旋律齐声合唱。”（同上，第11页）习近平同志在这里强调，我们一定要抓主要矛盾，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就是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的真正内涵。

习近平同志同时指出，“‘经济大合唱’就是要讲协调，讲配合。光有主旋律，不讲同心协力不行，搞内耗和摩擦更不行，需要调动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上，第11页）。在这里，习近平同志提醒我们要注重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这是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实质内涵。他指出，“所以，每个部门、每个人都要有整体战略的意识，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声朝一处发，那就可以唱出一支悠扬、嘹亮、动听的好歌来”（同上，第12页）。

正确处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是一门领导艺术。习近平同志十分推崇唯物辩证法所主张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并将之付诸实践。他倡导“抓重点、树典型、推面上”的工作方法，正如他所说，就是“在事物发展的复杂过程中，既抓住主流，又注意支流；既突出重点，又照顾一般；既树立典型，又带动面上”（同上，第158页）。

值得一提的是，习近平同志讲的“经济大合唱”还带给我们这样的重要启示：必须下大力气处理好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个体要立足于集体的利益，个体必须有集体利益的大局观，个体之间要务求协力；集体也需要着眼于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体的积极性，以达成多因素的合力。所以，“经济大合唱”蕴藏的是习近平同志的“和合”哲思。“和合”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值得传承的优秀基因，习近平同志深悟其要义，并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五.统筹兼顾，把握对立统一关系的“度”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有相互关联、互相排斥的两个方面，我们称之为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我们平常讲“做事要有分寸”，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就是要把握好事物内部对立统一的“度”。把握不好“度”，就会破坏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使事物变质。我们历史上犯“左”的或“右”的错误，都是不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度”、重大原则问题上失去分寸的结果。所谓“矫枉过正”“过犹不及”，都是这个问题。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同志深谙“度”的道理。他对“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三把火’该不该烧，什么时候烧适宜，都要从实际出发。”（同上，第33页）对于一个刚上任的领导干部来说，做事时机的把握，确实是一个拿捏分寸的工夫。

在《摆脱贫困》中，习近平同志关于如何把握“度”的哲思，道有所循。比如，如何正确区分违法乱纪与改革开放中出现的失误，就有一个“度”的把握问题。“重要的一点是要保护改革者的积极性，鼓励干部为人民事业敢为天下先。我们既要敢于惩治，又要善于激励，自始至终都必须把握好政策。”（同上，第9页）又如，求“是”也有一个“限度”，人的认识和实践都有局限性，不可能一次性就得到永恒的真理。“所谓我们只可能接近真理,永远不可穷尽真理，就是这个道理。”（同上，第34页）再如，青年干部须“四忌”，忌急于求成、忌自以为是、忌朝令夕改、忌眼高手低。这何不是青年干部必须深刻体悟的自我“分寸感”。从政之道贵在“度量”自己，切不可在人生观正负的“临界点”上迷失了自我。

关于“度”的把握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议题。《摆脱贫困》中有三篇文章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思——《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新形势下闽东财政经济的辩证观》《积极稳妥地推进共青团的改革》。在这三篇专题文章中，习近平同志告诉我们关于把握“度”的“三步曲”。

第一，对于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做到心中有数。比如说，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这篇文章中，习近平同志深入分析了造成闽东地区贫困现状的多种不利因素，探寻了适合闽东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精准地概括出闽东地区摆脱贫困工作中的六个“对立统一”关系：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说，上述这六对关系，每一对都举足轻重，要害敏感，如果分寸拿捏不好，就会贻误闽东经济发展大局。所以，对于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要做到心中有数，实在需要哲学的本事。

第二，对于“关节点”的分寸把握，要做到手中有策。“度”是事物保持其质的“量”的限度，它的极限在关节点，超出了关节点，此事物就变成了彼事物。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关系，既相互关联又相互排斥，它们有相互关联时的关节点，也有相互排斥时的关节点。习近平同志是从如下阐述中把握“关节点”的。

关于闽东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之间关系的关节点，他认为“在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时，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更易出现急于求成的倾向”（同上，第91页）。这就是“关节点”。所以，他认为“我们既要避免把近期难以实施的远期目标超前化，又要防止把近期规划简单化”（同上，第92页）。

关于闽东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关节点，他认为“立足于追求高速度，往往对资源挤榨过甚，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回旋余地，不恰当的速度会对生产力发展产生一种破坏作用”（同上，第92页）。这就是“关节点”。所以，他认为应该这样来把握“度”：“我认为，应该在追求更高效益的基础上来促进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同上，第92页）

关于增加财政收入与搞活企业之间的关系，习近平同志认为关节点“主要表现在‘给’与‘取’上。是先给后取，还是先取后给？给多少、取多少才是适宜的？什么时候给、什么时候取才更合适？”（同上，第104页）所以他批评说：“一谈起搞活企业，有的同志就喊着要‘减利让税’；一谈到增加财政收入，有的同志就想到‘卡紧企业’。”（同上，第104页）他认为要把握好这个“关节点”的分寸，“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加强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在取的时候，一定要以不影响企业的积极性、不妨碍企业的正常发展、不损害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前提”（同上，第104—105页）。如此等等，这里不一一列出。这些足见习近平同志把握“关节点”的哲思功力。

第三，对于统筹兼顾对立统一的关系，要做到肩上有责。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积极稳妥地推进共青团的改革》这篇文章中可以一叶知秋。习近平同志首先指出：“共青团工作的改革，既不能‘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能急风骤雨，我们的改革只能是积极稳妥地推进。也就是说，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态度要坚决，实施要谨慎。积极和稳妥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关系。”（同上，第143—144页）他认为，把握好共青团改革的“度”，就在于统筹兼顾：（1）既要顺应改革的大潮流，又要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2）既要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又要适合青年特点；（3）共青团既要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又要代表和维护青年的具体利益；（4）共青团既要正确地代表青年的利益，又要正确地引导教育青年。（参见同上，第144—146页）

总之，人们总是身处在事物运动发展过程中，对“度”的把握是一件很难的事，确实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能力与本领。习近平同志关于“度”的哲思，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六.密切联系群众，倡导唯物史观的

干部基本功

从哲学角度看，共产党人和人民的关系，或者说党群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命题。习近平同志在《摆脱贫困》中认真思考并解答了这个命题。

密切联系群众是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保障。为了从哲学上阐明党群关系这一重大命题，需要我们看到，命题就是问题，而问题来自现实。针对在一些干部中出现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习近平同志鲜明地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密切联系群众，那么，在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血肉相联的关系就会失去”（同上，第16页）。

为什么要强调和重视党群关系？怎么正确认识和处理党群关系？出现共产党人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该怎么办？对于这些“哲学之问”，习近平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作出了明确回答。一方面，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了解决我们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问题，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方面，习近平同志还从认识规律的意义上，进一步强调“人民是实践的主体”。他说：“领导要有水平，水平从哪里来？水平来自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而规律性的东西，正是蕴藏在广大群众的实践中。”（同上，第14页）习近平同志从闽东的实际出发，认为闽东的脱贫致富的实践是全体闽东人民的实践。这就是习近平同志的群众观：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摆脱贫困和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靠的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大的政治优势。

正是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人民是实践的主体”这两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出发，习近平同志倡导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共产党人的基本功。践行群众路线是习近平同志闽东工作期间的重要抓手，他多次强调指出，要坚信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摆脱贫困必须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人所秉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功，当然不只是一个哲学的“唱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意义在于实践。习近平同志说：“人民群众是最实在的，他们不但要听你说得如何，更要看你做得如何。不光要听‘唱功’，而且要看‘做功’。”（同上，第18页）他认为为人民办实事，这就是“做功”。他提醒领导干部要树立威信，而“领导的威信从哪里来？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耍小聪明骗不出来，只有全心全意、尽心竭力、坚持不懈为人民办事，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同上，第14页）。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习近平同志特别推崇焦裕禄作为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希望领导干部都向焦裕禄学习，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扪心自问：我有没有像焦裕禄同志那样，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

为群众办实事，是干部基本功的重要表现。习近平同志提醒说：“为群众办实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做一件、做一天容易，坚持到底难。我们要分清轻重缓急，以‘滴水穿石’的精神，一件一件地办，坚持不懈地办，努力让群众理解、谅解、高兴和满意。”（同上，第64页）他多次强调，只有注重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贴近群众生产和生活，倾听群众困难和诉求，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中国共产党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向更大的成功。

习近平同志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四下基层”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和工作制度，这就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层，调查研究下基层，信访接待下基层，现场办公下基层。这是习近平同志群众路线生动实践的高度总结。习近平同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为共产党人解开“如何密切联系群众”这个密码提供了钥匙。“四下基层”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品格和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生动体现，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时代特征，更蕴涵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品格。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变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学哲学、用哲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然、责任使然，是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思想遵循，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指导。为此，习近平同志以《摆脱贫困》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把《摆脱贫困》当作哲学文本来品读，学思践悟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理，知行合一，方得正果。

参考文献

习近平，1992年：《摆脱贫困》，福建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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