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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视角||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吴鸿昌 春秋视角 2022-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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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发展的方向是什么

文 | 吴鸿昌


中国上古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用政治权力把中国文化赶进了儒学的单车道。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中国文化的面貌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发展的水平上来看,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原始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等的混合体,这与西学传入中国时已经基本发展完备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状况无法相比,与自然科学的辉煌成就更无法相比。西学已经走过了沙龙时代人文学说和自然科学尚未分家的初级阶段,进入科学蓬勃发展的崭新时代,而中国的学术仍然停留在上古时期。因此,一时间,人们感觉到西学是实学,而国学是虚学,于是纷纷弃国学而去。

西学,无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体现了探索事物客观规律的精神,所以,实际上是全世界共同的科学文化。我们现在学习和应用物理、化学知识,已经完全没有了在使用外国文化的感觉。科学注重事实,研究的是物质世界这个人类赖以生存的客观存在以及人类本身的一切现象,科学知识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技术,也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武器和提高生产力的工具。不管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就没有这个功能。当然,社会科学的情况比自然科学复杂,因为社会科学理论当中,掺杂了许多研究家的主观意识,不一定具有科学性。

公元1992年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回归。此前,经济学理论基本上从中国的土地上消失。
计划经济比较符合儒学的思想体系,突出政治,鄙视利益,等级制度,等等,所以在中国推行起来十分顺利。几十年间,无视社会经济规律,漠视民众经济利益,结果是经济发展缓慢,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大。但许多人习惯于思想凝固,处之泰然。而在同一个时期,原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的民众就对计划经济体制作了许多抵制,甚至酿成暴力冲突。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人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合理性,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实际上是人类作为生物为维持个体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正是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计划经济体制视个体利益为不正当,与孔子“小人喻于利”的理论完全一致。正是在这一点上,计划经济体制违背了人性,从而也就是违背了经济规律。事情就这么简单。

计划经济没有例外造成的都是商品匮乏,商品匮乏则是因为政府和企业效率低下,效率低下又是因为体制不合理,体制不合理的核心,就是排斥人类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心理需求,而这个心理需求正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这个逻辑既简单又明白,不需要高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理解。

如果固守教条思维,利益思维和情感思维的模式拒不改变,那理论和事实也无法改变思维。

近年因为腐败现象严重,有人以此为由对市场经济体制加以否定,抹杀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提出应该恢复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观点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没有实际价值。腐败,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只要看看全世界的现实,这应该只是一个常识,而不是学术问题。

就全世界而言,凡是落后的地方,都具有思想相对凝固的特征,往往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形态已经表现出一定的现代化面貌,而人的思想意识却进步得非常缓慢。这种实例太多太多,只举一个印度神牛的例子就足够了。印度开国元勋尼赫鲁在印度独立之初,曾夸口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可是时过半个多世纪,连个老牛在许多地方满街走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原因就是相当多的印度人至今认为它们是神,不能冒犯。中国街上没有神牛,但是中国社会里思想牛、习惯牛、愚昧牛、一点不比印度街上的神牛少,只是没有引起社会的注意罢了。衡量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只要观察上古文明在社会思想意识中的比重就可以知道,比重越大,这个社会就越落后。

当今世界,凡是落后的地方,都是因为思想的落后,文化的落后,这是定律,概莫例外。

有人举出亚洲“四小龙”的例子,认为他们就是靠儒学振兴的,这不符合事实。儒学在“四小龙”的发展中确实起过作用,例如讲究诚信等等,但他们主要还是靠现代经济理论的指导。韩国朴正熙政权虽然是军事专制政府,但经济事务却交给技术官僚裁定,而不是由拿枪杆子的武夫专断。就是蒋介石到了台湾以后,他也知道不能什么事情都由个人专断,在决定台币汇率的时候,他就把在联合国任职的专家请来,征求他们的意见。至于新加坡的李光耀,他为新加坡设计的发展道路几乎没有波折,靠的绝对是现代政治经济理论,而不是儒学。在一个华人占70%的国度,李光耀把英语作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的思想体系是什么。他提倡儒学是为了保持东方人的特性。以为李光耀是华裔,所以他的成功就是中国国学的胜利,这样的推理未免太简单化了。李光耀作为杰出的政治家,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演变,而不是凝固不变。

世界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上古文明,问题是一成不变还是不断更新。

西学的发源地欧洲,中世纪的时候,政教合一,社会无比黑暗,后来经过许多杰出人物的奋斗,甚至流血牺牲,创造了科学文化,打破了宗教愚昧,为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开辟了道路。

欧洲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是全世界熟知的历史事件,正是这些事件,改变了欧洲的面貌,欧洲从此走在世界的前列。所以,欧洲并不是从来都是先进,相反,他们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创造了今天。
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都是更新,而不是固守。

中国虽然没有政教合一的历史,但是,历代统治者把儒家学说变成了变相的宗教,实行的是世俗的政教合一。君权神授,皇帝的学问天然是全社会最高的,这与政教合一没有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中国社会的进步一点不比政教合一的地方容易。到大清王朝,更发扬光大了文字狱的统治手段,把明朝晚期社会思想活跃的风气扫荡干净,国家陷入无比黑暗,文化人只能做些考据典故解释文字的学问,从而堵死了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道路。这是中国的最大不幸,也是中国社会错过跟上世界潮流的根本原因。现在有的文化人热衷于赞美大清王朝,实在是缺乏良知,要不就是出于对黑暗的热爱和对专制的怀念。

中国应该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这是毫无疑问的,现今的中国,并没有人提倡取消自己的文化传统,1966年开始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对待古代文化野蛮破坏的做法已经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鄙视。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把握好继承和更新的关系。

中国现在的落后,根子在于文化的落后,在于思想意识的落后。当然,从逻辑上说,还有一个能力问题。如果以为中国工业落后,科学技术落后,而思想意识很先进,甚至到了中国可以用自己的国学来拯救全世界的时候了,那就是滑天下之大稽,说是痴人说梦,也不为过。现在有的论家把中国上古时期的一些观念,例如天人合一,阴阳滋生万物等等抬到人类思想顶峰的高度,似乎全世界的一切问题都要靠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解决,这些说法完全是安徒生童话中皇帝的新衣。

历史的逻辑是:当人类处在原始状态的时候,人类无论整体还是个体,对自然和人本身都缺乏了解,他们只能把自然和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中国人的天圆地方观念和欧洲人的地球中心观念完全一致,原因就是当时的人类不可能对天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作具体研究,就像当时人类不知道人体的各个器官和由不同器官组成的各个系统一样,所以,整体思维实际上是人类幼年时期的思维方式,是比较原始的思维方式,因而相对比较粗糙,后人甚至觉得可笑。如果无视这个历史逻辑,把一些上古时期的思想遗产人为拔高,不适当地加以渲染,那么,以此类推,中国古代有“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的说法,我们是否就可以据此宣布相对论是中国人创立的,《西游记》里面把茅坑叫做五谷轮回之所,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认为吴承恩发明了循环经济的理论呢?

现在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当务之急,是只有在各个不同的具体领域里实现科学的充分发展,亦即对各个不同领域里规律有了充分的了解以后,对客观世界和人类本身的整体哲学思考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否则,空论天人合一这样的上古时期的原始观念,除了引人发笑以外不会有什么实际用处。看不到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如果整个社会养成习惯,以原始的东西来嘲笑现代的东西,以落后的观念来嘲笑先进的观念,那中国的现代化将遥遥无期。

现在国外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主要是实用目的,为了生意,为了职业,真正仰慕中国文化的是少数,我们切不可以为中国开始引领全世界了。只有到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置身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国的民主政治令全世界向往,中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高度繁荣的时候,中国文化引领全世界的可能性才是现实的,否则,只能是痴人说梦。

中国需要的是向前看,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文化来解决自己的现实问题,而不是向后看,用传统的原始文化来寻找出路。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是靠上古原始文化获得发展的,相反,凡是抱着上古原始文化不思进步的地方,无一例外的都始终在贫穷落后愚昧战乱的泥潭里挣扎,这里,不需要举出实例,因为对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而对不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举出索马里的实例也没有用处。

美国新闻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The World Is Flat –A Brief History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中一针见血指出,“在当代,一些伊斯兰国家已经被某些精神领袖所统治,他们拒绝宽容,拒绝改变或创新。这种意识形态最终延误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译本334页)。在中国,这种话当然是不能说,因为涉及外交,尽管这只不过是常识而已。一句话, 思想进步缓慢,有时拒绝进步,甚至热中倒退,这是落后国家和社会的共同特点。

准确认识世界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的,而虔诚地接受历史固有的一切,正是准确认识世界的一个巨大障碍。

振兴儒学的最大作用就是愚民,这与开发民智的社会需求正好相反。日本思想家福泽渝吉公开把普通国民称为愚民,教导他们必须从儒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现在,日本面值最大的纸币就印有福泽渝吉的头像。这段历史,值得研究借鉴。

清华大学的国学教师身穿对襟衣服上课,要求学生背诵“四书五经”,这简直是21世纪中国的最新国耻。

一个生气勃勃的国家,毫无疑问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站在世界的峰巅,眼睛眺望着前方,关注的是未来,而不是怀抱着过去。沉醉于过去的民族是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

一个民族,只有当多数人学会站着思考而不是跪着顺从,这个民族才有希望走到世界的前列。

一千条理论说道抵不上一个事实,法国作家法布尔这句话可说是科学文化的精髓,中国社会最缺少的正是这种意识。


来源:凯迪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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