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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丨 《云淡风轻话平生》
张友伦丨著
商务印书馆
48.00元
张友伦，1931年生，四川成都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1959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归国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曾任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内外知名的美国史、世界近现代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学识渊博，著述颇丰，他写作和主编的学术著作、教材和工具书达20余种，在中国的世界近现代史，尤其是美国史学界，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60年代初，郑先生做了历史系的主任。为了把我留在南开大学，他还亲自去教育部交涉过。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后来才有人告诉了我。他们还跟我开玩笑说：“你是我们郑老亲自要来的，你很特殊呀。”当时我和郑先生见过面，简单地谈了几句。那是我第一次上课，写了教案的初稿，他要去看了看。看了以后，郑先生就笑着对我说：“为什么找你要这个稿子？找你要稿子是好事，多找你要几次，你不就能多写几篇文章吗？”我说，自己的研究方向也不确定，一时也不知道写哪方面的文章。他说没关系，研究方向可以拓宽一点，只要觉得选题可行，都可以试一试。
可是，在明清史研究室，下面的人却不敢轻易写文章。他们都很怕郑先生。郑老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谁写的文章如果不像样，给他看到了，肯定要挨批评。像傅贵久、王文裕这些人，平时也非常用功，可是很多年了，也没见他们发表过文章。还有一个林树惠先生，在南开算是个老人儿，但也很少出东西。其实他的研究水平也不简单。明清史那帮人，一天到晚也没闲着。他们在那里看文章，做注解，校订文献。这样做的工作量很大。南炳文也在这个研究室，他那个时期也很少发文章。所以，郑老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标准太高，要求太严。据说他曾经讲过这么一番话：“我们南开历史系的老师，要做到个个能写，拉出任何一个人来，都能挑得起任何担子。就像马厩里的良马，暂时都是安安静静的，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是牵出一匹来，就是千里马。”他这些话的意思，显然是提倡厚积薄发。
对于郑老的这个理论，我有点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对待发文章的事儿，也不能太绝对。历史系的老师都不写文章，很少有人发表文章，这可是个大事儿。系里的老教授当中，能在《历史研究》发文章的人，可以说是寥寥无几。杨志玖先生做的研究有独到的地方，在《历史研究》发了几篇，反响相当大。年轻一点的人中间，当时有两个人经常发点文章。一个是刘泽华，另一个就是我。我们写了文章就发表，也不管上边说什么。要认真、仔细、深入地做研究，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厚积薄发，这都没有问题，大家也同意。但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到什么程度才叫“厚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我们在某一个问题上做到了“厚积”，能发表时就要发表。中国史的刘泽华、王连升，都挺能写，后来发的文章也真不少。
有人可能觉得我这么说有点狂妄。我认为，这一点儿都不叫狂妄。我们这些人在历史系得不到承认，难道还不可以争取社会的承认么？所谓社会承认，就是写出文章来，人家愿意发表。对年轻人要求严格，这完全是对的；但过于苛刻，就容易束缚人家的手脚。我们有个同事叫陈岚，教世界古代史和中世纪史。她一辈子遵循郑老的教导，不轻易发表文章，我们就没看到过她写的东西。其实，她的文字很好，讲课也不错。
做过研究的人都知道，写文章是有阶段性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开始写得不好，就不让他写，那他就永远不能写。只要达到一般杂志的要求，就可以拿出去。像《历史研究》那样的水平，当然是轻易达不到的。可是，像一般的学报，还有《历史教学》，能在这种刊物上发表，也是有意义的。他们也是正经的刊物，不乱来，文章不行，也不会随便发表。
我慢慢了解到，郑老其实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他在明清史方面的造诣，那是大家公认的。他的思想也很进步，爱护和帮助过不少进步学生。我听他们讲，有几个学生被国民党的特务盯得很紧，就要被抓了；郑老当时是北大的秘书长，他就给这些学生几个大洋，让他们赶快逃走。这种事他也做过不少。
到了我们学校，郑老为人很低调，生活也很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很清苦。他早年丧偶，一直是一个人。从北京调过来，也是一个人，身边没有人照顾他。当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一日三顿也没人照应。我们学校边上有个小饭馆，他就在那儿吃饭。他总是叫一个蒜薹炒肉，或者是一个蔬菜，再来一碗米饭，一顿饭就算解决了。他房间里倒是有一台电视机，那是学校配给他的，要有票才能买到。他级别高，当然不缺钱，买个电视机，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那个时候乒乓球很热，我们经常晚上跑到他家里去看电视，就是看乒乓球比赛。他很照顾我们这些年轻人，尽力提供一些方便。后来，学校把他的次子郑克晟调来，也在明清史研究室工作。这样他就算有个家，儿子、儿媳可以照顾他的生活。在这之前，我感到他的生活是相当寂寞的。
郑老是著名的大学者，并不喜欢专门去指点别人，但是言谈之间偶尔有一两句话，也让人受益不浅。我刚到南开那会儿，他找我聊过一次，时间不长，也不是很正式。他想了解苏联大学的课程设置，问我们都修了一些什么课。听我讲完，他又问，有没有史料学？我说，他们有史学史，但没有史料学。郑老接着问，苏联老师有没有介绍他们的档案馆？我告诉他，苏联的档案馆建设相当成熟，并给他举例子说，我写毕业论文的时候，我的导师就介绍我到莫斯科一家档案馆去看材料，从外面都看不出是一个档案馆；可是里面的工作人员对档案非常熟悉，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郑老说：“你们从苏联回来，注意史料的搜集，这是你们的长处。但是，我们国内除了史料搜集之外，还要研究一点史学理论。”我觉得郑老说得很对。史学理论在苏联的确不太受重视，我们也没学到多少。而且，他们对国外的东西也不关注。我们学的是世界近代史，可是老师们都没读过《剑桥近代史》。听了郑老跟我说的这个话，以后我就很注意理论方面的问题。的确，光有史料也是写不出好文章的。
到了美国史研究室之后，我就花气力摸了一下美国史学的脉络；研究劳工史，也比较重视美国的一些理论流派。比如说，菲利普·S. 方纳来南开，谈到过“康芒斯-威斯康星学派”。我觉得方纳对这个学派的优点和贡献不太重视，讲得不清楚，主要是批判。我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这个学派，肯定了它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受了郑老的启发。
“文革”当中，郑老成了重点审查对象。在学校审查的时候，学校安排我和他在集体宿舍同住了一段时间。白天他离开宿舍接受审查，晚上回房间睡觉。他每天回来都显得从容安详，脸上看不出倦容。只见他不慌不忙地拿出睡衣穿好，然后展开被子睡觉，很快就能入睡，从不起夜。我当时就想，要有多好的修养才能做到这样，一天都在受别人折腾，可是一切委屈和不安都不形于色。我心里不由得十分佩服。
我们下乡时也带郑老去，常常在晚上审讯他。我曾参加过几次审讯会。我担心在场的红卫兵动手打人，心里很警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想办法阻止。审讯的场面是有辱于受审人的。郑老已是个老人，坐在一个小凳子上，能不能坐稳都是问题。那些审讯他的年轻人都坐在炕上，居高临下，这实在太侮辱人了。我提出要换一个凳子，但没人理睬。我心里很难受，只好一言不发。没想到，郑老还真的一次一次地忍受过来了，没有倒在地上。
《观念的视界》
作者 李宏图
《学史余瀋》
作者 马克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