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财经：你如何看待今年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 何帆：现在还不好说。目前中国的疫情基本上能判断清楚，但全球疫情态势仍需观察。关键要看三季度的经济统计数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三季度会出现复苏。如果三季度能够站稳，加上各项刺激政策都在路上，四季度反弹的速度可能会更快。我个人觉得，明年我国经济很可能出现比我们想象中更大的反弹。今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明年的增长率会比较高。新冠疫情是一个外部冲击，和经济体系内在的繁荣-衰退周期不一样。内在的危机持续时间很长，相比之下，外部冲击来得快，去得也快。和SARS时期不同的是，这次疫情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波及的范围也很大，算是外部冲击里对宏观经济影响较大的一种，但它仍然是外部冲击。搜狐财经：全球疫情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何帆：疫情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外需的下降，这是我们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外需下降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真实需求确实在下降，人们的收入在下降，也无法出来消费了。另一个原因是，大家的预期悲观，就开始观望：该投资的不投资，该消费的不消费。这两个因素加起来，令今年外需订单下降的速度非常快。我们很多外贸出口企业非常脆弱，因为它们只会做出口的订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我们也出现外需下降的情形，但很多企业的选择是熬过去。事后看来，这些企业的决策是对的，因为外部需求很快就恢复了。但是目前的情况很可能和当年不一样，如果出口企业还是抱着熬过去的心态，那它们可能等不到春天来临就被冻死了。当前很多人担心全球供应链完全断裂，进而导致中国经济从此一蹶不振。我认为这有点夸张。因为全球供应链毕竟是在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中自发演化形成的，虽然它在疫情影响下会发生变化，但是一夜之间就完全断裂是无法想象的。我觉得这种情况很难发生。搜狐财经：你在《变量2》中写道，全球的生产网络进入了互信网阶段。从这个角度分析，你如何判断全球供应链重构下的中国企业的危与机？何帆：供应链这一组织生产的方式是不会消失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身追求效率，只有通过合作分工，效率才会提高。不管是国家还是企业，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自力更生、自生产的阶段。我们过去二三十年所习惯的全球供应链，是在极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阶段的全球供应链只追求效率至上原则，企业只负责生产自己擅长的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到全球供应链上通过购买获得。日本早先实行无库存生产方式（Just In Time），即零仓储管理，不备存货，这样可以将成本降到最低。过去全球化的原则是效率至上原则。这种全球供应链建立在对合作伙伴有高度信心的基础上，同时也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上：这条供应链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完美运转，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大家现在突然意识到，各经济体彼此之间是缺乏信任的。全球供应链此时会回到效率和安全兼顾的原则。在效率和安全兼顾的原则下，全球供应链就会出现新变化，用比较流行的话说就是“备胎”计划。企业得对“备胎”计划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企业要允许适当的冗余。过去，企业是尽可能将冗余消灭，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追求效率，而是确保在供应链断裂时活下去。很难去评价这个变化是好还是坏，因为它是一个客观的变化。换个角度来说，该变化其实也带来了机会，如果一家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备胎计划的话，那它的机会就会增加。未来一个很大的市场和商机是做进口替代。中国会慢慢把供应链里很重要的环节都补上。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回到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年代，而是保证在外部冲击下，供应链不断完全断裂。搜狐财经：你认为在互信网阶段，政府不应该实施更激进的对外开放政策，相反要更加关注国内。如何更好地理解书内这一部分观点？何帆：中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我们当然希望开放的程度越高越好。但是，我们是想开放，但是其他国家却不一定愿意开放。比如并非所有的外资企业都想到中国投资，因为我们现在能够吸引到的外资企业不如原先那么多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外资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了，不是我们开放市场就能招来外资企业。另外，以后也不会像过去一样有那么多的出口订单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清醒的判断，即全球化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轮全球化是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全球化，而这个理念现在基本上已经破产了。我们其实陷进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迷思中，以为只有越来越对外开放，经济才会变得更加强大。但是从整个经济史的角度看，这个观念不完全正确。举个例子，美国二十世纪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是五六十年代，但美国恰恰在这一阶段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个阶段美国的国内收入差距并不大，哪怕是蓝领工人也买得起房，买得起车，还可以把孩子送去大学读书。有时适当地退回来保护本国经济，才能对全球化形成缓冲，然后才能在未来发展得更快。大家一定要记住，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我们毫不怀疑全球化的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要反思的是，过去全球化的速度太快了。现在我们要控制全球化本身的速度，要往那个飞速转动的车轮里加一些沙子，让它的速度减缓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些调整，应该更多地关注于国内事务，把本国的事情做好。这次疫情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医疗卫生体系还是个短板，我们有很多方面是需要补课的。无论外部环境发生什么事，只要本国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支持政府，那我们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搜狐财经：你认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三个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进步。其中哪个变量将是决定性的？何帆：这三个变量都是同时发生的，且互相会起作用。我觉得三者都很重要。中国的工业化比较有自信心了，但城市化只走了一半，从城市管理水平、城市建设理念相对还比较落后。中国的技术创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路：我们在技术应用方面超强，形成了通过技术应用倒逼核心技术研发的独特路径。这实际上是我们的优势。因为越到技术前沿，越是通过市场来判断哪个是核心技术，直接研发核心技术很可能会失败。举个计算机行业的例子。一开始很多企业认为计算机演进的方向是越来越大，结果突然出现了个人电脑。因此，判断技术演化路径的是市场，而不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中国的市场规模巨大，所以中国是能出科研成果的最好的地方。我不担心中国的技术创新，但它是迂回包抄的这样一条技术演化的路径。所以，应用技术的创新其实比核心技术的开发更适合于中国。搜狐财经：近期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涉及到很多要素改革的举措。如果这些要素改革措施加快，它会如何改变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面？何帆：这个文件说明我们目前确实很重视要素改革问题，但其实里面的绝大部分内容此前也都强调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出台一些新的、可操作的、能长期稳定大家预期的政策，因为大家缺的是对未来的信心。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二战之后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丰裕社会》。他本来想研究美国的贫穷问题，结果研究半天发现，美国已经没有贫穷问题了。但是美国遇到了新问题，即美国进入丰裕（丰富又富裕）社会之后，主要问题变成公共服务跟不上：美国人买得起车，但是道路却是坑洼的，空气却是污染的。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丰裕社会，其实也遇到了这种问题。所以我觉得未来公共服务是一个很大的投资机会，因为无论是从经济增长角度，还是从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公共服务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内能做的改革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胆子更大一点，要把信号释放得更强烈一点，因为投资基于长期的预期，有长期投资才能够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坦率地说，大家现在对未来的信心还是不足。搜狐财经：疫情期间出现了所谓的报复性存款的现象，家庭储蓄的意愿也在逐渐上升，这是否说明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很脆弱？ 何帆：消费是什么决定的？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收入高低，另外也未来预期也影响着消费行为。如何提高中国的消费水平？无非就是从这两个方面着手。第一个方面是收入。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收入的提高是没有帮助的。如何能提升居民收入是一个迫切的问题。我们现在大概到了福特公司当年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的时候了。那时别的竞争对手都在拼命地压低工人工资，但福特当时认为，福特的工人也是福特的消费者，福特的汽车也要让工人买得起，因此要给自己的工人涨工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这样一来，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循环。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我们得去解决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报复性存款现象的出现，是因为大家预期未来收入可能会下降，所以不敢消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要提供社会安全网，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原来家庭储蓄率太高，就是因为没有一套完善的社会安全网。我们没有很好的全民公共医疗，我们也没有非常好的商业医疗保险，我们不知道生病的时候要花多少钱。我们的失业救济是做得不够好的，我们的农民工去哪领失业救济？只有当社会保障体系能够很好地建立起来，消费能力才有可能被释放。但中国消费市场的量级仍然不可忽视。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生存下来是很容易的，因为中国的消费市场太大了，哪怕有千分之一的中国人是你的客户，那企业也会发财发得不得了。最好赚的钱还是在中国市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