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董帅鹏：面子再生产：北方农村婚备消费升级的一种社会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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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再生产：北方农村婚备消费升级的
一种社会学解释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1年第3期
一、研究问题与文献的
反思性回溯
近年来，娶妻必备的房子、车子、彩礼等新“三大件”已经成为压在农民背上的“三座大山”，“娶不起”是当前中国农村家庭面临的重要婚姻难题，备受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目前，政府整治“天价彩礼”的努力已初见成效，彩礼要价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回落。但是，政府的这一努力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男青年结婚难问题，彩礼从台前走向幕后，不断演化为农村的婚备消费竞赛，且愈演愈烈，以致娶妻花费飙涨至上百万元。这对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来说是一笔巨额开支，已经成为农民家庭最主要的负担，是制约农民发展和导致返贫的重要原因。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 农村婚备消费升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其背后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不解决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仅靠政府的强制手段，很难收到实效。因此，本文从社会学视角探寻农村婚备消费升级的社会机制，力图推进既有研究对农村男青年婚姻难题的认识，进而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
所谓婚备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婚备消费是指以成婚为目标、从订婚到结婚过程中男女双方家庭各种形式的花费，包括定亲礼、彩礼、嫁妆，特别是汽车消费、婚房花费等；狭义上的婚备消费是指男方家庭在男青年单身期为成功求偶而进行的婚姻准备性消费，主要表现为汽车消费、婚房花费等。本文的分析侧重于后者。目前，国内学术界主要是基于广义婚备消费展开分析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研究取向。
第一，基于交换主义视角的研究进路——婚配失衡与女方市场要价。中国人的生育观，特别是农村人的生育观，具有强烈的男孩偏好，同龄男性大大多于女性，产生了婚姻市场上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现象。桂华、余练（2010）从交换理论的视角得出结论，高性别比使女性在结构失衡的婚姻市场中占据优势，掌握着谈婚论嫁的主动权和话语权，男性的谈判能力下降，婚配女方要价能力越来越高，导致婚配男方的婚姻成本不断上涨。
第二，基于社会伦理视角的研究进路——代际责任与男方高额婚姻支付。在中国父系家庭体系下，父母尤其是男方的父母有责任和义务为子代提供经济资源来促其成婚。但是，在不同区域的农村，父代对子代婚姻的责任存在差异。北方农村多属小亲族性质，父代对子代的责任感较强，帮助子代结婚是父母必须完成的人生任务，促使父代不断提高婚备条件，包括彩礼、房子、车子、“三金”等，以确保在本地婚姻市场竞争中胜出（杨华，2019b）。
第三，基于社会分层视角的研究进路——阶层驱动与婚备消费竞赛。伴随中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农民赋予消费的意义供给机制（消费者的消费欲望与其获得的消费品之间实现均衡的心理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促使农村婚备消费不断升级（李怀，2017）。王向阳（2017）基于华北农村的调研发现，农村的婚备消费竞赛格局已经形成，阶层之间的示范和跟进机制形塑了当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标的物，并推动婚备消费竞赛激烈化，表现为房子、车子、彩礼等婚备消费的标准不断抬升。
综上，交换主义视角强调“市场理性”，社会伦理视角强调“代际责任强度”，社会分层视角强调“阶层资源差异”，这些都为理解农村婚备消费问题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不难发现，既有研究在本质上最核心的解释是婚姻的经济决定，忽视了对婚备消费实践意义和社会机制的关注，而揭示这个逻辑即为本文的目的。
二、田野素描：农村婚备消费的变迁
（一）需求导向的婚备消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父母以子代成婚的刚性需求为原则，婚备消费的内容主要是一间婚房、新床、新被褥。在这一阶段，村庄青年的婚姻缔结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性到了适婚年龄，需要通过媒人介绍婚配对象，而女性则是婚姻的“等待者”。在稳定的熟人婚姻圈中，对于男青年而言，影响其顺利婚配的关键因素是在村庄上的家庭名声和余粮状况；对于女青年而言，其本人及其家庭是希望其在适婚年龄早日成婚的，如果过了适婚年龄还没有成婚，便会成为村民口中“肯定有毛病”“没人要”的女人。因而，男方家庭几乎感受不到婚配压力，村庄社会也不存在婚备消费竞赛。
（二）能力导向的婚备消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流动性增加的同时，婚姻圈有所扩大。不过，熟人社会关系依然是影响婚姻缔结的关键因素，村庄青年仍可以通过家庭的社会关系网找到婚配对象，农民感受到的婚配压力很小。在这一时期，即便农户收入不断增加，村庄的婚备竞争也并不明显，婚备消费仍主要集中在婚房这一个项目上。分田到户以后，有余钱和婚备压力小的父母倾向于为儿子结婚建造独院三间砖瓦房。到90年代，非农就业机会不断增加，农户家庭积累财富的速度加快，农村的婚房标准继续提升，呈现为多种房屋类型，有楼房、套间平房、三间平房。从婚房的准备来看，农户的富裕化的确推动着婚备标准的不断提升。但是，由于婚配压力很小，多子或者不富裕的农户不用加码婚备消费也能给儿子娶上媳妇。所以，在这一阶段，婚备消费呈现基于家庭经济能力的差异化特征。
（三）符号价值导向的婚备消费
2010年之后，进城打工逐渐成为一种潮流，青年婚恋不断突破本地婚姻圈的限制，婚姻缔结也越来越少受到熟人社会规范和熟人社会网络的限制，婚嫁距离越来越远。与此同时，由农民男孩偏好形塑的性别失衡问题不断凸显。在河湾村，村民直观的感受是“村里半大小伙很多，闺女很少”“女孩很抢手，早早就结婚了”，这导致农民逐渐形成“只有娶不到老婆的爷爷，没有嫁不出去的奶奶”的认识。在这一阶段，男方家庭的求偶恐慌感不断增加，伴随而来的是各个家庭在婚房准备上不断加大投入，同时汽车这一消费项目开始加入婚备标准，本地日益激烈的婚备消费竞赛局面逐渐形成。
三、面子再生产：婚备消费升级的社会机制
（一）北方农村社会面子的基本指向——子代婚姻
在乡村社会，村庄不仅是一个功能性的空间，更是农民安身立命的场所、落叶归根的故里，村庄具有价值性。正是村庄的价值性和“根”的意义，使得农民的面子具有价值性。面子的价值性是指，获得面子就能够为行动者提供价值和意义（桂华、欧阳静，2012）。从这个层面看，面子相当于一种社会评价，以至于人人都不得不在面子上花功夫，甚至常常为面子而活和为面子所累。
所谓北方农村，主要是指华北地区的农村。从村庄结构层面来看，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不完全重合，一个村庄同时存在多个姓氏，农民一般以五服以内的“小亲族”为血缘认同与行动单位（贺雪峰，2012）。在这类村庄，村庄社会呈现分裂与竞争的特性。小亲族人员的多少，特别是男丁的多少，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基本起点。因此，生儿子就成为每个家庭的追求，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帮助儿子结婚。儿子结婚不仅是家庭再生产的基本起点，也成为村庄社会竞争的基本指向，不能完成这一基本目标，就意味着在村庄社会竞争中的彻底失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子代婚配都能够获得村庄社会中的面子，有没有面子和面子大小的评价是基于父母能给儿子娶上什么样的媳妇。从本地农民家庭的择偶逻辑来看，农民有强烈的本地婚姻偏好，外地媳妇因生活方式、语言、跑婚问题等被歧视。因此，如果子代婚配范围超出本地婚姻市场，则会被视为本地婚姻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娶外地媳妇是家庭无奈和无能的表现。因此，只有娶了本地媳妇才是有面子的，对本地媳妇评价的好坏又决定着获得面子的大小。
（二）婚姻场域重塑与面子危机
当前北方农村的本地婚姻市场不仅经历了传统婚姻圈的范围扩大，而且范围扩大后的婚姻市场有着不同于传统婚姻圈的运行方式。打工经济形成以后，女性资源外流加剧了本地男多女少的婚配困境，本地女性的婚姻优势地位得以不断加强。在这一婚姻场域中，本地女性利用婚姻优势，主导并塑造着一种物质化的新婚配秩序，她们倾向于嫁到条件较好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同时男方家庭的经济条件开始成为婚恋择偶的“硬指标”，而个人条件则退居次要位置。
在女性主导的新婚配秩序中，村庄农户的经济分层会转化为婚姻市场中的分层，表现为经济条件好的人拥有更多的择偶机会，选择的空间更大，更容易实现婚姻缔结。中下层经济条件相对较差，在本地婚姻市场中不占优势，可选择和谈判的空间较小，承受着相对较大的婚配压力。一旦子代难以实现本地婚配，那么也就难以获得村庄社会中“底线做人”的面子。因此，面对婚配压力和面子危机，中下层男方家庭不得不积极参与婚备消费竞赛，以增强子代在本地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婚备消费竞赛与面子再生产
在当地农村，男女青年在婚姻市场上权力地位的变化推动着婚姻配对“游戏”内在逻辑的改变，家庭经济条件成为影响男方家庭能否赢得这场游戏、能否顺利实现婚姻缔结的关键因素，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婚姻机会越多。
1.守面子：消费“求同”与本地婚配底线。在女性重构并支配的这一婚配秩序中，村庄中下层农户普遍有较强的婚姻危机感，他们只有通过提升家庭经济地位，增强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进而才能在本地婚配资源的竞争中获胜。打工职业化、人生任务责任驱使下的长期节俭消费为提升家庭经济地位奠定了经济基础，同时，熟人关系在婚姻配对中的相对脱嵌、婚嫁距离的增加使得男女双方不太容易“知根知底”，从而为男方家庭通过亲友转借、市场借贷等方式提升家庭经济地位提供了社会性可能。在当前的村庄社会，模仿和跟进上层农户的炫耀性消费，即“求同”策略，是中下层农户展现家庭经济实力和提升家庭经济地位认同的有效策略。只有这样，子代在本地婚姻市场上才有吸引力，才能娶到本地媳妇，才能确保家庭在村庄中有面子。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村庄的婚备消费竞赛局面逐步形成，婚房准备标准越来越高，汽车越买越贵。
2.争面子：优势建构与婚配竞优。在本地农村，几乎所有的父母都不满足于达成婚姻缔结的底线，而是希望尽可能地帮助子代找到满意的婚配对象，并尽早结婚。因此，中下层农户在进行“求同”消费展示的同时，非常注重在阶层内部建构婚备消费优势，即采取“比较优势”策略。比如，若有农户给儿子准备进深8米的婚房，往往其他农户就会准备进深9米或者装修更好的婚房。
在本地婚姻市场男多女少的背景下，家庭婚备消费比较优势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升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获得更多婚恋机会，并且更可能被待婚女青年优先选择，进而早日实现婚姻缔结。不仅如此，婚备消费优势使得男方在婚恋择偶中对婚配对象的条件，如身高、相貌、学历、品德、工作等，有更大的选择余地，进而能够缔结相对满意的婚姻。这样，父母不仅帮助子代缔结本地婚姻，而且能够帮其更早结婚，还能够娶到相貌、品德等条件更好的儿媳妇，由此显得比别人有本事，从而能够在村庄中获得更大的面子。
四、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农村婚备消费竞赛日益激烈化，婚备标准的不断攀升不仅影响着农村青年自身婚配和家庭福祉，而且“男大不能婚”将带来负面的人口与社会影响。但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在经济因素方面的解释，而对婚备消费升级的社会机制关注不够。本研究发现农村的婚备消费经历了从需求导向到能力导向、再到符号价值导向三个阶段的发展变迁。从本地婚姻市场的情况来看，婚姻圈模糊化与婚配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传统婚姻责任共识的延续与本地婚姻选择取向共同促成了农村女性的婚姻优势，女性从婚姻的“等待者”转变为“主导者”，重构并支配着一种物质化的婚配秩序。在北方农村，村庄社会面子的基本指向是子代婚姻。在女性主导的这一物质化的婚配秩序中，村庄中下层农户普遍有着较强的婚姻危机感。因此，中下层农户为了“守面子”，通过模仿上层农户的“求同”消费，以谋求家庭经济地位认同的提升，增强子代在婚姻市场上的吸引力，从而确保子代能够找到一个本地婚配对象，而不至于娶外地媳妇甚至打光棍。同时，中下层农户又通过在婚备消费竞赛中建构“比较优势”，以帮助子代尽可能缔结满意的婚姻，从而在阶层内部比较中“争”得更大的面子。在这个过程中，婚备消费作为家庭经济地位的符号表达，是男方家庭适应本地婚姻市场变化的一种面子再生产策略，并在阶层之间和阶层内部的竞争中不断升级。
沉重的婚备消费负担给社会底层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男女性别比失衡长期存在的背景下，婚备消费竞赛很难立马有所改观，对其治理需要从其根源入手，政府应循序渐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同时也要注意发挥农民主体的作用，特别是乡村里的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等乡贤的积极作用，通过文明家庭评比，不断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面子、消费和婚姻观念，鼓励爱情婚姻、节俭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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