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昌 | 郭嵩焘---十九世纪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下)

郭嵩焘---十九世纪中国

伟大的思想家和战略家(下)

文/郭  昌

    此刻，只有郭氏自已如鲠在喉，无语凝噎。此刻偌大中国，只有他一人明白，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而此后，因僧格林沁的倾轧，郭嵩焘又被皇帝派往山东办理盐务，之后是非也就和郭氏没有关系了。1860年九月廿八日，朋友来信报京城失陷。郭氏此时已罢官回家，得报后“痛悼无己”，说僧邸“杀之不足蔽辜矣。世人愦愦，至今未有能省悟也，悲哉。”（同上401页）此刻，郭氏深刻指出了中国得此奇耻的根本原因：夷人通商网利，并邻国交际之谊亦无可言者。疆吏失抚绥之宜，诓诈无礼，以为所劫持，二十年如出一辙。圣人独心忧之，求所以消除弭患，而在廷士大夫哆口言战，千百为群。其立言不过主尊朝廷，攘夷狄，以议论相高。本非辱也，而视以为大辱若不可忍者。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僧邸乃遂以无道行之，以速其祸。士大夫之无识，贻误天下固有余哉。今主且辱矣，僧邸以其兵退扎古北口，朝官纷纷出都，其能死者谁也！南宋诸君子之议论，非以遗志后世，而遗毒有明以至今者，士大夫之无识为之也。…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其祸成于僧邸，而实士大夫议论迫之然也。…夷人者，中国百年之患，而顾攘之以成今日之祸，此所无如何者矣。…（《郭嵩焘日记》第一册402页）

    在这里，郭氏毫不留情的批判了天下所有读书人。他甚至曾经说过，不独琦善，叶名琛，耆英，僧格林沁是办理洋务的“四凶”，即如忠诚之林则徐，也是难辞其咎的，只不过林氏心底无私，光明正大罢了。虽然到今天我们也无法接受这个现实，可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可以为自己推脱，可对手绝不会因此而姑息迁就我们。如此，也只能坏乱由人了。

    郭嵩焘曾说过：周子善言几，几者，动之微也。是的，《易》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而郭氏就是这样的人呀，在中国的历史上，这应该是被我们奉若“神明”的。郭氏也曾负气说过：“庄子云：千金习屠龙之艺，而无所用之。仆之艺是也，顾安所得龙者而屠之？世俗之悠悠，又安知吾之艺果足以屠龙乎哉？”如此，面对中国及世界大势，惟郭氏一人心怀机杼，处变不惊：西洋之如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远，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其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到：英国富之业，实自乾隆以后。火轮船创始乾隆，初未甚以为利也。至嘉庆六年，始用以行海内。因其法创为火轮车，起自嘉庆十心年。其后益讲求电气之学，由吸铁机器转递书信，至道光十八年始设电报于其国都，渐推渐远，同治四年达印度。自道光二十年与中国构兵，火轮船遂至粤东。咸丰十年再构兵，而电报径由印度至上海矣。其开创才数十年，乘中国之衰蔽，七万里一瞬而至，然亦足见天地之气机一发不可遏。中国士大夫自怙其私，以求遏抑天地之气机，未有能胜者也。…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辨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己历千数百年，因鸦片烟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宜究明其本末，条具其所以致富强之实而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节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璇远人之心，固自有其远者大者，当使臣民喻知之，以为此义明，即国家亿世之长基其可操劵而定也。…巜郭嵩焘诗文集》188，189页）只此一信，郭氏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把这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安排的妥妥当当，明明白白，不知把李鸿章那封信甩到几条街后面去了。而对于李鸿章和他的改革团队的雕虫小技，郭氏也早已和吏部尚书陈孚恩说的明白：大臣谋国之忠，通古今理势之大而运量与一心，非持一端之议论者所能及也。…某在京三年，推求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宽者，宜圣之明训，国家积累之至仁，乌可轻议哉！今一切以为宽而以严治之，究所举发者，仍然例文之涂饰也，于所事之原委利病与所以救弊者，末尝讲也。是以诏狱日繁，而锢弊滋甚，徒使武夫悍卒乘势罔利以凌藉搢绅，明世之稗政见矣。某窃独忧之。向者之宽，与今日之严，其为颟顸一也。颟预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而出之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毋亦稍宽假以例文，以求理财行政之实效，天下事其犹可为乎？（巜同上，145页）郭氏说这话的时，是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而这才是中国一直以来积贫积弱的根本啊，也是直至今天我们所应引以为戒的。正如梁任公在其巜李鸿章传》中批评说：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日责人味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笑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竟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政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知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梁启超巜李鸿章传》52页）可郭嵩焘就是李鸿章的先知先觉呀，梁任公说的这些李鸿章的弱点，郭嵩焘不知对他讲了多少遍了呀！整个大清朝臣中，李鸿章除曾国藩外于郭氏是惟一一个可以寄于厚望的人，所以每有重大问题都是首先和李鸿章沟通探讨，而李鸿章最终有此结果，不是无知，是自己最终选择的一条绝路。因为以李鸿章之高傲，不正是诠释了他的恩师所说的“巨室之败，非傲即庸”吗！而纵观李鸿章一生，除了俯仰慈禧一人之鼻息，又何曾为苍生顾一念呢？这实在是中国的悲哀啊！而即如梁任公和蒋廷黻之学富五车而不知有郭氏其人，与我辈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郭嵩焘，其个中原因又何其深也！一部《郭嵩焘日记》和巜养知书屋遗集》，凡近千万言，可谓字字珠玑，昭著灿烈而不为世人所知，余在此不谈也罢。

2020年2月21日晚

历  史  人  物  简  介

      郭嵩焘（1818年—1891年），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筠仙，号云仙、筠轩，别号玉池山农、玉池老人，湖南湘阴城西人。晚清官员，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咸丰四年（1854年）至咸丰六年（1856年）佐曾国藩幕。同治元年（1862年），被授为苏松粮储道，旋迁两淮盐运使。同治二年（1863年）任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年）罢官回籍，在长沙城南书院及思贤讲舍讲学。光绪元年（1875年），经军机大臣文祥举荐进入总理衙门，不久出任驻英公使，光绪四年（1878年）兼任驻法使臣，次年迫于压力称病辞归。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