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年轻人为什么缺乏向上流动性?

近几年，社会各界均有声音指出，青年问题是香港社会的重大问题之一；当中因素复杂繁多，但最核心的是当今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性的问题。

而缺乏上流机会，背后则是出于香港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光靠一些“涂脂抹粉”的方法，诸如多建社区青年中心或招募一批青年人进入特区政府的咨询委员会，难以解决香港年轻一代面临的向上流动性问题及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

在2019至2020年这个特殊时间节点之前，如果从宏观数字看香港的经济表现，其实是相当不错的。

2013至2018年，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每年均录得2%至4%的升幅，稳步上扬；同期失业率也一直维持在3%左右，差不多“全民就业”，是十分理想的水平。

然而，社会依然普遍觉得香港年轻一代向上流动性低。这归因于香港已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由服务业所主导的经济。

2019年，服务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93.4%，剩余的是第二产业，当中又以建造业为主。而香港的服务业又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是金融及专业服务业等高增值服务业，第二种则是消费性服务业，主要为零售、旅游、餐饮等行业。

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业具有强劲的国际竞争力，然而，其高增值的行业属性亦伴随着有限的就业岗位。以金融服务业为例，2019年，其就业人口占据本地7.1%的常住人口，却贡献了21.2%的本地生产总值。优质职位集中在此，但能够分享其经济价值的人相对比较少。

相反，本地消费性服务业虽然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但由于行业属性使然，管理职位少、基层岗位多、上流机会低。

以旅游业为例，其就业人数占本地常住人口的6%，亦只贡献了3.6%的本地生产总值。若对比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两者在就业人口占比相若，但其对本地生产总值的贡献却相差接近六倍。

香港经济腾飞之时，转口贸易贡献本地经济增长最大。九十年代起大量内地企业来港上市，已造就香港成为全球金融中心；2003年开放“自由行”，亦让香港得以成为全中国人民的境外消费中心。

自此，金融及专业服务业及由消费带动的服务性行业逐渐成为驱动香港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支柱。

职位与劳动力供应错配

回归后，香港也赶上了大学教育快速扩张的时期。特区政府通过推动高等教育产业化，在较短时间内达成了普及本地高等教育的政策目标。

香港产业结构与高等教育普及化同时演变的过程中，却造成了市场职业需求和本地劳动力供应的结构性错配问题。

2000年，特区政府于《施政报告》提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教育资助委员会将大学学费的目标成本回收率定在18%。也就是说，教资会资助的学士学位课程有超过80%由特区政府承担。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助金额，特区政府无法按原有机制大规模扩展高等教育，只能通过产业化的模式，学生自己需要承担更高的教育成本。

多年来，自资学士和副学士学额暴升，2020/21学年，本地共提供近19000个自资学士学位（包括衔接学位）及超过28000个副学士学位（当中34.9% 为公费资助，但其资助比例远低于教资会资助学士学位）。这直接将香港青年人的高等教育参与率推高至接近80%。

这些自资学位的学费每年一般为8万至15万港元左右，若学生的家境一般，他们则需要向特区政府申请贷款，最后“毕业即负债”。自资学位毕业生负债10万至40万元的情况屡见不鲜，对目前刚入职的毕业生来说，财政压力实在不小。

此外，自资学位更偏向于理论和文本学习，一来学生能学到的应用性技能不多，二来亦不与特定职业岗位直接对口。因此，自资课程的毕业生在找工作的时候，难以具备较强的竞争力。

高薪基层空缺令人无奈

香港本地消费性服务业有大量基层岗位的职位需求，但由于高等教育“普及化”，青年人对于工作机会的期望较高，导致这些岗位有长期空缺。

根据业界说法，在过去几年，“扎铁”工人的时薪在最高峰时，折算成月薪竟达到15万港元一个月。2017年，机场职位空缺有近4500个，超过70%都是较为辛苦的技术或体力劳动工作。

这些例子都能准确反映香港劳动力供应的错配问题。香港由于经济结构与高等教育的政策不匹配，造成“有人无工做，有工无人做”的问题，令人相当无奈。

三四十年前，香港很多人从事贸易和进出口行业，养活一家几口，甚至因此“发迹”。当时的年轻人若要“入行”，教育和资本门坎都相对较低，很多人也许“肯吃苦、肯拼搏”也能过上比较舒适的生活。

香港的经济结构经过多年的转变，已愈来愈依赖金融和地产业驱动整体经济发展。

这些行业确实提供优质职位，但“入行”门坎相当高，年轻人要么需要先有资本，要么需要考上“神科”，才有机会过上比较安稳的生活。

如果香港青年需要有足够资本或者选择特定学科才能跻身上流，怎么可能人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呢？社会怎么可能不是怨声载道呢？

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从改善香港产业结构入手。（见下篇）

作者：方舟，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