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忘却的历程（二）——2003年迎战SARS回忆录 蔡柏蔷| 呼吸风采[3]·协和呼吸
为了忘却的历程
——2003年迎战SARS回忆录 蔡柏蔷
第二阶段 初战告捷
2003年3月17日～4月20日
就在人们徘徊、怀疑、猜想之际，“非典”病魔也终于敲开了北京协和医院的大门，溜进了医院急诊室。3月17日第一例“非典”病例到来了。患者男性，26岁，发热5天，体温39℃，白细胞5.04*109/L，胸片很快从双肺斑片状影发展为双肺大片弥漫性浸润影，部分呈“白肺”。患者曾在301医院陪床，病房隔壁就是京城首例“非典”患者住的病房，病房排风口恰恰通往他所在的这一病房。该例诊断毫无疑问。我与感染内科邓国华、李太生教授一起会诊后一致诊断为“非典”。
3月24日急诊室又来了一例高热病人，患者刚从东南亚出差回来，在当地就诊时，胸片即有右下肺阴影，当地医生在胸片上写了“AP”，英文“非典”的缩写。后经大环内酯类抗生素治疗无效。当时根据病史、体征和胸片，诊断“非典”是毫无问题的，但是患者家属坚决反对该诊断，在急诊室与我和其他2位教授以及医务处孙阳处长大吵，说“你们见过非典没有？”“香港诊断标准并不是如此！”。确实，“非典”刚诊断1例，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临床经验有限，既无参考文献和教科书可查阅，又不能立即请广东省专家来京急会诊。于是立即将患者隔离留观，将呼吸内科在急诊室作“流行性感冒”临床药物（阿比朵尔）观察的房间临时改为隔离病房(注：从这天起呼吸内科流感药物的临床研究立即中止，并通知有关研究单位，说明在非典流行时作这一药物观察是不适当的)。随后第二天又給该患者复查胸片，教授们惊异的发现肺部病变明显扩大到两肺，动脉血氧分压降至47mm Hg，患者已出现呼吸困难，诊断“非典”是毫无问题。后来获悉，那位吵闹的患者家属也不幸染上了“非典”，其司机也感染上“非典”。
在正确诊断这两例“非典”之后，北京协和医院拉开了“非典”阻击战的序幕。3月25李学旺院长在老楼10-223召集呼吸内科、感染内科全体医师和研究生会议，这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阻击“非典”期间的第一次战前动员令。此后，内科主治医师、住院医师、研究生纷纷安排班走进“非典”留观病房。迎战“非典”初期，呼吸内科有以下医师和研究生参加“非典”留观病房工作：白彦、黄蓉、徐凌、柳涛、田欣伦、于海健、丁可、彭敏……但是大家缺乏关于“非典”的临床资料，仅仅有上面发给医师学习用的几条简单条例。我从当时的形势觉察到一场大战即将爆发，对付“非典”并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每个医师都应该学习新的临床知识，了解“非典”最新进展。从网上的信息中得知，世界卫生组织（WHO）已将“非典”命名为“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并且知道WHO的一位传染病专家——卡洛·厄帕尼已病故于SARS，连世界著名的传染病医师也难逃此劫难，SARS的严重性可想而知。
3月28日，我连夜整理上述2例病例的资料和胸片，根据WHO关于SARS的新定义，书写讲课资料，并做成幻灯。3月29日首先在“呼吸系统疾病学习班”上，第一次向来自全国的学员作了“SARS”概述，介绍了WHO有关SARS的最新定义和概念、以及治疗措施，并与学习班中两位来自广州的呼吸科医师讨论了这两例SARS病例，广东省医师明确地说“这两例是典型的非典病例”。
4月1日（周二下午）呼吸科专科查房前，我又和全体医师、进修医师重温两例病例。4月2日内科大查房时，我与沈悌主任商议，把两例病例再在大查房时讲述一下，大内科要求所有参加SARS值班的医师全部参加。4月2日内科大查房是北京协和医院大内科在SARS爆发流行前的最后一次大查房，以后内科大查房因SARS而中断。那次周三下午查房，到会人数众多，连走廊、门口都挤满了听众。我第一次在SARS讲课时提出了“与SARS的斗争是白衣战士的世纪之战，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我们要有信心打赢这场战争，而且要零伤亡(即零感染)”。内科大查房上，李太生教授也从隔离防疫方面阐述了SARS的严重性，以及医护防疫方面的措施。
后来医院将我和王爱霞、李太生教授所做的《SARS防治》、《重症呼吸综合症—SARS》和《非典型肺炎的防治》专题，作成录像带和VCD，在医院门诊反复播放，同时送医科院兄弟院所、清华、北大，为“SARS”的宣传和预防、治疗作了贡献。在2003年4月4日出版的《协和内科临床》上，刊登了我写的两篇文章，特搞“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简介及两例病例分析”和名词解释“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其目的是让临床医师们更为明确地了解SARS。
4月6日，我和林耀广教授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参加了由温家宝总理和吴仪副总理主持的非典型肺炎疫情研讨会。会上温家宝总理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SARS疫情控制，各级党组织要把控制SARS蔓延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总理对关于SARS疫情的数据了如指掌。
4月7日，北京协和医院接到北京市“非典”防治组的指示：立刻派一名医师前往佑安医院，与北大、北医三院、天坛医院、复兴医院等其他兄弟医院的医师一起，组成医疗小组，抢救“非典”重症患者。医务处要求呼吸内科派一名医师前往佑安医院，曹彬医师没有提任何困难和要求，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在佑安医院重症监护病房里，他很快熟悉那里的环境，在很短时间内，掌握了基本的防护知识，克服了当时防护条件差、工作负荷重等困难，承担起救治危重“非典”患者的任务。在工作中，两例“非典”患者病情急性进展，最终发展成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曹彬医师冒着随时有被感染“非典”的危险，和其他医生密切合作，为病人作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治疗。在佑安医院工作期间，曹彬医师始终不忘自己是一名“协和人”，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严谨求实，困难、危险的时刻自己先上，把危险留给自己。
曹彬医师总结在佑安医院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后，写下“与非典的亲密接触—在佑安医院工作的14个日日夜夜”一文，该文先后在“北京晚报（4月25日，4月26日分上下两部分）”、“人民日报（5月28日）”、“中国科技日报（5月28日）”发表，使北京市民以及全国人民了解了北京协和医院非典一线医护人员的工作，展示了“协和人”奋战SARS的英勇气概，也对即将奔赴抗击“非典”前线的其它医生起到鼓励作用。
在这一阶段中，我还诊断了几例SARS疑难病例，其中一例为国际劳工组织官员派克·阿罗的翻译。众所周知，派克·阿罗因患SARS 于4月6日在京去世。其翻译几乎同时发病，发热10天来曾在北京多家大医院就诊，均未明确得到诊断。4月9日上午来协和医院特需门诊，我接诊此例病例后，通过仔细认真地询问病史，分析病情，临床检查后很快诊断为SARS。诊断完毕就通知患者去隔离病房，并请清洁工消毒诊室。但这一下惊动了北配楼特需八层，整个门诊如同炸了锅似的，几乎所有当时在场就医的患者、家属纷纷逃离，人去楼空。当我更换工作服和听诊器重返诊室时，已发现空无一人。此插曲很快传遍全院。当日下午门诊结束后，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我家里人，今天晚上我不回家了，因为我直接接触了SARS患者，至于要在医院呆几天以后再说。后来事过十几年，谈到此事，我老伴还念念不忘，说当初听了你电话，心里如同刀割一样难受。
一天后，与派克·阿罗共事的其他密切接触者，约20余人都来北京协和医院特需门诊查体，检查完毕所有资料均由我本人审查，经过认真分析，这些密切接触者均无异常发现。
4月8日白彦医师到急诊SARS留观病房工作，有家难回，一直处于隔离状态，作为一名年轻的医师，她有时一个人在偷偷流眼泪，我见了无言以对。我事先准备好要讲的安慰话，刚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作为“同一战壕中的战友”，我心中充满内心的感激，也充满无言的难受。白彦医师是首批参加抗击SARS、工作在一线的临床医师之一，克服了当时防护设备不足、对SARS认识肤浅等困难，完成了繁重的医疗任务。同时积极为医院隔离病房的建设提出建议。可能现在大家难以相信，那时候连标准的医用口罩都缺乏，限量供给。口罩成了当时的“奢侈品”，那时送礼送口罩是最为时尚的。呼吸内科在美国的留学人员，王京岚医师不远万里从美国将N95口罩寄给我们，支援大家抗击SARS，传为佳话。
此时SARS疫情已在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华北地区蔓延。4月9日呼吸内科林耀广教授奉命与卫生部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领导和专家组成“中央SARS督导组”，奔赴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主要任务是看病人、看临床资料、确认SARS患者，并对当地防治措施进行检查。向自治区政府和卫生厅强调建立“发热门诊”的重要性，并协助当地医院配置必须的医疗药品和器械。
随着SARS疫情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派克·阿罗的去世给北京应对SARS的局面添加了明显的紧张空气。4月9日晚院领导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卫生部领导的指示，医院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决定在西院新建病房内建立专门收住外宾及高干的SARS病房。为开设该新病房，急需一批护士及医生。院领导决定关闭呼吸内科RICU病房，调集医师护理人员支援新SARS病房。呼吸内科顾全大局，无条件服从全院同一调遣，王孟昭医师和护士长夏莹立即疏散RICU病房患者，把病房迅速腾空。在李学旺院长的组织协调下，北京协和医院西院紧急组建SARS病房。内科徐作军、刘炳岩、高鹏、王迁、邵池医师在接到通知后，义无反顾地奔赴抗SARS第一线。
他们首先遇到的困难是病房的组建。西院特四病房是按照普通病房建筑设计的，没有完善的隔离、通风和人员物资流通条件，尤其通风条件很差。现在要改建成符合标准的传染病房，只能依靠大家的智慧和传染病防治知识，灵活地进行改建，以最短的时间完成了病房的改建。在实际工作中，徐作军教授还不断提出改进意见，并亲自联系、监督了改建工作的实施。这些前期改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病人交叉感染、防止工作人员感染、有效保存战斗力，隔离病房的组建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之后的2个月工作中，在病区工作的医生、护士、工人等无一例感染SARS，充分证明了组建工作是卓有成效的。
西院SARS病房组建之初，小到棉棒、大到呼吸机，可谓一无所有，现在要应付这一前所未有的烈性传染病，同时要达到特需标准。所有医务人员从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和对SARS的认识出发，配备了病房的必备药品、备用医疗设备、抢救设备、消毒通风设备等等。期间各位医生互相提醒、积极献策，并与后勤部门积极配合，既保证了以后工作的顺利进行，又最大限度地减少浪费，为医院减少资金投入。为了使一线医护人员能更好地熟悉和使用新型呼吸机、无创通气设备等，徐作军教授还及时对大家进行了讲解和培训。在SARS病房设施配备的同时，大家还起草了《病区隔离常规》、《住院医师工作常规》、《SARS诊治常规》、《患者须知》等医疗文件，经医务处、护理部领导一同修改完善，最短的时间内建立了隔离病房的工作规范，在制度上、心理上作好了迎战SARS的准备。之后又不断参考文献和兄弟医院的经验，在实践中完善提高。
院方也全力支持西院SARS中心的改建，以极快的速度安了空气消毒机等消毒隔离设备和人员物品。北京市电视台及中央电视台多次报道了西院SARS病房，协和医院精兵强将和优良装备引来了一批又一批的中外媒体记者，使北京协和医院西院SARS病房名扬海内外。在抗击SARS中，虽然收治病人不十分多，但在当时情况下，毫无疑问起到了安抚人心的作用。
4月10日医院改建急诊室，医务处通知呼吸治疗中心为急诊准备一台有创呼吸机和两台无创呼吸机。陈晓娟将两台无创呼吸机以往的管路连接方法进行了改进，取消湿化器改用复合式过滤器（有效过滤99.99999%）即人工鼻的连接方法，即可达到有效的湿化作用，又可对病人呼出的带有病毒的气体进行过滤，从而达到保持室内空气清洁保护医护人员的作用。并为急诊贮备了五套连接好的一次性管路。当日医务处、器材处又告诉陈晓娟为西院筹建SARS病房准备无创呼吸机，在最短时间为西院准备好无创呼吸机、一次性管路、一次性口鼻面罩等。后来又为西院SARS病房准备有创呼吸机的湿化设施、过滤器（人工鼻）等等。这一切都及时准备齐全，为一线战场作好了后备保证。
4月10日下午，中国医学科学院刘谦书记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SARS的院校工作会议。我和李太生、徐作军医师等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上我特别提出了关于目前医务人员的防护和“待遇”问题。有关待遇并不是指“劳务补助”等，而是目前SARS的斗争中，社会上对医务人员存在着一种歧视和回避态度，尤其是对呼吸内科、感染科的医务人员。这些医务人员由于有可能接触到SARS患者，社会上不少群众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准他们坐车、进办公室和到饭堂进餐。他们的家属不能正常上班，子女被拒绝入学和入托。这些奋战在对抗SARS战线上的医务人员简直成了“瘟神”，我认为这是相当不妥当的。那时由于抗击SARS的任务需要，我常常在各医疗机构之间来回奔波。经常坐出租车，后来我发现只要说去医院，司机立马拒载。我心中明白他们怕感染SARS，后来我叫出租车，再也不说去医院了。有一次我回协和医院，我就说去东单。司机停车见到我就说:“你是去协和医院吧，我认识你，我在电视上见过你。你请上车，今天我不收你的车费，你们医师现在是这个时代的英雄。”我原本设想今天出租车可能又坐不成了，但他的一番言语感动的我说不出话。我当时想，我这个人现在是“瘟神”+“英雄”，二者之结合。
当时刘谦书记相当重视，连夜电告卫生部，希望加强医护人员防护和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我当时的发言是比较激动的，但是发言还是感染了在场的与会人员，引发不小的共鸣。当时与会的协和出版社袁钟社长根据我的发言，后来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将心比心、情同此心”，发表在4月22日的北京晚报上，文中提到“要捍卫中国医务工作者的尊严”，并且号召“共同筑起防治SARS的钢铁长城”。读完这篇文章，“长城”一词当时已很深刻地铭记在我的脑海中，在以后出版的“重症急性呼吸综合症 SARS的诊治”一书时，当与人民卫生出版社讨论封面设计时，我提出以万里长城作为书的封面（图 1）。因为现在抗击SARS的战斗中，广大医务工作者就是现代的万里长城，是一座“不折不扣”由“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此提议立即得到出版社的认可，这在以往的医学书籍中是难以找到的。
图 1. 2003 年春迎战 SARS初，主编SARS 医学专著（当时国内第一部SARS 医学专著）
4月11日西院SARS病房开始运转， SARS病房主管工作的担子落在徐作军教授身上，共有5位医师、15名护士参加。这是一副不轻松的担子，又是全新的医疗工作，又是面对外宾和高干。当日晚上西院SARS病房同时转入3名患者，其中一人病情危重，存在呼吸衰竭，伴有大量呼吸道分泌物，传染危险度高，且其家属对病情和隔离措施难以接受，对医院和医护人员进行谩骂攻击。当班医生刘炳岩医师主动收治该危重病例及另一名患者，在家属不理解、不配合的情况下使用无创通气机等积极抢救病人，稳定病情，同时和值班护士对家属进行解释劝导，维护了病房秩序。徐作军教授深夜床边查房，指导抢救；已经下班的王迁医师主动配合收治病人，无条件地延长工作时间，当天工作到午夜；刘炳岩医师更是几乎一夜未眠。在1个月的工作中，这仅是一个例证。要知道在SARS隔离病房要穿着3层隔离服装、2层口罩、帽子、鞋套等才能进行工作。要知道为了防止病毒播散，在SARS病房工作是不能运行空调的，有时一个小时衣服就会被汗水浸透，可能长达10余小时不能进食饮水排便，非常辛苦。医务人员同时又面临的是一个传播方式不明、没有特效治疗的烈性传染病，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在救治病人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畏难退缩，大家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了医疗质量。特别是王迁和邵池医生，表现出了与第一年住院医师不相称的成熟与稳健。
正当呼吸内科医师在一线、二线忙于迎战SARS疫情时，在外地工作的林耀广教授也不例外。4月11日黄昏林教授刚在内蒙古督察完毕，又乘飞机到山西省太原市参加山西省“SARS”的防治工作。其主要任务是看病人、看资料、确认SARS患者、并深入一线协助抢救SARS危重病人、培训各级医务人员。他深入基层，并对当地防治措施进行检查，在当地共办了三次SARS培训班，协助当地医生设计科研工作。林耀广教授还建议：①县、区级医院和大型厂矿医院都必须建立发热门诊；② 实行交通和公共场所的发热患者检疫，切断各城市、各区域，各社区之间SARS传染源的传播途径；③ 总结经验，完善诊断治疗方法，指导当地医师合理用药，适时使用皮质激素和无创通气。林耀广教授在疫情严重的山西省整整工作了十余天，直到2003年4月21日晚上身披战尘，风尘仆仆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又被隔离十来天，“五一”节后才与大家见面。
呼吸内科血气实验室在SARS流行初就开始为SARS患者作血气分析，SARS暴发最为严重的时刻承受了严峻考验，工作量几乎是翻了几倍。然而由于当时呼吸内科进修医师纷纷离院，呼吸内科人员严重不足，高君、马毅为完成这项既危险又繁重的检验工作，作出了最大努力。科内还动员了研究生参加血气值班，由于徐凌已经完成毕业论文，她主动承担了血气值班工作。在这非常时期采取这些非常手段才使这项重要的SARS检查项目得以圆满完成。
4月14日北京协和医院正式成立SARS主检医师值班小组，我和许文兵、肖毅参加（后来留永健医师也在5月中旬加入）。全院共有8位教授参加，呼机号为955，值班时间为24小时。“临危受命，共赴国难”，主检医师的任务是临床诊断SARS病例、疑似病例、排除SARS病例。工作责任相当重大，对于主检医师来说，既不能漏诊一个SARS病例，也不能误诊一个SARS病例。成立主检小组时正值SARS流行的上升阶段，社会各界群众对SARS充满了恐惧心理，而且各科临床医师也对SARS认识很肤浅。可以说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医院内不管内、外、妇、儿科，急诊、门诊、特需门诊和病房，凡是遇到发热的、有肺部阴影的病例，一律呼叫955。呼机一天可响数十下，从清晨到半夜。尤其在SARS流行高峰期，SARS主检医师的忙碌已经远远超过内科总住院医师。
4月19日是肖毅教授第一次值SARS主检医师班，这一天的工作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可能永远难忘。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东院急诊SARS留观病房，这时候的SARS留观病房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医护人员和患者及家属拥挤在狭小的空间，几乎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之分。除了正常的医疗工作之外，还需要填写当日病人的疫情卡并通过传真机向上级通报每日疫情，复印当日需要转运病人的医疗资料。在所有的工作完成之后，已经是凌晨时分。其后每一个值班日都是异常繁忙的。早晨，在和李院长、医务处及其他医师交班之后，开始排查急诊和SARS病房的病人，然后开始院内发热病人的会诊。开始由于病人多，常常工作至深夜。而在次日，同样的工作在等待着。除了劳累，更重要的是工作的压力。一旦诊断病人为SARS，可能会牵扯到各个环节，责任重大。
4月中旬，SARS的流行已迅猛异常，每日SARS病例数日益增多。但是，有关SARS的参考资料和文献却寥寥无几。连疫情发生较早的地区在那时也没有发表过有关SARS的临床研究论文。作为协和医院呼吸内科医师，不仅仅要努力参与应对SARS的斗争，而且更应该力争在SARS诊断和治疗上处于领先地位。想到这些，4月15日我向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海外留学人员发出电子邮件，希望他们对国内抗击SARS的斗争展开援助，当初只是希望他们能注意国外有关SARS的学术动态，设法将国外有关SARS的临床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过来。说实在，国内SARS疫情发生最早，SARS患者也最多，但却最先读到的是发表在国外杂志上的有关SARS的学术研究论文，“出口转内销”，实在也是无奈。直到6月分国内刊登SARS的学术研究论文的杂志才姗姗来迟，此时此刻SARS疫情已明显缓解。
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内科方国栋医师反应最为及时、最迅速，4月17日他立即把4月16日刚发表的五篇关于SARS的论文发送过来，这是发表在“新英格兰杂志”上的论著，既有临床研究文章，又有有关冠状病毒的基础研究论文。18日方国栋医师又把发表在Lancet上的数篇文章通过网络发送来。这些有关SARS临床研究的资料对大家深有启发，我坐在电脑旁整整坐了一上午将所有文章都打印出来，分发给科内各位医师，同时还将文章分发给SARS主检医师们。后来又汇集所有关于SARS的研究论文，委托徐作军教授将文章整理，写一篇以SARS临床为重点的综述。徐作军教授收到后，与隔离病房内其他几位医师，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参考文献，及时完成了文章的写作，此文“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发表在2003年《中华内科杂志》上，为最早的SARS学术论文之一。
作者简介
蔡柏蔷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
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分会慢阻肺学组副组长。
研究方向：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
研究课题: 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医院内获得性肺炎、一氧化氮和内皮素等临床和基础项目。发表论文198篇。主编《协和呼吸病学》、《高级医师案头丛书- 呼吸内科学》、《结缔组织疾病肺部表现》、《呼吸系统疾病诊断和治疗常规》、《当代呼吸病学进展》和《协和呼吸病学第二版》等呼吸内科学术专著。
2003年授予“北京市统战系统防治非典型肺炎先进个人”称号。
2004年获得“北京协和医院医疗成果特等奖”。
2007年度获得北京协和医学院精品教材荣誉证书。
2010年中国医师协会授予“中国呼吸医师奖”。
2013年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医疗成果二等奖”
往期回顾
文字来源：蔡柏蔷
文字编辑：田欣伦
栏目负责：徐燕
版面编辑：郭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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