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儒家凭什么屹立两千年？
小炒注：“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一个社会，终究还是要有点信仰的，毕竟，这是文明的火种啊。
据统计，诸子百家一共189家，形成学派的有12家。但能一直影响中国社会2000年之久的，只有儒家。这是因为儒家完成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现实，使人能够独自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人生意义。
人生在世，都会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什么是对的？我应该怎么做？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人总是要死的，如何面对死亡？当这种意义脱离于社会组织，超越了社会现实时，就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明思想。当现实世界出现问题，社会崩溃、作为文明载体的人消失时，由于文明思想与社会行动脱离，它不会崩溃，依然能指导社会行动，传承于世。
所以，一个文明能长久延续，必须有一种能让人从社会中走出来、独自寻找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终极人生意义，从而建立起一个高于现实世界的价值、一个理想国的模型。
所谓终极价值，是指个体走出社会面对生死的拷问时，依然能找到超越个体生命的永恒意志，在正确的道路上坚强地走下去。即使身陷囹圄，得了重病，社会腐败透顶，道德沦丧，他也能坚持“此心光明，夫复何求”，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那么，这种终极人生价值如何寻找呢？有四种可能。在终极价值的取向（Where）上只有两种选择：在此世、在彼世；在追求价值的方式（How）上也只有两种选择：靠自己、靠外力。
希伯来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依靠外部神秘力量，追求在彼世的目标。依靠上帝的力量离开此世，获得永生。所以他们经常说“救赎”。
印度宗教是依靠自身修炼，离开这个苦难世界。所以他们经常说“解脱”。
古希腊是依靠理性追求知识（逻各斯，Logos），认识自然规律，以认知为终极人生目标。所以他们经常说“求知”。
而中国儒家是依靠自身修养，以道德为终极关怀，以追求此世的道德完人为终极人生意义。所以我们经常说“道德”。
孔子开创了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超越，奠定了儒学框架；孟子强化道德来源的形而上论述，指出道德是向善的意志，与社会无关；荀子认为向善需要外在规范的约束，论述教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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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伦理为核心的社会秩序”黄河流域特有的生存环境造就了中国先民崇拜祖先，重视繁衍，族聚而居，安土重迁的特征，由此衍生出以血缘为核心的宗法制度。“——黄仁宇和何炳棣
这一制度在西周定型，但这时的周礼局限于贵族的特定族群，庶民没有资格。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孔子希望回到周代的大同社会。
在理想国的社会秩序上，家是社会组织基本单位，国是家的同构放大，这一点很重要，儒家本质就是家庭伦理的泛化。
儒家伦理是等级制的，家庭内部长幼有序，以父权为核心，把父子关系和血缘亲疏视为道德关系，家庭内部每个人各守其分，遵守符合等级秩序的行为规范。把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由家庭关系推演出与他人关系，国以君权为核心，按照周礼制定尊卑有别的等级礼仪规范，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孔子著《周礼》，四万多字，全是各种礼仪规范的流水账。
在经济分配上，身份是有尊卑贵贱的，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均”不是平均，而是各得其分，每个人只拿自己应得的一份。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就是家和国的伦理体系，同时也强调家的核心地位，即“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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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终极关怀孔子讲“克己复礼为仁”，是说一个人自觉遵守周礼，他就是有道德追求的人。孔子又讲“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强调自觉将道德视为生命意义的追求，将社会外在规范化为个体内在自觉，脱离了社会组织和外在神秘力量。孔子又说“求仁得仁，又何怨？”、“朝闻道，夕死可矣”，强调百折不挠地追求道德，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自此，周礼作为道德的投射物，仁作为道德的核心，人的生命意义在于追求超越周礼具体条文的道德理想。
另一方面，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追求道德不再是贵族专利，而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每个人都可以从道德出发，思考人生意义。
自孔子以后，道德脱离了社会现实，成为每个个体追求的终极人生意义。人人自觉追求做君子，就形成了社会的共同道德和稳定秩序。
孔子解决了道德的两个基本属性：1、道德的可欲性，只要你想去做就可以做到；2、道德的普遍化，即具有规范性，周礼是道德之源，但每个人只要凭内心感知，就可以判断什么是合乎道德（周礼）的行为，超越客观的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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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的心性论孟子认为人性本善，道德是人向善的意志，任何一个人凭内心就可以知道什么是善，这与他的能力和出身都没有关系。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
通过不断修身，强化向善的意志，人人都能成为君子。所谓“养浩然正气”、“人皆可以为尧舜”。
什么是善对应着的制度规范呢？孟子没有明确提出，他认为凭个人本能的向善意志、心之四端，就知道什么是善、何为道德规范，可以去实践道德了。也就是说，他认为道德规范是主观性的，连《周礼》都不需要。这是孟荀的关键区别所在。
孟子发展了儒家的修身学说。孟子提出存养、养心、养气等修养概念，尽性养心，强调独立人格的自我修炼，只要坚持不懈，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使自己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圣人境界。一直到现在共产主义修养，孟子的修身论述从未中断过。
在理想国的社会秩序上，孟子推崇仁政的道德统治，“天子不仁，不保四海”，仁政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推翻不行仁政的君主是符合道义的。何为仁政？民贵君轻，轻徭薄赋，但也不是越轻越好，1/10比较合适。
孟子认为道德来源是就是人心本身（这点很重要，后来成为了儒家对抗佛家的武器），并以此形成修身、理想国一整套理论。这些都与外在的社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一切求诸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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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性恶论的殊途同归孟子认为向善的意志能推出道德规范，但荀子不这么认为。荀子提出性恶论，要通过外部确立的道德规范来约束恶的意志（修身），使人向善。孟子重“内功”而荀子重“外力”。
那么为什么这个外在的道德规范是正确的、人人该遵守的呢？荀子说礼是圣人根据自己内心对道德的体会而制定的，人们必须接受圣人明君制定的礼法的教化，通过后天不断学习，改变自身本性之恶，达到人为的善。
“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荀子认为道德来源是外在规范和人心向善的结合。这一点在儒学的政治实践中相当重要，奠定了国君教化天下的理论基础。但其本质依然是追求超越现实的道德境界。
道家与儒家一样，依靠个人自觉，在此世实现人生的超越价值。但在实现目标和如何实现上，道家与儒家完全相反。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人应该遵守一些礼仪规范，去追求向善的道德目标。
道家首先反对任何确定的规范。“道可道，非常道”“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固定的规则，好坏不断相互转换，变化无常才是永恒的。
紧接着否定善的价值判断。道家认为根本不存在有确定内容的善，并以水为比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要做到善，就应该像水那样顺其自然，不争却能容天下。也就是说，向善的价值不是人施于对象的主观评判，而是听任自然，它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肯定也不否定。
最后否定对道德的理解。“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道家的德行没有确定指向，没有任何内容，主张“无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万事万物，通通一样。“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连生死都看破，破除对任何事物和言论的执着，更彻底的否定道德指向于任何目标。
孟子曾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可见当时杨朱和墨家的强大影响力，甚至盖过儒家。但为什么销声匿迹了？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没有超越现实的终极关怀。
先说墨家。墨家也讲知和仁，但它的知和仁更加强调社会效果，看人的行为后果对社会有没有利，“求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没有跳出社会圈子。在理想国上，主张“兼爱”“非攻”，但却依靠“天志”“明鬼”等外在约束来保证实现，没有落实到个体性的精神关怀。墨家没有脱离社会组织的终极关怀，随着社会的大变革，很快就消失了。
杨朱与墨家相反，重个人，觉得社会没有意义，“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提倡及时行乐，“丰屋美服，厚味姣色。由此四者，何求于外”。脱离了社会，但没有找到超越现实的不死价值。人总是要死的，死后还怎么行乐？死后的意义在哪？
法家结合了道家对儒家的价值否定和荀子的外在规范，提出维护君权权威，以法术势统治天下（法家与现在提倡的法治完全是两码事）。但是，法家只是统治工具，没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也没有合理性的依据。
名家所谓“白马非马”“坚白石离”，把名与实剥离，是为了否定儒家以“名”指称道德，背后没有更高的理想逻辑追求。名家同样没能超越现实。
兵家的思维方式源于军事经验，其目的也是用于军事政治生活，与社会行动联系紧密，并非形而上的思辨。
阴阳家思想将自古以来的数术思想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建构了规模宏大的宇宙图式，尝试解说自然现象的成因及其变化法则，具体化了自然世界对于人事的影响。目的依然是服务于社会与人事，没有高于现实的精神追求。
儒家和作为儒家反面存在的道家，都承认存在超越个体生命的非功利价值，都强调只有依靠个体觉醒才能去认识永恒的价值。相比之下，诸子百家其他学派，均没有提出超越个体生命的终极意义，汉以后或是消亡，或是被儒道两家部分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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