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王小鲁：户籍制度改革过慢，农民工消费潜力达4万亿仍有待释放

搜狐智库《师说》经济学大咖系列访谈 第9期

本期嘉宾：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但是政府支出过去的重点总是讲政府投资，我觉得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更有效的财政政策。”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3月4日接受搜狐智库访谈时说道。

今年一月，央行宣布新年第一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而当月社融、信贷数据双双创下历史记录，新增人民币贷款3.2万亿，社融增量4.6万亿。

王小鲁表示，从2000年后，我国投资率不断上升，与此同时消费率持续下降。他认为，目前我国投资的边际效益递减，存在诸多无效投资现象，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效用已不大，而货币宽松鼓励的恰恰是投资。

“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王小鲁说，“需要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投资不如转向改善民生，解决关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让消费率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经济增长才能够更加可持续，更有活力。”

此外，针对农民工返乡成为一种新常态的现象，王小鲁强调，农民工落户难、社会保障缺失是其返乡的重要原因。他表示，农民工群体约占我国总人口数的21%，但其平均消费率却仅为33%，低于70%的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如果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和社保全覆盖，预计将释放约4万亿的消费潜力。

自今年社保转税的消息一出后，企业社保缴费负担过重成为讨论的热点。王小鲁表示，尤其是小微企业当前的社保缴费负担过重，建议当前第一阶段将社保费率从占工资总额的40%降到30%，同时拿出更多的国有资产补充社保基金。在王小鲁接受搜狐智库访谈后的第二天，全国两会召开，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将下调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各地可降至16%。

最后，王小鲁强调，目前户籍制度改革的速度过慢，日前发改委发布的《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虽放宽了除特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对加速户籍制度改革有积极意义，但由于涉及到一系列部门的协调，具体落实仍需时间。

搜狐智库：今年一月，央行宣布了新年的第一次降准，释放资金约8000亿，但你认为货币宽松现在对于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几乎已经看不出来了，而且我国资本边际效益递减，消费不足是原因之一。你认为现在应如何利用好有效投资来促进消费增长？

王小鲁：货币宽松基本上鼓励的是投资，而不是消费。我们国家过去大概十几、二十年总的是长时期的货币供应宽松，造成了很多的问题，导致了过度投资，导致了各行各业产能过剩，另外导致了杠杆率过高，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投资效率在不断下降。

这些其实都是结构失衡问题，它的主要根源就是投资过度和长期以来宽松的货币刺激。改革开放后，80年代到90年代，我国投资率平均在37%左右，消费率是62%左右，这个比例大体上是合理的。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过去一直是高投资，但是37%的投资率还没有过高，但是2000年后，我国投资率就不断地上升，特别是2008年以后，大规模的货币宽松和大规模政府投资导致投资率急剧上升，到2010年到2011年，大概投资率上升到48%左右，消费率降到48%左右。所以这一升一降，就导致了投资过高、消费过低的局面。

这种情况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结构失衡问题。我认为，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和结构失衡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用货币宽松来提振经济，促进经济增长，实际上起不到应有的作用。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如果这个结构能够调过来，结构失衡的一系列问题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

而消费能够更加健康的增长，能够起到应有的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我认为需要回归中性的货币政策，同时政府投资需要转型，很多政府投资效率不高，其中一些是无效投资，那还不如转向改善民生，解决关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让消费率回归到一个合理的水平，恐怕经济增长才能够更加可持续，更有活力。

搜狐智库：今年央行的降准资金一大部分投向了交通基建这方面，对此你怎么看？

王小鲁：政府投资中间，有一部分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建设的投资是必要的。过去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建设领域投资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些方面的投资并不是越多越好，也要讲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果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长期没有回报，又造成大量负债，那该投资对经济来说不一定能起到积极作用，反而可能成为一个负担。

过去像高铁这些项目，我们投了不少资，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同时也形成了巨额的负债，其中有些项目的效率并不高，所以我认为，在基础设施投资和在城市建设投资方面也需要区分必要的和不必要的投资，也要进行经济效益分析。如果值得做，那就继续投，如果得不偿失，那这样的投资便需要下来。我认为总体上讲，需要把更多的政府资源转到民生上来，而不是大量利用于直接投资。

此外，如果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财政收入中间用于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支出部分的比例要高得多，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说明我们在政府自身的行政管理方面有很多资源浪费，很多不必要花的钱也花了。

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来拉动经济，但是政府支出过去的重点总是讲政府投资，我觉得这个观念要变一变，增加政府的民生支出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且对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更有效的财政政策。

搜狐智库：刚才提到提高消费率，其实农民工群体一直是被忽略的。去年农民工总数约占我国总人口的21%，比上年增长6.8%，你觉得该群体对我国潜在消费潜力的释放的作用是什么？

王小鲁：过去农民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去年农民工数量是2.88亿，现在城镇就业中大概超过一半人是农民工，但是一个主要问题是，两亿多常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没有户口，大部分人没有被城镇的社会保障覆盖，也享受不到公共服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看病要靠自己，失业了没有救济，老了养老也要靠自己，只能回乡养老。而农村的养老保险可能一个月一人只有一百来元，对他们来说也不够生活，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压缩消费，提高储蓄。

根据统计局的调查，农民工直接消费支出大概只占其收入的33%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消费率，加上他们寄回农村，在农村的消费支出，估计也在50%以下，可是全国居民平均消费率是70%，农民工的消费率比起来要低很多，至少低20多个百分点。

如果说给农民工解决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的话，那他们的消费率能回归到正常水平，比如回归到全国居民平均70%的水平，那么每年可以释放三四万亿的消费潜力，他们的消费能力可以大幅度发挥出来，这样对经济增长也是一个巨大的支持。

我们过去讲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总是考虑投资，而很少考虑消费，实际上，现在我国经济结构失衡，恐怕解决消费问题是当务之急，而解决消费问题实际上就是主要解决社会保障缺失这部分问题，即刚才说的如农民工无法安家落户，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搜狐智库：近年来，农民工人数增长其实陷入停滞状态，去年农民工总量增速不足1%，创下09年以来历史新低，农民工返乡就业成为新常态。为何农民工返乡正愈来愈成为该群体普遍的选择？

王小鲁：我觉得有几个原因。一个因素是过去三十年，我国人口出生率在降低，所以总体而言，农村的年轻一代人数在减少，这是一个客观原因。

第二个原因，我想和刚才我们说到的在城市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缺失有很大关系，很多农民工在城里没有社会保障，年纪大了就不得不返乡，现在经济不太景气，加速了一些人提前返乡，在家乡当地寻找就业机会，这种情况可能成为现在突出的一种趋势。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过去一些年，农村青年上高中、大学的比例在上升，过去可能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后来是高中毕业出来打工，再以后有些人去上大学了，那么就延缓了他们出来打工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也不排除有些人上了大学以后在城市里找工作，他们有可能没有被统计为农民工。所以在统计中间对这部分人有些遗漏，可能也是一个影响因素。

这个因素总体来讲是积极的，但是我刚才提到的像政策方面的限制等因素则是消极因素，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搜狐智库：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基础，您认为农民工返乡潮能否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利因素呢？

王小鲁：要从不同的方面看。如果农民工是主动希望返回家乡在当地就业，这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现象，会增加当地的劳动力供应，同时有些人可能要回乡创业，也会创造一些就业机会，可能对当地的经济增长起到带动作用。

但是，如果是因为城里就业机会不足导致的农民工返乡，加之有些地方可能本来就业机会就不足，回去的这些农民工可能会变成潜在失业人口，找不到工作，这样的回乡可能对当地经济起不到推进作用，反而会导致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农民工返乡，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要看不同的影响因素和当地的条件。

搜狐智库：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百度上“裁员”的搜索频率急增，同时“找工作”的搜索频率也在提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沿海地区招工难的问题仍旧存在，月薪万元的工作都无人问津。在你看来，应该如何理解当前我国的就业形势？

王小鲁：从一些数据来看，我们制造业现在确实是面临困难，而且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到就业，恐怕也会持续一个相当的时期。在劳动力市场上，我国也存在结构性错位的情况。一方面，一些非熟练劳动力、大学生可能供应上还过剩，这些人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人力资源不足，又有很多短缺的岗位找不到合适的人，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新技术领域。

这实际上说明了我国的教育体制还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的人力资源需要，存在一个供求错位，一方面一些高校和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不高，另一方面所学可能并非所用，教的一些东西可能已经过时了，另外需要的一些东西反而没有教，因为这些学校可能也缺乏必要的师资，对社会需求也缺乏灵敏的反应。

所以，我觉得还需要加大推动教育体制改革，需要创造一个让教育能够适应社会需要的局面，比如开展多方面多领域办学，包括企业办学、专家办学等，用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不要用一个模式一个框框，摆脱教育行政化、官僚化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样的调整，我国的人力资源供应错位问题可能长期都很难解决，这会对未来经济发展是严重的制约。

搜狐智库：稳就业是短期内我国的首要目标，我们在稳就业上可以做哪些工作？

王小鲁：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解决人力资源供求错位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几个问题，比如说社会保障问题，现在企业的社保缴费率总体来看还是太高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感觉负担很重，就可能想方设法地减少就业，因为企业要采取各种措施来降低成本。如果能减轻企业社保缴费的负担，对于鼓励企业增加就业机会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社保基金不足，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所以社保缴费费率就很高。我们能否拿出更多国有资产来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同时把社保缴费的费率降下来，让企业负担降下来，让企业更有可能来创造就业机会，我觉得这方面是有潜力的。

此外，小企业现在经营环境不太好，特别是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那么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要减少政府干预，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另外，大银行对小企业提供融资确实有很多障碍，小型民间金融机构发展又不足，所以促进小型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对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会起到很有利的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有些产业领域过去是有准入限制的，现在我们有些领域在对外资放开，降低外资进入的门槛，但是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要不要对内开放，要不要对民营企业开放，让民营企业也能享受公平竞争，能够平等的进入？如果能在这方面有实实在在的推进，那恐怕还能创造出很多就业机会。

搜狐智库：今年起，社保征收正式划归税务，但当前我国企业社保缴纳合规率较低，有超过三成的企业是按最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费的。本次社保转税对中小企业影响较大，你认为应该如何改革税制才能有效减轻居民负债感？

王小鲁：无论是税还是费，有两个基本的原则要遵守，一个是设置要合理，企业的负担或者是老百姓的负担要可承受；另一个是严格执行。如果一方面标准过高，企业很难承受，另一方面在征收时又手下留情，说你交不起，那就降低标准，可能就造成法律法规的形同虚设，而且可能还造成税费负担不均，有些企业交的多，有些企业交的少，有些企业不交，这样反而影响了公平竞争。

我觉得这种情况需要改变，首先税率、费率要合理，要做到让企业、居民能够承受，同时，还要严格执行，在一个合理的税率和费率的前提下，要做到该收就收，不能法外施恩。

搜狐智库：企业税费要降到合理的水平上，具体来说可以降到什么水平上？

王小鲁：现在企业缴纳五险一金，如果只算五险，大概占到了工资总额的40%左右，我觉得这个费率太高了。如果能够采取有利的措施，第一阶段把它降到30%以下，那企业就能松一口气。

如果要把40%的费率降到30%或以下，那可能需要做一件事情，即要更大幅度地补足社会保障基金的不足，恐怕要拿出更多的国有资产来解决这个问题。

搜狐智库：近日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综上，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放宽农民工在城市的落户限制，完善社会保障等等，是否是解决我国过度投资、消费低迷导致的经济结构性失调的最优方式？

王小鲁：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发改委的文件是个很积极的文件。现在放宽落户条件，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进城农民工落户速度是非常迫切的问题。

我们一直说，两亿多城镇常住人口没有户口，具体来说，2012年我大概记得当时没有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大概是2.34亿，2017年还有2.25亿，这期间解决了一部分户籍问题，但同时还有新进城的农民工，所以常住人口的数量没怎么减少。五年只减少了九百多万人，如果按照这个速度，可能未来几十年才能解决两亿多人没有户口的问题，那这个速度显然是太慢了。

所以，加快农民工落户，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我觉得至关重要。虽然发改委的文件提出来放宽落户条件，但这能否落实，还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落户问题可能涉及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涉及到财政部，涉及到公安部，涉及到一系列部门，很多相关部门能否能够统一认识，能够互相配合来推进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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