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精华版 | 杨小军、费梓萱等:组态视角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差异化驱动路径分析

组态视角下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差异化驱动路径分析

作者：杨小军1  费梓萱1  任林静2

作者单位：1.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2.西北工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3年第12期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环境与民生的关系。生态保护补偿可以使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修复者获得应有收益，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成为改善民生着力点的重要手段。流域生态系统在满足饮水、灌溉农田和工业用水等生产生活需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流域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存在着资源利用、经济利益和土地开发等方面的冲突，导致环境保护和民生发展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在这一复杂背景下，流域生态补偿在协调水生态保护者和受益者的利益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促进流域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手段，流域生态补偿在水资源环境管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李国平和刘生胜，2018）。然而，流域生态系统的跨界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流域生态补偿的外部性问题牵扯到多个利益相关者，因此单一主体难以独立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推动流域生态补偿向多元化发展的方向迈进。一直以来中国生态补偿实践的“第三方治理”都未得到真正体现，在实践过程中存在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市场化程度低的难题（周宇和李兆华，2021），较大程度阻碍了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发展进程以及流域生态系统的长期持续发展。因此，研究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深入探索实现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发展路径，对于优化和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已有部分研究聚焦于某几个因素对流域生态补偿中多元化主体的单一线性影响，虽然这些研究为本文界定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动力因素范围提供了基础，但是由于流域水资源所涉及的人河关系、生产关系等交织错杂（何伟等，2022），补偿主体间的关系也具有复杂性，且多个动力因素不只独立发生作用，因此，需要从组态的视角研究动力因素的组合效果，以更系统和综合地深入理解多元补偿主体行为和决策过程背后的驱动力及其影响路径。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少，能够考虑因素组合作用的研究则更少。同时，现有研究未能揭示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形成的过程要素，导致目前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多因素决定、非线性关系和综合作用的独特特征了解不足，可能会影响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利益协调等，进而限制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实施效果和可持续性。因此，有必要考虑系统间多重驱动因素互动匹配的组合，以从组态视角探究和明确不同流域实现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驱动路径及其差异，进而对现有文献不足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证补充。基于此，本文依托协同治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基于组态视角构建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动力模型，以探究多个动力因素的影响方式和协同效果。该动力模型在选取动力因素时，充分考虑补偿主体间的相互依存和利益关系，在聚焦动力因素的组合作用时，从生态、社会和经济等多个角度综合分析动力因素间协同互动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影响。基于这一动力模型，本研究以13个流域生态补偿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sQCA），深入分析多重驱动因素以组态形式的相互作用以及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影响，探究不同流域实现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驱动路径之间的差异。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构建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的关键，但聚焦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实证类研究较少，亟需在流域生态补偿的情境下深入探究构建多元化补偿机制的关键因素。第二，现有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驱动因素研究多进行简单的线性关系推测，忽略了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组态影响。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探究多因素组合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机制，拓展了研究视角。第三，本研究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重新审视并总结拓展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5个动力因素，赋予环境动力和思想动力新内涵。第四，本研究发现不同发展模式下实现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差异化驱动路径，有利于深入理解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的组合动因、作用机制、实现条件与互动过程，为不同区域依托自身特色，差异化发展多元化生态补偿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建构

结合协同治理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本文引入动力模型研究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本文在遵循可持续发展逻辑的基础上，从协同治理理论所涉的三个核心要素出发，综合考虑环境动力、共赢动力、经济动力、思想动力和制度动力，构建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动力模型。

1.补偿开始时间（环境动力）。生态补偿相关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受到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林枫等，2018）。本研究将环境动力界定为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发展环境（赵云峰，2013），包括区域内固有发展模式、区域外流域生态补偿的发展进程和可借鉴经验等因素，这些因素体现了流域原有发展路径的特征。本文将补偿开始时间用于衡量环境动力。

2.地区经济差异（共赢动力）。流域覆盖范围较广，上下游覆盖多个城市，城市间通过经济、社会、文化互动带来共赢动力，从而提高区域多元主体间凝聚力，有效促进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发展（王西琴等，2020）。本研究将共赢动力界定为流域覆盖城市间相互依赖和互利共赢带来的驱动力。本文将地区经济差异用于衡量共赢动力。

3.政府补偿资金（经济动力）。政府拨款的财政资金是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必要的经济资源，且政府补偿力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府对流域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Cosgrove and Loucks，2015）。本研究将经济动力界定为经济因素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发展产生的推动力。本文将政府补偿资金用于衡量经济动力。

4.补偿核心目标（思想动力）。补偿主体在生态权益、环境意识等具体的生态补偿意识形态上的认识程度，是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成功开展和实施的关键因素（赵云峰，2013）。本研究将思想动力界定为多元主体生态补偿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本文将区域最初开展生态补偿时最偏向的补偿核心目标用于衡量思想动力。

5.政策执行压力（制度动力）。流域生态系统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容易诱发“搭便车”现象（王军锋等，2011），因此需要协调集权与分权程度作为保障。本研究将制度动力界定为分权制度下政策执行所受压力，从而影响多元化生态补偿制度的执行效力。本文将政策执行压力用于衡量制度动力。

三、研究方法

（一）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本研究选择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进行分析的原因有三。第一，已有研究证实影响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因素颇多，且不是简单线性关系。第二，中国幅员辽阔，使用一般定性分析存在案例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第三，实现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是一个过程，多元化是一种程度变量，不能用“存在”或者“不存在”此类极值指标测度，因此适合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

（二）案例选取

截至目前，权威官方报道所涉生态综合补偿典型案例主要包括三方面来源：2017年中国水网报道的流域生态补偿六大经典案例、2020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总结的四个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典型案例和2021年生态环境部总结的九个生态保护补偿典型案例。本着既包括正面结果也包括负面结果的原则，本文筛选上述三方面来源涉及的全部流域生态补偿案例，并汇总形成了13个流域生态补偿案例。

（三）变量测量

1.结果变量。如前文所述，在本研究中，多元化生态补偿中的“多元化”是指补偿主体的多元化，因此用生态补偿多元化程度作为结果变量。依据中国不同区域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探索程度存在的差异（Liu et al.，2021），本研究将流域生态补偿多元化程度划分成三个等级。

2.条件变量。（1）补偿开始时间（环境动力）。本研究将补偿开始时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12年前，是流域生态补偿实践的“探索期”；第二阶段为2012－2014年“试点期”；第三阶段为2015－2017年“推广期”；第四阶段为2018－2020年“发展期”。

（2）地区经济差异（共赢动力）。已有文献中一般使用人均GDP变异系数来衡量流域经济差异（冯兴华等，2015），本研究借鉴已有文献做法，将地区经济差异确定为连续变量，以流域覆盖城市为单位，用各个市（省辖市）的人均GDP来进行计算。

（3）政府补偿资金（经济动力）。政府补偿资金在本研究中是一个连续变量，通过对13个流域的案例材料进行汇总梳理，识别到政府补偿资金和补偿年份的相关内容，利用这一信息计算得出各流域的年均政府补偿资金，作为政府补偿资金的衡量方式。

（4）补偿核心目标（思想动力）。区域最初开展生态补偿时最偏向的补偿核心目标用于衡量思想动力。本文将补偿核心目标划分为强保护型目标、强保障型目标、强发展型目标三种类型，对于多元主体共同利益结合点的促进作用是逐级递增的，因此对于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促进程度也是逐级递增的。

（5）政策执行压力（制度动力）。根据流域试点生态补偿的最初主导部门，本文将政策执行压力分为四个层级，即流域生态补偿由市委市政府等市级部门主导、由省委省政府等省级部门主导、纳入国家试点、由国务院或国家部委直接主导，其政策执行压力呈现逐级递增的状态。

四、结果分析

结合13个案例表现出的区域特色性和多元化生态补偿现状，本文将其归类为3种差异化驱动路径。

1.典型驱动路径——思想动力主导型。针对未形成稳定发展模式的流域区域，在强发展型目标的引导下，通过将政府补偿资金的大小与政策执行压力的大小调整一致，可以确保流域区域多元化生态补偿主体的参与。这也说明，针对环境动力较强的流域，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必须以思想动力为主导，并注重经济动力与制度动力相一致。

2.其他差异化驱动路径——综合动力主导型。针对已形成稳定发展模式的流域区域，为破除传统发展路径对多元化生态补偿的阻碍作用，必须加大政策执行压力，并且用强发展型目标或者较多政府补偿资金作为附加条件。这也说明，针对环境动力较弱但是共赢动力较强的流域，若想实现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必须综合运用强经济动力、强思想动力和强制度动力。

3.其他差异化驱动路径——制度动力主导型。如果流域区域未形成稳定发展模式，在资金和补偿核心目标上也没有形成多元化生态补偿的优势，则需要增大政策执行压力，促使其他利益相关者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这反映了环境动力较强但是共赢动力较弱的流域，若想实现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需以制度动力为主导推动。

五、三种差异化驱动路径的对比分析

从流域区域既定发展模式来看，思想动力主导型流域和制度动力主导型流域均未能形成稳定发展模式。从可进行改善和调整的因素来看，相对于经济动力，思想动力和制度动力在改善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中具有更大的影响权重。这意味着仅仅依赖经济激励可能不足以应对流域多元化发展所带来的复杂性和挑战性，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顶层设计和公众宣传帮助补偿主体达成共识。此外，三种驱动路径中思想动力和制度动力的强弱关系并不一致，思想动力和制度动力可以相互促进，即思想动力的增强可以成为制度动力的催化剂。综合流域区域既定发展模式与可改善因素，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动力主导路径对于实施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具有不同的适用情境，三种路径能够将不同发展模式的流域区域全部覆盖。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研究发现，不同动力主导路径下，流域区域既定发展模式与可改善因素存在差异，实施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情境也存在不同，因此既定发展模式不同的流域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可以形成独具区域特色的多元化生态补偿发展路径。研究结果进一步印证补偿资金、上下游合作意愿等单一因素对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的影响，并补充说明了流域原有发展模式和补偿主体意识一致性的重要性。然而，与以往研究认为政策执行压力是协调多元补偿主体间关系的关键因素（张栋，2022；戴胜利和李筱雅，2022）不同，组态分析结果揭示政策执行压力并非越强越好。当流域未形成稳定发展模式，强发展型目标引导下的政策执行压力应与补偿资金规模相适应，进一步说明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发展需综合多因素进行系统考量和整体分析。基于此，为了促进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发展，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应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的组合作用。另一方面，鼓励各流域结合自身特点因地制宜推动流域多元化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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