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迷踪：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
《古代世界的迷踪》辑录了黄洋教授20多年来的学术随笔，内容丰富，话题大小轻重不一，从苏格拉底之死到“埃及艳后”的形象塑造，从尼采的古典学生涯到西方古典学对我们的意义，皆为作者有所思考，或者试图弄清楚的问题。
黄洋教授抱着历史主义的态度，力图对古代世界给予“同情之理解”，在向古典学先贤致敬的同时，也对中西古典学界的偏见和刻板印象进行反思。
如果说，古代世界是一个神秘的巨大迷宫，那么，本书展现了一位古典学者涉身这座巨大的迷宫中，追寻古人生活的一些踪迹的努力。
黄洋，伦敦大学古典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兼古代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入选2012年度“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雅典凭什么判苏格拉底死刑？
——摘自《古代世界的迷踪》
（一）
公元前399年，哲学家苏格拉底被雅典的一个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其时，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准备次日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提洛岛是伊奥尼亚人的宗教圣地。传说当初雅典王子忒修斯自愿作为七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童男童女之一，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加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雅典人许愿说，如若他们安全返还，将每年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对此种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城邦依例认真对待。为确保城市洁净，一律暂缓处决死囚。苏格拉底乃被投入监狱，等待祭祀结束后处决。其间，弟子们轮流探监，陪伴老师度过最后的日子。于是，便有了柏拉图记载苏氏狱中言论的那几篇著名的对话录。约莫一个月后，这位年已七旬的哲人遣退妻儿，在众位弟子面前饮下毒鸩，从容就死。
或许是多亏了柏拉图的大肆渲染，在西方人的眼中，苏格拉底之死可以和耶稣遇难相提并论，并称世间两大悲剧。这倒不足为奇，因为如果追溯到基督教文明和古典文明之间的传承关系的话，对耶稣这个人物的刻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以苏格拉底为原型的。不过，这两大悲剧还是有些不同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受了正统犹太教会及罗马统治者的残酷迫害和犹大的出卖，一是一非，一善一恶，人们在是非判断及感情认同上都不难做出选择。但在苏格拉底一案中，一方是追求真理、舍生取义的伟大哲人，另一方则是以民主自由为标榜、被视为民主政治源头的雅典城邦。孰是孰非，谁善谁恶，就不那么泾渭分明了，感情上的取舍则成为一种痛苦的折磨，因而其悲剧色彩愈加彰显。在民主自由观念深入人心的现代世界，苏格拉底之死就不仅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成了现代人心里一个难以解开的结。董乐山先生翻译、美国著名左派报人斯东著作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便是一个现代人试图从痛苦的折磨中解脱、为解开心中的结所做的努力。
（二）
然而，对雅典人来说，这桩案子非但不是一个难以解开的结，它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当然，雅典人也完全没有想到，在2 400年之后，这桩小小的案子仍然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问题，并且成为他们的一个“黑色污点”。否则，依笔者推想，他们就不会为难苏格拉底了，至少断不至于判他死刑。
之所以说于雅典人不成其为问题，因为整个案件完全是依照雅典城邦的法律来审判的。在古代希腊，雅典人是以好讼而著称的，大约不亚于今天的美国人。因为好讼，其法律制度也十分发达和完善，且比现代的法律制度更为民主。例如，所有雅典全权公民都有权扮演类似公诉人的角色，向法庭提起诉讼。早在梭伦立法时就规定，任何雅典公民都有权代被害方对施害者提出控诉，这是现代公诉人制度的源头。这条法律也就意味着，如若有人危害城邦利益，任一公民也都可对他提起诉讼。为了鼓励公民提起公诉，雅典城邦还制定了一条法律，在某些类型的诉讼中，如被告被判有罪，其被没收财产或罚款的一部分用来奖励公诉人。起诉的步骤是，起诉人携一两名证人，找到被起诉者，正式通告对他提起诉讼，并约定时间，双方一起到专司其职的官员处备案。官员随即在市政广场张贴布告，将此事告之于众，并公布审判日期。因为没有纸张，所谓布告，其实是写在木板之上的。起诉苏格拉底的三人都是雅典公民，以美莱特斯为首，他们显然是依法提起诉讼。在《游叙弗伦篇》（Euthyphro）之首，苏格拉底说他正要到“王者执政官”（Basileus）处应美莱特斯之诉。这位王者执政官是专门负责有关敬神的事务的，对苏格拉底主要的指控是不敬神和敬事新神，因此需要到彼处备案。至此，案件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审判的程序同样复杂而民主。不同于现代，雅典的法庭不设法官，只设主持官，负责组织审判并维持法庭的秩序，判决的权力则在审判团。审判团成员从公民群体中抽签产生。其例为：每年初从自愿报名、年满30岁的公民中抽签选出6 000人，担任当年的审判员。如遇有法庭开庭之日，城邦官员事先根据案件性质和大小确定审判每桩案件所需审判团规模（审理纯粹私人之间纠纷的审判团从200到400人不等，审理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的审判团则需500人乃至1 000人），然后从6 000名审判团成员中抽签选出当日所需审判员总人数。开庭之前，再以抽签的方式将这些审判员分配到不同的法庭，审理不同的案件。其运作过程复杂得令人匪夷所思，但用来抽签的石嵌存留至今，又令人不能不信。另外，雅典人之所以发明这套东西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任何形式的贿赂。首先，你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审判员会参与审判你的案件。其次，你也不太可能将全部6 000名审判员悉数贿赂。当然，审判员的众多还体现了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则，即公民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直接而广泛参与城邦事务。审判员每次出席审判，都可得到一小笔津贴，大约能够维持一家人一天的生计。那些较为富有的公民大概是不会为了这点津贴而在法庭上耗度一日的，除非案件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因此，审判员很可能主要是由下层公民组成的。审判苏格拉底一案的审判团由500人组成，显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案。涉及公共利益的较大案件会有多达1 000人的审判团，而重大的案件还可以由公民大会直接审判。
法庭上的审判同样不同于现代法庭，先是由原告做控告陈述，被告做辩护陈述（称作apologia，英文apology一词的“辩护”含义由此而来），其间双方均可举证并援引法律条文。之后审判团举行第一次投票，决定被告是否有罪。如果被告获得的票数占多数，他即获得清白之名。但案子并未就此完结，还要看原告获得票数的多寡。如果原告获得的票数不到总票数的五分之一，就要遭到1 000德拉克马的罚款。这条措施是为了防止恶意诬告。如若出现有罪和无罪的票数相等的情况，则被告无罪释放。这条规定出于一个典故：传说俄瑞斯提为报杀父之仇，不得不杀了母亲和她的情人。但他也因此而犯下了弑母的滔天大罪，为阿耳戈斯人所弃，漂泊来到雅典。当时雅典的最高权力机关“战神山议事会”决定对其进行公正审判。结果是六票对六票，形成僵持局面。最后主持审判的雅典娜女神站出来投了俄瑞斯提一票，致使父权对母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如果票数相等，雅典娜总是投被告一票。公元前4世纪初，审判团的人数改为奇数（即201人或501人），以避免出现票数相等的情况。如果判定被告有罪，则由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出具体的刑罚，再由审判团投票选取其中之一作为最终的判罚。这种审判的方法看似荒唐，但却具有其合理性。因为原告和被告为使自己提出的刑罚受到采纳，一定会提出尽量合理的刑罚，而不会随心所欲。苏格拉底在第一轮的投票中以280票对220票被判有罪，随后提出的对自己的处罚又近乎玩笑，先是说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理应得到城邦的礼遇（在城邦招待食堂免费就餐），又提出罚款100德拉克马，最后在弟子们的敦促下才提出罚款3 000德拉克马。原告提出的刑罚，最后以360票对140票判处其死刑，也就不难理解了。另一方面，即使苏氏的表现如此荒唐，若用今天的法律来衡量，可能还要被判藐视法庭罪，但仍有140票是支持他的，说明他要逃过死劫，本不是太难的事。然而他已下定了决心，以死明志。
（三）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苏格拉底的罪名似乎是莫须有的，因为并没有确凿的直接犯罪行为，似乎又很难确定其言论导致了直接的伤害。但在雅典，对犯罪行为的认定不同于现代。无论什么指控，无论犯罪行为是否确凿，也无论是否造成直接的伤害，只要审判团投票认定，罪名即告成立。
公元前406年的一件大案同样能说明这一点。这年，雅典舰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主力舰队在海上遭遇，结果雅典舰队大获全胜。战斗刚一结束，海上便起了大风暴，统率舰队的将军们下令撤退躲避风暴，因此没有来得及抢救落水士兵。按理说，这样的决策似乎无可厚非。但消息传到雅典，人们认为抛弃落水士兵是严重罪行，公民大会乃决定对指挥战斗的将军们进行审判，结果在作为雅典最高军事统帅的十将军中，有八位被判死刑，且都是刚刚得胜而归的将军。因为唯一的标准是审判团的投票，又没有权威的刑侦机构对事实进行科学的甄别，所以当事人诉状和辩护就变得至关重要。诉状和辩护词往往都是事先写好的，或自己写的，或请专业的高手代写的。于是，法庭辩护就成了演说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辩词不仅讨论案件本身，而且往往对自己的贡献或品德大大夸耀一番，以博得审判团的同情。不过，法庭也不能容忍无休止的高谈阔论，一律以滴水为钟，对当事人起诉和辩护的时间进行严格而平等的限制，颇似时下的大学生辩论赛。其法为，在一陶缸下部钻一小孔，置于高处。陶缸内盛满水，当起诉或辩护开始之时，即让水从小孔滴到置于低处的另一陶缸内，以滴完为限。
或许又有人会问，对于像苏格拉底这样一位大哲学家，雅典人似乎没有表现出对权威人士应有的尊敬，仅以区区罪名，即判以极刑。这不是太难以令人理解了吗？
殊不知，在雅典是不存在任何个人权威的。既没有知识的权威，也没有道德的权威，甚至没有政治的权威。唯有一个权威，那就是人民的权威，一切都得服从人民群体。雅典民主政治的领袖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而著名，但在公元前483年经公民大会投票，遭到放逐。据说在投票之时，一不识字农民递过充作选票的陶片，请身边的阿里斯泰德代为刻上他的名字。阿里斯泰德大奇，问道：你既不认识这位人物，何以有怨于他？农民答曰：一听到他被称为“公正者”，即感厌恶，因此投票放逐他。希波战争的功臣底米斯托克利成功地导演了萨拉米海战，使希腊盟军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免遭波斯人奴役。为此底米斯托克利成为全希腊民族的英雄，以至于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公元前476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他迈入运动场时，全场观众忘了比赛，将目光转向他，向他鼓掌和致敬。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在那个时候，他和斯巴达王宝桑尼阿斯是全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但事隔四年之后，雅典人一样投票放逐了他，随后又欲判处他死刑，致使他被迫逃往死敌波斯王的宫廷。就连民主政治的最伟大领袖伯里克利也难逃厄运，就在同斯巴达的大战爆发不久，他因指挥不力而被革除将军一职，并遭巨额罚款。
苏格拉底虽然也算得上是一位名人，但却并不是备受尊重的哲学权威。相比起来，他的名气更多地来自他的怪诞。在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笔下（《云》一剧），苏格拉底在空中行走，行动怪异。即连他的哲学，也不过是诡辩之术。他开办私学，教授颠倒黑白的技艺。现实中的苏格拉底也许并非如此，但真正理解其哲学或了解其性情的雅典人不会很多，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在雅典最大宗教节日之一的狄奥尼索斯节上隆重上演的，到场观看的雅典人可能多达近两万人，这无疑会给许多的雅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阿里斯托芬这部刻画了苏格拉底形象的称之为《云》的喜剧上演于公元前423年的狄奥尼索斯节。他塑造的苏格拉底的形象无疑会影响到时隔24年之后的审判。
（四）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当然还有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同现代世界形形色色的民主政治殊为不同。在古希腊文中，“民主政治”（dēmokratia）一词由“人民”（dēmos）和“统治”（kratos）复合而成。显而易见，民主政治即人民的统治，强调的是公民的广泛参与和直接管理，以及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近乎绝对的平等权利。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是一个集合名词，它体现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群体，个人完全被隐去了。而在现代的民主政治中，在理论上享有政治主权的群体多被称为“纳税人”（taxpayers），时而也称为“公民”（citizens），而不专用“人民”这一集合概念。在英文中，无论是“纳税人”还是“公民”，所体现的都是由个体而组成群体。其中个体有所显现，未被完全隐去。这种看似细微的差别却反映了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在现代民主政治中，个体一面从属于群体，一面却享有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享有自由。但在古希腊，个体是完全从属于群体的，他没有脱离于群体之外的自由。按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个体只有在属于城邦（亦即群体）时才具有存在的意义，不属于城邦的个体要么是鬼神，要么是兽类。群体的意志和利益高于其他一切，为此可以牺牲个体的利益和权利。雅典一条独特的法律即所谓陶片放逐法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依法雅典公民大会每年可投票决定是否启动这一法律。若参加公民大会的人数达到6 000，且多数人投票赞成，就可以启动这一法律程序，由公民投票选出一位政治人物，予以放逐。因以破碎陶片充作选票，而得名“陶片放逐法”。投票时只要在陶片上刻上名字即可。无须过失，也无须罪行，只要获得票数最多，即遭流放。
如果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纯属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践踏。但在雅典，像底米斯托克利等一批最著名的政治家都曾遭陶片放逐法流放。这就是说，在古代希腊，个人是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的。或者说，公民没有脱离群体的自由。苏格拉底的言论明确表示出他对“人民”这个群体的轻蔑，想要同它保持距离。同时在“人民”看来，他的言行实际上已经造成了某种伤害，因为他的弟子参与了推翻民主政治的活动。他的被处死，其实在情理之中。而且，苏格拉底并不是唯一一位因其言论而致罪的思想者。伯里克利的妻子阿斯帕西娅本以开妓院为业，但却是一个少有的富有智慧的女性，即连苏格拉底也常常带着弟子拜访她。她也曾被一名喜剧诗人指控对神不敬，只是在伯里克利的百般哀求下才免于治罪。不过也因为此事，雅典人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凡不信神或教授有关宇宙的理论者，都将遭到起诉。另一位同伯里克利相关的人物是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他是伯里克利的老师兼密友，同样受到起诉及被判死刑的威胁，这一次连伯里克利也保不了他，便安排让他匆忙逃离了雅典。据说普罗塔戈拉的著作遭雅典人查封，他本人也因其学说而被判了死刑，只因侥幸才得以逃走。悲剧家欧里庇得斯也因不虔诚而遭到过起诉。如果所有这些记载都并非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在雅典，缺乏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法律保障是无可争辩的。
现代人——尤其是西方人——惯于拿现代的民主来衡量古代希腊的民主政治，认为平等与自由理所当然都是民主政治的内容，因此苏格拉底之死才成了难以解开的结。斯东甚至天真地提出，如果苏格拉底以言论自由为辩护的根据，他就可能找回自己的清白。也许苏格拉底比谁都明白，他的同胞们是不会郑重其事地对待言论自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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