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盛斌：全球供应链断裂是最大危机，中国应主动参与制定新贸易规则

搜狐财经联合《经济》杂志系列访谈——“致知100人”第65期（点击“阅读原文”进入专题）

本期嘉宾：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 盛斌

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与国际接轨并逐渐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和贸易网络的发展和变化。然而，近年来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浊流，WTO组织在逆全球化的声音中逐渐被边缘化。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链重塑已经成为全球性趋势，一方面，中国中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国家转移是客观趋势。另一方面，制造业重新受到全球各国重视，欧盟、美、日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战略。

叠加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该如何发展？世贸组织在25岁迷茫之际将何去何从？中国将扮演怎样的角色？搜狐财经就此对话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APEC研究院院长盛斌。

盛斌表示，此次新冠疫情引发的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最主要的表现是虚拟经济资金链的断裂，在应对措施上以注入流动性为主。而当前疫情的主要表现是实体经济供应链的断裂，应对关键在于解决“人”的问题。

“金融危机后，全球价值链贸易有所恢复，但总体保持下降趋势，国内价值链代替了全球价值链得到较快的发展。” 盛斌指出，随着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据盛斌介绍，当前，全球价值链网络形成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价值链。中国是对东亚地区和美国的主要中间品提供者，也是东亚地区的主要中间品需求者。

盛斌表示，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复工生产，对稳定全球特别是亚洲的供应链体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变革，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变化，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模式由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深化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 盛斌强调，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新型生产体系呼唤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

盛斌指出，由于一些国家对新规则谈判的抗拒与怀疑心理，WTO始终未找到全面启动新规则谈判的破局良药。“它们担忧对新规则的设定与执行极有可能会削弱它们现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发达经济体对其实行替代性的贸易壁垒提供新的口实。”

“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危机与挑战。”盛斌认为，首先，自由贸易的包容性被质疑，逆全球化思潮不断发展；其次，关系到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发展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重视与解决；第三，WTO的多边谈判功能与效率受到很大质疑；第四，WTO未能对新型贸易的发展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 

此外，盛斌表示，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认为，美元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计价、交易与储备货币，其“货币规模”应有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乃至规则管理。他还强调，未来，超主权数字货币可能是货币体系重构的重要契机与选项。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当前世界经济走到关键当口，全球资本市场动荡，有人说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延续，有人表示是危机来临的前兆，你怎么看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盛斌：2008年次贷危机主要是由于经济泡沫破灭，市场流动性不足造成的，其最初由房地产市场引发，随后传递到资本市场，股价大跌，再引发信贷市场萎缩，最后是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的资金链断裂是金融危机的最主要表现，因此，在应对政策措施上，主要是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解决“钱”的问题，从而实现经济与金融稳定。

而新冠疫情最初就冲击实体经济，特别是旅游、航空运输、零售等服务业以及复杂制造业（汽车、电子产品等），进而波及触发金融市场动荡。实体经济供应链断裂是最主要表现，因此，在应对措施上，主要是加强医疗救助和疫情防控。其中，解决“人”的问题是当下最严峻的任务与挑战。

目前美国、欧洲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疫情形势严峻，国内经济活动停滞，国际贸易尤其是原材料、中间品、零部件贸易因疫情中断或延迟，导致全球价值链遭到破坏，外国投资因预期盈利下降也面临大幅度减少。

因此，即使是扩张性的经济刺激政策在短期也不能解决人的往来受影响的问题。

此外，流行病灾害与自然灾害也不同，并不存在未来恢复性重建所带来的投资需求，除了疫情结束后的一些报复性消费反弹外，多数需求下降将是永久性的。

总体上看，今年的全球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加大工业化，很多投资从其他国家撤回，你认为全球价值链和生产格局将会发生哪些改变？

盛斌：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价值链贸易所占比重虽有短暂恢复，但总体上保持了下降趋势。

这意味着之前的中间品供给与需求更多地由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即国内价值链替代了全球价值链得到较快发展。其原因既有国内市场规模扩大、国内产业升级、技术创新、再工业化等主动因素，也有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外部冲击所导致的价值链重组等被动因素。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会重现或加剧价值链“国内化”趋势。

从短期看，由于国际物流与人员往来中断，企业不得不更多从国内寻求供应商，同时分散供应来源也将成为必选项。

从中长期看，企业将重新规划与思考未来的库存管理、物流运输规划、供应商多元化、上下游产能协调等战略与商业方案，从而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构建完整、高效和安全的国内价值链体系。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怎么看待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提高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盛斌：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是产品与服务多阶段细分、多工序、多国生产。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的角色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向其他国家出口提供中间品，二是从其他国家进口需求中间品。前者我们称之为“前向关联”，后者为“后向关联”。 

当前，全球价值链网络形成以中国、德国、美国为中心的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价值链，当然三大区域价值链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联。

从供给角度看，中国是对东亚地区和美国的主要中间品提供者。从需求角度看，中国也是东亚地区的主要中间品需求者。因此，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逐步复工生产，对稳定全球特别是亚洲的供应链体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研究表明，技术与知识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或国家，由于其全球价值链的后向参与度大于前向参与度，因此受全球价值链供给冲击的影响更大。

由此，对总体上属于复杂制造型的中国来说，当前疫情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主要是中间品进口中断或受阻的供给冲击。

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实现在产品链、产业链与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实现更大的附加值、技术含量与质量标准，从而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真正核心。

为此，中国应围绕全球价值链重新审视与制订贸易政策、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在新的政策体系中充分体现自主创新性、包容性与可持续性，并依据自身条件与战略主动适应并参与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新规则。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在你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国际贸易发展给全球的贸易规则和经济治理带来了哪些机遇或新发展？

盛斌：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的迅速发展创新了国际生产网络与国际贸易模式，对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的诉求。

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变革，运输成本降低和跨国公司组织方式的变化，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模式由传统的“一国生产、全球销售”深化为“全球生产、全球销售”，以货物、投资、服务、专有知识、人员的双向跨境流动为显著标志的价值链贸易占国际贸易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在此背景之下，投资与服务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日益增强，知识产权、技术标准、投资、竞争政策、劳工、环境等以规制融合为导向的边界内措施对国际贸易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制约效应日益凸显。

另一方面，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及互联网的普及带动数字贸易呈现出爆炸式增长态势。

与传统贸易相比，全球数字链和数字贸易实现了贸易主体由跨国公司向中小企业和个人网商的扩大，贸易方式由互联网向物联网的创新，贸易流程由单线条、多环节向并联式、信息化的优化，贸易产品由大批量、标准化向碎片化、个性化转变。

在这种背景下，呼唤新的全球贸易治理改革——构建基于价值链贸易的21世纪商业规则，以实现全球价值链中各工序和生产环节的“无缝对接”。

然而，边界后措施触及各国法律主权管辖下的国内政策领域，参与国需放弃为实现公共政策而采取的管辖裁量权来换取“深层”贸易自由化的收益。

但是，巨大的执行成本以及在规制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挑战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进行新规则谈判的动机和热情。

它们担忧对新规则的设定与执行可能会削弱自己现有的竞争优势，同时也为发达经济体对其实行替代性的贸易壁垒（如苛刻的劳工与环境标准）提供新的口实。

同时，它们也明显缺乏谈判与执行新规则的能力建设。WTO多哈回合中关于“新加坡议题“谈判的失败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由于一些国家对新规则谈判的抗拒与怀疑心理，WTO始终未找到全面启动新规则谈判的破局良药。目前，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如CPTPP）成为这些新规则谈判与实施的主要载体。

此外，各国虽然从数字经济发展中获益良多，但数字产品的市场准入、数据的自由流动、网络安全等数字贸易所特有的新型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制约程度也不断凸显，在这些方面全球明显缺乏政策与规制协调。

数字贸易是一个全球充满希望的发展方向，数字贸易协定是WTO在未来最有希望达成的一个部门或领域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各国应为此而努力。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受了开放带来的好处，但是近年来WTO不断被边缘化，在你看来，WTO体系与时俱进需要做哪些改变？

盛斌：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面临着危机与挑战。第一，全球不平等问题日渐凸显，自由贸易的包容性与普惠性被质疑与反思，逆全球化思潮与行动不断发展，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价值观危机”。 

第二，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打破了原有世界经济格局，但关系到其切身利益的“发展议题”一直未能得到充分体现与解决，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体制危机”。 

第三，随着“多哈发展回合”的搁浅，WTO的多边谈判功能与效率受到很大质疑，甚至近期由于美国的阻挠争端解决机制也面临停摆，多边贸易体制遭受“信心危机”。 

第四，新兴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等新型贸易方式的迅速发展 对国际贸易规则提出新的诉求，而WTO却未能对此做出及时调整与应对，多边贸易体制遭受“治理危机”。

目前，围绕WTO改革问题，美日欧、欧盟、加拿大、中国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方案，主要内容涉及“非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和工业补贴、发展中国家待遇、提高WTO运行效率、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

其中，既有多数共识性的问题，如争端解决机制；也有矛盾与斗争，特别是中国与发达成员之间，如“非市场经济国家”、补贴等议题。

中国建议世贸组织改革的行动领域应包括四大领域：一是解决危及世贸组织生存的关键和紧迫性问题，二是增加世贸组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相关性，三是提高世贸组织的运行效率，四是增强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

这些提议切中了WTO改革的关键，也代表性地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利益。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近日，商务部表示将推动RCEP协定如期签署，扩大自贸朋友圈。你对中国探索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来说，有何建议？

盛斌：总的来说，RCEP协定中涉及国际贸易投资新规则的内容比较有限，主要包括投资、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议题。

不过，新规则的谈判与达成也是一个动态与发展的过程，先签订协定实现早期收获在当前更重要，这将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做出新的贡献。

搜狐财经&经济杂志：国际货币体系将会如何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做出怎样的战略安排？ 

盛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世界进入国际货币“无体系的体系”，各国可自行选择储备货币与汇率制度安排，未来国际货币多元化是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前，美元依然是全球最重要的计价、交易与储备货币，因此对美元的“货币规模”问题应结合汇率、债务、流动性、国际收支平衡等指标有相应的国际协调机制乃至规则管理。

未来，超主权数字货币可能是货币体系重构的一个重要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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