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观察》精华版|王震 辛贤：土地跨村流转能否实现粮食生产率增长？

土地跨村流转能否实现

粮食生产率增长？

——基于15省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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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震  辛贤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农村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2期

一、研究背景

扩大农村耕地资源的市场配置范围对优化粮食生产要素配置、提高粮食生产效率和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得益于政府的制度改革、不断加大的扶持力度以及市场参与者流转土地需求的增加，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市场持续发展。但是，土地流转市场的典型特征是流转空间范围局限在村庄内部，即土地流转市场是典型的村庄内部市场。

长期来看，土地在封闭性市场中配置很可能导致土地流转的“小农复制”，不但不利于土地的市场化配置，难以形成土地的规模化经营，还会导致土地流转陷入“内卷化”，不利于农地生产效率提高，甚至有学者指出要素在封闭的“条条块块”的市场中配置不是有效的（洪银兴，2020）。虽然还未有学者关注到村与村之间的土地配置，但Chen et al.（2017）以埃塞俄比亚为例研究发现，若土地等资源可在县与县之间自由配置，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将显著提高32%。当前中国农村土地流转逐渐突破村庄边界，流转市场范围正在从村庄内部扩大到村庄外部。那么，相对土地封闭在村庄内部流转，土地跨村流转是否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本文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个方面进行验证，前者对应种粮净收益最大化，后者对应粮食产量最大化。土地跨村流转如能够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同步增长，则土地跨村流转在提高农户净收益的同时，也有助于提高粮食产量。

当前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土地在农户之间的流转，鲜有研究关注村庄层面的土地流转市场。Brandt et al.（2002）发现绝大多数农户选择具有熟人关系的农户作为流转对象。钱忠好和冀县卿（2016）的大样本调查数据显示，土地转给亲戚和邻居的农户数量占转出总户数的比例高达63.65%。孔祥智和徐珍源（2010）分析了转出农户选择亲朋好友作为流转对象的原因。Macours et al.（2010）的研究更为深入，其运用多米尼加农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由于土地产权不安全，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将土地租赁给社会关系亲近的承租人。这不仅会导致土地效率损失，还会严重阻碍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使得土地交易量（流转地块数）下降21%。实际上，由于土地产权不清晰、市场信息不对称、制度约束等原因，不发达国家的土地资源错配或无效配置问题普遍存在（Chen，2017），并导致农业生产效率损失。Restuccia and Santaeulalia-Llopis（2017）实证研究发现，若土地资源可在农户之间自由配置，马拉维的农业生产效率将显著提高3.6倍。然而，土地在村庄之间的流转是否意味着土地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以及其对农业生产率有何影响等问题被学者们忽略了。盖庆恩等（2020）的研究具有开创性，其将土地流转活动区分为农户间的流转和非农户间的流转两类，发现只有农户间的土地流转才能降低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本文利用15省农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土地跨村流转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以验证土地跨村流转是否进一步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将研究视角放在村庄层面，首先从理论层面深入探讨了土地流转突破村庄边界为何是一种更具效率的土地配置活动，并提出研究假说；然后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方面详细验证土地流转突破村庄边界是否优化了土地要素配置。明确上述问题对进一步提高土地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程度，促进粮食生产率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村庄边界是否为市场壁垒，将土地流转市场分割，这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贸易经济学中的边界效应（border effect）理论认为，行政边界（political border）是隐性的市场壁垒，严重阻碍了生产要素或商品交易市场的一体化。根据该理论，可以从两点判断村庄边界是否为阻碍土地跨村流转的隐性壁垒：第一，村干部是否对土地流转进行政治干预（Alesina et al.，2000）；第二，村庄行政边界是否造成本土偏好（home bias）（Hillberry and Hummels，2003），本土偏好指土地流转“本村偏好”。

从土地制度看，始于1978年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确立了村集体作为集体所属土地唯一所有者的地位，村庄土地分配的权力也随之转移到村集体，具体由村集体干部执行（Brandt et al.，2002）。这一基本的土地制度使得村庄具有行政边界属性，而行政边界是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隐性壁垒之一（Spolaore and Wacziarg，2003）。村集体是法定的土地集体所有权委托代理人，依法享有发包土地、监督土地利用和制止损害土地行为等权力，且只有村集体组织成员才享有土地的分配权。因此，从法理上看，村庄行政边界在土地流转市场中是明显存在的。而在实践中，村集体或干部对土地流转的政治干预普遍存在。钱忠好和冀县卿（2016）实地调查发现，农户在转出和转入土地之前需得到村集体同意的户数占转出和转入土地总户数的比例分别为37.73%和45.08%。在江苏省，一些村干部甚至直接规定“不得私下和集体之外的人签订流转协议”（Brandt et al.，2017）。孙小龙等（2018）调查发现，农户流转土地受村级管制的现象普遍存在，并证实村级管制显著阻碍了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目的为增强农户土地权能的“三权分置”改革，实际上更多地强化了村集体的土地市场主体地位而弱化了农户地位，激励村干部更多介入土地流转市场（朱冬亮，2020）。

在土地政策上，政府曾对土地流转不准突破村庄边界有过明文规定。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允许土地流转，但对流转对象和方式有严格限定，即流转对象只包括集体社员、流转方式只能是转包。这表明，当时的土地流转对象不能突破集体组织成员的边界。此外，与宅基地类似，土地具有身份属性，是一种成员权，这很可能使得农户潜意识地认为“土地只能在集体范围内成员间流转”（董新辉，2019）。叶剑平等（2006）发现，认为出租承包地应得到村集体批准的农户占总调查户数的比例高达43.40%。同时，根据街头官僚理论，村干部在土地流转决策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从而依据自己的管理需要或利益诉求干预土地流转，甚至改变或重新演绎国家政策，保证了村民对其的依赖（张群梅，2014），这很可能导致具有潜在跨村流转土地意愿的农户因担心村干部不同意或不乐意而放弃流转，从而进一步增强农户土地流转的本村偏好。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村庄是一个隐性市场壁垒，将土地流转市场分割成以村庄为单位的封闭市场，而土地跨村流转意味着土地流转市场的村庄壁垒作用逐步弱化，流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增加。

紧接着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土地跨村流转是否为更优化的土地资源配置活动？从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两个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土地跨村流转表明土地流转市场范围扩大，市场整合程度增加。根据经济学理论，要素市场一体化程度增加有利于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宏观经济发展。分析土地跨村流转是否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应区分村庄内部不存在土地流转市场和村庄内部存在土地流转市场两种情况。对于前者，胡亮（2017）通过实地调查证实了部分村庄内部不存在土地流转市场，即在有些地区，村庄内部的土地流转市场不存在，农户在村庄内部无法找到土地可流转对象。显然，土地流转市场的村庄一体化有利于土地从边际产出较低的农户流向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从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对于后者，相较于土地封闭在村庄内部流转，土地跨村流转有助于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根据一价定律，土地跨村流转意味着土地流转价格趋同（Gobillon and Wolff，2016），在要素价格的引导下，劳动力和资本等其他要素均得到重新配置，提高了配置效率，从而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第二，土地跨村流转体现出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即土地从边际产出较低的农户自由流转向土地边际产出较高的农户，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支配下，土地边际产出趋同（姚洋，2000）。因此，当两个村庄存在土地边际产出差异时，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土地会按照比较优势从边际产出较低的村庄流转向边际产出较高的村庄。或者说，当流转市场从村内扩大到村外时，土地可按照市场规律流转给生产率更高的村外生产者，从而提高土地生产率。这本质上是降低土地资源在村庄之间的错配程度。第三，土地跨村流转使得农户可利用村庄之间的土地要素禀赋差异来灵活调整土地转入规模，优化生产要素投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提高。另外，农业机械投入回报建立在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基础上，而机械投入在替代劳动力投入的同时，还能显著提高生产效率（Wang et al.，2020），这也会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增长。总之，从理论上看，土地跨村流转通过促进流转市场价格趋同、发挥边际产出拉平效应、降低土地资源错配程度和优化生产要素投入配置，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说：土地跨村流转有助于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提高。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调查”课题组的入户问卷调查数据，该调查从2015年至2019年已连续开展5年。每一年调查均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样本。调查问卷包括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2016年及之前的调查问卷没有详细区分水稻农药、化肥和机械等物质资本投入，2017年及之后的调查问卷详细区分了水稻每一类物质资本投入，故本文使用2017年至2019年的调查数据，反映的是2016年至2018年的情况，其中，水稻种植户共1912户。

（二）研究方法

本文以水稻为例实证检验土地跨村流转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水稻土地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估计水稻生产函数并得到相应的全要素生产率，建立因变量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量经济模型。然后，建立因变量为土地生产率的计量经济模型，考虑到土地生产率与种植规模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本文进一步控制了水稻种植规模和种植规模平方两个变量。

（三）变量界定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包括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运用随机前沿估计方法估计生产函数得到，土地生产率为每亩水稻种植面积产量。

2.核心解释变量。核心自变量为是否跨村转入土地。如果农户转入的土地来源于不同的行政村，是否跨村转入土地变量赋值为1；如果农户转入的土地来源于同一个行政村，是否跨村转入土地变量赋值为0。

3.控制变量。参考已有研究，本文引入了包括户主、家庭、土地、村庄和县层面的控制变量，同时还引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来控制农户偏好等不可观测特征和宏观地区特征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随机前沿生产函数估计

本文首先运用随机前沿模型估计水稻全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表明，水稻的规模报酬非常接近于1，表明水稻在很大程度上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基于上述估计结果，可获得农户层面水稻的全要素生产率。

（二）土地跨村转入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土地跨村转入变量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土地封闭在村庄内部流转，土地跨村流转能显著促进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无论是否控制水稻种植规模和种植规模平方，土地跨村转入变量对水稻土地生产率的影响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土地封闭在村庄内部流转，土地跨村流转能显著促进水稻土地生产率增长。

（三）不同经营主体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土地跨村流转显著促进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同步增长，但对于传统农户，土地跨村流转只能显著促进水稻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对水稻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促进效果。

（四）不同土地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对土地经营规模较小的农户，土地跨村流转对农户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没有显著影响；对土地经营规模较大的农户，虽然土地跨村流转对农户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影响显著，但促进作用明显低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的生产者。因此，土地跨村流转对土地经营规模适度农户的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促进效果最大。

（五）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土地跨村转入与农户水稻土地生产率可能互为因果，即存在“自选择”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首先运用PSM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次，以土地流转市场均衡租金作为工具变量，分别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2SLS）和广义矩（GMM）两种方法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2.加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变量的检验。在土地生产率估计方程中，本文假定农户劳动力和资本等投入随土地投入变化而变化，没有引入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等变量。为验证估计结果是否稳健，本文引入劳动力投入、机械投入、农药投入、化肥投入、种子种苗投入、农膜投入和灌溉投入变量进行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证明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对土地封闭在村庄内流转，土地跨村流转显著促进了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跨村流转能同时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的增长，但只能促进传统农户水稻土地生产率的增长，对传统农户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无显著效果。土地跨村流转对土地经营规模适度农户的水稻全要素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促进效果最大。

本文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为：第一，通过制度改革和政策扶持等方式，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村庄一体化，推进土地流转市场整合，可进一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不仅能促进农户种粮净收益显著增长，提高其参与土地流转市场的积极性，还能显著促进粮食单产增加，实现政府粮食增产的目标。第二，在推进土地流转市场的村庄整合过程中，鼓励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虽然传统农户跨村转入土地也能促进粮食单产提高，但他们没有主动跨村转入土地的自我激励，因而支持政策要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倾斜，更有利于实现粮食生产率增长。第三，鼓励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支持传统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跨村流转土地来适度扩大土地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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