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下的
毛泽东哲学研究
（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1年第4期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专栏
所用图片均来自网络
［摘要］毛泽东哲学思想对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尤其是哲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综观学术界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其研究范式大致可以被归纳为学理阐释、文献文本研究、实践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国现代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六种范式。在此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相较以往的研究范式，这一范式下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综合性。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范式
构建中国知识体系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迫切需求，而哲学知识体系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基础地位决定了构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性。构建哲学知识体系需要整合和调动各方面的思想资源。毛泽东哲学是产生于中国大地的、形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极具内生性的哲学知识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哲学理论根基，一直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历史进程中起着根本性的规范和指导作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每一个历史转折时期，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去寻求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在实践需要发生转变基础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阶段更新。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构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直接的目的就是促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虽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本身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然而，如何对待或者如何研究和利用这种资源却是另外一个问题。笔者在《7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一文中采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脉络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从理论研究的外在动力或外在需要方面梳理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1]在本文中，笔者将转换一个角度来看历史上我们是如何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把握现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所形成的多种研究范式，并继而思考我们应如何在充分肯定这些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将毛泽东哲学研究置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下进行综合考量。这一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进行研究范式创新的理论尝试，将可能会进一步拓宽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思路，从而也会推动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由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历史地位，从毛泽东哲学思想产生之日起，就有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毛泽东思想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就一直以不同的形式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但是，从研究范式的角度看，综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大体上有以下几种研究范式。这一研究范式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从哲学的各个学科出发进行研究阐释，试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学理性呈现。这又有几种进路：一是对毛泽东的著名哲学著作进行解说。比如李达的《〈实践论〉〈矛盾论〉解说》，蒋照义、李君如的《中国革命与〈矛盾论〉》。前者对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采取了逐段解释和说明的办法，综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等各种知识对毛泽东的哲学论断进行具体细致的说明，以帮助读者真正准确地弄清、弄懂、掌握毛泽东哲学思想。[2]李达的这部解说性著作对于《实践论》《矛盾论》的广泛传播，对于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起到了巨大作用。后者是把毛泽东的《矛盾论》置于中共党史的历史框架中进行考察，不仅把《矛盾论》的产生、传播和运用的过程呈现给了读者，还对《矛盾论》的哲学思想从萌芽到发展、再到丰富和应用的历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增强了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历史感。同时，该著还引导读者通过读毛泽东的有关军事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来加深对毛泽东矛盾论思想的理解。[3]二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专题性研究。既有哲学理论的专题性研究，又有哲学史的专题性研究。哲学理论专题性著作如彭泽农、林圃的《波浪式发展规律研究——兼论唯物辩证法规律体系》。该著作把波浪式发展规律看作唯物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并认为这是毛泽东在唯物辩证法历史上的一大发现。这部著作虽然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印数有限以及当时的传播媒介不发达，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它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问题，以揭示毛泽东哲学思想自身逻辑为学术目标的一部水准较高的著作。它的研究理路和研究方法对拓展和深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对于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4]哲学史专题性著作如冉昌光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一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力作。如果说上一部著作是选取了富有创新性的一个哲学命题进行专题性研究，那么这部著作就是选取了一个重要历史时段对毛泽东的哲学贡献进行专题性探讨。这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所进行的断代史研究。[5]同类著作还有石仲泉的《毛泽东的艰辛开拓》、许全兴的《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雍涛的《毛泽东的探索：中国的1956—1976》、王立胜的《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等。这些著作都是对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进行历史性的系统研究。三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进行体系性研究。1984年，杨瑞森等编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概论》作为一部受教育部委托为全国综合性大学哲学专业编写的教材，力图以比较简练的体系框架呈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特点，内容包括绪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实事求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宇宙的根本规律、军事辩证法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群众路线九章。该书应当说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开拓性。出版于1985年的雍涛等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大纲》也是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而问世的，不同的是它还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学参考书而出版。这部书设计了总论和毛泽东认识论思想、毛泽东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历史唯物论思想、毛泽东方法论思想四章共五部分。我们不难看出，这两部书的共同特点都是用我们当时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本框架来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只是后者直接地使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话语，而前者使用的是毛泽东的话语体系，但逻辑结构还是相同的。实事求是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所讲的是毛泽东的认识论思想，宇宙的根本规律和军事辩证法所讲的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最后三章所讲的则是毛泽东的历史唯物论思想。比这两部著作稍晚出版于1987年的樊瑞平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纲要》吸取了两部著作的优点，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创新性的努力。该书分三个大的板块也就是第一、二、三编，共十八章。第一个板块设计了三章讲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特点，第二个板块设计了八章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第三个板块设计了七章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从整体设计看，这部著作与上两部著作相比具有明显的全面性、丰富性和系统性特点，不仅从总体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形成和后毛泽东时代的哲学发展，而且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鲜明特点作出了简要概括，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建等领域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系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原理编，作者试图揭示毛泽东哲学自身的内在逻辑结构，在这个版块的第一章用了“主观和客观”的章标题，把主观与客观的矛盾看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由此而展开下面七章的哲学逻辑建构。从目前看来，这种建构也未必完美，但是作者试图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实践来洞察毛泽东哲学的基本问题，以揭示毛泽东独具特点的哲学逻辑的动机和努力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这部著作超越以往同类著作的地方。这种范式是指通过搜集、鉴别、整理某一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并对其进行系统性分析来获取信息，进而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这种研究范式近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有广泛的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也不例外。比如许全兴的《〈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就综合使用了文献学和文本学方法。众所周知，目前我们在《毛泽东选集》当中看到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经过修订重新发表的著作，它源于1937年毛泽东在“抗大”（即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所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演中的两节。从1937年油印材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的问世到50年代初的重新修订发表，其间有多种版本问世。就文本本身来看，情况非常复杂，况且这又是毛泽东在简单的讲课提纲基础上所作演讲后的记录稿。当时问世的各种版本都是为了学习的需要由各种机构自行刊印的，版本之间的不一致甚至更大的问题都难免会出现。同时，延安时期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创造的高峰期。他对哲学方面书籍的阅读量大大增加，与哲学家的交往比较频繁，他的哲学创造与其他哲学著作以及哲学家的关系也比较复杂，这些都容易造成后来毛泽东哲学研究者文本阅读和文献使用上的困难。这种情况非常需要文本学和文献学的方法予以分析和澄清。许全兴的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正如作者明确指出的，该书针对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是在国外、后是在国内有少数人歪曲“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与苏联和中国30年代哲学之间的关系提出的“抄袭说”等问题，通过文献考证、文本比较以及综合研究，澄清了事实真相。该书还澄清了“两论”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关系，同时也通过学术调查和详细考证，纠正了《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传》《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文集》（第8卷的有关注释）等论著的疏漏。[6]文本阅读方法的多元化也影响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欧阳英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在21世纪初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她在将20世纪末的博士论文《毛泽东实践观研究》整理出版后，时过十多年又重新拾起了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不过这次的研究与以往的不同就在于她接受了解释学的“处境”的阅读理念：“我们发现自己总是与我们所要理解的流传物处于相关联的这样一种处境。对这种处境的阐释，也就是说，进行效果历史的反思，并不是可以完成的，但这种不可完成性不是由于缺乏反思，而是在于我们自身作为历史存在的本质。”[7]她通过伽达默尔感到了“对阅读语境加以自觉的重要性”。由此她自觉表明，虽然她的新著将会利用她前一本学术专著《毛泽东实践观研究》的一些观点和素材，“但是对语境及其对阅读的影响有了新的认识，因此，通过有意将阅读语境切换到当代，即使是对于同一个问题，本书也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8]。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所积累的哲学智慧。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根源于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又指导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它既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又是对中国现代化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升华和总结。所以，每当中国现代化实践处于转折时期或者重大实践需要理论指导的时候，人们都会不断地重读毛泽东哲学思想，从毛泽东哲学思想里寻求智慧资源。从研究动力的角度进行概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经历了以加强学习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以解放思想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以学科建设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以理论创新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以构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为动力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这五个阶段的历史演进。这种研究的历史逻辑深切地说明了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存在着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不断地站在时代和实践的高度反思毛泽东哲学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其根本的动力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实践需要，也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作为哲学家的毛泽东自身的哲学思考。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虽然读的是政治经济学著作，实际上谈的很多都是哲学问题。他在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晚年对哲学的思考，正是他自己站在新的实践需要的高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把握，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建构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大讨论，从哲学的角度看，也涉及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若干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也都是基于实践的需要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反思。这次反思的最重要的成果集中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是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基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形成了一次高潮，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之后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中，虽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不再有那么大的规模，但是，每当历史的关键时刻，学术界和理论界都会结合时代的需要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在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中，学者们都会为新的理论找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渊源，也会从新的实践高度和新的理论发展中发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的价值。笔者自己的研究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理论逻辑。出版于1994年的《晚年毛泽东的艰苦探索》一书，虽然从书名看好像不是一本哲学著作，但它确实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从哲学的高度对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进行的理论研究，也是对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的系统探讨。在这之后，笔者的研究方向虽然不像以前一样聚焦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上，但是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个课题的关注，而是基于基层社会实践的“实践感”更加深入地反思和探讨与此有关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通过另外的路径深化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应该说，这项工作是沿着两条路径进行的：一是从工作实践的需要出发学习和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并自觉运用于行政实践，把自己的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的高度去总结提升，形成论著，笔者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就是这种研究的产物。二是不断重读毛泽东的一系列著作比如《组织起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写出重读后的文章。最近即将出版的一本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初探》，就是这种阅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如黄楠森、庄福龄、林利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部八卷本的巨著在前三卷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战友和学生的哲学思想；第四卷和第五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第六卷和第七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最后一卷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国外的研究和发展。著作的第六卷和第七卷就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的总体框架来定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的。我们可以通过其各章标题看出毛泽东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定位。第六卷的各章是：“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初步运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系统化；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多方面展开；解放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色运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第七卷的各章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传播，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探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理论和实践的失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猖獗；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运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我们可以发现，“传播和运用”是这部著作思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逻辑框架。安启念的《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在书名上使用了“发展”概念，在整体框架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的逻辑，而且在具体内容的设计上呈现了“东方”和“西方”的地域区别，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选择及苏联哲学的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东方国家的发展”，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还得出了明确的结论：“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西方发达国家步入后现代阶段，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明显式微。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阵营随后崩塌，这些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举步维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今天创新、发展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希望所在。”[9]毛泽东不仅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且还是受中国文化浸润的、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家，所以，作为哲学家，他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谱系，也属于中国哲学家的谱系。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研究中，毛泽东哲学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历史和逻辑环节。著名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也就是第七册是《中国现代哲学史》。这部著作共设计了十二章，其中开篇一章是绪论，最后一章是《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正文是十章，其中第一章章炳麟、第二章孙中山、第三章蔡元培、第四章第五章写新文化运动、第六章20—40年代的三大论战、第七章毛泽东与中国现代革命、第八章第九章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第十章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张文儒、郭建宁的《中国现代哲学》除了绪论和结束语以外，分十一章写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梁漱溟、李达、艾思奇、毛泽东、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贺麟十一位哲学家。这两部书都是把毛泽东置于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框架中进行叙述的，基本上是一种按照时间顺序的历史性的排列。宋志明的《中国现代哲学通论》和李维武的《20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虽然与上述两部书一样，也都是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框架，但不同的是他们首先作了结构化的处理，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历史叙述。前者认为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在中外哲学双向交流的过程中，现代中国哲学一改儒、释、道三教竞长争高的态势，代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互动的新格局”[10]。毛泽东哲学思想被放在了三大格局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中去研究。后者把20世纪的中国哲学分为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把毛泽东哲学放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里面去研究。当然，还有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放在中国当代哲学的框架中去论述的，比如李振霞主编的《中国当代哲学40年》、樊瑞平等的《中国当代哲学》、胡为雄的《毛泽东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任俊明主编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等。所谓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定位毛泽东哲学思想，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予以考察和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要求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估价必须紧紧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中心任务来展开，其理论目标就是研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作出的创新性贡献。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个内涵十分丰富而又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的概念。它不仅包含着中国的现实实际，而且包含着中国的历史实际。无论是现实实际还是历史实际也都在发生着变化。就现实实际来看，不仅包含着中国本身的现实实际，还包含着中国现实实际本身在国际关系中的变化了的实存样态，因而这个现实实际是变化着的；就历史实际来看，不仅包含着社会形态的更替，更包含着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中国哲学传统。而中国哲学传统也是在发生变化的，这必定包含着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和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汪信砚认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中国哲学传统，乃是因为它既是对中国哲学古代传统和近代传统的最积极的扬弃，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因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交汇、融合的结晶。离开这样一种真正‘活着’的中国哲学传统来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来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必然是有重大理论缺陷的……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逐渐成为那时至今的中国哲学的主潮流，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亦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11]。因此，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传统的重大变革，奠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传统”[12]。这种研究范式中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既可以探讨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的创新性贡献，也可以探讨毛泽东哲学对中国哲学现代传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中的毛泽东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此外，王南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及其规律研究》，郭湛、安启念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教程》都对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深入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学者们逐渐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着一个新的概念：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概念的出现是逻辑的必然结果，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毕竟是一个表达理论过程的概念，而过程必然会产生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必然产生一种理论成果，这个成果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表示，这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者的共识。但是，在这个共识的基础上大家对此的理解却分歧较大。“最大的分歧发生在这些哲学成果具不具有学术性这一点上。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由共产党的领导人做的，‘化’出的成果就是这些领导人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战略、战术。它们均是如何行事的实践观念，不具有学术性。因此，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后产生的哲学成果可以成为学科，是没有根据的。”[13]陆剑杰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共同的学术成就，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和中国哲学密切结合而形成的学术新说，并且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系统性，有了构成专门学科的坚实基础。[14]正是基于这种学术思想，陆剑杰展开了他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他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理论体系和学术进展的研究”，写出了近七十万字的鸿篇巨著《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15]。这部著作是迄今为止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系统的研究。南京大学刘林元和姚润皋也关注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他们的团队不仅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而且写出了中国首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6]。还有很多学者已经或者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由上观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事实上已经或者正在尝试运用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的范式，也就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下，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自然会有在其他范式中不可能有的新发现和新成果。相较以往的研究范式，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下，毛泽东哲学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历史性和综合性。学理阐释范式虽然从理论逻辑的意义上更易于把握毛泽东哲学的逻辑体系，但是，这种范式往往会导致从外在于毛泽东哲学的、已经预设的理论体系去把握研究对象本身，这种把握在使对象逻辑化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它作为体系的本真意义。比如在对毛泽东哲学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用从苏联移植过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就会自然形成包含毛泽东的唯物论、毛泽东的认识论、毛泽东的辩证法、毛泽东的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文本文献考证范式对于细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十分必要，对于搞清楚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文献文本的历史事实有重要作用。近几年《毛泽东年谱》和毛泽东文献的整理出版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整体性进步，这些都是在文本和文献考证的基础上作出的，但是这种研究不能代替对研究对象的思想脉络和逻辑体系的把握，它只是为后者准备了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实践反思范式注重毛泽东哲学中重要思想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看到了当下实践对毛泽东哲学某些重要思想的内在需要，呈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由此将推动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当代的继续发展，但是也可能会出现以现实裁剪历史和以实用判断理论成效的实用主义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式看到了毛泽东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性和时代创新性，具有深沉的历史感，但是，这种范式强调的还是普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没有把重心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上。从上面我们列出的黄楠森等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六卷和第七卷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出，其主体构架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和运用”为轴心来进行章节安排的。中国现代哲学史范式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同时意味着中国哲学现代化的过程。这种范式的长处和贡献在于看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也看到了中国现代哲学发展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地位。但是，从现在的研究成果看，特别是从上面列举的几部著作的章节安排看，其问题在于没有突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也没有搞清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哲学统一进程中的内在规律性，大多是按照时间顺序对中国现代史中的哲学家的罗列。可喜的是有些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这种进步也仅仅是在进行适当分类的基础上的时间顺序罗列罢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前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这种范式几乎是上面所有范式的综合，所以在这种范式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推出了大量的高质量成果。王南湜以决定论与能动论的矛盾张力为基本框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可以说极为深刻地揭示了毛泽东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汪信砚以李达为切入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发现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开始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而且这种传统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传统的核心，从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也就成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进程。不过，这种范式虽然综合了上述各种范式的长处，但“中国化”毕竟是过程性描述，这种过程一定要表现为理论成果。这个成果要以一个标识性的概念来表达才行，这个标识性的概念就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简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标识性概念所反映的理论体系，强调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性”。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它具备以上所有范式的长处，它可以是历史研究，也可以是逻辑研究；它可以是专题性研究，也可以是综合性研究；它可以是继承性研究，也可以是创新性研究；它可以是纯理论研究，也可以是实践反思性研究；它可以是文本文献考证性研究，但必定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框架下的文本文献研究。当然，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并不是要否定其他研究范式，这种范式虽然具有综合性的特点，但是不能取代其他范式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下的毛泽东哲学研究所要求的基本思路是：第一，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单位，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框架内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内在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部分，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整体和逻辑整体中进行历史定位和逻辑定位。这样在时间跨度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的历史中定位，在空间跨度上是在这个时间段的中国与世界的空间互动关系中定位，在逻辑梳理上是在中国共产党哲学理念的整体建构中定位。第二，把中共党史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基础，在百年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互动历史进程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是完全重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史。要在这个理论创新的历史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三，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续了中国近代哲学的思想脉络，它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创新，同时又开拓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哲学发展道路。可以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双重脉络中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第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它从哲学层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中国革命理论、建设理论和改革开放理论的核心理念和哲学精髓。我们可以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阶段和组成部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置于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进行研究，拓宽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视野。第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形成和发展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历史中，但是作为一个崭新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却不可能离开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它是在一万年的中国文化史和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史的浸润下形成的，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特性的根基所在。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华文明史的基础上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特别是以此为案例研究中华文化和文明是怎样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第六，作为具有独特个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蕴含着使这一理论体系成为独立理论体系的基本问题。可以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这个总问题的研究和界定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进而探讨毛泽东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思路，以及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哲学创新和哲学理论体系。第七，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百年历史，我们可以探讨百年来的哲学发展的规律，探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创造过程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外来的优秀文化四种因素的耦合作用，着重探讨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因素的耦合体制和机制。总之，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包括中国哲学知识体系。通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我们可以梳理出具有中国特性的标识性概念、范畴、命题和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基本原则和方式方法，进而为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注释：
[1]参见王立胜：《70年来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历史轨迹与未来展望》，《毛泽东研究》2019年第6期，第63—73页。
[2]参见李达：《〈实践论〉〈矛盾论〉解说》，汪信砚编，人民出版社，2019。
[3]参见蒋照义、李君如：《中国革命与〈矛盾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
[4]参见彭泽农、林圃：《波浪式发展规律研究——兼论唯物辩证法规律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5]参见冉昌光：《社会主义时期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6]参见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第1页。
[7]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387页。
[8]欧阳英：《重读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6，第4页。
[9]安启念：《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第331页。
[10]宋志明：《中国现代哲学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第17页。
[11][12]汪信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序”第2页；“序”第3页。
[13]陆剑杰：《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构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第5页。
[14]参见陆剑杰：《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构建》，第5—12页。
[15]参见陆剑杰：《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南京出版社，2014。
[16]参见刘林元、姚润皋总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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