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张广胜、王若男等：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数字经济发展何以赋能农民工

高质量就业

作者：张广胜  王若男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经济学部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期

一、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擎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指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还要保障弱势群体公平分享经济成果的权利（刘培林等，2021）。尽管中国脱贫攻坚战已取得全面胜利，但农村依然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农民依然是相对弱势群体。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促使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是“十四五”时期中国“三农”工作的重点所在。

高质量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关键。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中被多次提及。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部门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程名望等，2018）。然而，受户籍制度壁垒以及自身人力资本水平的影响，农民工通过市场化途径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机会较为匮乏，大多依靠社会网络关系通过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陈技伟等，2015）。农民工劳动强度大、工作危险性高，福利待遇却与城镇籍劳动者存在明显差距（杨超和张征宇，2022）。高质量的非农就业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民收入多元化、降低返贫风险，对于实现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如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议题。

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通过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Bukht and Heeks，2017），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变革，重塑了工作特征，促使传统依靠人力进行的重复性、危险性体力劳动实现数字化（侯俊军等，2020），将农民工从强度大、危险性高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为改善就业质量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信息传输优势与数字治理功能有助于增强社会公众及媒体对招聘过程的监督，促使交易过程透明化（赵云辉等，2019；赵涛等，2020），从而提高农民工就业的公平性，改变以往依靠社会资本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务工的局限，为他们进入更高端行业工作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在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并检验了其中的作用机制，为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提供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

根据工资议价理论，劳动者与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劳动者自身特质决定了议价能力的大小。当劳动力市场的就业机会较多以及劳动者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劳动者有较强的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他们的就业质量（谢申祥等，2019）。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外部就业机会的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数字交易模式，驱动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对技能要求较低、进入门槛较为宽松的外卖员、配送员等新型就业形态（田鸽和张勋，2022），增加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创业机会，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议价能力，促进工资收入与就业质量提升。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个体的影响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推动了教育资源的普及，为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搭建了平台，从而增强了与雇主谈判时的议价能力，改善了就业质量。

（二）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路径

1.数字经济发展通过重塑工作特征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一方面，产业数字化发展加大了智能化机器设备的投入，能够替代农民工从事重复性高、可编码性强的工作，既有助于降低农民工体力劳动强度、改善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平，也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增强企业经营能力，进而拉动农民工工资上升，同时增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的能力，为追求更多的闲暇提供可能（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另一方面，数字产业化发展为农民工从事现代服务业工作提供了机遇，有助于将农民工从充斥着噪音、粉尘等恶性因素的环境中解脱出来，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工作安全性，使他们的工作满意度提升（侯俊军等，2020）。

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促进机会公平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促使网络资源互联互通，农民工可通过招聘网站获取雇主在数字化平台发布的招聘信息，既有助于缩短就业信息获取时间，也有助于扩大信息搜寻范围（李晓钟和李俊雨，2022），从而打破农民工在平等就业过程中的信息壁垒；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信息传输功能驱动了大数据治理模式的发展，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透明交易过程，促使经济制度逐渐完善（赵涛等，2020），从而约束社会资本的作用空间，为农民工通过市场化途径获得平等就业机会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实现高质量就业。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用于测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农民工个体层面数据来源于中山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组织调研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样本涉及中国29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并根据个体所处省份将两套数据进行匹配。经整理，最终得到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农民工观测值10392个，同时还保留了城镇户籍劳动力观测值5246个以进行比较分析。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本文从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与工作满意度五方面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数。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参照刘军等（2020）的方法，从互联网发展、信息化发展与数字交易发展三个维度选取指标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计算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3.作用机制变量。①工作特征。本文从体力劳动强度与工作安全性两方面对农民工的工作特征进行衡量。其中，体力劳动强度根据题项“您在工作过程中是否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进行衡量，将答案由“从不”“很少”“有时”“经常”依次赋值为1～4，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工作中体力劳动强度越大；工作安全性根据题项“请您对目前工作的安全性进行评价”衡量，将答案“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非常满意”依次取值为1～5，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对其工作安全性的满意程度越高，即工作安全性越高。②机会公平。如果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工就业机会公平，则将促使农民工通过市场化途径进入劳动力市场，降低求职中对关系资源的依赖。因此，本文将农民工求职中是否动用关系资源作为机会公平的代理变量。如果受访者在获得当前工作时接受了别人提供的帮助，则视为动用了关系资源，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4.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影响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个体层面变量与地区层面变量。个体层面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迁移经历，地区层面变量包括务工所在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率与人力资本投资额。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对应的系数均为正值，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数字化变革创造了新的就业形态，而这类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较低、进入门槛较为宽松，增加了农民工的就业机会（田鸽和张勋，2022）；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为农民工进行低成本的人力资本投资搭建了平台，有助于提高劳动能力并增强对劳动权益保障的认识（李晓钟和李俊雨，2022），从而增强与雇主的议价能力，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与更好的福利保障，促使就业质量整体提升。

（二）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不同维度就业质量的影响

为进一步明确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在就业质量不同维度下的具体表现，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工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工作强度与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福利保障、工作稳定性，降低了工作强度，但与工作满意度之间呈现并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三）异质性分析

1.就业质量导致的异质性。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揭示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是否在就业质量不同的群体中存在差异。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质量不同分位点上农民工就业质量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人力资本导致的异质性。对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子样本分别回归，研究发现相较于受教育程度高、拥有职业技能证书以及接受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明显。由此说明，对于农民工群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尤其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表现出更大的数字红利。

（四）作用机制分析

为检验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作用机理，将工作特征与关系资源作为机制变量，对农民工样本与城镇籍劳动者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减轻了农民工的体力劳动强度、提高了农民工工作安全性、降低了农民工求职中对关系资源的依赖程度，但上述作用在城镇籍劳动者样本中均不显著。由此说明，重塑工作特征（降低体力劳动强度、提高工作安全性）、促进就业机会公平是数字经济发展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内在机制。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第二，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改善福利保障、提高工作稳定性、降低工作强度，但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随着就业质量分位点的上升，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促进效应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四，数字经济发展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没有职业技能证书、未接受过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提升效应更显著，呈现出数字经济的包容性特征；第五，数字经济发展既可以通过重塑工作特征改善就业质量，也可以通过促进就业机会公平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应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多方联动机制，多措并举助力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工高质量就业。

对政府而言，要进一步加强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持，建立数字经济时代特殊的就业保障体系，积极培育新经济、新业态衍生出的新型就业形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增加就业机会、降低体力劳动强度、增强工作安全性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要健全数字经济监管机制，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平台完善治理体系，引导媒体、社会公众等对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监督，消除制约农民工平等就业的障碍，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

对企业而言，应积极履行数字经济时代社会责任，推进就业友好型数字化变革。一是要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传帮带机制促使低技能农民工增强胜任数字化岗位工作的能力；二是要增加公益性岗位，每年保留部分工作岗位吸纳被智能机器替代下来的农民工等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防止过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对部分农民工产生负面影响；三是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疏导，增加人文关怀，营造公平的团队氛围，减轻相对剥夺感，提高农民工对工作的满意程度，实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

对社区、村庄等基层组织而言，可将对农民工的帮扶计划纳入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通过为农民工搭建外出学习、交流的平台，使他们了解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劳动者工作生活状态，增强对数字技术的接受程度，从而主动了解、学习、使用数字化软件设备；另一方面，通过举办数字生活系列讲座，组织党员、青年学生、社区志愿者等积极开展志愿活动帮助农民工增强个人利用数字平台获取就业信息、甄别信息、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从而增进他们对就业政策的了解，实现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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