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扯“师德”，师德到底是个啥？沈阳的师德咋样？

近日，关于“20年前北大教授沈阳疑似性侵女学生致其自杀”一事又有了新进展，一位当年的女生勇敢地站出来，实名指控曾受沈阳性骚扰。

而在此前，沈阳就职过或即将就职的单位均对其“疑似性侵/性骚扰学生”一事发出声明。

上师大以师德问题“一票否决”的规定解聘沈阳。

南大文学院也在其官网声明，“北京大学的处分已经证实沈阳的师德师风存在过问题”，建议沈阳辞去南京大学文学院的教职。

前东家北大亦称，已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复核工作，并公示了当年处分决定的文件，确认曾就沈阳违反师德的行为给予了警告处分。

暂且先不提此处分决定中的单一视角叙事对于被害学生的污名问题，单就最后的“警告处分”决定，目前亦有多位当年的亲历者或知情人对此表示存疑。

而一切问题的核心人物——沈阳，对上述指控同样表达了不满：

处分决定上根本没有师德问题。当时的中文系党委书记李小凡（已故）做大会总结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沈阳的问题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处分决定也只是行政警告，根本不是记大过。

三个大学都拿“师德”说事。请问，这种定性靠什么？哪个正式决定上有这个结论？

确实，所有处分、决定都拿“师德”说事，那么这个“师德”到底指的是什么？女神我也十分好奇，所谓的“建设师风师德”，究竟是为学生着想，还是只是一种新行政工具？又或者说，用“师德”规范教师行为，真的有用吗？

师德是什么？谈师德有用吗？

在2014年10月9日，中国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其中针对高校教师的师德禁行行为划出了“红七条”。

此意见首次规定禁止老师对学生实施性骚扰或与学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对于有违规定的教师依法依规进行处罚，造成不良影响或严重后果的，要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的责任。

不过具体怎么禁止呢？女神我无能，实在是查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

《师德建设意见》颁布之后，各省市教委联合高校曾开展过相关的普及工作，但后续的落实工作大多不见下文。更叫人想不通的是，国内高校的脑回路与《师德建设意见》所代表的“预防为先”的指导精神似乎背道而驰。

在国家下达如此贴近人意、惠及师生的《师德建设意见》后，面对着2014年以来频频被舆论曝光的各类校园性骚扰/性侵事件，国内高校却无一决意加强防治性骚扰/性侵机制的建设工作。

这“红七条”本是厦大吴春明性骚扰事件爆出之后，在厦大校友、妇女组织、专家学者各方推动下，教育部出台的政策，可单就“吴春明”一案，其落实效果就值得质询。

所以，说是要建设“师风师德”，可每次等新闻热点降下来以后，“教授们”又各有各的好去处。更可怕的是，如果舆论不闹大，不把施害者的恶行弄得人尽皆知，只怕学校还不会轻易地提一句“师德”呢。

女神记得，“女权之声”在今年1月18日发布的《教育部表态“零容忍”，反校园性骚扰大功告成了吗？》一文中曾经解释过：

很多人，包括各个高校的官方微博，说性骚扰/性侵是师德师风的问题，看成是有一些坏人，一些害群之马，只要消灭了他们就可以树正社会之风了。

但实际上，

师德师风只是官方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框架，其实这个框架首先回避的是性。非常有意思，因为性骚扰带了一个“性”字，就变得非常的难以启齿。教育部2014年出台的禁止教师性骚扰的规定也是在这个框架下。

性骚扰当然是一个道德问题，但不是这么简单。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是让坏人不能再作恶，或者说在作恶之后得到及时的惩处，而不是让坏人剔除，这本来也做不到。从道德的角度，把性骚扰的原因个人化了，好像是一个完全无辜的体制里的几颗老鼠屎。

当我们诉求防治性骚扰的时候，不是诉求于一个坏事的解决，不是超然于矛盾之上的为这个女生施恩、做主。我们不能停下追问，为什么在这些机构里会不断发生这些事。

校园性骚扰/性侵不只是老师的道德问题，更可能涉及刑事犯罪。这些行为往往发生在校园中，加害者是学校的员工，校方有责任建立机制去预防和处理。

妇女问题研究专家冯媛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校园校园性侵与性骚扰案件立案难，更关键的因素还包括：

1、学校会为了所谓的形象捂盖子，如单位（包括学校的辅导员、班主任、院系或学校的领导）的官僚主义、推诿、畏难、拖延等行为。

2、和举报人打太极拳，甚至打压受害者、举报者。具体比如压制表达，要求删帖，警告、威胁（用名誉毕业、升学、就业、科研机会等来暗示明示，如果不能查实性骚扰或处理骚扰者她们可能付出的代价）。

我们的管理机制强调守土有责，造成捂盖子的管理方式，而不是鼓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无论是严重到可以上执法机关报案的事件，还是情节没有到那个程度的“违纪”事件，学校都会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逻辑处理。曾经江歌案的加害人陈世峰对前女友的校园暴力就这样被压下了。

而在“女权之声”旧文《消除性骚扰靠师德？在世界名校ta们这样防治性骚扰》中也提到了：

“曝光一事解决一事”的工作思维，反应的其实是高校拒绝“解决一事又来一事”的心态。

其实，如果严格遵循《意见》，下狠心落实其中关于性骚扰防治体系的建设，即便有事件被曝光了，学校在之后的处理过程中也能高效而不失体面地解决事端，从公关角度来说，反能体现其制度的完善。

在大学这个学生价值观念与职业技能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性骚扰的发生很可能会给受害者产生终身无法愈合的身体和心理伤害。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和管理机构，应当首先担负起反性骚扰教育的责任、并且建立有效的机制处理性骚扰事件，还校园安全和美好。

校园性骚扰的发生不是坏学校的标志，而面对性骚扰，积极实施预防教育、采取有效公正的处理机制、给学生安全细致的咨询和帮助，应该才是一所合格大学的标配！

制度建设之外，我们能做什么

回到最核心也是最多人关注的问题，在反性骚扰/性侵活动引爆互联网之后，除了追问真相，我们各路英雌、关心女性权益的人，怎样可以乘胜而上，把该议题进行到底呢？

首先关注这个事件的本身。关注沈阳问题的后续，不要让热度太快降下来。督促北大公开20年前对于沈阳的具体调查情况，支持申请信息公开。尽力通过各种合法方式督促自己的母校和全国高校真正建立健全校园反性骚扰/性侵机制并落实。

此外，

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我们可以尝试把自己的思路和思考方式锻炼得更加完整，挖得更深。我发现很多讨论都会落在对或者不对，真还是假，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整个女权运动，或者是反性骚扰这个议题，就是非常复杂，是各种势力的角力。

性骚扰/性侵出现的原因、后果、怎样处理，都是需要复杂的知识、思考、对自己的反思，甚至是挑战很多固有的思维方式和规则的设置。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去理解这件事。我们的任务也是更多锻炼自己成为思考更加深入全面的人。

公共辩论难能可贵，越是在没有公共空间的情况下坚持公共辩论越重要。这是最好的公开教育方式，也是一种非建制性的方式。

在今天，对体制的信任和效忠必须要有所节制。

公共辩论的意义在于，在一个公开的空间里，我们会找到一些能让社会以不那么建制化的方式探索变革的资源。这些资源也许在未曾被公共辩论搅动之前是我们没有看见的。

就像吕频之前发在女权之声的独家文章《中国式反性骚扰的新女性前途》中所说的：

像其它所有“妇女问题”一样，性骚扰/性侵也被归于“妇女的问题”，是妇女不自重、不反抗，以及投机诬告的问题。施害者不受惩罚，而受害者无论做何选择，都会沦陷愈深于凌虐，不是被骚扰者，就是被谴责受害者的文化。

当今性骚扰/性侵问题的关键，不是女权主义式的“提高意识”，如“MeToo”运动最早的发起人所说，女性并不需要就性骚扰/性侵被教育，因为她们从来都知道。施害者们也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只是他们不在乎。

关键在于，要像所有的人权侵犯、所有的性别暴力议题的取向一样，终结有罪不罚，以及对受害者的迫害。

制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所要的制度不是条文程序的官僚主义，也不是像信访那样消耗与折磨的迷宫。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终结有罪不罚的目标倒推回来的可行的路径设计。制度不可能乌托邦式地运作，你无法想象在一个充斥父权霸凌的体制内，设一个“性骚扰/性侵投诉邮箱”有何用处。

例如，在沈阳的案件中，北大确实启动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却是无视受害者亲人、同学、朋友的论述，单方面采信沈阳的一面之词，将疑似“性侵/性骚扰”的行为弱化成“与学生的交往态度不够严肃、处理不当”，并将高岩塑造成一位“主动追求老师、追求不成单相思成疾”的过错方。

这样没有诚意的调查之公然，是再次基于男权个体和男权机制的权力的复合，一起拒绝责任，这种所谓调查或“制度”其实是性骚扰/性侵的庇护所，将性骚扰/性侵合法化的最后一站及迫害受害者的新起点。

这不是说要求权力者负起责任，或者做制度性的诉求没有意义，而是说，不能小瞧更广泛的抗争与监督的意义，让权力多感受一下压力，对收拢于体制内解决的急迫保持警惕，以及坚持质询，都十分重要。

还有文化改造的意义：不改造文化，对受害者的迫害就不会停止。所以，让子弹再飞一会，让辩论更长久公开地持续和扩散一阵，不但非常珍贵，而且意义重大。

最后，女神再引用女声旧文说几句：

- 当你问“我该做点什么？”的时候，你很大程度上不会去做什么。不要等到别人给你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自己去找事情来做。

- 一些行动、一些联署、一些行为艺术......这些方式都是被青年女权主义者发掘、尝试出来的。

- 当你在真正做一些事的时候，就会发现永远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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