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周梓洵、张闫龙等：企业结对帮扶能助力县域经济增长吗——来自扶贫工作信息披露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企业结对帮扶能助力县域经济增长吗

——来自扶贫工作信息披露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作者：周梓洵  张闫龙  周欣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0期

一、 引言

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是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年来，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之一 。脱贫攻坚的胜利既依靠各级政府的积极投入，也受益于社会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其中，上市公司践行社会责任，与县域结对进行帮扶，丰富了扶贫手段（涂圣伟，2020；吕鹏和刘学，2021）。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而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在于促进各类要素的有效整合。这不仅需要各级政府强化政策保障，还应进一步发挥企业等社会力量在对接市场主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明晰上市公司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影响和可能机制，有助于发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对社会福利与共同富裕的促进效应。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动力，县域经济增长也成为研究关注的焦点。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认可经济增长是脱贫致富的重要力量来源（Burnside and Dollar，2000；汪三贵，2008）。本文从县域经济增长的视角切入，分析企业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具体地，在了解被帮扶地区县情、地方政府发展侧重以及当地市场主体偏好的基础上，企业自身的知识与经验可能在帮扶过程中成为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联结和纽带。从宏观经济出发，结对帮扶企业（以下简称“帮扶企业”）可以通过因地制宜支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与利用金融资源的方式，最终推动县域经济增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沪深交易所”）于2016年先后颁布文件明确支持、鼓励上市公司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参与结对帮扶，并细化相关信息披露要求，这为检验本文研究问题提供了准自然实验情境。鉴于此，本文通过整理上市公司结对帮扶县域的详细信息，并匹配县域经济统计数据，构建了帮扶企业－结对县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机制。

二、理论假说

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内外部利益相关者间契约联结的实体，企业获得并使用各利益相关者提供的资源，也应践行社会责任，为社会创造价值，积极追求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效益最优化（Freeman et al.，2010；Kaul and Luo，2018）。识别战略机会、整合关键资源是利益相关者理论社会责任价值创造的一般路径（Freeman et al.，2021）。结合企业结对帮扶县域的具体情境，县域经济增长是一个综合性的进程，受当地资源禀赋、政府政策支持以及产业结构优化的共同影响。本地资源禀赋为经济增长提供生产要素和基础条件，政府的政策支持具有导向性作用，为经济增长描绘蓝图，并引导社会力量有序参与经济建设。在此基础上，县域产业结构的优化，能够有力地推进县域经济发展。在了解被帮扶地区县情和资源禀赋、地区生产方式、地方政府发展侧重与未来规划的基础上，帮扶企业可以因地制宜，通过助推数字普惠金融、助建当地特色产业等方式，参与县域经济建设。具体而言，在县域层面上，帮扶企业可以通过促进金融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机制，推动结对县域经济增长。基于上述两个机制，本文提出假说H1。

H1：企业结对帮扶能促进对口县域经济增长。

在诠释了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改善社会福利的必要性后，近年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力求揭示其中的实现过程（Bridoux and Stoelhorst，2022；McGahan，2023）。本文认为，企业结对帮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投资兴业上，更重要的是，帮扶企业能将自身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知识或是根据已有相关实践总结的经验传递给结对县域市场主体，促进相应领域发展，培育竞争优势。这种“企业－县域知识转移与经验整合”效应反映了企业如何将自身价值创造的流程延伸到外部利益相关者上，也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视域下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企业层面机制（Gillan et al.，2021）。

在企业－县域知识转移效应方面，本文关注帮扶企业如何将自身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知识转移给结对县域市场主体。企业具有价值创造的知识与能力。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企业在将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经营后的综合经济产出效率，展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绩效则反映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价值创造的结果，体现企业竞争优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和绩效越好，往往意味着在结对帮扶中能够投入的资源越多。此外，全要素生产率较高、绩效较好的帮扶企业在开发市场与参与竞争方面的知识更为丰富，更能在产业投资与市场利用上帮助结对县域。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2和H3。

H2：结对帮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越高，越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H3：结对帮扶企业的绩效越好，越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在企业－县域经验整合效应方面，本文关注帮扶企业如何整合已有履行社会责任相关实践的经验，助力结对县域的经济增长。首先，履行社会责任经历丰富的企业或是国有企业，能更好地向外界传递企业服务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等积极信号，利用相关实践积累的声誉提升外界对结对县域的发展预期（Godfrey，2005）。从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具有“国企办社会”的历史与保障社会福利的传统，具有更丰富的履行社会责任的经验。其次，社会责任经历丰富的企业或是国有企业，可以在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时，根据过往经验的总结与整合，准确识别当地发展的关键要素，有效引导当地市场主体利用外部资源，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吕鹏和刘学，2021）。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H4和H5。

H4：结对县域中帮扶企业的社会责任经历越丰富，越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H5：结对县域的帮扶企业中国有企业越多，越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收集了2016－2018年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相关信息，并整理结对帮扶的相关内容。文中所有县域经济数据来自《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5－2019年，历年）》，对于部分缺失值，则进一步查找各市、县统计年鉴补充。整合所有数据，本文最终得到2014－2018年包含被帮扶县、未被帮扶县相关信息的综合数据集 ，共9474个观测值。

（二）变量选取及定义

1.被解释变量：县域经济增长。参考张国建等（2019）、林晨等（2022）的研究，本文从两个方面刻画县域经济增长水平：县域GDP、县域人均GDP，即县域实际地区生产总值、县域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其中，县域GDP与县域人均GDP 均根据2013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

2.核心解释变量：企业结对帮扶。本文核心解释变量为县域当年是否被企业结对帮扶。

3.机制变量。为了分析县域层面企业结对帮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本文选取的宏观机制变量包括二三产业增加值、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以及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金融发展水平。

4.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县域经济增长的因素，借鉴张国建等（2019）的研究，本文控制了如下变量：县域人口、县域面积、县域教育水平、县域财政支出、县域福利水平、县域储蓄水平、县域城镇发展水平。

四、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企业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企业结对帮扶均在1%水平上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企业结对帮扶能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假说H1得证。在控制县域特征后，企业结对帮扶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的系数符号与显著水平均未改变。在经济显著性方面，企业结对帮扶能提升对口县域地区生产总值约3.1%，提升对口县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2.7%，估计系数与现有研究在数量级上具有可比性（黄祖辉等，2022；宋科等，2023）。

（二）模型设定讨论、内生性问题与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分析和处理组非随机分配检验。第一，由于本文将2016年沪深交易所出台企业扶贫工作信息披露的规定视为准自然实验，我们检验了样本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第二，我们控制了县域控制变量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以缓解县域特征带来的处理组非随机分配问题，结果依旧稳健。第三，为缓解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带来的处理组非随机分配问题，我们去除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所属县域的子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结对帮扶变量依然显著，系数符号未发生改变。

2.缓解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可能的偏误。本文基于Goodman-Bacon（2021）的做法对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简称为 TWFE）估计量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时变处理组与从未处理组所占权重为0.780，早处理组与晚处理组所占权重为0.146，晚处理组与早处理组所占权重为0.071，时变处理组与已经处理组所占权重为0.003。其中，会使估计量产生偏误的晚处理组与早处理组权重较小，不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尽管如此，为缓解TWFE估计量可能产生的偏误，本文使用插补估计量构造反事实结果进行估计，也就是说，基于两步DID模型的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企业结对帮扶在1%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在缓解TWFE估计量可能产生的偏误后，假说H1仍然成立。

3.样本选择偏误与倾向得分匹配。考虑到被帮扶县域与未被帮扶县域之间可能存在系统差异，本文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在同省范围内为处理组选择相似的控制组，最大可能地提升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可比性，缓解企业战略性挑选帮扶地点以及扶贫政策、地区资源禀赋等产生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法缓解样本选择偏误后，假说H1仍然成立。

4.采用工具变量法与滞后变量缓解逆向因果问题。为缓解逆向因果问题，借鉴Bartik（1991）选取工具变量的思路，本文构建基于份额移动法的工具变量。作为企业结对帮扶的工具变量，这一变量能够反映该县当年是否被帮扶的概率（满足相关性）；在回归中控制了固定效应后，又与残差项的相关性较低（满足排他性）。回归结果表明，在采用工具变量之后，企业结对帮扶在1%水平上显著提高县域GDP、县域人均GDP，结论仍然成立。

5.控制政府帮扶与其他扶贫政策的遗漏变量。在控制政府帮扶并尽可能缓解随时间变化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后，本文结果依旧稳健。

（三）企业层面作用机制：企业－县域知识转移与经验整合效应

本部分基于帮扶企业视角，探究利益相关者理论中社会责任创造社会价值的理论路径。结果表明帮扶企业层面上的知识能力、既有社会责任经验与所有权性质均能促进企业与县域间知识转移与经验整合效应，支持假说H2～H5。

（四）县域层面作用机制：金融发展和产业结构  

前文实证分析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揭示了企业－县域知识转移与经验整合效应能够有效促进对口帮扶县域经济增长。本节基于结对县域视角，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证实了假说H1中县域层面企业结对帮扶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包括促进金融发展和优化产业结构两个维度。

（五）异质性分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资源互补性与网络嵌入度是社会责任实践创造价值的重要影响因素。本部分从结对帮扶实践出发展开异质性分析。在资源互补性上，本部分以结对县域内帮扶项目的数量与企业所属行业的数量差异来衡量；在网络嵌入度上，则基于帮扶地点差异来衡量。结果表明，结对帮扶中帮扶企业的资源互补与更高的网络嵌入度，均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脱贫攻坚战中企业等不同市场主体参与的成功经验，对全球减贫事业具有借鉴意义。但是，现有文献对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能否以及如何创造社会价值莫衷一是，明晰脱贫攻坚战中上市公司结对帮扶县域的影响与潜在机制兼具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明确的理论价值。

本文的政策启示与管理启示如下：一方面，政府在推动企业等社会主体参与帮扶时，应优化帮扶企业行业背景与参与方式的协同，充分发挥企业各自行业背景和多样化帮扶方式的优势。应加强行业协会的引导和协调作用，鼓励帮扶企业在结对县域中的合作和资源共享。同时，政府可以对企业结对帮扶效果开展长期监测和评估，确保企业结对帮扶能够在长期维度上真正发挥“造血”功能。另一方面，企业应深化对社会责任实践的理解与认识，转变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慈善捐赠的传统观念，通过参与结对帮扶等具有特色的社会责任实践，切实改善社会福利。在帮扶过程中，企业可以强化与结对县域之间的知识转移和经验整合，应将自身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县域市场主体，从自身长处出发履行社会责任，以促进结对县域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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