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画巴金十年一梦文/巴金我十几岁的时候，读过一部林琴南翻译的英国小说，可能就是《十字军英雄记》吧，书中有一句话，我一直忘记不了：“奴在身者，其人可怜；奴在心者，其人可鄙。”话是一位公主向一个武士说的，当时是出于误会，武士也并不是真的奴隶，无论在身或者在心。最后好像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使我感到兴趣的并不是这个结局。但是我也万想不到小说中一句话竟然成了十年浩劫中我自己的写照。经过那十年的磨炼，我才懂得“奴隶”这个字眼的意义。在悔恨难堪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一句名言，我用它来跟我当时的处境对照，我看自己比任何时候更清楚。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这十年的奴隶生活也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写小说的人爱说，有生活跟没有生活大不相同，这倒是真话。从前我对“奴在身者”和“奴在心者”这两个词组的理解始终停留在字面上。例如我写《家》的时候，写老黄妈对觉慧谈话，祷告死去的太太保佑这位少爷，我心想这大概就是“奴在心者”；又如我写鸣凤跟觉慧谈话，觉慧说要同她结婚，鸣凤说不行，太太不会答应，她愿做丫头伺候他一辈子。我想这也就是“奴在心者”吧。在十年浩劫期间我受批斗的时候，我的罪名之一就是“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有人举出了老黄妈和鸣凤为例，说她们应当站起来造反，我却把她们写成向“阶级敌人”低头效忠的奴隶。过去我也常常翻阅、修改自己的作品，对鸣凤和黄妈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不曾看出什么大的问题。忽然听到这样的批判，觉得问题很严重，而且当时只是往牛角尖里钻，完全跟着“造反派”的逻辑绕圈子。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一九七零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给我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想我一直到二十三岁都是靠老家养活，吃饭的钱都是农民的血汗，挨批挨斗有什么不可以！但是一九七零年的我和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已经不相同了。六六年九月以后在“造反派”的“引导”和威胁之下（或者说用鞭子引导之下），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批判我的人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暗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当时身心十分疲倦，很想休息。但听说马上要交卷，就打起精神，认真汇报自己的思想，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批判者真是我的救星。那一段时期，我就是只按照“造反派”经常高呼的口号和反复宣传的“真理”思考的。我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倘使追问下去，我只能回答说：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六九年后我渐渐地发现“造反派”要我相信的“真理”他们自己并不相信，他们口里所讲的并不是他们心里所想的。最奇怪的是六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我写了《思想汇报》。我们那个班组的头头大加表扬，把《汇报》挂出来，加上按语说我有认罪服罪、向人民靠拢的诚意。但是过两三天上面讲了什么话，他们又把我揪出来批斗，说我假意认罪、骗取同情。谁真谁假，我开始明白了。我仍然按时写《思想汇报》，引用“最高指示”痛骂自己，但是自己的思想暗暗地、慢慢地在进行大转弯。我又有了新的发现：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的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没有自己的思想，不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别人举手我也举手，别人讲什么我也讲什么，而且做得高高兴兴——这不是“奴在心者”吗？这和小说里的黄妈不同，和鸣凤不同，她们即使觉悟不“高”，但她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念，黄妈不愿意“住浑水”，鸣凤不肯做冯乐山的小老婆。她们还不是“奴在心者”。固然她们相信“命”，相信“天”，但是她们并不低头屈服，并不按照高老太爷的逻辑思考。她们相信命运，她们又反抗命运。她们决不像一九六七、六八年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反抗的思想，一点也没有。我没有提一九六六年。我是六六年八月进“牛棚”，九月十日被抄家的，在那些夜晚我都是服了眠尔通才能睡几小时。那几个月里我受了多大的折磨，听见捶门声就浑身发抖。但是我一直抱着希望：不会这样对待我吧，对我会从宽吧；这样对我威胁只是一种形式吧。我常常暗暗地问自己：“这是真的吗？”我拼命拖住快要完全失去的希望，我不能不这样想：虽然我“有罪”，但几十年的工作中多少总有一点成绩吧。接着来的是十二月。这可怕的十二月！它对于我是沉重的当头一击，它对于萧珊的病和死亡也起了促进的作用。红卫兵一批一批接连跑到我家里，起初翻墙入内，后来是大摇大摆地敲门进来，凡是不曾贴上封条的东西，他们随意取用。晚上来，白天也来。夜深了，我疲劳不堪，还得低声下气，哀求他们早些离开。不说萧珊挨过他们的铜头皮带！这种时候，这种情况，我还能有什么希望呢？从此我断了念，来一个急转弯，死心塌地做起“奴隶”来。从一九六七年起我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我把自己心灵上过去积累起来的东西丢得一干二净。我张开胸膛无条件地接收“造反派”的一切“指示”。我自己后来分析说，我入了迷，中了催眠术。其实我还挖得不深。在那两年中间我虔诚地膜拜神明的时候，我的耳边时时都有一种仁慈的声音：你信神你一家人就有救了。原来我脑子里始终保留着活命哲学。就是在入迷的时候，我还受到活命思想的指导。在一九六九年以后我常常想到黄妈，拿她同我自己比较。她是一个真实的人，姓袁，我们叫她“袁袁”，我和三哥离开成都前几年中间都是她照料我们。她喜欢我们，我们出川后不久，她就辞工回家了，但常常来探问我们的消息，始终关心我们。一九四一年年初我第一次回到成都，她已经死亡。我无法打听到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其实我也不会到她墓前去感谢她的服务和关怀。只有在拿她比较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欠了她一笔多么深切的爱。她不是奴隶，更不是“奴在心者”。我在去年写的一则《随想》中讲起那两年在“牛棚”里我跟王西彦同志的分歧。我当时认为自己有大罪，赎罪之法是认真改造，改造之法是对“造反派”的训话、勒令和决定句句照办。西彦不服，他经常跟监督组的人争论，他认为有些安排不合情理，是有意整人。我却认为磨练越是痛苦，对我们的改造越有好处。今天看来我的想法实在可笑，我用“造反派”的训话思考，却得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结论。对“造反派”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动的”作家。可是他们用了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逼迫我、也引导我走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路。这说明大家的思想都很混乱，谁也不正确。我说可笑，其实也很可悲。我自称为知识分子，也被人当做“知识分子”看待，批斗时甘心承认自己是“精神贵族”，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精神奴隶”。到六九年，我看出一些破绽来了：把我们当做奴隶、在我们面前挥舞皮鞭的人其实是空无所有，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明天。有人也许奇怪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这也是容易理解的。我写了几十年的书嘛，总还有那么一点“知识”。我现在完全明白四人帮为什么那样仇恨“知识”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知识”，也会看出“我”的破绽来。何况是“知识分子”，何况还有文化！“你”有了对付“我”的武器，不行！非缴械不可。其实武器也可以用来为“你”服务嘛。不，不放心！“你”有了武器，“我”就不能安枕。必须把“你”的“知识”消除干净。六七、六八年两年中间我多么愿意能够把自己那一点点“知识”挖空，挖得干干净净，就像扫除尘土那样。但是这怎么能办到呢？果然从一九六九年起，我那么一点点“知识”就作怪起来了。迷药的效力逐渐减弱。我自己的思想开始活动。除了“造反派”、“革命左派”，还有“工宣队”、“军代表”……他们特别爱讲话！他们的一言一行，我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上。我的思想在变化，尽管变化很慢，但是在变化，内心在变化。这以后我也不再是“奴在心者”了，我开始感觉到做一个“奴在心者”是多么可鄙的事情。在外表上我没有改变，我仍然低头沉默，“认罪服罪”。可是我无法再用别人的训话思考了。我忽然发现在我周围进行着一场大骗局。我吃惊，我痛苦，我不相信，我感到幻灭。我浪费了多么宝贵的时光啊！但是我更加小心谨慎，因为我害怕。当我向神明的使者虔诚跪拜的时候，我倒有信心。等到我看出了虚伪，我的恐怖增加了，爱说假话的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无论如何我要保全自己。我不再相信通过苦行的自我改造了，在这种场合连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道路也救不了我。我渐渐地脱离了“奴在心者”的精神境界，又回到“奴在身者”了。换句话说，我不是服从“道理”，我只是屈服于权势，在武力之下低头，靠说假话过日子。同样是活命哲学，从前是：只求给我一条生路；如今是：我一定要活下去，看你们怎样收场！我又记起一九六六年我和萧珊用来互相鼓舞的那句话：坚持下去就是胜利。萧珊逝世，我却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编造假话，用假话骗人，也用假话骗了自己，而终于看到假话给人戳穿，受到全国人民的唾弃，这便是“四人帮”的下场。以“野蛮”征服“文明”、用“无知”战胜“知识”的时代也跟着他们永远地去了。一九六九年我开始抄录、背诵但丁的《神曲》，因为我怀疑“牛棚”就是“地狱”。这是我摆脱奴隶哲学的开端。没有向导，一个人在摸索，我咬紧牙关忍受一切折磨，不再是为了赎罪，却是想弄清是非。我一步一步艰难地走着，不怕三头怪兽，不怕黑色魔鬼，不怕蛇发女怪，不怕赤热沙地……我经受了几年的考验，拾回来丢开了的“希望”，终于走出了“牛棚”。我不一定看清别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虽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还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还能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那动乱的十年，多么可怕的一场大梦啊！选自《随想录》△巴金是鲁迅先生去世后的16位抬棺人之一而他们两人也都被称为“20世纪文学的良心”一代文学巨擘巴金先生（1904-2005），在现代中国的作家中，是反封建斗争坚持最久的思想战士之一。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他的《随想录》再一次吹响了反封建的号角。那个时候的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精神园地一片凋零。“四人帮”被打倒后，人们开始反思造成大量悲剧的原因，出现了“伤痕文学”。当时作家们的思考主要还是停留在政治层面上看问题。而巴金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到文化层面上来总结历史教训的人。他也是第一个把1949年后的文学与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大声呼唤：“今天还应该大反封建，今天还应当高举社会主义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前进。”这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并没有完成反封建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实现民主的任务”。巴金的这一论断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意义，它打开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思想解放的大门。《随想录》的出现结束了一个迷乱的时代，开启了一个“真话文学”寻找与叩问的崭新时代。正是从《随想录》开始，后来的文学再讲假话就相当困难了。即使你坚持说假话，但人们心里那本账却是清清楚楚的。这种开一代文风的作用正是《随想录》的不朽价值之所在。《随想录》的艺术技巧首先是要为上述这一战术目标服务的。正因为权力话语的特征是假大空，因而精英话语必须反其道而行之，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无比的真切和朴实。巴金在后记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我把它当作我的遗嘱写。”因此，说真话，就成为作者最重要的一条信条。在作品里则首先表现为巴金以极其严肃的态度毫不含糊地剖析了自己，而这正是考验作者能否说真话的一块试金石。巴金在认真剖析自己的同时，又以同样真诚、直爽的态度说出了自己对国家、对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这里蕴含着多少深刻的见解，闪耀出多少思想的火花！诚如巴金在总序及后记中所说：“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不妨说，巴金的《随想录》是以一种写遗言的心态来写的，因而他的真话表现出义无反顾的冲破思想禁锢的大无畏精神。往期阅读：费孝通：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圈子文化沈从文：中国人的自私源于权利的匮乏这个岛发生的故事，高尔基向世界撒了谎丛日云：论传统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珍惜秦晖，就是珍惜我们自己，无论左右

哲南腔北调黑土谣南腔北调、南北杂货、白山黑水桃花红。中国人最大的毛病作者：费孝通中国人为什么爱占公家便宜在乡村工作者看来，中国乡下人最大的毛病是“私”。说起私，我们就会想到“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的俗语。谁也不敢否认这俗语多少是中国人的信条。其实抱有这种态度的并不只是乡下人，就是所谓城里人，何尝不是如此。扫清自己门前雪的还算是了不起的有公德的人，普通人家把垃圾在门口的街道上一倒，就完事了。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来是最美丽也没有了，文人笔墨里是中国的威尼思，可是我想天下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什么东西都可以向这种出路本来不太畅通的小河沟里一倒，有不少人家根本就不必有厕所。明知人家在这河里洗衣洗菜，毫不觉得有什么需要自制的地方。为什么呢？——这种小河是公家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小到两三家合住的院子，公共的走廊上照例是尘灰堆积，满院生了荒草，谁也不想去拔拔清楚，更难以插足的自然是厕所。没有一家愿意去管“闲事”，谁看不惯，谁就得白服侍人，半声谢意都得不到。于是象格兰亨姆的公律，坏钱驱逐好钱一般，公德心就在这里被自私心驱走。从这些事上来说，私的毛病在中国实在比了愚和病更普遍得多，从上到下似乎没有不害这毛病的。现在已成了外国舆论一致攻击我们的把柄了。所谓贪污无能，并不是每个人绝对的能力问题，而是相对的，是从个人对公家的服务和责任上说的。中国人并不是不善经营，只要看南洋那些华侨在商业上的成就，西洋人谁不侧目？中国人更不是无能，对于自家的事，抓起钱来，拍起马来，比哪一个国家的人能力都大。因之这里所谓“私”的问题却是个群己、人我的界线怎样划法的问题。我们传统的划法，显然是和西洋的划法不同。因之，如果我们要讨论私的问题就得把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考虑一下了。西方是团体社会,

哲南腔北调黑土谣南腔北调、南北杂货、白山黑水桃花红。世界性粮食危机迫在眉睫随着全球新冠病毒感染者突破1000万，一场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不久前，联合国再次就贫困群体粮食危机发出预警。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将是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眼下已有超过8.2亿人正在挨饿，今年受疫情影响陷入极端贫困的人数可能还会新增4900万人。目前这场粮食危机有什么特点，国际社会又该如何应对？粮贸限制导致双向不利目前全球新冠感染人数排在前12名的国家中，发展中国家占8个。其中巴西、俄罗斯、印度、秘鲁和智利的感染人数都比较靠前。新冠疫情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巨大影响。虽然从全球粮食生产总量和需求之间的关系来说，全球的粮食是足够的，但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贸易限制、旅行限制、经济活动停摆等措施的实施，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担心新冠疫情会导致粮食安全问题恶化。在国际粮食贸易中，很多低收入国家反而是粮食净进口国，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非洲有35个国家是粮食净进口国，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依赖于国际粮食供给和价格。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发现，今年5月全球大约有3.8%的粮食出口受到限制，而2007-2008年全球粮食危机时，大约有4.7%的粮食出口受到限制，当时导致国际水稻价格上涨了216%，小麦上涨了136%，玉米上涨了125%。换句话说，如果国际农产品出口结构不能维持稳定，那极有可能出现国际粮食价格上涨，这对于低收入粮食净进口国来说，会导致其国内粮食价格上涨，从而使得更多低收入人口难以获得足够粮食。另外，对于粮食出口国来说，限制或禁止出口，也会导致粮食市场需求减少，还会产生粮食储存成本，加上国内整体消费水平下降，有可能出现国内粮食价格下跌，从而会影响到粮食生产者的收入水平。很多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虽然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非常高，但仍需雇用大量季节性农业劳动力从事采摘、收储等工作，全球大约有1.5亿左右国际移民劳动力，约有10%是农业劳动力，季节性农业劳动力占绝大多数。而目前，美国和欧洲国家虽然逐渐重开经济，但是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疫情复发问题。目前为控制新冠病毒的蔓延，各国都采取了限制旅行和入境的措施，农业季节性劳动力流动受到打击最为严重，劳动力短缺势必会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长期来看，这必然成为助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哪些群体无钱买粮另一方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全球大约有20亿劳动力属于非正式就业，其中93%分布在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的非正式就业比例是85.8%，亚太地区为68.2%，这些非正式就业劳动者主要是靠日薪维持生活。马拉维当地一个农民说：“我们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想着今天到什么地方找到活干，然后挣500夸查，买回一家人一天的食物，如果一天没有找到工作，那就只能饿着了”。在非洲很多地方的农村小卖铺里，很多食物的销售单位都是按一顿来起步的，如100毫升食用油，500克的玉米粉等。各国在疫情中采取的暂停非必要的经济生产活动以及“居家禁足”等政策，必然导致一些依赖日薪的贫困人口没有工作，从而没有收入来购买需要的口粮。全球一直非常担心印度和非洲国家的疫情大暴发，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非正式就业人口规模最大，对这些人群提供及时必要的粮食或收入补贴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国家本身的政府财政能力有限，难以实现发达国家所普遍采取的收入补贴计划。国际合作面临何种挑战不久前，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因为疫情将会增加1400万饥饿人口，而这一区域一直是饥饿人口发生率比较低的区域。这也是此次粮食安全问题和以往最不同的地方。过去全球粮食安全危机主要由于局部冲突、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所致，产生的影响都是区域性的，主要在非洲和南亚次大陆，一般通过国际粮食贸易规则的协商和粮食援助等方式来应对。但是，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的成因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各国都面临严重挑战，发生区域更加广泛，国际合作又面临疫情政治化等负面影响，所以应对难度更大。首先，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重点仍然聚焦于防控病毒蔓延，国际合作资源大量流向公共卫生和医疗领域，有可能挤占用于缓解粮食安全问题的资源。其次，由于交通运输等多方面的限制，粮食和人员的流动也受到影响，传统的粮食援助难以顺利推进，提供粮食援助的成本正在提升。再次，国际社会已通过各种数据分析和模型评估，预测到未来潜在风险和危机爆发程度，各种评估都显示此次新冠疫情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峻的之一，所以国际社会必须形成高度共识，积极开展合作应对此次危机。就应对这次国际粮食危机而言，联合国及国际社会能做些什么？第一，国际社会应更加密切关注低收入国家的农业生产问题，提供农业生产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关注小农户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提高应对气候变化和各种疫病以及病虫害的能力，从而提升本地粮食供应能力。第二，在当前国际合作面临严重挑战的今天，更应加强国际多边合作机制的作用，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统筹和协调作用。尤其是粮农三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需要尽快制定清晰、可行的应对“路线图”。第三，和各国政府、私营部门等相关机构加强合作，将更多的资源投向粮食安全脆弱的国家和人群，从而缓解全球粮食安全危机。环球网2020年6月29日唐丽霞

哲南腔北调黑土谣南腔北调、南北杂货、白山黑水桃花红。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文/李嘉诚李嘉诚：我是一个商人，希望大家不要给我戴上什么帽子，无论高的，还是矮的，我都不想有。因为我不是道德家、教育家、更不是什么阴谋家、政治家，我仅仅就是一个商人而已。了解这一点，你就很容易读懂我的自我辩护。很多时候，我的选择，是因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不是因为我想进行这样的艰难选择。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1928年我出生在中国广东潮州，出生时没有什么特殊的异象，预示我以后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家，或者是一名出色的奸商。目前各种关于我的各种传记，绝大多数是基于文学演绎的穿凿附会，你们都不要信。如果我可以选择我的出生，我宁愿出生在富庶和平的国家。和多数普通潮汕人一样，父亲安排我祭拜孔子儒学，进入观海寺小学念书，读的是一些传统爱国爱家的思想书籍。我成绩既不优秀，也不很差，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放在街头，站在村口，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异样。如果没有战争，或者我就留在潮州，不会来香港，那么我可能度过平庸的一生，也或者过早死于战火，或者过早死于饥荒和疾病。当然，也可能侥幸度过这些劫难，现在潮州的某一个街道或村庄，悠闲地踱着步伐，没有被批判，也没有鲜花和掌声。当然，很可能比现在贫穷很多，但不一定就不如现在幸福。因为日本侵华，我逃到了香港。同时因为后来的中国内战，我留在了香港没有返回潮州，我的故事因此开启，人生被彻底改变。请注意这个关键点，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的，不是我主动选择的，我被时代的大潮裹挟到了香港，不是荣耀的移民，而是逃离的难民。我到世界其他地方可能是为了经商和学习，但是我回到潮州故里访亲，纯粹是寻找一份家的感觉。我的人生很被动，我别无选择。有一些东西不是我想要的，也不是我主动能选择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我的命运，我的人生。但是我在最艰难的被动选择里，选择了相对较好的结果，这是我的成功之处。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宁愿不要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同事们、甚至每一个中国人，都能有主动选择的余地，从容安排他们的人生，不像我李嘉诚。我从普通的学徒、店员、街头推销员一步一步做起来的，直到塑料花厂的总经理。在其中我积累了不少经验，那段时间虽然过得非常辛苦，但是非常充实而快乐。我早早失学，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是社会就是最好的学堂，我一直在学习，没有停止过，直到现在。我充分理解失学的痛苦，所以后来援建了汕头大学。如果我能选择，我愿意坐在汕头大学的课堂上，而不是香港的写字楼里。我也不是白手起家，我创业的时候得到妻子家族的帮助，这一点我从不讳言。不要把我打扮成白手起家的商业之神，我感谢在我创业之初支持和帮助我的所有人。不过我并不是什么富二代、也没有去吃软饭，我最终靠的是自己的能力，还有天时和运气。网上流传的白手起家和完全靠朋友支持的两个极端，都非事实。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的来料加工业兴起，欧美的生产转移到香港，这是我的机会。现在回头看来，我成为所谓的“塑胶花大王”，并不是因为我多厉害，只是顺应了时势而已。即使没有我，也有其他人能够享有此名。事实上，我只是“塑胶花大王之一”，擅自称王，是对其他成功同行的不敬。真正困难的第一次抉择，来自1967年香港的左派闹事，导致香港的房地产一落千丈，那时候我的损失也很大。这时候有一些人卖掉了房子和土地，离开了香港。而我认为香港终将度过这些风波，于是买进了不少土地。很多人认为我有眼光、低价收购土地储备。其实没有人关心我暗地里的担忧，私底下的恐慌。如果左派闹事成功，我将一文不名，甚至成为资本家的反面典型，在香港跳楼的名单中，就有我的名字，而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和利益都是巨大的，也是均沾的，我不认为这有什么道德准则和商业原则的错误，它就是一桩生意而已，可能赚，也可能亏，而且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高风险生意。任何过度的解读都是阴谋论，都是事后诸葛亮。其后从我们长江实业的上市，到购入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的部分股权，都是地地道道的生意。有钱赚是生意人的根本价值，做生意要遵从双方互惠互利的基本原则，当年购买我们股票的股民们也都有丰厚的利润。虽然因为缘分我心怀感恩，但本质上是合法、合理的，相互都不需介怀什么。我并非见利忘义，商人的天性就是挣钱。说得比较远了，我说一下现在网上各种对我的指责，说我忘恩负义，唯我是利，占了便宜之后转移资产到欧洲，面对经济危机不是承担责任而是全面撤资、影响到中国的面子和信心，并高呼“别让李嘉诚跑了”。甚至说香港目前的经济停滞困难，是我们这些“豪族”畸形的经济手法导致的。我想写这类文章和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是抱持善意，他们爱国爱民的心我能理解。但是他们不懂起码的商业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真相，甚至于，他们不懂真正的人性。让我们回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90年代初重启改革、97年香港回归之际，香港的社会波诡云谲，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对是否改革开放、是否会回到文革、是否会全面实现市场经济、是否保持一国两制等重大问题，抱有疑虑的非常多。在每一个政治关键的节点，都有大量的动摇者裹足不前，甚至逃之夭夭。每一个人都面对这些艰难的选择。我只是一个商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的选择上，我认为风险与利益同在，和很多人判断不同。于是我在大陆遍地投资，港口、地产、金融、科技等领域都有涉及。指责我的文章说我与官方走的很近，利用了权力资源。这是典型的事后判断。回到当年，我选择与官方进行合作，官方在政治上同样获得了巨大的回报，这本质上依旧是一门生意，尤其是风险和利益同在且巨大的生意。我感谢当时的官方和政府，我也帮助了他们，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让香港乃至全球商界对中国更有信心。在本质上，我们可以相互感恩，但是互不相欠，这就是生意。中国经济整体依旧是向好的，这个我肯定。13亿的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机会肯定是无限的。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信贷过度，已经来到了一个峰值，下一步会怎么样，我也不会贸然下结论，但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商人的首要目标是让资本更安全，其次才是增值更快。我当年大举投资大陆和现在全球布局，时间点不一样，考虑的自然不一样，但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原因。就是现在，我在大陆依旧还有不少投资。如《别让李嘉诚跑了》一文所说，1967年、70年代末、90年代初、97年香港回归这些重要的节点，我的选择正确，因而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事实上，正常的商业是不需要经过这种政治选择的，而是相对纯粹的经济考量。有正常的政治氛围和良好的商业环境，就不会存在谁跑不跑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恰恰就是问题的根源所在。在职业上，我是一个纯粹的商人，不要用那些空洞的道德来衡量我。如果不能做一个成功的商人，那我的职业是失败的，人生也是残缺的。不赚钱的商人不是好商人，也没有资本利润去做善事。很多人认为，商业赚了钱之后，应该回报社会。这个我是认同的。但是如何回报社会，这个分歧巨大。难道商人应该亏本，去补贴国家和政府吗？这显然是荒谬的。我们回报社会，首要条件就是赢利、赚钱，这样才能回报人民。企业没有教导人民的责任和义务，宗教和教育才是。我们通过守法经营以身作则，同时用资本捐助学校来达到教育的目的，通过捐助贫民来达到扶助的目的。如果我们亏钱，那什么都不可能去做。如果我直接去搞教育，一定比专业的大专院校来的差。这就是最好的商业，最好的教育。香港需要寻找未来，大陆需要寻找未来，大中华区需要寻找未来，全世界都需要寻找未来，但是我需要寻找的只是利润。地产、金融可以，教育、科技也可以，对我来说，谁是趋势、谁利润更大才是我要考虑的，而不是空洞的政治考量和虚假的道德说教。不要试图让商人去承担国家的政治责任，也不要试图用政治去影响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就是一个商人，会去努力理解政治，但是我绝不僭越政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我今年87岁了，已经是古稀之年，安全比利润对我来说更重要。我从来就不是大家说的是什么超人，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我其实更是一个普通的人，甚至是一个老人。我希望我的人生能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而不想在晚年再横生枝节。我也希望我的家人和我的商业在我故去之后，正常运转，得到良好的继承。我最后反复强调一点，我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慈善人士，但绝不是政治家、教育家等。我参与兴建汕头大学、汕头大学附属医院、潮州的安居工程等，前后达到150亿港元，且绝大多数都花在大中华区。这都是纯粹捐献，没有任何利益可图。这是我最引以为骄傲的所在。能为家乡人做事，能为祖国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荣幸。我只是可能用的钱多一点，但是和其他人的捐献一样，同是一份心意而已，不高什么，也不低什么。汕头大学的毕业典礼，我风雨无阻地前去参加，力所能及地以过来人说说一些人生经验，但绝没有任何姿态，那里纯粹是老师们的课堂。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神化，也不要把我妖魔化，其实我像你们现在的同事，也像你邻居的老头而已。我和他们一样犯过错误，也和他们一样慈祥友爱。我承担了我的错误，也获得了我的荣耀，我的人生由我自己负责，你们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不要给我过多的褒扬，也没有必要泼给我很多脏水，虽然我不在意自己的感受，但是我在意你对你自己心灵的灼伤，以及毒化中国人脆弱的舆论环境。我的生意或许部分不在中国，但是我的心一直在这里，根依旧扎在这里。我是潮汕人，也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加拿大籍，最终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居民。我爱我的家乡，我爱我的故乡，我爱我的祖国，我也爱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我的爱真挚而深沉，和你一样。来源：长江商业评论

这两天大家都在说地摊经济，小编和你一起看看百年前人们是咋摆地摊的。看看地摊是如何繁荣经济、促进消费、盘活市场的。嗯，百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或者千年前就是这个样子，有《清明上河图》证。最常见的当然是小吃摊，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吃是永恒的主题。只要摆摊的地方人流量足够大，就不愁没生意。卖烧饼的小伙，烧饼看起来都是热腾腾的，现做现卖的一般生意不错？买茶饮的大叔？看起来一身正气的样子，这姿势还以为是在拍广告？卖糖葫芦的，估计还是最受小孩子欢迎。卖白干的，还给你温着的那种，服务到位？卖粽子的，老板一直看着买家吃的那小眼神，嘴馋都舍不得吃，要留着卖？这是卖宵夜的还是早餐？据说是卖年糕的摊子，手里还拿着东西吆喝？卖粉条的？山东卖鱼干的小摊贩，因地制宜卖海产，不错。卖枣干的商贩，还给您分好份，不知道要多少钱一份？挑着担架卖各种小零食的商贩，流动的摊子。不过估计五菱地摊车更便捷？哈哈哈天安门前卖水果的大爷。据说是卖二手衣服的，不过现在卖二手衣服还能行么？估计年轻人都跑闲鱼上买二手去了。卖鞋的商贩，现在路上看见卖鞋的基本上都陈列在车上后备箱位置处。卖竹编凉席的，这种有季节性的商品，估计能当季大卖，夏季一过估计卖不了多少。卖布的商贩。卖耳罩的？妙峰山上卖纪念品的小孩，名副其实的摆摊后浪？这种就是手艺类的工作，所以说有一技之长就是好，个人就是个行走的赚钱小能手，几乎不用成本，稳赚不赔。下图的是补鞋的小贩。剃头发的。磨刀的。门外摆满各种疾病宣传画的卫生站？卖蒲团各种草编的小商贩。草编小玩意。卖冰糖葫芦。卖各种剪纸画的商贩。卖糖果的小商贩，小孩子果然是最大的商机。总有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士，他们会光顾卖扇面的摊位。各种日杂家居卖日杂家居的商贩。这个摊位销售手串等赏玩用品，适合中年男人。卖耙耳朵工具和挠背竹器的商贩。卖各种小玩意的地摊，说不定能淘到好玩的东西。这种东西现在很少见。他销售各种盂类器具。算命，这也是门老生意经了。但得通晓易经、八卦、六爻、阴阳五行还得能言善辩。往期阅读：大东北农村老照片老北京的“京骂”没脏口儿疲惫的螺丝钉不斗地主，国民党在台湾如何土改的？

往期阅读：丁启阵：假如敦煌没有王道士袁伟时：我看到的家乡民国县乡政府傅国涌：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主编/制作：锦里红

摄影师镜头下八九十年代的东北农村，东北人懂的滋味，令人感动！东北过年贴对联，年味十足

骂人谁都会，脏字一出口就是伤人的利器，闻名的“京骂”好像就是北京球迷的招牌了，这两天因为一场球赛解说爆发的所谓“京骂”引发了不大不小的争论，据查这京骂还真不是起源于工体,而是后来才落户北京的。

所谓历史的债就是相互的恩怨，相互的亏欠。这种亏欠有的是对历史的账有共识的情况下互认的亏欠，有的是单方面认定的亏欠。其形式可能是土地、可能是生命财产、可能是尊严面子或其它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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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英国某个部门让他去参观济贫院，他说这个也是事先做过布置了。但是他后来又跑去微服私访了一通，觉得真是不错。他又跑到伦敦以外的地方去看了一下，后来他说英国济贫院很多，除了伦敦以外，城乡都有。

·哈格曼是一个德国人贝恩德

以罗岗区政府来说吧，设在圩上原来的一个破庙中，两进的平房。区政府和警察派出所都在其中办公。区政府官员十来个人，警察也是十个八个。我没有找到罗岗区政府的档案，兴宁其他区的工薪册，和我估计的差不多。

这已经成了激励后来者的千古绝唱。他的爱国主义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第一，为国兴利除害。他所以如此坚决地禁止贩卖和吸食鸦片，在于他看到烟毒蔓延"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土地改革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佃农购置土地及生产的热情。当年台湾粮食产量便增产五分之一以上，达到一百二十万吨，在推行不到一年间，台湾共有近二十三万户佃农重新订立了租约，占当时全省农户的近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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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伤员被俘的日军俘虏1944年3月,美国第一空中特种兵团轰炸机正在轰炸日军在缅甸的物资仓库。这个小女孩自己虽然也很害怕,但还是像大人一样搂紧更小的孩子。抗日不只有平型关战役，还有长城抗战、淞沪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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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残雪，原名邓小华，祖籍湖南耒阳。1953年5月30日，出生于长沙。1970年后历任街道工厂工人，个体裁缝。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澎湃新闻【编者按】自从1983年第一株转基因植物问世以来，转基因技术的前行就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如今已有数十种乃至上百种转基因植物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诞生，涉及作物种类包括木瓜、大豆、玉米、茄子等。

往期阅读：春秋视角||丛日云：论传统政治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钱满素：从“文明”的角度来认识美国什么是西方价值观一对穷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主编/制作：锦里红

有氧阅读春秋视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是追索担当一对穷兄弟：陈果夫与陈立夫来源|网络01浙江湖州在民国年间曾叫吴兴。这是一个古老的地方，相传早在战国时楚国春申君就在此兴建。东晋时，“书圣”王羲之、军事家谢安、唐朝时大书法家颜真卿都曾在这里生活过。国民党的大员张静江、陈其美、戴季陶、朱家骅、徐恩曾，还有本文要说的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都是湖州人。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之所以后来能够发迹，成为与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齐名的“四大家族”成员，那首先还得力于他们的家世、尤其是他们的二叔陈其美。湖州陈家有悠久的历史，史上曾辉煌过，后来一度衰落下去，但到了陈果夫祖父陈延祜时，家中产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生活明显得以改善，几个儿子也有条件读书。陈果夫的父亲叫陈其业，在兄弟三人中是老大，其大弟叫陈其美，字英士，还有一个小老弟叫陈其采，字蔼士。在这三兄弟中，最早是小弟陈其采到外面去闯世界，他先是在1896年独去上海，考入中西学院，后于1898年通过朝廷选派留学生的考试，进入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回国，到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陈其采的成功刺激了陈其美，他更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于是在1903年到了上海，找了一份差事做，同时又去一所学校读书。在那里他结识了蔡元培与于右任等革命志士，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1906年，已经28岁的陈其美东渡扶桑，揭开了他人生中最新的一页。到日本后，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成为革命阵营中一名重要的战士。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比他小9岁、也是来自浙江的蒋介石。在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还有一位叫黄郛的留学生，结为生死兄弟——陈老大，黄老二，蒋老三，由此后来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就称蒋介石为“三叔”。陈其美这个人，很有侠气，敢做敢为，在家乡一带很有名，他的性格与作为也深深影响着果夫与立夫两个侄子，他们都以这个叔叔为骄傲。1908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加入青帮，并成为大头目，他以青帮为掩护，加紧进行反清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上海都督，手握大权，袁世凯对其极为妒恨，后让张宗昌派人将陈刺死。陈死后，无人敢于去收尸，唯有蒋介石不顾一切去处理了他“大哥”的后事。后来在蒋的一生中，陈其美都始终深深印刻于他的脑海中，为了这个当初的引路人，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才有了与国民党、与蒋家根深蒂固的渊源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陈其美，也就没有蒋介石；反过来看，没有蒋介石，也不会有陈果夫与陈立夫兄弟的成就。

军1个步兵联队，杂牌军或者战斗力弱的中央军1个步兵师，可以对抗日军1个步兵大队，很多人认为这很丢人，其实一点也不丢人。在有些人看来只要不怕死，就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的名单，这一名单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党政军大员。半个世纪过去了，尘埃落定，从第一个死去的戴季陶，到最后一个离世的宋美龄，这43名战犯的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那年，即将作为败军之将的国民党重臣高官们最终结局又是怎样的呢？1.蒋介石：悬棺待葬蒋介石（1887~1975）过世之时，海峡两岸对他的评价有着天壤之别。他过世30多年了，无论在政界还是学界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止过：在台湾，对他的评价经历了从“神化”到“丑化”的过程，甚至掀起过一些政潮；在大陆，对他的评价则经历着从“漫画”到“写实”的过程。现实政治的演变与档案材料（尤其是“蒋中正总统档案”与“蒋介石日记”）的不断开放，使得有关蒋介石的研究成为持续的“热点”。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治领袖，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比他的竞争对手们略高一筹并善于控制他们。但是，尽管他统治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他实际上不了解整个政权的社会基础。2.李宗仁：叶落归根晚年，受中国共产党“爱国不分先后”政策的感召，李宗仁（1891~1969）冲破重重阻碍，冒着生命危险，于1965年7月间偕夫人郭德洁女士毅然从美国回到祖国大陆，消息传出，轰动世界。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亲切接见，在生活上得到周全安置。“文化大革命”时，李宗仁受周恩来总理保护，未受冲击。1969年1月30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78岁。3.陈诚：主政台湾1949年2月，陈诚（1898年~1965）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在陈履安看来，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陈履安说，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传言“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然要请命出征，但是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1964年病重之际，陈诚最后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要求，终于得到了批准。1965年3月5，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岁。4.白崇禧：独死公馆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曾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部长、华中“剿总”总司令等职。白崇禧作为桂系首领，既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策出过力，又屡次参与逼宫，为蒋不容。去台后，蒋一直想置他于死地，但当时同属桂系的李宗仁尚在海外，蒋介石还要利用白来牵制李，所以未下手，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保密局对他进行监视。后蒋获悉：白企图发展客家组织，再造势力。遂令毛人凤筹划暗杀，但白因副官救助幸免于难，从此深居简出。李宗仁回大陆后，白崇禧的利用价值已失。时白妻病逝，他的心灵受到重大创伤，遂终日寻欢作乐。特务机关在知其常买补药后，便暗中命令医生给其下重剂量。白服药后，产生了返老还青春之错感，与护士张小姐热恋，于1966年12月2日被发现气绝身亡。5.何应钦：失权有宠何应钦（1890～1987），生于贵州兴义，字敬之。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和行政院国防部长、行政院长。去台后，他曾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计划主席。何应钦原是蒋介石的宠臣，但因其曾偏袒桂系，尤其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意图主持武力进攻西安，欲在讨伐中置蒋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而逐渐大权旁落，但仍保持相当地位。去台后，他开始深居简出，不闻政事，“闭门思过”。于1987年10月20日死于台北，时年98岁。6.顾祝同：心思谁知顾祝同（1893～1987），字墨山，江苏涟水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西南行政长官。去台后，任代“国防部长”等职。由于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顾祝同一生官运不衰，在台湾被圈定为替蒋经国保驾护航的“辅国大臣”，曾多次提拔、指导蒋经国。他晚年身体很好，散步养花，生活规律。1973年5月，82岁的顾祝同还与何应钦一起，兴致勃勃地访问了金门与澎湖诸岛。他在参观金门炮台时，手举高倍望远镜，对着大陆方向凝视了足有十几分钟，方才还谈笑风生的顾祝同，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1987年1月17日，顾祝同在台北病逝，终年95岁。7.陈果夫：潦倒而死陈果夫（1892～195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CC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被陈伯达著文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5000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果夫生前曾希望死后能回到故乡浙江吴兴。8.陈立夫：期盼统一陈立夫（1900～2001），浙江吴兴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CC系首领。1949年12月去台湾，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CC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1967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2001年2月8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9.孔祥熙：客死异域孔祥熙（1880～1967），被陈伯达著文称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代表之一，山西省太谷县人。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孔祥熙的妻子为宋霭龄。孔祥熙是后来的“国父”蒋介石连襟，孔与宋子文、蒋介石结为如此显赫的政治联姻，致使孔祥熙成为长期主理国民政府财政的“财爷”，此“官权晋商”被世人认为是显要的以权谋私官。1948年赴美为国民党政权寻求贷款，随即定居美国。在美国，孔祥熙貌似当寓公，实则替蒋介石做着暗中牵线的角色，被美国人称为“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1960年10月，美国进行总统大选，孔祥熙受国民党当局指使，暗中向尼克松提供竞选费用的内幕曝光。1967年8月15日，孔祥熙死于纽约，时年87岁。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5号大街的马尔布学院教堂里举行。宋美龄与蒋纬国从台湾飞来参加葬礼。参加葬礼的有“院外援华集团”的中坚人物，如尼克松、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参议员埃弗雷特·戴克森、詹姆斯·法利和迈阿密海滨的百万富翁威廉·波利。《纽约时报》引述他的一位前下属所言：“他和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打细算的人，但他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9月3日，台北举行了孔祥熙追悼会，蒋介石亲撰《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给予了很高评价。10.宋子文：因噎而亡宋子文（1894～1971），原籍广东文昌。曾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其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嘉树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产下一门“宋氏三姐妹”，令宋家自豪的，是中国近代史上，三姐妹辅助了两任“国父”一任“财爷”也令其兄宋子文飞黄腾达！1949年，宋先赴法国，后定居美国。虽作为皇亲国戚，但蒋宋并不始终和善，宋在美国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一直在建设自己的独立王国，结识并在经济上照顾着各种势力的人物，还曾被指从加拿大向中国内地走私枪支，这一切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与警觉，但也对他无可奈何。1963年，宋曾接受蒋介石邀请，访问台湾。蒋仍指望借助宋对华盛顿施展影响，但无果。1971年4月24日晚，在美国旧金山的一个小型宴会上传出一条消息：前国民党政要宋子文，因误吞鸡骨被鲠死，终年77岁。11.张群：百年老人张群（1889～1991），号岳军。四川华阳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行政院院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因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奉蒋之命，频繁往来台北、东京之间，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上层右派，鼓吹“台日全面合作，共同积极反共”。历史潮流不可阻挡，1971年7月，张群最后一次访日，试图阻止中日建交，以失败告终。晚年的张群闲来无事，便著书立说，谈修养，说喝酒，论爱情，并宣称：“人生七十才开始，六十几岁还在摇篮中。”还与张学良、张大千、王新衡一起轮流做东，参加“三张一王转转会”。1991年12月14日，张群在台北病逝，终年102岁。图中坐者为张群。12.翁文灏：回归大陆翁文灏（1889～1971），字咏霓，浙江鄞县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是中国最早期的地质学家。对中国地质学教育、矿产开探、地震研究等多方面有杰出贡献。曾任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等职。翁文灏原是一位爱国地质学家，因感于蒋介石知遇之恩而步入政坛，成为蒋的高级幕僚，直至行政院长之职。在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后，决定“弃暗投明”。1951年，他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成为第一位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人士。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1971年1月27日，翁文灏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离开了人世。13.孙科：虎父犬子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今中山市人，字哲生。孙中山之子。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7年任第一任广州市长。1931年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32年任立法院长，主张速行宪政联共抗日，1947年任南京政府副主席。1948年与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落选，后再度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于1949年1月下台，由李宗仁代任总统。孙科以南京不稳，将行政院迁往广州，一度令李宗仁政府无法运作，亦无法与共产党和谈。孙科亦是中共在1948年开列首43名国民党“战犯”之一。1949年辞职赴台。1951年赴法国。1952年移居美国，担任“中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董事长。1954年夏，因次子孙治强从香港举家迁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孙科遂迁居与次子同住。1965年，他由美国至台湾，任中华民国总统府高级咨议、考试院院长，1967年出任东吴大学董事长。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2岁。14.吴铁城：晚年受辱吴铁城（1888～1953），原籍广东香山，与孙中山同乡，他生于江西九江。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政府总参议官，11月被推举为江西省代表出席南京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组织临时政府，制定宪法。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8月5日奉孙中山之命前往檀香山主持党务，乃国民党元老。吴铁城曾任上海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等职。1949年底，吴铁城逃到香港后到台湾，次年3月，蒋介石复任“总统”，吴被任命为“总统府”资政。1953年，吴因好友王世杰撤职查办之事，自恃劳苦功高，与蒋总裁当面顶撞，蒋原就对吴曾支持李宗仁怀恨在心，故当面责骂，并将其赶出了大门。吴年近古稀，受此“大辱”，当夜连服三枚安眠药。次日，家人发现这位“党国铁老”已长眠不起，享年仅65岁，是国民党政要中较早辞世者。15.王云五：在商言利王云五（1888—1979），字岫庐，广东香山人，生于上海。他早年刻苦自学，主修英文。18岁开始步入教育界，19岁时在中国公学任英文教员，学生中有胡适、杨杏佛等，可谓“高足满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被孙中山聘为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又在教育部任职。1916年任苏、粤、赣三省禁烟特派员。一年后辞职，在上海专门从事编译工作。1921年9月，经胡适推荐进入商务印书馆。1922年正式接替高梦旦就任编译所所长。到台后，先后担任考试院、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适应战时环境，商务董事会决定由王云五带领编辑、出版、印刷的主要力量迁往香港。香港沦陷后，商务编辑出版重心又移至重庆，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仍坚持出书。到重庆以后，他除主持商务业务外，逐渐把精力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在政治上日趋活跃。1946年5月，他辞去商务总经理职务，出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等职。1949年，他到了香港；1951年，转而去了台湾。后淡出政坛，将精力投入其热衷的文化事业。曾被聘为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专职教授，培养了众多研究生和博士生，在台湾有“博士之父”的誉称。但他本人既无什么学历，也无文凭。后于1969年获韩国建国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了却其一大缺憾。1979年8月14日，病逝于台北，终年92岁。16.戴季陶：油尽灯枯戴季陶，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早期干部和理论家。名传贤，字季陶，笔名天仇。原籍浙江湖州。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追随孙中山，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法战争。1917年由上海赴广州任大元帅府秘书长。五四运动期间，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周刊，对社会主义和劳工问题作过一些研究。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长等职。1949年2月11日，曾嘲笑陈布雷自杀行为的戴季陶，在广州面对窗外连日大作的风雨，大生悲恸凄惨之感，吞食了大量安眠药，匆匆在他乡结束了生命，他是43人中第一个死去的人，距名单公布不到2个月。17.吴鼎昌：病死香港吴鼎昌（1884～1950），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绥定，字达铃。他出生官宦家庭，早年就读于成都尊经书院，后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0年回国，执教于北京法政学堂。后任中日合办本溪湖铁矿局总办、江西大清银行总办。1912年以后，历任中国银行正监督、袁世凯造币厂监督、中国银行总裁、天津金城银行董事长、盐业银行总经理、内政部次长。1922年1月，任盐业、金城、中南、大陆四行储蓄会主任，成为金融集团的首脑。1926年盘购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大公报》的立场从“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变成为国民党张目，鼓吹反共的工具。吴鼎昌后任总统府秘书长，成为蒋介石的高级幕僚。1926年7月至1937年，先后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总委员会委员、全国钢铁厂监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本局理事长、中国国货联合营业公司董事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等职。吴鼎昌有句名言，“政治资本有三个法宝：一是银行；二是报纸；三是学校，缺一不可”。他曾出主意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结果弄巧成拙。1949年1月去职，赴香港做寓公，1950年8月23日病逝于香港，享年67岁。图中带眼镜者为吴鼎昌。18.熊式辉：一介草民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字天翼。他从小习武，六岁读千字文，熟读四书、唐诗、易经、左传等；十五岁考入江西陆军小学；十八岁毕业于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并秘密参加同盟会。熊式辉曾任淞沪警备司令、江浙皖三省“剿匪”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熊式辉受命负责“接收”东北，成为林彪手下的败将，他本人也从此失宠于蒋介石，退任虚职。国民党逃离大陆时，熊式辉由于蒋对他的冷落而举家迁往香港。1954年7月，熊式辉到台湾，但不为陈诚所容，连蒋介石的面也未能见上。最终完全沦落成一介草民，后又迁回香港。1974年1月21日病故，终年81岁。19.张厉生：终遭遗弃张厉生（1900～1971），字少武。河北乐亭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内政部长等职。1949年去台湾后，历任行政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驻日“大使”等职。在台期间，他与陈诚配合，共同经营台湾，政绩突出，一度深得蒋介石垂青。不久，出任“驻日本国大使”。在日本与台湾关系疏远后，蒋归咎于张厉生“工作不力”，从此不再任用。他不禁心情黯淡，身体也每况愈下。张厉生虽多年官高位显，但清廉自律，一心于“党国事业”，最终晚景凄凉。197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家中，享年72岁。20.朱家骅：苦守学术朱家骅（1893～1963），字骝先，浙江吴兴人。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1940年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历史地看，朱家骅是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泰斗、外交界的耆宿，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中国现代化的先驱，然以其特出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的精力，担当过教育、学术、政府、政党等多项重要职务，与中国政局的演变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影响现代中国甚巨。去台湾前，时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与教育部长的朱家骅负责将故宫、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及书籍运往台湾，为中央研究院迁台做准备，同时收容国内各地有名望的教授，成为中央研究院在台发展的基础。他为在台重振中央研究院煞费苦心，最后却于1957年不得不黯然告退，让位于对中央研究院无尺寸之功、由蒋介石圈定的王世杰。1963年1月2日，朱家骅在台北病逝，终年71岁。蒋介石亲临吊唁，特赠“怆怀勋硕”挽额。21.王世杰：凄然北望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和教育家。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民国史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法学家，这就是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被称为法学界奠基人的王世杰。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研究院院长等职。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被革职查办。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的王世杰经常独坐在花园中低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22.

晚清民国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有这么一个人，他本是皇室贵族中普通的一员，与皇帝宝座遥不可及，却阴差阳错地成为皇位继承人。是历史把他推到了前台，让他经历了从皇帝到亡国之君，又成为了日本人的傀儡，从苏联的阶下囚到最后成为了普通公民，整部晚清民国史都绕不开的一个人，那就是我们本期罕见老照片的主人公——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父亲载沣抱着溥仪的弟弟溥杰，坐着的是幼年时期的溥仪。溥仪的生父载沣就是光绪帝载湉的五弟，所以慈禧当时格外的喜欢他。1908年12月2日，三岁大的溥仪登基做了皇帝，这一坐就是三年。在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替他下了退位诏书，三年后袁世凯登基。溥仪和他的老师朱益藩（左）、陈宝琛（右）年少时的溥仪有两位对他影响深远的师傅，就是上图中的两位，其中要数陈宝琛对他影响最大。作为末代帝师的陈宝琛在溥仪六岁时就开始教他读书，还时常给他讲述民国新闻。袁世凯复辟称帝不过短短八十多天就在一片骂声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郁愤中病死收场。到了1917年，安徽督军张勋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拥戴溥仪复辟为皇。图为复辟期间的溥仪。但是，仅仅12天，溥仪便被段祺瑞的军队赶下了皇帝宝座，图为登基为皇帝的溥仪和剪辫子后的对比照片。图为溥仪与庄世敦、润麒、溥杰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位对溥仪政治格局影响深远的老师：庄士敦。这位来自于英国的老师想要把溥仪培养成一位英国绅士，更是说出“中国人的辫子都是猪尾巴”这样的话语，使得溥仪立马就剪去了自己的辫子。在溥仪15周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和太妃们便开始替他挑选皇后，图为婉容皇后和溥仪。图为溥仪和婉容在玩洋人的相机不过在大婚夜的时候溥仪根本就没有去皇后的寝宫，他一心想的是他的皇位。而溥仪也一直不太喜欢婉容皇后，而更喜欢他的淑妃：文绣。可惜文绣被太妃所不喜没有成为皇后。图为溥仪和日本的竹本大佐等人合影被赶下台的溥仪被迫住在了他父亲的府邸上，后来又因为担惊受怕，怕冯玉祥打过来便在郑孝胥、罗振玉和庄士敦的帮助下辗转经由一家德国医院住在了北京日本公使馆。即使是如此窘境也没能挡住溥仪复辟的心。他觉得在日本馆待着也不可靠，辗转又到了天津，这一呆就是7年，图为在天津时溥仪打高尔夫和网球。在这七年里他的一些拥护者陆续离开了他，所以溥仪不得不抛头露脸的交际于欧洲各国人物。图为溥仪会见英国王子时留影，右一为英国王子，右二是溥仪，左一系郑孝胥。在溥仪的忠实蹙拥里要数郑孝胥和罗振玉最为重要，这其中罗振玉被溥仪定义为“老奸巨猾”，所以他更倾向“老实靠谱”的郑孝胥。图片是溥仪和郑孝胥合影。图为溥仪在天津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高田丰树。在溥仪纠结去东北之时，日本军官土肥原贤二劝他“关东军无意于满洲属地”，希望他能够在东北成为国家元首。图为1932年3月，溥仪赶往长春就职间隙，在汤岗子温泉。溥仪在旅顺期间和日本人进行了激烈的争执，他提出要进行帝制，日本人要进行共和制，最终溥仪妥协了。在1932年3月9日，“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年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图为执政就职典礼仪式结束后，溥仪与郑孝胥（右二）、张景惠（右一）等的合影。一年之后，1934年3月1日，溥仪身着海陆军大元帅服装举行了“满洲国皇帝”登基大典。据说，溥仪本打算穿龙袍的，可是日本人不答应。图为“满洲国皇帝”登极大典仪式结束后，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左五）等在勤民楼前合影。登基过后，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雍仁前来祝贺，并且给溥仪佩戴了日本大勋位菊花颈饰和菊花大绶章。1935年，溥仪回拜天皇，图为裕仁天皇到车站迎接溥仪

明清易代虽然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破坏，清军入关后的剃发、易服、圈地、迁界、禁海等政策又激化了社会矛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科技的完全停滞和倒退。事实上，清代科技在明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

[1]杜车别：明朝灭亡的原因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6e7c3b0100g9g5.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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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连环画。反映那个时代的政治生态，年轻人应该了解下这一段历史。现在看，感觉有别样的味道。老蒋是强烈的一个中国主义者，生前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强烈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血浓于水的认同，从这一点来说，值得点赞。当然，我们也要打到台湾去，解放全中国：）。来源：南部文化，不代表本平台立场往期阅读：40多年前连环画：孔老二罪恶的一生大耀进时期的吹牛图片影像/从视觉到心灵的震撼——“红色圣城”色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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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生命遵循的不二法则就是适者生存。在适应各地环境的艰苦卓绝的生存斗争中，人类逐渐发展出各自不同的生存策略和生存形态，演化为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各个基本方面）。

1974年，正值“评法批儒”运动高潮之际，上海人民出版出版了一本《孔老二罪恶的一生》的小册子。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本丑化孔子的册子，自然被归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本册子又是反映当年社会观念的一本真实素材。第二组往期阅读：沈从文：中国人的自私源于权利的匮乏畸形的国民教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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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不是恣意妄为。自由意味着责任，只有认可了他人的自由边界，你的自由才可能存在；自由意味着权利平等，一家一户的自由不叫自由。“自由主义者”全都爱自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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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氧阅读春秋视角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求是追索担当如火如荼的边境战争只因为开放不够来源

disobedience）”容易多了！我们的办法是，决不自觉地支持谎言！一旦认识到谎言的界限在哪里（这界限在每个人眼里还是不同的），就象避开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不为那”意识形态“

“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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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公民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独特的价值。在这个世界里，他是独一无二的。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能否定他个人的价值，融入社会并没有泯灭他与别人、与社会共同体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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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阅读：豆腐渣工程巡展侵华日军严禁发表的照片当年不符合发表标准的文化人老照片

视角平庸之恶文：格隆▌一、6年前，也就是Google不得不撤离中国不久，彭博商业周刊出了一期封面文章：Beevil—what

最近我常想起“恶之平庸”这个词，原因是近期发生的事情：一个盲人，在一个村子里，被封锁在家，既不允许出来，也不允许别人进去。但凡有人去看望，就被暴力驱赶，以至于有人称，该村已成了中国的探险胜地。

2014年9月18日消息，1937年至1945年期间，日本每日新闻社随军记者拍摄了大量日军侵华的照片。为了控制舆论，日军加强了新闻审查制度，由陆军省、海军省和情报局以极其严苛和机械的标准新闻照片进行审查。除了涉及军事情报等机密信息之外，反映日军侵华时期烧杀抢掠，被认为有损日军“形象”的，会引起士兵厌战情绪的照片，均被盖上了“不许可”印章，严禁对外发表。图为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市区，南京路上尸横遍野。日本战败之后，军方下令“凡是战地拍摄的照片要全部烧毁”。而总部位于大阪的每日新闻社没有屈从于军方的胁迫，将照片和底片偷偷转移至一个地下室内。图为一名战死的中国士兵。虽然在此后的一次台风中，部分资料受到水淹，但仍有一部分照片和底片得以保存下来。每日新闻社在1977年和1998年将这些照片集结成册出版，使这些几经磨难的珍贵史料最终重见天日，也为历史留下了日军累累暴行的铁证。图为与上海守城部队激战后，日军竹下部队士兵用刺刀指着被抓获并捆绑在墙边的俘虏。由于这种虐待俘虏的行为会损害日军的形象，这张照片被判为“不许可”照片。图为位于吴淞口附近的上海月浦镇，日军士兵用刺刀对准一名被俘的中国士兵，并将其残忍杀害。图为一名被捕的中国便衣被蒙住双眼，四肢捆绑在天津火车站的立柱旁。图为1937年9月，在日军空袭南京城，令这座六朝古都遍地尸首。这样反映战争残酷的照片被判为“不许可照片”。图为空袭过后，南京城的不少房屋已成废墟。图为南京私立广东医院在空袭中被摧毁。大规模的轰炸造成大量非军事设施被摧毁和平民的伤亡，为了掩盖事实，与南京空袭相关的照片均为“不许可”照片。图为位于南京的洛克菲勒研究院也在空袭中遭到破坏。这张照片被认为会对外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也不被许可。图为1937年10月，几名日军士兵用从中国老百姓那里抢来的牛车往前线运送弹药。这张照片起初盖上了“检阅济”的印章表示可以发表，但在之后的审查中被判为“不许可”照片。图为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烧杀抢掠。日军士兵用婴儿车搬运从中国百姓手中抢夺来的大批财物。这类即使在战争中也是极不光彩的行为，即使日本民众也会感到反感，经过日军审查后被判为“不许可”照片。这张“不许可”照片记录了日本士兵换上了中国百姓的衣服，在黄河沿岸进行侦查行动。往期阅读：当年不符合发表标准的文化人老照片葛剑雄：中国在近代边疆问题上吃了哪些暗亏？

出生于1922年的张祖道，曾经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就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恢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他于当年8月赴上海进行工厂调查，11月赴北平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习，张祖道的第一架相机就是在那时候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的旧韦尔塔（Welta）蔡司折合式120照相机，从此开始拍摄校园生活、学运、北平风光习俗等，并和朋友组织周末摄影社。在张祖道的家中，存有一张一张的照片，胡适、朱自清、吴晗、叶圣陶、潘光旦、费孝通、齐白石、梅兰芳、徐悲鸿、刘开渠、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朱光潜、周瘦鹃、王朝闻、艾青、徐迟、董希文、郭沫若、田汉、冰心、臧克家、傅抱石、老舍、茅盾、吴祖光、曹禺、巴金、李可染、张天翼、汪曾祺、蒋兆和、叶浅予、黄永玉、程十发、刘白羽、吴作人、沙孟海、丁玲、陈荒煤、阳翰笙、袁世海、戴爱莲、丁聪、高士其、黄苗子、郁风、黄胄、廖沫沙、华君武、启功等等，都是声名远扬的人物。1952年开始担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的张祖道有很多常人无法得到的机会端着镜头，接近这些人。也正是因为社会学毕业留下的整理资料的习惯，那些细节和时间的片段才会被张祖道细致地记录在案，跨越半个多世纪依然可以鲜活地在叙述中复活。张祖道拍摄的照片中有许多照片，当年是不太符合发表、刊登的标准和要求的。当年的视觉美学有其标准套路，曾经梦想着改造社会和制度的“有志青年”张祖道的内心对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作为工作，他肯定会去认真努力拍摄符合要求的照片，交给领导，这是摄影记者的职责，但那些照片，可能并不是他内心真正喜欢的。张祖道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得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我的原则就是不干涉被摄对象，我要从他们的活动中选择，来表达他们。我的性格不善于指挥人，一看见那些把被摄者指挥得团团转的人，我就躲得远远的。”当年张祖道举着相机，没有布光，与那些文化人物们混在一起，从来不让他们抬个手，摆个姿势，他只是拍得多，从很多张里才能挑出一两张精彩的来。“我最瞧不起摆布，瞧不起组织加工。就算是在拍剧照，我也争取现场抓拍。”“他不是一个太想说什么的摄影家。”策展人、评论家姜纬认为，年逾九十的张祖道的天性里头，有着一种善良、谦虚、淳朴和放松的品质，他忠实于自己的所见所感。“这些作品并不企图去映照一个大世界，却建设了一个个小世界。”张祖道只是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对象看熟，在某些时代背景之下，看到他们的处境和可能的困境，这些人物或高或低，离张祖道如此之近，他却是以一种温和的情绪和态度与他们做着默默的交流，表达着拍摄者的自信和内心信守的规矩。对他而言，这就是摄影。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如此耳熟能详，然而他们突然以一种与喉舌报道对象不符：不高大、不凛然、不超凡脱俗的形象出现在观者面前时，他们代表的意义并不充盈，显得陌生却略略地透出些亲切。这些作品均出自摄影师张祖道之手。1987年4月15日，剧作家曹禺在第四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颁奖典礼上。这张摄于曹禺先生晚年的照片，极为传神，曹禺后半生内心的苦闷、纠结、不甘和痛苦，以及他处境的尴尬，都令人惊叹地表现出来了。作为颁奖者，他仍然在台上，同时，他又是那么孤独。1979年10月12日，叶圣陶、夏衍、周扬（左起）胸前佩戴着白花，情态肃然，在北京参加某场追悼会，远景的人丛中，隐隐约约有相声大师侯宝林的面容。“文革”结束不久，很多在此劫难中故去的文艺界人士得到平反，因此各地多有补开追悼会。1959年12月，当时65岁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拍摄《杜丽娘》，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师孙鸿魁为其化妆。1947年4月27日，清华大学36周年校庆。这是原西南联大（北京、清华、南开）三校恢复后，清华从昆明回北平清华园第一次举办校庆。左一为原西南联大训导长、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二为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三为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四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1955年，画家程十发在上海自家画室里创作。1959年9月初，画家傅抱石（左）、关山月（右）联手为人民大会堂绘制巨幅水墨画《江山如此多娇》。1952年9月14日，建筑学家、作家梁思成（左二）和林徽因（左一）夫妇在清华园家中会见英国建筑师斯金纳。当时，林徽因已经48岁，三年后去世。1987年7月，原《文艺报》主编陈企霞在青岛疗养。酷暑中的青岛，陈企霞却穿着中山装，还紧扣领口。如果观者了解陈企霞和丁玲当年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的始末，看过徐庆全写的《革命吞噬它的儿女》一书，就可以想象陈企霞曾遭受过的身心折磨，就会理解陈企霞在这张照片中的表情了。1964年，作家、剧作家老舍在家里莳养花卉。这一年，《北京文艺》发表了老舍改编的戏曲《王宝钏》。才华横溢的老舍“文革”初期跳湖自杀。1958年8月23日，作家、诗人徐迟下放河北怀来县暖泉乡劳动，学种当地特产马奶葡萄。照片摄于1958年8月23日。“文革”结束后，他写的那篇歌颂数学家陈景润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1978年2月17日《人民日报》上发表，轰动全中国。往期阅读：遇罗克：出身论黄埔军校，不朽的荣光

自行车驮着一家人。1964年5月1日，人们在东四人民市场选购自行车。冯文冈/摄1983年12月1日，西单路口的自行车流。

解放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珍宝岛事件，以及好几个地方边界的冲突发生，随之就推迟了。到中国改革开放，冲突改善，直到苏联解体都没有到这个进程。所以最后中俄签署了条约，把边界固定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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