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一半是江湖，一半是儿女
华声社
有思想的新闻
撰文｜隗延章
报道｜华声社
贾樟柯住在家乡山西的小城里
试图用身边的事还原一个现实中国
摄影/张沫
汾阳县城，有二十几个少年想要拜把子，却找不到酒。于是，他们爬上一间房子的屋顶，见到屋顶正晾晒咸菜萝卜干。他们每人切下一块，以萝卜干代酒吃进肚子，又跪下彼此磕头，结为了兄弟。
这一幕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其中一个少年是贾樟柯。与他结拜的人，是他小学二年级的同学们。
2015年，贾樟柯刚拍完《山河故人》，去见了一位山西大同的朋友。朋友曾经是一位打架高手，这一年突然中风，拄着拐杖，苍老了许多。贾樟柯有些伤感，想起少年往事，打算拍一部关于江湖的电影。
这部电影便是《江湖儿女》。
江湖气
贾樟柯最早萌生拍摄一部江湖片的想法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他还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一年暑假，他回到家乡汾阳，在街上闲逛时，见到一个中年男人，穿着二股筋背心，正在埋头吃一碗面条。走近，他发现这个人是他少年时的偶像小东。
一瞬间，少年记忆在他的脑海中闪过：小东是他那片地方的大哥。他见过小东在国营商店打架，挥舞一根铁链，以一当十，不落下风。更让他惊诧的是小东的镇定——即使被打得满头是血，也不告饶和逃跑。
那个打架的场景发生在70年代末。彼时，“文革”刚结束，大量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返城的知青、中学毕业生待业在家。他们身上残留着崇尚暴力的因子，常常仅仅是因为荷尔蒙的躁动，就能干上一架。
除了临危时处乱不惊，小东的另一些特质，也让少年贾樟柯佩服。比如：小东八面玲珑，很会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也很有社会责任感，洪水淹没街道时，会主动去抱上学的小孩子过街；而且也很有艺术才能，曾制作过一个幻灯机，贾樟柯参与过他幻灯故事的“首映”。
90年代，汾阳热气腾腾的街头，贾樟柯见到自己十多年前的偶像变成了一个发福、平庸的中年男人时，感到异常恍惚。他打算为小东拍摄一部电影，讲述一个男人的荷尔蒙被时间摧毁的过程。
不过，二十多年很快过去了，这部电影的计划一直被搁置。一方面，他有太多感兴趣的题材要拍；另一方面，一些现实的原因阻碍着他，比如，他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还难以把握江湖故事中复杂的人际关系。
直到2015年，贾樟柯拍完《山河故人》，去山西见到了另一位故友，对方同样是当年的一位大哥式的人物，如今已经中风。贾樟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伤感，这份伤感让他重新记起了二十多年前他见到小东在街上吃面条那一幕。
他决定不再等待，着手筹备一部江湖片的拍摄。只是，很多想法已经和二十多年前迥然不同。
二十年前，他只想呈现荷尔蒙被时间摧毁的过程，如今，他更想表达一群人曾经坚信的江湖情义最终被时代改变的故事。《江湖儿女》中的斌哥和巧巧原本处于江湖的中心，在一次街头斗殴之后，巧巧替斌哥顶罪入狱，多年之后，巧巧出狱，踏上寻找斌哥的旅途，但一切都早已被时间改变。
《江湖儿女》海报
贾樟柯将影片的时间线设置在2001年～2018年，这与他个人经验重叠。在他眼中，影片开始的2001年，江湖正处于情义和金钱混杂的暧昧地带。而到了其中的女主角巧巧出狱时，江湖已经彻底被金钱主宰，“帮派都企业化了”。
贾樟柯用自己记忆中的几个真实人物的特征丰富了男主角斌哥的形象。他认识的一位大哥，心思细腻，爱看《动物世界》，有时，见到地上的蚂蚁，会流眼泪说，“同样是生命，它在爬。”于是，影片中，贾樟柯为斌哥增加了爱看《动物世界》的细节。
剧本中有情有义、终身未婚的女主角巧巧，则源于贾樟柯对女性和身边朋友的理解。他觉得相比男性，女性的义气更纯粹。此外，他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一直没有结婚，他对她们的生活感兴趣，“婚姻是一个体制，她们却一直拒绝进入这样的体制。”贾樟柯说。
最初，他将影片命名为《金钱与爱情》。后来，他想起2010年在拍摄《海上传奇》时，得知电影导演费穆的遗作叫《江湖儿女》。费穆是他喜欢的导演，“江湖儿女”四个字也让他着迷，最终，他将自己影片的名字改为《江湖儿女》。
赵涛在影片拍摄的半年前，拿到了剧本。她对巧巧这个角色感到兴奋，但也担心演不好。为了胜任角色，她看了大量被卷入是非、犯罪的女性的报道和传记。她还写了一份人物小传，将巧巧从出生至老去的人生经历，全部设想一遍。
起初，赵涛觉得巧巧应该是一个大姐大式的人物，举手投足都有江湖气。但在写作人物小传的过程中，她推翻了这个设想，“江湖只是一个身份，巧巧所有的反应不单是一个江湖人的反应，更是一个女人的反应。”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赵涛将这想法告诉贾樟柯，贾樟柯调整了剧本：用类型片的手法，展现影片前半部分的江湖世界，当巧巧出狱之后，则进入到情感流动的状态。也就是说，影片前半部分呈现“江湖”，后半部分讲述“儿女”。
少年江湖
贾樟柯最初拥有自己的结拜兄弟，是在70年代末。那时，他刚读小学二年级。他的结拜兄弟们，很多过早辍学。那是一个很多家庭不重视教育的时代，直到贾樟柯上高中，九年义务才写入《教育法》。
贾樟柯没有因为朋友辍学就不再和他们联系，放学之后，他常和辍学的孩子一起玩。他们这些少年，和县城待业在家的青年，共同构成了一幅奇异的县城江湖图景。汾阳县汽车站，一些年轻人常打得满脸是血，被自行车驮走，拉往县医院。
这些不安分的县城青年，心中有一个特殊的江湖想象。中国旧时的江湖文化，在新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彼时，全国大街小巷遍布录像厅，其中播放着传入内地的香港武打片的盗版录像带。武打片中的虚构故事催生了县城少年们对于江湖的想象。
文化资源匮乏的80年代，武打片几乎是这些年轻人的宗教。有时，贾樟柯在混杂着烟草和脚臭味道的录像厅中，会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走出录像厅，枪战、白鸽和假钞的画面依然在他的脑海回荡，他像电影里一样拉帮结派、寻仇、报恩。
但他们所处的是中国县城，毕竟不是电影中那般浪漫不羁。多年的社会治安混乱之后，1983年，中国掀起一场对犯罪分子“从重、从快”的严打运动。
那年的一天早晨，贾樟柯起床去上学，见到县城的街道上，有一溜人被绳子拽着。这些人，有的是他的同学，有的是比他年长的大哥。
贾樟柯形容每当有朋友入狱，他就像被板砖拍了一下，“让我目瞪口呆。也就是这个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我觉得我必须离开。”多年之后，他这样回忆，与他那些很早辍学的朋友不同，贾樟柯一直在学校读书。他的做语文教师的父亲，用强硬的父权一直在逼他走上“正道”。这个多年前因为出身问题与大学无缘的男人，如今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但贾樟柯不爱学习，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更具活力的事物。高中，他是校内的风云人物，他留起齐胸长发，写诗、跳霹雳舞。彼时，这两者都是时髦的活动。遥远的成都，北岛在一场诗歌朗诵会上，由于听众的狂热冲击，不得不躲进厕所。那些年，被当时媒体称为“霹雳王子”的陶金，曾三次登上春晚。
在校外，贾樟柯是一位“倒爷”。他和在烟酒公司工作的母亲的同事们建立联系，批条子，最多时手上有一万元。他高三那年是1989年，这一年，全国的人均年平均工资只有1935元。
1989年，贾樟柯并不意外地高考落榜了。但也在那一年，另外的许多事带给了他震撼，让他开始琢磨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开始去了太原学画。那段时间，他白天画画，晚上写作。这两件事情，他都有兴趣，但又觉得都差点意思。直到一个决定性的瞬间降临到他的生活中：
1990年，在太原南郊公路开办的“公路电影院”，他打算花几毛钱消磨一个漫长的下午时，观看了陈凯歌的《黄土地》。贾樟柯被电影中的熟悉感震撼，“我姨妈、舅舅，他们都住在窑洞里，跟《黄土地》里一模一样。那么熟悉的土地，那么熟悉的人，从来没想到会在电影里面出现。”他说。几天之后，他决定成为一名电影导演。
但连考两次，他都没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第二次失败是1992年，这年年初，邓小平开始了一段南巡旅程。那时，贾樟柯的一位表兄拿到一个煤矿的批文，他几个一起学画的同学开起了广告公司。他们邀请贾樟柯一起做生意，被他拒绝。贾樟柯打算继续准备电影学院的考试。这一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奖。但中国电影的总票房已经连续三年下跌，大批影院倒闭。没人知道，这个行业的前景到底会怎样。
电影江湖
1993年，贾樟柯终于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那时，学校课堂播放的国产电影让他感到失望，“要么是完全商业化的，要么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如果很多年之后，人们通过电影了解现在人的生活，会发现了解的都是虚假的。”贾樟柯回忆。
他想改变这种状况。大二那年，他和几个同学成立了“青年电影实验小组”，成员打算先分头创作剧本，最终选择其中一部齐心合力拍出来。
贾樟柯写作了《小山回家》，灵感源于他在学校附近工棚见到的农民工。他在这些人的身上，见到了自己家乡朋友们的影子。此前，他从未见到有电影去拍摄这群人。虽然，那一年，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达到6000万人。
贾樟柯和小组成员们，在一番面红耳赤的争吵之后，决定拍摄贾樟柯的剧本。经历了四处借钱、求人借器材等过程之后，这部50分钟的短片终于完成。
最初的放映地点是在贾樟柯的寝室，有二十多人来看，15分钟后就走了一批，结束前只有贾樟柯和副导演顾峥还在。顾峥将录像带锁在了抽屉中，对他说，“贾樟柯，你以后不要再拿出来丢人现眼了！”
贾樟柯不甘心，又在北大放了一场。北大的学生让他感到了一些安慰。北大学生在观看中，会透过那部片子讨论起中国经济和农民工的议题。这成为了贾樟柯此后所有电影的一个共性：人们有时把他的电影当成一种真切的媒介，愿意透过他的电影，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
这之后的六七年间，他拍摄了让他声名鹊起的“故乡三部曲”。这些作品都有极其相似的内核：一群贾樟柯熟悉的县城普通人，在社会变革中陷入了某种困境。贾樟柯以一种完全平视的视角，呈现出这些人心中微妙又惊人的变化。
他早期的电影都无法在国内公映，却一直被知识分子广泛讨论。但对于导演而言，无法让作品和最具相关性的观众有效对接，还是让他陷入沮丧。《任逍遥》之后，贾樟柯有一年没有拍摄电影，甚至想过放弃这一行。他曾和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说，“可能不再拍电影了。”对方告诉他，一定要坚持下去，将难关熬过。
2003年，事情迎来了转机。官方在北京电影学院开了一次会，不久之后，宣布对第六代导演集体解禁。贾樟柯的作品终于有机会进入中国内地的大银幕，但却迎来了市场的尴尬回应，《世界》是他首部在国内公共放映的电影，票房只有200万元。之后，《三峡好人》让他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金狮奖，国内票房依然不好。
但实际上，包括他无法在国内放映的那些电影在内，贾樟柯的每部作品都是盈利的，并且利润率不低。一方面是他的电影在国外的票房很好，另一方面，则是他本人有一种商人的理性，“我预算准确性很好，我觉得大部分电影赔钱是赔在超支上。”他说。
在国内，接连的票房不如意之后，他也在积极地去做商业上的尝试。之后他拍摄的《二十四城记》是和华润地产合作的作品，并且使用了明星，拍摄的《海上传奇》是受世博会的邀请的“世博献礼片”。后者，让他陷入很大争议，曾经以地下、反抗者形象示人的贾樟柯，似乎突然“主流”了起来。
那段时间，他接受作家绿妖采访时，被问到，“如果人大或者政协让你去当委员，你当不当？”他的回答是，“只要我的发言不被打断，我就当。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个性非常彪悍的人，可以独立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说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2018年，导演贾樟柯成为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还乡
贾樟柯工作室的玻璃柜中，摆放着他在各大国际影展斩获的奖杯。他穿着一双红色袜子，坐在房间里——今年是他的本命年。他既是一个国际化的导演，又是一个浸润在中国传统风俗中生活的人。
他上一个本命年是在2006年。那一年，他在赶制《三峡好人》，准备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时，他接到姐姐电话：父亲诊断出晚期肺癌。当年3月，他的父亲去世。料理丧事那些天，他家乡的朋友一直陪他彻夜守灵。
这些朋友，是他在外闯荡这些年生怕冷落的人。张晓军是贾樟柯的发小。他记得，有时他打电话给贾樟柯，贾樟柯没接到，打回来时，贾樟柯会先道歉，“感觉贾樟柯特别怕朋友误解他不在意老家的朋友了。”张晓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今，贾樟柯家乡的发小大多有了孩子。有时，朋友们会找到贾樟柯，希望他帮忙给孩子找老师，或者写推荐信。“基本上他都是能帮的全帮，能做的全做。”他的妻子赵涛说。
贾樟柯年过四十之后，越来越想念家乡的生活。一次，贾樟柯看安东尼奥尼的电影。影片中，一个男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妈妈说，“我现在熟人很多，朋友很少。”贾樟柯想了想自己，“我在北京时朋友很多，亲人很少。”
2015年，他决定离开待了二十多年的北京，回家乡汾阳生活。这一年，北京和一个山西县城，已经有了巨大的文化鸿沟。但贾樟柯说他从未与家乡的人有过隔绝感。返乡生活前，在每年核桃熟了，酒酿好的时节，他常会接到家乡朋友的电话，告诉他这些事。早年拼搏时，他大概一年回一两次家。每次回家见朋友，刚见时会有一点陌生，但“打几次麻将就能很快破解”。
如今，在汾阳，贾樟柯喜欢参加红白喜事。他说，刚回去的时候，这种场合会有人找他合影。但回去久了，大家对他也就熟视无睹。“我坐在那吃饭、聊天，大家也不把我的存在当个存在，非常舒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回到汾阳的贾樟柯绝不是在体验生活，对他而言，回到那里才算是回到生活。在汾阳，参加丧礼的时候，如果逝者的家属是你的结拜兄弟，你需要去磕头，“贾导他从来是该磕头就磕头，不会因为自己成名了，就怎么样。”贾樟柯的发小张晓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拍摄《江湖儿女》时，副导演问贾樟柯，情义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贾樟柯讲了一个故事：1993年的一天早晨，贾樟柯在北京电影学院见到一位老朋友。这个朋友刚刚乘坐12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贾樟柯与他吃午饭的时候，问对方“你这几天有什么安排？”他的朋友说，“我来看你啊。”饭后，这个朋友收拾东西去火车站，坐当天晚上的火车，回太原了。
这就是贾樟柯心中关于情义最具象的定义，多年之后，他把对这一切的理解糅合到了自己的电影和生活的日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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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江湖上的大哥都是文艺青年
“我告诉自己不要写那种想象中的江湖人”
贾樟柯。摄影/张沫
中国新闻周刊：你工作室内摆着关公像，《江湖儿女》中，也出现了关公像。关公对你意味着什么？
贾樟柯：关公是山西人，山西是我的故乡。在山西的文化里，关公文化很重要，所谓忠、义、勇，义是山西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关公文化是江湖文化的核心，（适合）表现江湖。
中国新闻周刊：《江湖儿女》中，斌哥出狱的时候，没有马仔来看他，是否意味着他们此前的情感是虚假的？
贾樟柯：时代变了。跟着大哥吃饭，大哥有钱就跟着混；大哥倒了，经济效益不好，就散了，这跟过去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原则不太一样。大家各有所忙，可能都跟了新的大哥了，不方便去见他。
中国新闻周刊：斌哥辉煌的阶段，他和兄弟的情谊是一种什么感情？
贾樟柯：我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希望写扎根在日常生活的江湖世界，而不是想象中离奇的江湖。中国社会所谓的江湖大哥，是不知不觉就变成大哥了。他们并没有香港电影或者港台江湖的那种传承，不用拜师傅，不用递投名状，也没有什么帮规约束。最初，比如说，一个工厂可能就形成了一个帮派，可能一条街道成就一个大哥，或者一个事件也成就一拨人。连接他们的纽带是什么？斌哥那个年代应该是传统的情谊，但也开始有物质。
中国新闻周刊：混杂在一起了。
贾樟柯：斌哥已经不是老派的、纯粹的、完全没有经济纠葛的状态了。他已经开始帮人铲事儿，跟二勇哥收点港币，已经是这种混杂的情况。越往后发展，可能就是连过去那种混杂都逐渐没有了。现在你去山西的话，都是明码标价帮你打架。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笑话，两个人打起来了，一打电话来了两拨人，其实是一家公司的。两个人互相推几下，就结束了，下班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的少年时代，写诗，也打架。一个写诗的青年和一个打架的青年，形象反差还是挺大的。
贾樟柯：其实一点不奇怪。我有一次开玩笑说，大哥都是文艺青年，感情丰富的人才能做大哥，他对人情特别懂，会处理问题，感情粗糙的人做不了大哥。
“我在北京朋友很多，亲戚很少”
中国新闻周刊：你现在喜欢回乡参加红白喜事。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喜欢参加这些事情？
贾樟柯：我们家在北京一个亲戚都没有。回了老家，一大家子，姨妈、表兄弟、堂兄弟、伯伯、舅舅，我确实很多年没有过这种家庭生活、家族生活、亲戚生活。小时候其实也挺不喜欢这种，觉得太闹了。现在我觉得挺好的，去给老人拜个寿，给小孩子过个满月喝杯酒，亲戚们聊聊天，挺舒服。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变化是因为年龄？
贾樟柯：也不一定是年龄，就觉得生活有缺失。我的录音师是北京人，我们俩一起工作，有时候他说，贾导我先走了，我表弟回来了、我的堂兄结婚了。我觉得很羡慕他，生活好丰富，我觉得我生活很单调。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年的发小，留在汾阳生活的人还多吗？
贾樟柯：多。我们这个年龄的出来的不多，除非考大学，有很多考大学的都回去了。山西人不怎么爱出门。我们汾阳吃的好，大家都觉得家乡最好，所以很多人出来了还会回去。你到汾阳千万不能说汾阳不好，你只要说汾阳不好，一堆人会攻击你。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红白喜事的场合，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可能有的人喜欢张罗事，有的人安静地吃。
贾樟柯：我就喜欢聊天。
中国新闻周刊：不会把你当成一个名人。
贾樟柯：你在家庭里面，朋友之间，没人把你当名人。那不就是贾樟柯吗？我小时候住在辘辘把街。老乡碰头时说，“这不是辘辘把街的贾樟柯吗？”直接把你小时候出生地给点出来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你拥有越来越多的名声、财富和资源。你会有这样的担心吗？比如别人与你交往，更多的是出于某种目的性，而不是情谊本身。
贾樟柯：没有。当然，现在找我办事比较多，但也是确实有事情要办。与人交往，如果这样子想，怎么去生活呢？反正我不会这么想。
“人们讨论的问题，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
中国新闻周刊：近些年，中国的哪些变化是你关注的？
贾樟柯：我觉得是中国各行各业都是处在一个自嗨的舒适圈。从我做的行业来说，看到人们讨论的问题，你会发现又回到了原点。文化建设那么多年，没有进入到一个应该有的维度，还在原地打转。文化的消解力来自哪里？这毋庸置疑，大家都知道。
中国新闻周刊：哪些事情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贾樟柯：从电影角度来说，艺术家跟商业的关系，商业是不是会吞噬一个艺术家？这个问题就这么多年还在讨论。其实很好回答，商业会吞噬一部分艺术家，同时也有一些艺术家是不会被商业吞噬的，它有什么好讨论的？
中国新闻周刊：前段时间，你在演讲中提到，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往道德主义的氛围推进。
贾樟柯：我觉得在80年代人们已经超越道德主义，过去人的私德问题跟人的权利，社会对它的理解还比较正确。法律承担法律层面的，道德承担的是道德层面。不会因为私德的事情，牵扯到一个人创作的权利，生存的权利。现在，像我们那些所谓劣迹艺人，永无翻身之地，他的私德会影响他的吃饭。没有创作权利，没得拍，也没得演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哪些事情，加深了你这一判断？
贾樟柯：比如说对文艺作品的道德要求。像《后来的我们》，你会发现观众自发的评论里面，都在道德主义层面讲这些电影，说三观不正，不能谈婚外恋，甚至觉得不应该存在，要群起而攻之。可是艺术就是探讨人性的弱点、情感的多样性、情感悖论。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很多电影小说是在讲乱伦、同性恋、婚外恋，它都是人类情感里面我们值得去理解的部分。如果按道德主义的标准，将这些话题变为一种禁忌，那就是降格。
中国新闻周刊：最近一两年，涌现了很多短视频平台，你会去上面看短视频吗？
贾樟柯：我不怎么看，但我也发了三条抖音。我只发，其他不看，还没有时间。直播，我看过一段时间，现在也不看了。等忙过这段，看一看大家在玩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无论是县城还是城市，很多人都在看这些，似乎变成了人很重要的精神生活。你觉得这些新的事物对人有哪些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颠覆性的改变，就是娱乐中间的一个信息传播，增添了一个渠道，一种模式而已。
“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
中国新闻周刊：近几年，中国影视行业你最关注的变化是什么？
贾樟柯：产量增大，年轻导演作品正在增加。创作上并没有太多新的情况。
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你提到想做艺术影院，现在做得怎么样了？
贾樟柯：我们盖了一个六个厅的平遥电影宫，已经运营半年，目前还是在放院线片。平遥国际电影展也会在那举办。汾阳有一个三个厅的种子影院，11月会开业。明年在西安建一个影院，目前处在建设阶段。希望能够有一定数量之后，开始逐渐把它变成艺术影院，有统一的节目策划，统一的片源提供。
中国新闻周刊：当初你拍电影的时，受到了知识分子和媒体的很多关注。近几年，知识分子和媒体的话语权都在变小。现在的一个艺术片的导演的处境，和你早年面临的处境，有怎样的区别？
贾樟柯：确实不太一样。过去我们的艺术电影会受到知识界的关注，现在新媒体时代，基本上是在影迷的包裹之中。他们会从电影的角度，来谈论一些电影。就是好看不好看？好玩不好玩？讨论那场景拍得很棒，那个蒙太奇做得很好。最后其实就很简单，有点像香港的好笑不好笑。不是有调查过吗？香港人评论电影第一关键词是搞笑不搞笑。
但是一个电影，它远远不只是从电影到电影，它可能涉及的社会层面、精神层面很多东西。这些得不到充分的讨论和关注。电影既然负载文化，它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新闻周刊：当前的艺术片导演，和你当年相比，他们的处境是更难了吗？
贾樟柯：我觉得精神环境不是太好，资本环境比我们好很多。我们那个时候，连个创投都没有，你想当导演，真的不知道怎么当。确实是命运的偶然，突然你认识这个人，这人想投电影，给你点钱，你就拍了。现在最起码也有几千家电影公司，你可以去敲门。过去除了16家国营电影制片厂，没了。你怎么去敲国营制片厂的门？进都进不去的。
工业环境确实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从精神环境，我觉得年轻导演的作品其实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回响。这个回响不单单来自于影迷，它更来自于知识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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