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A方|谁来阻止气候变化？

哥本哈根暗战

2009年底，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领导人会议的前一天晚上，总理听说了一个奇怪的新闻。一位欧洲领导人无意间提起，当晚有一个少数国家参加的会议，与会名单上中国赫然在列。可总理却是第一次听说此事，回头一问，随行人员也都表示没听说过。

可真是奇了怪了。

没一会儿，一位新兴大国的领导人也主动约见总理，说他从一位欧洲领导人那里得到通知，今天晚上有一个会议，而且据说中国也要参加，问有没有这回事。

总理这下更纳闷了，回到驻地了解情况，发现中国代表团里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

次年人大闭幕时的记者见面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重提旧事，说有美国官员、分析家以及媒体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团表现傲慢，总理甚至拒绝参加一个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若干国家元首或首脑参加的重要会议，想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总理就在现场讲述了以上这个故事，并说：

“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第一，向大会秘书处咨询。第二，请杨外长给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打电话告诉真相。第三，即使没有接到通知，我们也仍然派了何副外长与会。”

说回那年的哥本哈根。何副部长最后按时赶到了“会场”，不仅参与了会议，还发言抗议了召集方这种别有用心的做法。既然是国际级别的会议，各国应当要保持公心，不能搞小圈子，如果连参会信息这种事都不公开，很有可能导致会议无果而终。

然而气候大会本来就是各方纵横捭阖的舞台，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保持公心只能说是奢望。他们会在一些问题上联合，也会在另一些问题上撕逼。

哥本哈根大会之前，气候领域合作是以发达国家为主，而在这届大会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才坐下来共同探讨“责任共担”的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的责任上，中国天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77国集团”站在一起。

而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四个国家印度、南非、巴西、中国也一度被称为“基础四国”，在过去几十年内完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碳排放也水涨船高。在发达国家的口径中，这些后起之秀是世界气候变化的推动者，必须尽到更多责任。

但发达国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一方面它们的确会讨价还价，争取让发展中国家负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欧盟国家确实也很努力地在搞环保，和雷声大雨点小的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在2009年恰好是当时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参加气候大会，奥巴马更倾向于美国负起更多的责任，所以在奥巴马时期，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矛盾并不显著。

另外还有几乎要被海水淹没，碳排放主张极为激进的小岛国；很有可能从气候变暖中得利的俄罗斯、加拿大等北方大国；想要赶上人类发展末班车，担心发达国家就此锁死工业成长的东南亚、非洲国家……国际形势极为险恶复杂。

原本应该开诚布公的气候大会上，也就因此充满了拉帮结伙，合纵连横。

《哥本哈根协议》就是在原定大会闭幕时间过去了9个小时之后才由各方达成一致的。如果你关心历次气候大会，你就不会对大会“拖堂”感到陌生。

后来总理提到在哥本哈根的两天半，说：

“在哥本哈根60个小时，我几乎没有休息。”

他是在会议临近结束时赶赴哥本哈根的。在此之前10天一直奋战在会谈前线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更是劳苦。

中国的承诺

在哥本哈根大会结束那天的领导人会议上，总理第一个发言，发表了题为《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的演讲。

演讲为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做出的努力进行了宣扬，条分缕析，也对中国后来要肩负的责任进行了承诺，极为实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方面对处在发展不同阶段的国家的任务定性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需要承担责任，但发展中国家也要发展，不能无限制背负环保压力：

“中国有13亿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3000美元，按照联合国标准，还有1.5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排放存在特殊困难。”

但即便如此，总理也许下了庄严承诺：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

然而气候大会的另一特点是，哪怕达成了协议，后续的约束力也很成问题，最终能兑现多少，每次都是可以打个问号的。比如哥本哈根大会，最终达成的协议就不具法律约束力，就算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法的定位其实也很低，更没有执法的可能性。

哥本哈根大会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如协议未能对发达国家的长期减排目标做出规定。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支持和技术转移，规定也很模糊。

反倒是在发展中国家减排问题上，发达国家认为，自己采取的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三可”减排标准，那么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按此标准减排。

然而发展中国家抵制“三可”原则，认为自主减排只需要自我核查即可。在中国和“77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下，协议最终拒绝了发达国家的无理要求。会上就曾有传言，发达国家因不满中国不接受“三可”，拒绝向小岛国提供更多资金。

可见在会议上，各方都在争取对自己更有利的条件，而且互信并不高。发达国家在承诺减排目标时较为模糊，在资金支持上推脱也较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则更源于多拿到援助资金，也对自己的减排目标不算热心。两边都喜欢用对自己有利的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减排目标。

发达国家经历着“去工业化”的进程，减少排放量绝对值较为容易：高排放产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就可以了。而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还要从发达国家引进高排放产业，在减排方面是先天不利的（更何况这些高排放产业的很多产品还出口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只是赚个加工费辛苦钱）。而通过将高排放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减排排了，还能在道德制高点上指责发展中国家。

而在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中国预计还有很长时间的高速发展期，硬性减排目标不符合中国国情，中国设定的目标则是用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的标准，给经济增长进一步留了余地。

发展中国家的眼泪

 “我正在很痛苦地等待亲属的消息。”

在2013年华沙世界气候大会上，菲律宾代表团团长萨诺这样说道。

在华沙大会前不久，台风“海燕”登录菲律宾，造成了巨大伤亡。让萨诺感到欣慰的是，他兄弟在这场灾难中活了下来，“他来信说过去两天一直在用手搜集尸体，很累也很饿”。

大会开幕当天，萨诺含泪控诉发达国家没有尽到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义务。为了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萨诺说：“不是不尊重你们，我将开始绝食，直到我们采取行动，有步骤地调动绿色气候基金。”

完成发言后，萨诺赢得了长时间的掌声。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的提议下，全场起立为台风“海燕”的所有遇难者默哀三分钟。

很多人容易看到的是减排任务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阻碍，却常常忽略了事情的另一面：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全球气候是个复杂的系统，在碳排放量增长，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上升，除了可以预见的气温普遍升高之外，还有其他影响，比如极端气候现象更加频繁地发生。近些年来高强度台风和飓风的出现越来越频繁，首当其冲的就是东亚、东南亚季风区域的国家。

无论是菲律宾，还是中国、印度，未来都要为更多的极端气候现象做准备。

气候这个混沌系统，很多时候是“反常识”的，而个体的感受也往往失之主观，并不靠谱。

之前网民们热传一张截图，大意是“西北变湿了”，连“狂奔”这种词都用上了。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专家写了一篇《我国西北变“暖湿”了没？》，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西北地区变暖毫无疑问，变“湿”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变暖带来的潜在蒸发量增加巨大，这就意味着西北的生态仍然脆弱，绿化工作更是不能松懈——向老天爷投机取巧可要不得。

所幸，在绿化方面，中国值得自豪。2009年在哥本哈根，总理在讲话时就很有底气：

“中国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我们持续大规模开展退耕还林和植树造林，大力增加森林碳汇。2003至2008年，森林面积净增2054万公顷，森林蓄积量净增11.23亿立方米。目前人工造林面积达5400万公顷，居世界第一。”

减排责任，在另一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环境治理的督促。过去粗放型、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到了走不下去的时候，供给侧改革适逢其时。

当然，发展中国家落实其减排责任，也需要与发达国家的合作。萨诺在华沙大会上的绝食，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在十多天后的大会闭幕时，他坚持了下来，拿到了让他满意的成果：“损失和损害机制”逐渐达成了折衷方案。如果发展中国家遭受因全球变暖而引起的自然灾害，将获得拨款资助。

“你不能让本已贫困的人增加费用，让普通菲律宾人承担这一成本”，萨诺是这样说的，可是钱到位还需要发达国家的配合。

国际治理的失序

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牵扯了国际政治后变得更为棘手。像刚获得诺贝尔替代奖的瑞典女孩格雷塔·通贝里，其作为一个呼吁全世界关注气候变化的“符号”是成功的，但她的发言确实过于简化了。

发展中国家必然会捍卫其发展权，她要求停止经济发展是不现实的；而她对发达国家领导人的抨击倒是有可取之处——他们确实并未尽到应尽的责任。

上一个因为气候问题而暴露在闪光灯下的小女孩，是克里的外孙女。

2016年的世界地球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协议《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当天有175个国家的代表在《巴黎协定》上签字。其中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抱着他的外孙女，代表美国签字。

不得不说，利用柔弱而代表希望的形象（往往是小女孩）打动公众，是相当有效果的宣传策略。

回过头来看，巴黎大会可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较为成功的气候大会了。

那是2015年，奥巴马的任期快要结束了，他急于在任内留下更多遗产；欧盟、中国、印度等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主角也对达成协议表现积极，最终在延迟一天多之后，大会还是达成了协议，并在第二年在联合国总部有了上面的一幕。

只是好景不长，特朗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他上任后对奥巴马的政治遗产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清算，奥巴马时期达成的气候协议自然难逃被废除的命运。特朗普上任后不久，美国就宣布退出了《巴黎协定》。

目前气候变化问题，是失去了美国这个最有影响力的玩家之后的全球合作问题——提前上演了美国撤回其全球影响力之后，全球治理的窘境。

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绿色气候基金，美国最初承诺捐资30亿美元，在奥巴马时期捐资10亿美元，特朗普上台后停掉了剩余20亿美元的捐资。

美国的“退群”，除了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资金缺口，还在无形之中放弃了气候问题上的领导地位。欧盟作为气候问题上相当积极的一方，目前也受到一系列内政问题（如英国脱欧等）的挑战，是否有能力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领导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实在不是谦虚，在领袖问题上还得让大家另请高明。

当然，中国本分能做的，目前来看是做到了。

2017年，中国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即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约46%。总理在哥本哈根许下的承诺，中国已经提前3年完成了。

事实证明，中国在气候变化上是负责任的，言而有信的。

但放在全球背景里看，各国在气候共同治理上的态度，和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差不多——人们会远远看到灰犀牛，却不停扯皮，等到灰犀牛都快要骑脸了也还是在扯皮。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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