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鸣教授新作｜《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晚年曾几度发表他对美国革命的看法，认为美国革命并不等于独立战争；“人民在原则、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乃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据他的理解，美国革命的结果体现为“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

那么，置于整个人类政治变迁的历史脉络中来看待，这种“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的方向和轨迹究竟是什么呢？对其内涵和意义又应如何理解呢？美国革命的最大成就，难道真如革命先驱塞缪尔·亚当斯所说，乃是建立了一种以民主为主导并辅以贵族制机制的新型共和政体吗？关于这些问题，在当时人的观点和后世史家的解释之间存在许多分歧。

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李剑鸣　著

点击图片即可购买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的著作《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博采国内外史家的相关研究成果，基于丰富多样的史料和其他文献，借鉴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遵循由宏观而入精微的探讨方式，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

结合美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对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源流加以系统梳理 

李剑鸣教授指出，以往史家在讨论美国革命与民主的关系时，大多忽略了具体的历史语境，也未考虑建国一代对美国革命的理解，纯以自己的立场和当前的标准来评判18世纪的革命者。美国革命原本不是为了建立当今意义上的民主而发动的事变，只是由于局势的演化和各种力量的博弈，才使得民主运动的兴起和“民主”概念的转变成为革命的一个意外成果。

既然民主在美国革命以前就已有自己漫长而曲折的历史，那么就不妨转换角度，以“美国革命对民主具有什么意义”为讨论指向，用严格的历史学规范和方法来诠释美国革命与民主的关系。

李剑鸣教授认为，历史研究中难免出现多种非历史的偏误，因而需要着重考虑历史的“过去性”，不能纯用今人的眼光来裁度前人。美国革命固然存在种种局限和不足，但若从更长远、更广阔的历史时空着眼，则可看出建国一代至少见证了一件大事，这就是现代民主的初步确立。

正是这件大事震撼了当时的大西洋世界，提升了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并使革命的意义超越了革命者自己所处时代的限制。而且，当现代民主逐渐浮出历史的地表的同时，一种有利于孕育、维护和扩大民主的政治文化也逐渐形成。

本书梳理了美国革命时期从“建国之父”到普通民众诸多层面的思想特征和言辞辩论，以历史的经验表明：现代民主既非出自于理论家的构想，也不取决于精英领导人的英明决断，而主要是拥有自治愿望和自治能力的民众积极争取的结果，是一系列没有事先规划的事态演化的产物。

美国革命既非一场经过事先周密谋划的事变，也就不存在指引整个过程的全盘计划，更没有任何人预先发布为革命者所一致遵从的“建国方略”。因此，美国的现代民主的形成是一个比通常的想象要复杂得多的故事。

以“精英和民众的共治”来界定美国早期政治体制的特征 

从历史的视野来看，现代民主中各种成分的来源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包括雅典民主的原则、罗马共和的制度、中世纪的代表制、西北欧的地方自治、英国的自由观念、欧陆的政治学说、北美殖民地的实际经验等。作者认为，这些驳杂而不无冲突的成分，唯有经过美国革命的搅拌、熔炼和范铸，才变成了现代民主的“毛坯”。

如果以革命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变动为历史语境，集中探讨18世纪中后期美国人对于民主的认知和态度，可从不同的侧面加深对现代民主形成的认识，为反思美国革命的意义提供另一种途径，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围绕民主的态度分歧和观念博弈，构成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

本书采用精英和民众博弈的解释框架，结合美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对大变动时代“众声喧哗”的政治言说加以仔细辨析和深入诠释，把关于现代民主的“竞争性想象”作为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并以“精英和民众的共治”来界定美国早期统治体制的特征。

早期现代民主之所以成为一种民众和精英的共治，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是民众和精英博弈的产物。在整个革命时期，精英领导人和行动的民众构成两股基本的政治力量，两者共处于同一革命进程之中，但是互不信任，彼此猜忌，经常发生冲突和较量。这两股力量的关系体现在政治文化的层面，就是民众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博弈。“博弈”便意味着双方处于同一棋局中，既竞争求胜，又协作共进，始终保持一种在合作中较量的格局。 

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文化的演变，特别是国家构建方案的形成和实施，并未沿着单一的民众主义或精英主义的路径而进行，而采取的是经两者博弈所形成的折中路线。

要而言之，正是精英和民众的较量，以及相应的精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博弈，促成了现代民主初期的制度架构和意识形态。两者出自同一个社会，受到相似的意识形态的熏染，浸润于相同的政治文化，置身于同一股历史潮流，这样就为相互的竞争和合作造就了平台，并最终能以共治的方式推出现代民主。

作者简介

李剑鸣

湖南常德人，曾执教于湘潭大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著有《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1992年）、《文化的边疆：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文化关系史论》（1994年）、《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2001年）、《“克罗齐命题”的当代回响：中美两国美国史研究的趋向》（2016年）、《美国社会和政治史管窥》（2021年）、《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修订本）》（2023年）等。

目录一览

向上滑动阅览

目录

导 言
第一章 革命中的精英与民众 一 边缘地带的“世界主义者” 1 革命精英的知识结构 2 历史意识和世界眼光 3 绅士共和主义者 二 政治行动中的普通民众 1 社会分层与普通民众的构成 2 革命运动的主力 3 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 三 共同事业中的不同立场 1 分歧与较量 2 偏见和疑惧 3 互动与博弈
第二章 大变动时代的政治想象 一 政体的想象与实际 1 立宪与立国 2 政体想象的光谱 3 政府原则和形式的革命 二 重新界定“人民” 1 “人民”一词的用法 2 作为道德整体的人民 3 作为实体的人民 三 人民主权：共识与分歧 1 有争议的主权者 2 立宪权与立法权 3 虚构与真实
第三章 以“自由”立国 一 自由的语言 1 自由至上 2 自然权利 3 自由话语 二 权力与自由 1 生命、自由和财产 2 对权力的恐惧 3 权威、秩序与自由 三 “自由的政府” 1 共和制 2 权利法案 3 “自由的人”
第四章 代表制的理念 一 代表制的起源和演变 1 英国的代表制 2 北美的代表制 二 关于代表制的分歧与争论 1 代表者与被代表者 2 “代理人”与“受托人” 3 实际代表与实质性代表 三 代表制的革新 1 代表构成的变化 2 对平等代表权的追求 3 对代表的指导和控制 4 代表制功能的多样化
第五章 “民主”概念的重构 一 革命之前的“民主” 1 “民主”与殖民地政治 2 混合政体中的“民主” 3 “民主”的辩护者 二 “民主”含义的多样化 1 多样化的用法 2 不同的态度 3 “民主”与“共和” 三 “代表制民主”的形成 1 所有官员都是人民的代表 2 新型代表制政体 3 并未结束的争议
第六章 “现代民主”的形成 一 共和制的现代转化 1 共和政体的制度创新 2 共和政体的价值转向 3 共和政体与国土规模 二 “民主”的古今之辨 1 雅典的两种形象 2 对罗马的超越 3 古代遗产与现代民主 三 民众与精英的共治 1 重建精英体制 2 “民主的贵族制” 3 国家的中立化
结 语
参考书目索 引后 记

试读章节

向上滑动阅览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援美法军总司令罗尚博麾下有一名陆军少将，名叫弗朗索瓦-让·德·博瓦尔，也称沙特吕侯爵。此人虽在行伍，却也饱学多识，擅长文墨，曾入选法兰西学术院（the French Academy）。他在军旅之余还颇有游兴，曾几度远赴美国各地游历，其足迹北至新英格兰，南达切萨皮克湾。他沿路参观战争遗址，体味风土人情，把晤大陆军将领和闻达之士，先后会见过乔治·华盛顿、詹姆斯·鲍登、罗伯特·莫里斯等人，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变可谓有亲眼观察。

1781年冬季某一天，他在邦联国会主席塞缪尔·亨廷顿家里吃过晚饭，便匆匆去赴塞缪尔·亚当斯的“舒适之约”。亚当斯时任马萨诸塞驻邦联国会代表，寓居费城。沙特吕侯爵精通英语，两人相谈自是顺畅无碍。他们从殖民地反抗母国议会征税的往事说起，接着转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这就是美国各州新的政府形式。沙特吕侯爵乐于同亚当斯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后者亲身参与了1780年马萨诸塞宪法的制定。

这时，沙特吕侯爵的语气却透出几分担忧。他说，现在革命已然发生，共和制也正在实行，所有纳税人都有投票选举代表的权利；目前每个公民都生活平等而舒适，共和制的运转自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是，这一宪法的基础本身却并不牢靠，因为一旦出现贫富严重分化所导致的不平等，权势必然倒向财产一边，而掌握选票的穷人又不愿忍受富人的压迫，那时难免就政府形式发生无休无止的争斗，最终很可能陷于贵族制和无政府状态两极的对抗，那又将如何是好？
亚当斯则请侯爵稍安勿躁。他解释说，美国人在设计政府体制时，就像一个人在乡间盖一所房子，自然要考虑到将来孩子长大以及成家立业一类的问题。马萨诸塞宪法乃是人民审议和批准的结果，这是自古希腊的莱库古时代以来还没有第二例的事情。在这一政府中，人民选举代表组成立法机构中的众议院，对他们必须服从的法律表达同意，因而人民乃是真正的主权者，而且这也体现了自由政府的精髓。
不过，为了避免人民一时的激情和不成熟的想法变成法律，又另设参议院以审议甚至否决众议院的法案，此外还赋予执行长官对立法的否决权。于是，这种体制就得以平衡多种权力，能够兼顾社会的不同利益，使穷人和富人都得到代表。就人民选举代表以表达对法律的同意而言，这种体制无疑是“纯粹民主的”；参议院虽然带有贵族制的特点，却只拥有温和的协调性权力。总之，这种综合多种制度长处的共和制，必然能够应对将来种种未可逆料的局面。
如果沙特吕侯爵所记不误，那么他们两人的谈话就触及了美国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当时美国许多人确实已经意识到，他们正在经历的事变乃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尽管前路艰险曲折，外界疑虑重重，但它必然会走向胜利，而且必将在人类历史中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过，他们当初所理解的美国革命，同后世史家的阐述却有着显著的不同。他们通常把革命和独立战争联系在一起，把它视作一场政治变革。在他们看来，革命的起点乃是反抗母国的“暴政”，终点则是新型“美利坚政体”的建立。
因此，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集中在政治领域，涉及政府结构、权力关系和政治观念各个方面。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不约而同地把美国革命理解为政府原则或形式的革命。詹姆斯·麦迪逊在称颂美国完成了“一场人类社会编年史上未有其匹的革命”时，也肯定这场革命最突出的成就在于建立了“地球上尚无先例的政府架构（fabrics of governments）”。约翰·亚当斯晚年曾几度发表他对美国革命的看法。他认为，美国革命并不等于独立战争；“人民在原则、意见、观点和感情方面的剧烈变化，乃是真正的美国革命”。据他的理解，这场发生于“人民的思想和心灵”中的革命，意味着美国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放弃了对母国的热爱，为保障“生命、自由和财产的安全”而认同于新的政治权威，由此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an independent nation）。换言之，这是一场以价值和情感为重心的政治文化变革。归结起来说，美国革命的结果体现为“政府或国家状态的变化”；而根据当时权威词典的诠释，这正是“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就表明，当时人大都把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像后世史家那样，将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元素注入美国革命之中，把它说成一场包罗广泛、主题多样、内容驳杂的事变。因之不足为怪的是，在1783年以后，当欧洲和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反思这场“刚刚过去的革命”（the late Revolution）时，最受关注的正是它在政治方面所带来的变化。

点击下方链接即可了解李剑鸣作品系列更多信息

---

往期回顾

如需转载请注明来源

商务印书馆上海分馆其他交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