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王定祥、彭政钦等：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

中国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

水平测度与评价

作者：王定祥^{1, 2}  彭政钦¹  李伶俐¹

作者单位：1.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西南大学智能金融与数字经济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6期

一、引言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各领域，推动了各国人民日常生活的数字化转型，对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新技术产生新产业、新产业催生新模式和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三条途径推动传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进而促进经济新动能的形成（陈晓红等，2022）。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是有效破除环境和资源约束、推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使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重要路径。在农业发展中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核心效能，能更好更快推动传统农业与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重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旅游等全产业链体系，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缓解农业资源约束，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率，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交汇期，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既是新时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实然之举，也是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途径。因此，深入剖析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逻辑，科学测评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水平，对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有重要意义。

二、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

理论内涵与逻辑

（一）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理论内涵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广义数字经济划分为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治理数字化四部分内容。以将数据资源转化为数据资产和数据资本为主要内容的数据价值化，以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品生产供应为主要内容的数字产业化，往往被归属于狭义数字经济范畴。由于数据价值化是数字产业化的基础，可将其归属到数字产业化之中。于是，狭义数字经济被概括为通过数字产业化形成的产业部门，与传统实体经济部门相对应。因而研究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适宜使用狭义数字经济定义。

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是人类利用土地的自然生产力和其他农业资源环境条件，栽培植物或饲养动物，以获得所需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有机统一的过程。广义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和副业等五种业态，而狭义农业仅指种植业。本文讨论的是广义农业，能够进行数字化生产经营的种养殖业和渔业都涵盖其中。

所谓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简称数农融合发展），是指在一定的融合基础设施和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支撑下，数字经济部门为适应农业发展特征及其转型发展需求而向农业部门供给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并通过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推广应用与后续服务，助力农业经营主体改造农业采购、生产、销售等环节，最终实现农业数字化发展的过程。

（二）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逻辑

实现数农融合发展，既要创造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也要培育有利于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主要包括：邮电、通信、5G基站、卫星、遥感等信息基础设施以及计算机、手机等信息收集工具；交易场所、设备等市场基础设施；农业水利、高标准农田、农业大棚、农业机械、农业气象等农业生产服务设施；公共互联网设施和现代交通物流、冷藏保鲜等物流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主要包括：若干有数字化发展需求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有能力提供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数字技术企业；有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的支撑；有财政和金融资金的支持；有产业互联网和消费互联网等平台企业的技术支撑；有电力等基础能源保障。

实际上，数农融合发展过程与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理论所揭示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产业资本循环运动、周而复始的动态过程及其规律是吻合的。马克思的产业资本循环理论不仅揭示了产业资本在单个产业部门的形态转化，也清楚地展示了产业资本的循环过程要依次经历购买、生产、销售等阶段。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同样体现在农业产业资本循环的采购、生产和销售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数字经济与农业采购环节的融合。农业经营主体将货币资本转化为农业劳动力、农资和智能化农业设施等农业生产资本时，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的使用打破了传统物理市场的时空限制，降低了农业生产要素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仅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获取价廉物美的农业生产资料，还可以使用数字经济部门提供的数字技术升级改造原有的农业生产设施，建立农业投入品监管物联网系统，实时监测农业生产资料的仓储环境等情况，为在农业生产环节精准匹配生产要素提供技术保障。

第二阶段，数字经济与农业生产环节的融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运用智能传感控制系统等农资和智能化农业设施，采集和分析农业生产中积累的大数据，实现对农业生产“天空地”一体化的动态监测和管理，以便采取配方施肥等更精准的管理措施，促进农资和智能化农业设施等资本要素与劳动力的最优匹配，使农业生产资本更有效率地向包含有剩余价值的农业商品资本转化。

第三阶段，数字经济与农业销售环节的融合。加快数字经济与农产品销售环节的融合，有助于提升农业商品资本向增值了的货币资本转化的速率。以农产品电子商务为例，数字技术的应用打破了物理空间限制和单一消费者约束（涂勤和曹增栋，202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将农产品销售到全国甚至海外。在农产品运输过程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运用数字技术动态监测生鲜类农产品仓储物流环境，并利用温控系统和冷链技术对农产品进行保鲜处理。在农产品供需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挖掘海量市场数据的价值，实现供需双方的精确匹配。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供需双方通过运用二维码、RFID等技术，能对农产品质量和流通信息进行全流程追溯。

三、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指标体系

构建与测度

（一）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从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以及融合发展的过程三个维度构建数农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数农融合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分项指标包括农村宽带普及比率、农村家庭计算机拥有率、农村家庭移动电话普及率、广播电视网络覆盖率、农村邮电覆盖率、农村投递路线建设比率、农业气象观测站数量、农业机械化密度和设施农业发展密度。数农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分项指标包括每平方公里拥有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财政支农强度、金融支农强度、农业数字人才规模、物联网信息技术投资力度、农业生产投资力度、农村能源密度、数字技术购买能力、数字经济发展程度。数农融合发展的过程分项指标包括数字化采购、数字化生产、数字化销售、数字化服务和数字化转型。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研究时期为2011－2020年，基于数据的可比性和可得性，暂不包括西藏、上海和港澳台地区，并采用线性插值法补齐了部分地区和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对与价格有关的数据则以2011年为基期进行修正。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年鉴》《中国农村经营管理统计年报》《中国农村合作经济统计年报》《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20》以及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三）数农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计算方法

第一步，采用最大最小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第二步，采用层次分析法和 CRITIC 权重法相结合的主客观组合赋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

第三步，采用线性加权求和法计算中国各省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综合指数。

（四）测度结果分析

1.数农融合发展水平测度结果分析。从全国整体看，数农融合发展水平的均值逐年上升，由2011年的0.170上升至2020年的0.306，年均增长6.75%，表明中国数农融合发展呈加速推进态势，但数农融合发展总体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四大经济区域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东部、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融合增速由高到低分别为西部、中部、东部和东北地区。三大粮食功能区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均值由高到低分别为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融合增速由高到低也分别为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

2.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各维度测度结果分析。从四大经济区域看，东部地区在融合发展的过程维度明显领先其他区域，而其余两个维度仅处于第二梯队，但各维度的融合增速明显落后；中部地区在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维度具有明显优势，在融合发展的过程维度的排名仅次于东部地区，但在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则相对落后；东北地区在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维度虽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其余两个维度则比较滞后，而各维度的融合增速则表现相反；西部地区各维度的融合水平均较低，各维度的融合增速排名则靠前。

从三大粮食功能区看，粮食主产区各维度融合水平均处于第一梯队，但各维度的融合增速则相对缓慢。粮食主销区在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和融合发展的过程两个维度均处于第二梯队，仅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维度的指数值增速领跑全国。粮食产销平衡区在数农融合发展的三个维度均存在一定劣势，但融合增速存在一定的追赶效应。

总的来看，研究期内全国数农融合发展的过程维度的指数值增速远大于其余维度的指数值增速，且融合发展的过程水平已超过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水平，并逐渐接近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水平，表明数农融合发展的过程具有滞后性、快速性和高效性特征。

四、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

区域差异分析

表征全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的总体基尼系数的变化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该系数从2011年的0.1171上升至2020年的0.1462，年均涨幅为2.50%，表明全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在缓慢扩大，数农融合发展进程具有明显的不同步性。四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间差异逐渐扩大，区域内差异仅粮食产销平衡区逐渐缩小。从贡献率看，无论是按四大经济区域还是按三大粮食功能区划分，区域间差异都是数农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且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超变密度对总体基尼系数的贡献率呈上升趋势。

五、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

时空演化分析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全国、传统三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核密度曲线的中心位置不断右移，曲线宽度不断扩大，均存在明显的右拖尾现象，且分布延展性逐渐拓宽，表明全国以及各区域数农融合发展水平逐年上升，但融合发展差距逐渐增大。除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外，其余地区在研究早期核密度曲线均呈现多峰形态，存在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但研究末期极化现象逐渐消失。此外，对比传统三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核密度曲线可以发现，粮食主产区数农融合的同步性还需要进一步增强。

六、数字经济与农业融合发展的

空间相关性分析

Moran’s I指数分析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的全局Moran’s I指数呈现波浪式变动趋势，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且随着时间推移，集聚效应有所增强。四大经济区域中仅有东部地区、三大粮食功能区中仅有粮食主产区Moran’s I指数在研究末期显著为正，表明这些区域内数农融合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呈现一定的聚集现象，各省份之间的数农融合存在明显的正向溢出和相互学习效应。

七、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全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逐步提升，但整体水平较低。四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的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呈现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粮食主产区＞粮食主销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特征。第二，数农融合发展三个维度的指数值从高到低依次为融合的基础设施条件、融合发展的过程、融合发展的主体和环境，且融合发展的过程维度的指数值增速最大。第三，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区域总体差异明显，且这一差异存在扩大趋势，区域间差异是区域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第四，四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区域间差异均呈现扩大趋势。第五，全国、传统三大经济区域和三大粮食功能区数农融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但地区间数农融合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除东部地区、粮食主产区和粮食主销区外，其余地区存在一定程度极化现象，但这种现象后期逐渐减弱。第六，各省份数农融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四大经济区域中的东部地区和三大粮食功能区中的粮食主产区在研究区间的后半段表现出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性。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的政策启示是：第一，持续推动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进程，提高全国数农融合整体水平。第二，因地制宜推进数农融合发展，凸显区域特色。第三，构建数农融合发展跨区域合作机制，促进各区域协同发展。第四，加强对数农融合的统计监测与问题诊断，构建区域调控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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