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假如敦煌没有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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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敦煌没有王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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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丁启阵

参观敦煌莫高窟的中国人，心里都绕不开一个名字：王圆箓。

因为，这个人改写了莫高窟乃至敦煌的命运。早在清朝，甘肃通往新疆的道路，已经远远地撇开了敦煌，敦煌成为一个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小城。

如果没有王圆箓，莫高窟有可能至今仍默默无闻，至少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国际知名度。充其量，它会像敦煌西千佛洞那样，只是一个普通的省级或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相应地，洞窟的颓圮情况，洞窟内文物破坏情况，一定都非常严重，远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样子。敦煌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吸引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游客，怀着朝圣的心情，奔向自己，奔向莫高窟。

从这个意义上说，称王圆箓为敦煌莫高窟的发现者，称其于莫高窟、于敦煌均有杰出贡献，一点儿都不过分。

但是，遍览今人涉及莫高窟、提到王圆箓的著作，不难看到：人们对待王圆箓的态度，不但没有丝毫感激道谢的意思，反而充满了鄙视乃至仇恨的情绪，毫不客气地称其为罪人，小丑。王圆箓的农民出身，不高的文化水平，不出色的相貌，都成了遭人耻笑的材料。

说实话，对这种情况，我很不以为然。我认为，莫高窟藏经洞一事上，真正该鄙视、仇恨的，不是王圆箓道士，而是当时的政府官员，国家制度。在那种情况下，你、我以及一切撰文鄙视、痛骂王道士的文人雅士，所作所为，很可能还不如王道士，很可能比王道士还不堪呢！

没错，王道士是以低廉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将藏经洞中发现的包括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纸画、香炉、法铎等珍贵文物，出卖给了来自英国（英籍匈牙利人）、法国、俄国、美国和日本等国的探险家和学者。按照今天的标准，称其为卖国贼都不过分。

但是，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藏经洞所发现的文物，被公认为稀世珍宝，这是它们被散播到英法俄美日等国家并受到重视之后的事情。在那之前，几乎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真正价值。两位饱读诗书的地方长官，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安肃道道台廷栋，或者只视其为普通古董，或觉得经卷文字不及自己书法，而不加重视。金石学家官员叶昌炽，虽然能正确鉴定出其为唐代遗物，但由于莫高窟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而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保护措施。

王道士在发现藏经洞文物之后，最先采取的措施是，报告官府和朝廷。据说，这位道士曾经为此事直接给慈禧太后上过奏章。但是，均遭冷遇，不是以经费无着加以拒绝，便是根本不予理睬。就是说，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圆箓道士，他也有文物是国有宝贵遗产的观念。地方官员、朝廷的拒绝和不加理睬，实际上等于告诉他：这些破古董，你想咋处理，悉听尊便！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道士也没有将所有文物悉数卖给外国人。他已经够精明的了！

农民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相貌猥琐的王道士，能于化缘路过莫高窟时，认为该处乃栖鹤伏龙的好地方，能选中早已废弃的部分佛教洞窟略加改造作为道观，能纠集一批信徒，发现藏经洞后首先报告政府官员，报告朝廷，能有所节制而不是一股脑儿地卖给来自不同国家的探险家和学者，凡此种种，均足以证明：王道士的觉悟、人品与能力，在国人的平均线以上。

有人以卖往英法俄美日的藏经洞文物，后来大多得到了远胜遗留国内部分的妥善保存，并成为对公众开放的公私图书馆或博物馆的藏品，可供世人借阅、研究，中国学者亦通过照相、手抄等方式传回了国内，用资研究，经籍发现才二十年左右便在国际上勃然兴起一门热闹的“敦煌学”，祖国悠久文明广受世界重视……等等理由，反推出王道士功大于过的结论。我觉得，这种推论，其实还是认定王道士是有罪的，对王道士的人品、能力、贡献的认识，仍然是不足的。

丁启阵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和中国古代文学。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王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  ，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 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

背景始末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

首先，徒步行走50里，赶往县城去找敦煌县令严泽，并奉送了取自于藏经洞的两卷经文。王道士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引起这位官老爷的重视。可惜的是这位姓严的知县不学无术，只不过把这两卷经文视作两张发黄的废纸而已。

1902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士，对金石学也很有研究。王道士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留下一句话，让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经洞。

两次找知县没有结果，王圆箓仍不甘心。于是，他又从藏经洞中挑拣了两箱经卷，赶着毛驴奔赴肃州（酒泉）。他风餐露宿，单枪匹马，冒着狼吃匪抢的危险，行程800多里，才到达目的地，找到了时任安肃兵备道的道台廷栋。这位廷栋大人浏览了一番，最后得出结论：经卷上的字不如他的书法好，就此了事。

几年过去了，时任甘肃学政的金石学家叶昌炽知道了藏经洞的事，对此很感兴趣，并通过汪知县索取了部分古物，遗憾的是，他没有下决心对藏经洞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

直到1904年，省府才下令敦煌检点经卷就地保存。这一决定和汪知县当初的说法一样，都是把责任一推了之。王圆箓无法可想，又斗胆给清宫的老佛爷写了秘报信。然而，大清王朝正在风雨飘摇之际，深居清宫的官员哪望能顾得上这等“小事”。王圆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坦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当斯坦因把敦煌文物宣传于全世界之时，当朝命官这才懂得了其重要价值，但他们不是考虑如何地保护它，而是千万百计窃为己有。因此，一时间偷窃成风，敦煌卷子流失严重，这是敦煌卷子自发现以后最大的劫难，后来连醉心于壁画的张大千也加入了破坏的行列。

1910年清政府作出决定，把剩余的敦煌卷子全部运往北京保存。在运送的路途中，几乎每到一处都失窃一部分。

大量经卷的散失，曾经使王圆箓感到非常痛心，因为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多年来在他保管期间从未发生过无故大量散失的事，官方如此掠夺，又如此贪心，使他感到极大的愤慨。所以，当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莫高窟后，王圆箓对他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斯坦因西域考古记》是这样记述的：“说到官府搬运他所钟爱的中文卷子致受损伤，他表示后悔当时没有勇气和胆识，听从蒋师爷的话，受了我那一笔大款子，将整个藏书全让给我。受了这次官府的骚扰之后，他怕极了，于是，将他所视为特别有价值的中文写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敦煌千古事，苦乐谁心知？

敦煌文物的流失不应该把责任归因于任何个人，那是历史对整个中国的嘲讽。

人物争议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认为王圆箓对敦煌莫高窟文物的破坏是毁灭性的，并就此感到伤痛。然而此文在引证资料上有很大硬伤，在描述王圆箓的时候与历史事实差距过大。此文称藏经洞是王圆箓一人发现的，这与历史不符，最早发现的是王圆箓的助手杨某。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中说：“他将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这个已经倾颓的庙宇的修复工程中，力图使它恢复他心目中这个大殿的辉煌……他将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缮庙宇之上，个人从未花费过这里面的一分一银。”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西域考古图记》等），当时西方人来到中国带走文物的时候，是持有当地官方开据的许可证的，并且一路受到了官兵的保护，王圆箓本身并没有能力拒绝他们。

胡适曾在演讲中提到王道士时说，王道士一开始并不知道经卷的价值，最初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让人吞服。这里的说法与之后王道士低价卖出经卷给斯坦因可以衔接，说明王道士一开始对文物价值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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