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张连刚 陈卓：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了农户社会资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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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了
农户社会资本吗？
——基于云南省506份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作者：张连刚1 陈 卓2
作者单位：
1西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1期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蓬勃发展，呈现出数量快速增加、类型不断丰富的特点。合作社不再局限于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经济功能，其社会功能日益凸显，正在由单一化向多元化发展转变（阎占定、白照坤，2011）。系统且深入地研究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不仅有利于满足农户的生产生活需要，更好地维护农户的经济利益，还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农村社会结构，助推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张连刚等，2020）。
目前，合作社研究存在“经强社弱”的现象（徐旭初，2014）。这使得学界对合作社的经济功能问题研究较多，而围绕社会功能展开研究的较少。关于合作社的社会功能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合作社社会功能的实现路径（郭庆海，2013；潘劲，2014）和合作社对乡村治理的影响（赵泉民，2015）两个视角展开。此外，部分学者在进行合作社绩效评估时，也会选取一些指标对合作社的社会功能进行测度（苏昕等，2018；韩旭东等，2020）。上述文献为合作社的社会功能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可能会影响学界和实务界不能全面准确地认识合作社社会功能。对此，刘同山（2017）认为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在中国已逐步显现，学界应由研究合作社的经济功能为主转变为重视并深入研究合作社的社会功能。
已有研究表明，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主要表现在农户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社会信任感提升、农户之间矛盾缓解等方面（潘劲，2014；赵昶、董翀，2019）。此外，合作社的社会功能还体现在其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影响（崔宝玉，2015）。在中国农村“人情化”的社会实情下，社会资本不仅能够降低农户正规贷款门槛，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童馨乐等，2011；李博伟等，2016），还能够通过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规范等形式影响乡村治理效率（李冰冰、王曙光，2013）。此外，社会资本还影响农户减贫、农户创业、农户消费等诸多方面（刘雯，2018；曹瓅、罗剑朝，2019；刘同山、苑鹏，2020）。既然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和农村等非常重要，那么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问题就值得学界关注。遗憾的是，现有研究较多地关注了农户社会资本的作用问题，而忽视了农户社会资本提升这一非常重要问题。农户社会资本的增强，不能仅靠农户自发地积累，还需要学界就该问题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便从学界角度促进农户社会资本提升提供建议。当然，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有多个途径。本文尝试以现有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合作社为研究对象，实证研究合作社是否能够提升农户社会资本，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够显著提升农户社会资本等问题。
基于此，本文利用云南省7县（区、市）506份农户调查数据，以期验证农户加入合作社能否显著提升其社会资本，以及验证加入不同级别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效果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研究内容上，从社会资本效应视角研究合作社的社会功能，拓宽学界对合作社社会功能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视野，以便为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国家重大命题作出些许贡献。第二，研究对象上，细分合作社，从示范社和非示范社两个方面评估加入不同级别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影响效应。第三，研究方法上，运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ndogenous Switching Regression Models，以下简称“ESR模型”），评估加入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影响效应。相较其他模型，ESR模型可以更好地解决遗漏变量、不可观测因素等引发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提高计量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目前，学界较多地关注了合作社的经济功能，而忽视了合作社的社会功能。合作社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社会功能（唐宗焜，2007）。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不仅强化了成员的社会交往行为，培养了成员的合作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潘劲，2014），而且对农民文化素养、意识观念、人际网络等“看不见的因素”产生影响（赵泉民，2015）。这些影响可以运用社会资本理论进行解释。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农户之间通过交往、合作等行为，在生产要素互换的过程中可以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增强反过来又帮助农户提升农业生产效率，降低正规贷款门槛，改善生活质量。因此，合作社是一个基于社会资本运行的组织，是一种蕴含丰富社会资本的制度设计（Nilsson et al.，2012）。然而，在“大国小农”的中国国情背景下（顾仲阳，2018），多数农户接触的物质资源有限，造成了农户积累的社会资本存在“质量低、层次低、回报低”等问题。恰巧，合作社及其成员间的信任、认同、规范、参与网络等关系，使其成为蕴含丰富社会资本的组织（崔宝玉，2015；罗文剑等，2017），通过对接外部优质资源和整合内部资源，扩大农户外部资源的接触面，有效提升农户的社会资本，解开制约农户社会资本积累的“枷锁”。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合作社能够提升农户社会资本。
当前，中国合作社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合作社未践行要素契约和商品契约相互治理的运行机制（刘西川、徐建奎，2017），导致民主管理缺失、盈余分配机制不健全、“空壳社”等诸多合作社运行不规范化问题的产生（潘劲，2011）。合作社的不规范发展，不仅限制了合作社高质量发展，而且使得合作社的经济和社会功能无法充分发挥。以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效应为例，一般来说，国家级或省级示范社（以下简称“示范社”）民主管理好、经营规模大、服务能力强，运行相对规范，他们更好地构建了农户普遍认同且愿意遵守的制度准则，不仅可以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崔宝玉，2015），还可以促进合作社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及资源共享。与此相反，非示范社运行不够规范，未能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向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也缺乏对组织成员进行指导，使得成员之间鲜有机会进行广泛沟通交流。这些问题使得那些运行不规范的非示范社，无法有效提升农户社会资本。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示范社能够明显提升农户社会资本。
H3：非示范社未能明显提升农户社会资本。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农户加入合作社决策的ESR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第一，个体特征方面，性别变量和文化水平变量对农户入社意愿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年龄变量和农技水平变量对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二，家庭特征方面，农业收入占比和家庭人口数两个变量对农户加入合作社变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影响因素的ESR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
对比加入和未加入合作社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可知：第一，年龄变量对入社和未入社农民的社会资本提升分别具有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第二，耕地面积变量对未入社和入社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均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农技水平变量和农业收入占比变量对入社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比加入示范社和未加入示范社农户社会资本提升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可知：第一，年龄、耕地面积变量对加入和未加入示范社的农户社会资本都有显著影响。第二，农技水平变量对加入示范社农户的社会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第三，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对加入示范社农户社会资本有显著正向影响。
（三）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结果及分析
基于ESR模型估计结果，本文进一步计算出农户在加入非示范社、示范社后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加入非示范社和示范社对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0.252和0.815。从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来看，加入非示范社和示范社，可以使预期的农户社会资本分别提升6.63%和21.44%。由此可见，合作社确实能够提升农户社会资本。与加入非示范社相比，加入示范社对农户社会资本的提升效果更加明显。因此，前文提出的3个研究假说都得以验证。
（四）合作社社会资本效应的异质性分析
1.年龄异质性分析。本文把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民分在新生代组，反之分在老一代组，考察合作社参与对农户社会资本的影响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合作社对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社会资本均有显著正向的处理效应，但合作社对老一代农民社会资本提升的效果更明显。具体看，加入合作社以后，新生代农民和老一代农民的社会资本提升概率分别为15.40%和22.54%。
2.外出务工经历异质性分析。合作社对无外出务工经历农户和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的社会资本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具体来说，加入合作社对有外出务工经历和无外出务工经历农户的社会资本提升概率分别为21.43%和18.0%。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上看，合作社参与具有显著的社会资本效应。第二，不同级别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表现为，加入非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6.63%，而加入示范社可以使农户社会资本提升21.44%。第三，异质性结果表明，在年龄和外出务工经历两个方面，合作社对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影响效果存在异质性。具体而言，合作社对老一代农民和有外出务工经历农户社会资本提升的效果更明显。第四，农技水平、家庭人口数、农业收入占比、对合作社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主事人”的女性身份、较低的文化水平等因素对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果，政策启示如下：首先，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回应近年来备受质疑的合作社的功能和作用。其次，加强合作社规范化建设，以规范化建设促进农户社会资本提升。最后，围绕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效应等社会价值，全面挖掘合作社的社会功能，以此推动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助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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