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1969年“核危机”始末作者：许倪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小炒注：禁果好吃，贪吃不好，但吃多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正当大家在热烈追问欧金中和讨论沈阳燃气爆炸时，浓眉大眼的李云迪适时出现了：一下子冲上热搜头条，迅速让其他新闻黯然失色。音乐家协会也出来凑热闹，为这波新闻添砖加瓦。我就感到很纳闷了，p大点事，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1性历史王东岳有个讲座，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所有的哺乳动物，发情期都是固定的，一年就那么一段时间，只有人类每天都能发情，这就是人类能出现文明的源动力。所以，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各个文明都经历过生殖崇拜和高度性开放，这是世界各民族早期的共同文化经历。在上古人类的眼里，性活动是高尚的、纯洁的、自然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既是寻欢作乐，也是神圣生活，生活和宗教都少不了性。那个时候，不是“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而是“多夫多妻”。男人和女人分开住，也就是有“男寝室”和“女寝室”。男人白天干活，晚上就去女寝室串门，半夜或天亮再离开。所以，男人可以跟很多女人睡，女人也可以跟很多男人睡。这就导致，女人生完小孩，压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并不是哪个民族的特有现象，而是各个民族的共同现象。上述内容我在《日本的叛逆：性观念为何如此开放？》详细讲过。二战期间，美军曾经到达过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那个岛上的居民还处于比较原始的社会阶段。他们的性观念是完全开放和自然的。岛上的女人完全不拒绝美军那方面的需求，然而她们不理解为什么美军一定要找一个隐蔽的小树丛。因为这种愉快而健康的行为，完全可以在公开场合下光天化日地进行。他们本地人一直都是这样的，性趣上来了，就按倒在地，随时随地来一发。这个就是人类早期的性观念：心里很开放，身体很诚实。后来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从狩猎时代进入农业时代，出现了私有财产和定居生活，一夫一妻成为各个文明的一种标配，性观念不再像以往那么野性，而是有所收敛。在一些宗教仪式上，性崇拜逐渐退出，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成为主流。在法律和道德上，人们对性行为都有一些约束。既肯定了人存在欲望的合理性，但同时也提出节制欲望的重要性。但是，在农业文明早期，一些原始性观念并没有完全根除。比如一些贵族，在家里看上了哪位侍女，大白天就会就地按倒，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东方和西方都是如此。美剧《斯巴达克斯》和《罗马》都大量男生喜欢的镜头，那并不是乱加上去的，而是有历史依据。随着文明的继续演化，结束奴隶时代，进入封建时代，性观念突然变得极为保守。在西方中世纪，最保守的时代，连夫妻之间的性生活，都需要隔一块布，在布上挖个洞，他们通过这个洞来进行。裸体是完全不可以的，因为那个太下流。为此有的人连澡都不洗，觉得脱光不道德。在东方，“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逐渐占领统治地位，人们的性观念也开始变得保守与刻板，从而发展成为了反性和禁欲的性观念。在伊斯兰世界，性挂念的保守有过之而无不及，女性要带面纱，男女握手都不允许，这一块大家都比较了解。那个时候全球主流文明出现的一些法律和宗教，都对性观念进行了极强的约束。只有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才是正统的，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而且女性应该更保守，有贞操观念。法外性行为还要被惩罚，石刑、鞭打或是渗猪笼什么的。但人类也渴望开放。总有一些非主流的人玩得很开，中国比如帝王房中术、金瓶梅、肉蒲团，外国比如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直到近代，西方文明崛起，人类迎来了一个短暂的性解放时代，颇有一种“老子忍了这么多年，现在要翻盘了”的感觉，“我的身体我做主”成为一种风靡全球的思想。上流社会率先迎来解放，以文人为例。那些西方文人，比如罗丹、毕加索……好多都是“色情狂”，贝多芬、雨果、莫迫桑等人也是妓院常客。我高中的时候看过一本书，忘了什么名字，就是专门讲这些西方文人的秘史，看得爱不释手、大惊失色。就连马金路德.金，也是一个嫖娼的热烈爱好者，白天发表热情正义的黑人宣言，晚上就要嘿咻嘿咻。中国近代时期的文人也不遑多让，他们找小三、嫖妓，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典型的就是康有为，被成为“风流圣人”，曾经为了躲嫖帐而躲进船里，晚年60岁了，还要娶18岁的小姐姐。辜鸿铭、郁达夫、胡适、徐志摩……这些叫得出名字的，基本都是风流才子，徐志摩还脸不红心不跳地向陆小曼汇报嫖妓经过。在20世纪，女权主义从天而降，也助推了性解放过程。整个社会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对性观念放松了，法外性行为的道德谴责和法律惩治也轻了很多。解放归解放，但一些基本性观念还是在的，而不是回到原始社会的那种野性时代。比如一夫一妻制、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才是正统、性行为不得公开进行、自愿原则。大学期间曾有人跟我说，他在海南看到一片沙滩，上面有几百人，所有人都在裸奔。把他惊呆了，这可是在中国不是墨西哥！当他想拍照的时候，整个海滩响起了一片怒吼声：妈的！别拍！STOP!所以那种羞耻观念还有的，身体很开放，心里在打鼓，骨子里的保守观念还在。刘强东经常去美国干那种事，也得隐秘进行。总体来讲，人类的性观念，开始松了几万年，然后越来越紧，紧了一千多年，最近一二百年才开始变松。如果从原始社会算起，人类性开放的时间远长于性保守的时间。从人类的生理特性来讲，性开放是一种本能；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必然要对这种冲动进行约束。问题在于要在这种人性解放和文明秩序中达到一种平衡，偏向哪一个似乎都不大好。2性习俗从目前来看，人类文明并没打算打破一夫一妻，那么绝大部分人都是在性交易中寻求解决。在交易中，供给方叫卖淫，需求方叫嫖娼。你可不要以为只有女的会去卖淫，在法国，15%的卖淫者是男性。但是，各国法律对卖淫嫖娼的合法性都有不同规定，总体分为三类：1、卖淫合法，嫖娼也合法（绿色区域）大家熟知的就是荷兰，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新千年率先宣布性交易合法。后来又加入了德国、土耳其、澳大利亚和一些拉美国家。都是西方文明地区。2、卖淫合法，嫖娼非法（蓝色和橙色）也就是说，我允许有人卖，但你来买就是非法的。法国、加拿大、印度、一半的非洲国家和多半的南美国家就是如此。3、卖淫非法，嫖娼非法（红色）买和卖都不行。中美俄都是这样规定，日本也是。在这次李云迪的通告中，就写明了卖淫者与嫖娼者都是违法。不过在美国、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求卖淫合法的声音始终存在，很多人认为禁止卖淫违反人权规定的“选择职业自由权”，如果哪一天他们规定卖淫合法，一点也不奇怪。（上述不包括未成年色情、人口贩子等犯罪行为）总体上看，性交易合法的国家是少数（10%左右），绝大多数国家有所约束。但是对卖淫和嫖娼是区别对待的：大概一半的国家认为卖淫合法，但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嫖娼非法。开个玩笑，这算不算变相的性别歧视？这里要说一下美洲，这真是一块神奇的大陆。作为文明晚近的新大陆，居然是最为性开放的大陆，只有美国和委内瑞拉认为卖淫非法，而且占据了性交易合法国家的大多数，难怪有人说，“这是一块流淌着jy的大陆”；作为“自由灯塔”的美国，居然在性法律上很保守，卖淫和嫖娼都是非法。在卖淫和嫖娼都非法的国家，除了美俄两国，剩下都集中在东亚和中东。总体来讲，亚洲和美洲算是现代的两个极端了。但是，性开放的程度，不仅取决于法律，还取决于历史传统的道德观念。前文说过，在人类历史上，经历过两轮性开放：一次是原始社会，一次是现代西方文明。受这两种因素影响较大的区域，普遍性开放。比如拉美，长期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直接过渡到西方文明，他们几乎就没有经历性保守的阶段。反观亚洲，作为古代农业文明的全球中心，经历了长时间的性保守熏陶，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西方文明的影响，是如今最保守的大陆。比如土耳其和哈萨克斯但，卖淫合法，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其性开放比不上欧美。非洲呢，明显分成两大块，皈依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地区很保守，其他区域类似拉美，呈现出与经济水平不相符的性开放，这两块形成鲜明的对比。所以，对于那些卖淫嫖娼都非法的国家，社会对于卖淫嫖娼的道德观念呈现出较大的差别。日本和泰国，在法律上都规定卖淫和嫖娼非法，但都是全世界出了名的性开放国家，超过欧美。日本有AV、泰国是全球三大卖淫中心之一。中国与美国、中东与东南亚，都是卖淫非法和嫖娼非法，但他们性开放程度的差别还是挺明显的。比如越南与伊朗，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东南亚偏保守，但越南的性产业十分红火；伊朗是中东世界曾经全面西化的国家，如今性交易可以上升到刑事犯罪行为。俄罗斯作为东方色彩浓厚的西方国家，有合法妓院营业。2018年举办世界杯比赛，政府发言人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由于接到了警方的警告，许多妓院会在世界杯期间关闭。”从侧面说明了俄罗斯性产业的光天化日。综上，真正在法律和道德上对卖淫嫖娼进行双重否定的国家，是少数。3性处罚在这里先说明一下，违法跟犯罪是不一样的，犯罪是一种更严重的违法行为。一般违法，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办理，就是罚款、拘留，但犯罪就是刑事案件，按《刑法》办理，处罚措施是有期徒刑、进监狱、剥夺政治权利。李云迪这次被抓，只是普通的违法行为，罚点钱拘留几日就完事，跟酒后驾车的性质差不多。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若认定卖淫或嫖娼非法，都是违法，只有少数国家把性交易认定为犯罪行为，主要是那些伊斯兰国家，最高可以判死刑。曾有一名19岁的沙特王室公主因与情人私奔被处以石刑，用石头砸死了。法国规定卖淫合法、嫖娼非法，对嫖客的处罚措施是：嫖客首次被抓将被罚款1500欧元(约11000元人民币)，再犯将被罚款3750欧元，同时其行为还将记录在个人司法档案中。没有拘留，更不会对社会公布。法国的该项规定比较有代表性，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实行，包括俄罗斯，俄罗斯法律对性交易一般只是象征性罚款，没有拘留。但是法国对拉皮条的处罚很严格，法律禁止拉皮条，可以上升为刑事犯罪。也就是说，我虽然规定卖淫合法，但你也不能教唆别人来卖淫。包括一些性交易合法的国家，比如荷兰，也是严防拉皮条，而且只能在政府规定的经营机构里进行性交易，没有政府的许可执照，就认定是违法犯罪。在西方国家，信奉自由的美国反而是执法力度最严的。之前“超级碗”比赛期间，美国17个州的37个执法部门联手进行了为期两周的秘密行动，共拘捕近600名嫖客。抓到了不仅罚款一千美元，而且可能坐牢三到六个月。不过，最恶心的是，美国警察会把你的名字和照片放到网上，全美联网，永远能查出来（不是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而是放在网上，自己去查才能看到，就像判决文书一样）。还有更恶心的，美国警察会“钓鱼执法”，伪装成卖淫者或嫖客，你一旦上钩，就把你抓起来，这就是合法的“仙人跳”。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这是绝大部分“精苏者”都会拿出来说的事情。1991年3月17日，苏联就是否保留联盟搞了一次全民公投，结果76.4%的人投了赞成票。所以，你看，苏联合乎人民的意愿，苏联没有背叛人民，而是被国内国外的阴谋家算计了。我想说的是，这又是一段话只说一半的“花姑娘”历史。1投票结果苏联有15个加盟国，有6个加盟国拒绝参加全民公投，分别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它们实际上已经下定决心独立了。当时，苏联总人口2.9亿，这6个加盟国总人口2000万左右，占比约7%。在剩下9个加盟共和国的1.85亿合格选民中，有1.49亿人参加投票，占比80%。投票结果为：支持者占76.4％，反对者占21.7％，弃权者占1.9％。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写完了一篇苏联解体的稿子，本打算今天发的。但转念一想，明天就是国庆节，这样太不合时宜，就跟大家聊点轻松的话题吧。这篇稿子较早就写好了，刚好国庆七天假期，也比较应景。毕竟，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避孕套直接卖断货了。网上一直有个段子：在中国约一个认识不久的女孩吃饭很容易，吃完饭看个电影什么的也很容易，但是在当天再深一步发展就比较困难；日本刚好是反过来，女孩不会轻易答应男生的约饭，但只要约出来了，那么恭喜你，女孩子已经做好了你想做的一切准备工作。在日本女孩看来，男女之事就跟吃饭一样，没有孰轻孰重。网上还有个段子：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不给村上春树呢？因为他写得太色。其实，不止村上春树，日本古代文学高峰《源氏物语》、日本文学“泰斗”川端康成的小说，都是如此。当然，日本的性开放，中国人最熟悉的，肯定是AV了。作为大部分80后的性启蒙老师，日本的这个独特现象，很多人虽然很好奇，但并不知道为何如此。小炒也一直想探究原因，最近看了日本史的书籍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1生殖崇拜时至今日，每年的3月15日，日本的小牧市神社都要举行一个日本自古有名的“生殖祭”活动，活动场面会令无数中国人脸红。因为祭祀对象是一根长约7米、直径1米的木制男性生殖器。日本人朝它欢呼，祈求万事如意、家人平安。大家可以直接在百度图片里搜索“日本生殖祭”，很多让人害臊的图片。你以为“生殖祭”只是日本个别城市的现象？No，这是日本的普遍现象。日本至今大约有400座这种生殖崇拜的神社，小牧市神社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而且，除了男性生殖器，还有女性的“姬之宝”崇拜，比如爱知县有田神社，一个巨大的“姬之宝”陈列于殿堂中间。不过呢，你如果在百度图片里搜索“姬之宝”，就不会任何显示。女权主义者可以把这个问题跟百度反馈下，凭什么只显示男士的而不显示女士的？这种“生殖祭”的祭祀活动是怎么样的呢？可不是走走过场，热闹着呢。学者邓亚晔、吴之桐在论文《开放、自有与宽容——论日本人的性观念》中如此描述祭祀盛况：“每年到生殖祭的时候，男女老少，大人小孩手上都会抱着一个男性生殖器样子的人偶参加到祭的游行队伍中，连观念开放的外国媒体都瞠目结舌。但日本人对此没有一点忌讳，他们只单纯地认为那个生殖器模样的人偶是神，希望亲近、触碰、抚摸神来得到祝福保佑，就像西方人触摸耶稣基督的神像一样，再自然不过。”即便是欧美人也觉得匪夷所思。还有更让人汗颜的。张宏杰在《简明日本史》描述了这样一个现象，在日本爱宕郡大原村，每年举行完保佑丰收的祭祀那天晚上，全村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能到神社的大殿上一起睡，一年之中只有这一晚，无论干什么都可以。这被称为“杂鱼寝”、“枕寺”，存在于一些偏僻山区。学者应骥在图书《中日夷越文化探究》中写道，“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冬季祭祀中，也有过类似做法……日本许多地方的习俗中，都有允许未婚男女在规定的日子里上山幽会，认为这是神意”。他们这种幽会，并不是一对一，而是数百个男女汇集到那里。”更有甚者，不仅本地人参加，还邀请游客参加。奈良县十津川村被称为日本第一大村，也有“杂鱼寝”。奈良是日本的旅游重地，游客甚多，他们有时就邀请过往的旅客一起参与。因为有此项目，旅游自然红火。说白了，这不是光明正大的群#吗？直到今天，除了大家熟知的男女共浴，日本人在泡澡时，在服务员的安排上，性别也是完全随机的。写到这，估计已经有很多人羡慕日本的这种“不雅”现象了。我也有点羡慕了，毕竟2017年第一次去东京，最期待的就是去歌舞伎听看看。还有大家再熟悉不过的AV，日本在这方面也是全球独特。小炒在文章《求不得，放得下：日本失去了三十年，但日本人没有》也写过，日本女人对援交行为并不感到羞耻，还认为自己能够自力更生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而日本整个社会对援交十分宽容，日本政府在法律上采取默许的态度。这都21世纪了，号称发达国家的日本，怎么会有这么“有伤风化”的事情呢？太原始了吧。张宏杰在《简明日本史》提到，日本文化有一个根本特点，人类的原始文化在其他地区或者消失，或者严重变形，但是在日本大量地延续了下来。而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是没有什么性禁忌的，开放得不得了。因此，要理解日本的性观念，就必须从日本人的祖上文化寻根。2独特的日本神话日本最早的神话是这样的：远古时候，世界只有海洋，没有陆地，天神决定派一对兄妹去创造陆地。这对兄妹创造了一个小海岛后，闲得无聊，哥哥问道：“你的身体是如何长成的？”妹妹回答：“我的身体都已经长成，但有一处未合。”哥哥就说：“我的身体也已经长成，但有一处是多余的。今天用我的多余部分填塞你的未合处，产生国土，如何？”于是，兄妹一番结合，生下了山川日月和日本列岛。日本就是这样产生的。这个神话传说不仅有对话，还有记载了丰富的动作细节。兄妹二人商量好后，并不知道怎么行事。恰好一对鸟飞过来，在交合，兄妹二人边看边学习，最终成功。这种创世神话明显与其他国家不一样。在中国神话，盘古开天辟地，女娲捏土造人；在西方，上帝创造了世界，亚当夏娃是人类始祖；在印度，是一个巨人（原人）把自己献祭，创造了人类与世界；在巴比伦，天神的身体创造了世界和人类。只有日本，是“爱情动作片”的结晶，确实独树一帜。日本最早的官方史书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写于大化改新的奈良时代，与中国的唐朝同期。在这两本史书里，关于性的描述非常多而露骨。《古事记》“天之岩户”一节中，天照大神躲到了一个黑暗石洞里，整个世界漆黑一片。众神们商量着怎样让他出来，方法让人骇然：色诱。舞蹈之神进入发狂状态，该露的不该露的都露了。众神盯着她的私处看，一阵狂笑，天照大神被笑声吸引，将头伸出洞，于是世界重现光明。还有日本的第一任天皇神武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女阴”。女阴皇后的父亲，第一次见到皇后的母亲就被吸引，趁她上厕所时，自己化身为一支箭，射进女方的**，所以生下的孩子就叫“女阴”。这种赤裸裸毫不避讳地记载到官方史书，不仅中国、朝鲜、越南这样的中华文明圈无法想象，而且在以开放著称的西方文化中也极为罕见。3贞操观念淡薄在人类的原始社会，并不是实行“一夫一妻”，也不是“一夫多妻”，而是“多夫多妻”。什么意思呢？在原始社会，男人和女人分开住，也就是有“男寝室”和“女寝室”。男人白天干活，晚上就去女寝室串门，半夜或天亮再离开。所以，男人可以跟很多女人睡，女人也可以跟很多男人睡。这就导致，女人生完小孩，压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这种原始行为叫“走婚”，形成于母系社会时期，所以基本上任何民族都经历过。泸沽湖旁边的摩梭族，还在延续“走婚”但日本的与众不同在于，其他文明先后形成了固定的夫妻关系，日本的“走婚”一直延续了下来。弥生时代（公元前300-公元250年），日本人在稻草堆、田埂、草丛等野外地方，公然发生男女关系是一种风气。在如今的奈良明日香村飞鸟坐神社，每年都要举行“御田祭”，男女都带上面具，男人将女人推倒，在大庭广众之下表演各种性的动作，这种仪式就来自于弥生时代。日本在唐朝时期的大化改新后，在法律上形成了稳定的夫妻关系，但是，妻子仍然生活在娘家，丈夫通常是在晚上到妻子家，天亮离开，生育的孩子由女方父母照顾。日本名著《源氏物语》写于11世纪，皇子源氏结婚后，一直住在宫中，无暇去妻子家里，因此经常与妻子见不着面。中国读者可能觉得奇怪，结婚了自然就住在一起，怎么见妻子还要跑到妻子家里呢？其实这说明日本依然有“走婚”的习惯。比如，源氏公子经常在夜晚去见陆亲王的女儿，天亮就离开。这就很容易引发一个问题，丈夫只是偶尔去妻子家里，二人经常不见面，自然双方就有了很大的出轨空间。丈夫可以到处沾花惹草，独守空房的妻子也难耐寂寞，反正谁也监督不了谁。所以，日本从原始社会到大化改新之后，一直享有高度的性自由。他们没有形成中国式的贞操观念，日本没有一座贞节牌坊；也没有对性的羞耻意识，日本学者普遍认为，古代日本人并不因性行为而感到羞愧，在他们潜意识里这是愉悦而和谐的事情。他们压根就不回避这种事，那种原始性观念在日本一直保留了下来。14世纪之后，武士阶层崛起，宋朝的程朱理学传入日本，日本政府对男女关系有一定规范，“走婚”开始消失，但让人惊掉下巴的是，“夜爬”兴起了。什么是夜爬？就是男人在夜间活动，寻找消遣，女人不关门，等人上门。这种现象是一种无需隐瞒的社交活动，就跟中国人吃完饭散步闲聊一样普通。以至于在漂亮女人的门前，经常出现男人“撞车”的现象。而且，这种夜爬，不仅仅是个人活动，还经常集体组织。他们组成相应的“男人组”和“女人组”，统一抽签决定夜爬对象，这样就会避免性资源的不平等，人人有份。即便是女人已经订婚或结婚了，她的父母也不会在意陌生男子频繁出入闺房。“走婚”“夜爬”这些原始性观念的保持，使得日本女人的贞操观念十分淡薄，以至于处女成为一种“减分项”。日本少女会主要邀请成年男子来破处，作为答谢，女方还会送一些大米布料之类的。日本女子认为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尝试性行为，是一件耻辱的事。时至今日，日本女性依然把处女之身与没有性吸引力等同起来。这些观念，足够让中国人感叹：世界真大，无奇不有。4日本文化的唯一性王东岳有个讲座，他的一句话让我至今印象深刻：所有的哺乳动物，发情期都是固定的，一年就那么一段时间，只有人类每天都能发情，这就是人类能出现文明的源动力。在人类的原始社会时期，各个文明都经历过生殖崇拜和高度性开放，这是世界各民族早期的共同文化经历。在上古人类的眼里，性活动是高尚的、纯洁的、自然的，无论中外，都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既是寻欢作乐，也是神圣生活，生活和宗教都少不了性。所以，从这个方面看，日本的性习俗，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即便是“走婚”“夜爬”“杂鱼寝”，也不只发生在日本，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就有类似现象，比如纳西族、白族。应骥在《中日夷越文化探究》就说，“杂鱼寝”这种性放纵的习俗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当中晚近仍然存在。日本的特殊就在于，文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性禁忌和性约束，一些露骨的神话故事也会被重构，但日本就没有经历这样的性转折，它的原始性观念保留了下来。这种世界罕见的现象，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日本文化的发展不仅没有断层，而且没有被动改变。日本的地理位置离亚洲大陆不远不近，既避免了被入侵，也避免了封闭。日本本土从来没有被外来民族入侵过，以此同时，它还一直主动向外来先进文明学习。日本的这种特殊性，几乎是全球唯一。中国的商灭夏、周灭商、秦灭六国，几乎都是偏远的边疆族群攻入中原文明区域，更不用提五胡乱华、蒙古和后金了。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改动巨大，而且往往是武力征服带来的被动改变。其他文明，印度、中东、俄罗斯、欧洲……要么文明中断，要么被外族入侵。日本经历了两次文明跨越：一次是大化改新，全面学习唐朝；一次是明治维新，全面学习西方。然而，日本的不同在于，这两次跨越都是主动进行的，而不是外力强迫或征服同化的结果。在日本本土，一直是大阪、京都和东京构成的中心文明辐射其他区域，而不是被边缘文明或未开化文明反作用。这就是中华文明与日本的不同之处，中国的中原文明不断被边缘族群影响或主导，核心文化大动筋骨。所以，日本文化的核心十分稳定。一旦遇到外力刺激，日本会选择跳跃式发展，但发展过程中日本掌握着相当大的主动权，骨子里的一些核心东西没怎么变过。比如，天皇、神道教、性习俗，就一直保持了下来。那些原始文化，在日本历史的惯性就非常强大，一直镶嵌在日本文化的最深处。这就是日本独特的性开放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此，就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中国是全球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吗？我看未必，日本有资格加入这个行列。5儒家和基督没有改变日本的性观念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广泛接受程朱理学，这是日本受儒家影响最大的时代，也是社会禁锢最严厉的时代。然而，日本没有小脚，没有贞节牌坊，没有性禁忌，反而遍地妓院，女人衣着暴露。朝鲜李氏王朝多次造访日本，使团就被日本的性习俗惊掉下巴。进入日本境内，朝鲜使团很快发现日本女人不需要深藏闺中，而是大大方方露面，而且衣着“不甚秘”，上层社会乱伦、私通，也是常事。下层女子更是轻浮，1763年出使的金仁谦就记载说，这些普通女子见到朝鲜使团，不仅毫不避嫌，而且袒胸露乳，拍臀掀裙，做出如青楼女子一般的一系列勾引男人的淫荡动作，让朝鲜官员汗颜不已。至于妓院，遍地开花，而且日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不光彩的事，他们并不会小心翼翼地进出妓院，而是大大方方地公然进出，甚至父子二人共享一个妓女，也不会有什么不对。不仅朝鲜对日本性习俗大为吃惊，西方人也难以接受。那些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就留下过感叹，“大街上妇人们不掩盖自己的前胸，步行中会露出腿臀。男人们的前部仅掩盖半面，堂而皇之地行走在街上。”德川幕府时期，“生殖祭”“夜爬”也依然流行。当时的日本女人，会把愿望小纸条贴在木制的男性生殖器上，祈祷能和心仪男子相恋。而这个木制生殖器，往往高达好几米，上面贴满了小纸条，十分招摇。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开始全面清理不文明的性习俗，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裸体禁止令》、《混浴禁止令》……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千年的观念岂是说变就变？不仅民众难以改变，就连上层领导也难以改变。比如，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游廓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实际上，从日本的性习俗就可以看出，无论是日本在古代学习中国，还是在近代学习西方，都不是全盘照搬，而是有选择地吸收。古代日本没有科举制、太监和裹小脚，现代日本依然排斥基督教，毒品也没有泛滥。到了20世纪的大正时期，明治维新已进行半个多世纪，但日本在色情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19世纪多出了两倍有余。二战后，日本女性主动为美军提供服务，她们自己和日本社会并不以这种行为为耻，更多是一种普通的谋生工具。这种思维，就跟现在看待援交是一样的。她们的想法就有点类似于，跟谁睡不是睡？还能挣点钱养活自己。而且，这种想法是日本社会所能接受的。比如日本漫画《头文字D》，主角拓海的女朋友夏树，援交被拓海发现，两人分手，但后来两人又和好在一起了，而且拓海周围朋友也知道了夏树的过往。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不计过往的男人往往会被别人鄙视而抬不起头。现在坐日本地铁，会看到有人公然在地铁里看涩情书籍。日本的便利店，毫不避讳把成人杂志摆在显眼地方。日本的每个车站基本都有风俗店，尤其是一些大站更是琳琅满目。这些情况要是发生在中国，直接就被举报拘留了。至于婚外情、出轨，在日本也是比较普遍的。前几年有一部比较火的日剧《昼颜》，主要讲述女主角在丈夫外出上班时，不断和其他男性坠入爱河，将出轨片拍成了爱情片。这部剧比较真实地暴露了日本社会的现状，结果从日本火到了中国。今天，还有读者在“小炒读书会”里分享这么一件事情：还分享了一个娱乐节目的“35亿”梗，十几岁的小姑娘在节目里说，男人就像口香糖，味道不好就赶紧换新的，世界上有多少男性啊？足足35亿哦，日本就有5000多万呢。稚嫩的面庞、妖娆的步伐配上大胆的台词，魔性十足。其实，现在日本的这些性习俗，风俗店、婚外情、成人书籍、援交，在中国也很普遍。关键不同在于，我们这边谈之色变，处于地下状态，公共场合说污浊可耻，关起门则什么姿势都有，日本没有这种社会束缚，可以堂而皇之地进行。典型的就是成人书籍，游仙窟、汉宫春色、神女传、志许生奇遇、隋炀帝艳史、如意君传、痴婆子传、昭阳趣史、迷楼记、开河记、娇红记、梅妃传、大业拾遗记、赵飞燕别传、金主亮荒淫、金瓶梅、肉蒲团、绣榻野史、欢喜冤家、株林野史、隔帘花影、玉娇李、怡情阵、春灯谜史、姑妄言、品花宝鉴……这些中国文化结晶，你总有听说过几部吧，但是呢，不敢公然出售的。我记得高中时候，校门口有人摆书摊，摊主坐在一个大箱子上面，里面放的都是“黄易”的一些书，我们在摊前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旦发现制服人士要过来，摊主就会赶紧把相关书籍扔进箱子里，面前呈现的都是军事杂志、金庸武侠、论语周易等等。日本从小学阶段就开始对学生进行性教育。中学阶段每个学校都会有生活老师，指导青少年如何使用安全套。中国中学生呢，生物课一旦进行到相关章节，就跳过去了。日本有援交，中国高校门口的豪车车顶上会有瓶子。中日的这种事实无差别，观念有差别，依然在于历史文化的不同。人类的本能欲望和人性情感都是相通的，但人类文明是多样化的，同一个东西，在不同的国家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最终，要么改变事实，要么改变观念。观念与事实的不匹配，只会有一个结果：少数人的享受与多数人的束缚。小结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将日本归属于儒家文明圈，这种想法比较傻白甜。我们熟知的亨廷顿在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到，大多数学者都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单独的文明，而不是与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亨廷顿本人也把日本文明列为当今五大文明之一（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从日本的性观念就可以看出，日本的历史和文化是独特的，也很好地延续了下来。在性观念上，日本与中国的差别，明显大于日本与西方。这也印证我之前提过一个观点，日本与西方更为相似，而与中国相去甚远。在这方面，并非日本太开放，而是我们太保守。—END—版权所有，欢迎转载日本真相：汇率、出口与广场协议新加坡的夹缝求生：黄皮白心的香蕉人，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文明奇迹？权力恒久远，制衡永流传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小炒读书会」，目前100人。以书会友，提升认知，畅想人生。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小炒注：赢得了时间就是赢得了一切。——列宁在研究十月革命时，有以下三点令我印象深刻：1、1917年3月2日，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此时列宁还在瑞士泡图书馆，布尔什维克还只是无名小卒。2、7月，苏维埃代表切尔诺夫前去安抚起义群众，结果被人骂了一通并迎面给他一拳，对方恶狠狠地说道：“夺权，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权力已经给你们送上来了。”3、沙皇倒台后，一名士兵对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说：“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一个好沙皇。”1与苏维埃无关的二月革命1914年7月，欧洲开会，新来的德国要成立“同盟国”，威廉二世傲慢地说道：“如果有人想加入，必须经过我的选拔，因为我们只接受精英，绝对不会接受垃圾。”说完看向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二世愤怒了：“看我干嘛？你把我当垃圾！”威廉二世赶紧解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英国、法国、俄国立马掀翻桌子，要干德国，英法还能过几招，尼古拉二世直接被一招打残。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会议室外偷看到这一场景，吓呆了，赶紧回去练习“无敌风火轮”。一战的俄国确实拉胯严重。面对两线作战的德国，地大物博的俄国居然是兵败如山倒，德国像杀猪一样将沙俄士兵砍瓜切菜。到1917年，整个俄国有1200万人被动员入伍，但500万人伤亡，300万人俘虏，仅每月的逃兵就多达3.4万人，费拉得不要不要的。这种一边倒，上帝看了会沉默，魔王看了会流泪。不服输的尼古拉二世为了鼓舞士气，前往莫吉廖夫大本营视察军队，哪知道前脚刚走后院就着火，首都彼得格勒（圣彼得堡）爆发罢工，背刺了。罢工原因很简单：要吃的。跟英法德相比，俄国本来是最落后的一个，是农业国与工业国的段位差距，但不知天高地厚的俄国，打脸充胖子，满血开干，动员全国力量奔赴战场，结果造成后方的资源短缺。参战国都面临前线与后方的资源矛盾，但家底薄、支出多的俄国，最严重。到了1917年，由于食品供应一直不充足，导致首都盛行各种物资短缺的谣言，当时也没人出面来喊一喊“不信谣，不传谣”，于是很快出现了恐慌性的抢购，排队买面包的队伍越来越长，排队人群经常发生斗殴。首都骚乱频发。沙俄保安局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担心这类饥饿群众走向自发性的暴动，但沙俄政府并没有往心里去，一方面前线打仗需要大量物资，国内本就需要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百姓要有这样觉悟；另一方面他们习惯性漠视民众的利益，镇压是家常便饭。所以，尼古拉二世把这些骚乱看成是很普通的群众活动，并不存在威胁，大不了来一次镇压。要知道，尼古拉二世虽然平庸无能，却是镇压革命的老手，人民称他为“血腥的沙皇”。他依然在2月22日（俄历）赶去莫吉廖夫的俄军大本营。只是他想不到，这一别，会是永远。首都百姓很不给面子，沙皇离开的第二天，首都的罢工人数突然增加，12.8万名工人（占全市工人总数的1/3）走上市中心的涅瓦大街，喊着“给我面包”“结束战争”的口号。看来，俄国人还是很怕沙皇的威严。但是呢，对于习惯了罢工的沙俄而言，并不对这次罢工感到陌生，他们早就习惯了这个节奏，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次跟以往没什么区别，连同罢工者也是这么认为。“狼来了”的次数多了，结果真的狼来了。罢工的第二天，2月24日，形势开始失控，不仅罢工规模继续增加，而且行为开始激烈。面包店遭到抢劫，工人与警察发生冲突。25日，彼得格勒的所有企业都停工了，游行罢工的工人超过30万人，相当于全市工人的3/4。沙俄政府依然没有表示出担心，沙皇本人没有返回首都的计划，只是给首都的军区司令哈巴罗夫发了一个很简短的电报，要求立即制止骚动。哈巴罗夫也只是当成很普通的骚动，维稳队伍只带着30支步枪和100发子弹来到涅瓦大街。开枪示警，打死了几个人，筑起路障，抓了19个罢工主谋，然后给沙皇报告“秩序恢复”，交差了事。尼古拉二世轻蔑地说道，“你看，哪里有什么革命，只要给他们面包，一切都会平息。”26日晚上的彼得格勒确实安静下来了，连支持罢工的克伦斯基也认为，“起义被消灭了”，布尔什维克认为，“没有也不会有任何革命”。23-26日的活动，基本上是完全自发的运动，并不是按照某个组织的既定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也没有哪个组织直接发动了它。无论是后来解密的历史档案，还是一些学者的判断，比如沈志华的《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都在表明，自发性是这次罢工的主要特征。而且，布尔什维克此时处于地下状态，是苏维埃的边缘组织，根本无力影响运动。毫无疑问，沙皇的自信犹在，人们对沙皇的恐惧犹在。这是几百年沙皇专制制度熏陶下来的必然结果。真正导致局势逆转的，是27日的士兵哗变。彼得格勒的守卫部队共20万人，这是前往一战前线作战的后备军，主要由前线负伤的士兵和刚征召入伍的农民组成。最关键的是，他们不愿意上战场当炮灰，将彼得格勒当成是“温暖的营房”。布尔什维克后来正是利用这一点，将这些守卫部队收编为自己人，成为自己的支柱。27日，起义士兵达到6.7万人，占首都守卫部队的1/3。28日，超过12万人。士兵与工人合在一起，大量人群欢欣鼓舞地走上街头，高喊“打倒压迫者”“自由万岁”。这就是羊群效应，人多壮胆，看热闹不嫌事大。心中积压已久的不满，一旦没有了恐惧，就不再满足填饱肚子，而是喊出了政治诉求。就跟高压锅一样，强捂着不释放压力，压力总会有冲破锅盖的时候。意识到事态严重性的尼古拉二世，立即将一些前线部队调往彼得格勒，他本人也乘坐专列返回首都。但是，与首都的“乱糟糟”相比，返回途中经过的地方十分安静，尼古拉二世感到欣慰。当他在3月1日到达北方司令部的所在地普斯科夫的旧鲁萨车站时，站台聚集了很多想见沙皇的百姓。沙皇将头探出窗外时，所有的人都向他脱帽致敬，很多人还双膝跪地，画十字表示祝福。这就是俄国革命十分诡异的地方：除了首都骚乱之外，其他地方平静如初。尼古拉二世认为首都的“叛乱分子”都是乌合之众，将会像以往那样镇压下去，没有想到的是，沙俄的将军们正在离他而去。首先是调往彼得格勒镇压叛乱的军队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晚上就决定支持首都的杜马议会，放弃早就确定的军事行动。从军队战力上讲，这些从前线抽调回来的一线部队，去镇压首都的士兵哗变，绰绰有余。其次是北方战线总司令鲁兹斯基将军，他登上沙皇专列，要求沙皇同意首都杜马议会提出的“君主在位，政府治国”的君主立宪方案。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同意，并给已经达到首都郊外的镇压部队发送电报：没有我的命令不要采取任何行动。此时他还不知道，有没有这条电报，部队也不会去军事镇压了。最后是西南战线总司令勃鲁西洛夫、西方战线总司令艾维尔特、高加索战线总司令尼古拉耶维奇，当形势突变的首都暴乱要求沙皇退位时，这些司令员“落井下石”，纷纷支持退位，公开呼吁沙皇为祖国做出牺牲。只有罗马尼亚战线总司令萨哈罗夫将之视为“背叛行为”。尼古拉二世瞬间无话可说，心都凉透了。他满眼泪水，在3月2日的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俄国的将军们就是这么有个性，看起来乖乖女，实则是“绿茶婊”，说抛弃的时候眼睛都不带眨的。1917年如此，1991年也是如此，苏联解体时，苏联军队屁都没放一个。3月2日，尼古拉二世就签署了退位文件。毫无疑问，军队主要将领在沙俄专制制度垮台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作为沙俄专制的主要支柱，关键时刻不仅没有保卫君主制，反而纷纷选择了“跳船”。事实上，在沙皇退位前，首都的革命力量并无信心，十分害怕政府的镇压。每次一听到某支部队快要到达首都的消息（谣言）时，开会的苏维埃代表们就会抓起衣物，仓皇夺门而出。沙皇的镇压始终是笼罩在革命者头上的恐惧阴影。沙俄既然是枪杆子出政权，也必然是枪杆子保政权，军队建设要抓好啊。这就是2月23日（俄历）至3月2日的“二月革命”，仅仅8天，沙皇制度就土崩瓦解。而这一切，是首都民众的自发性行动和沙俄军事将领的主动“逼宫”导致的，根本就不是哪一个政党组织预先计划的。2三次变更政权形式推翻沙皇专制后，俄国要建立怎样的政权呢？在说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说一说俄国的杜马议会和苏维埃。1905年，沙俄就爆发了爆发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涉及人数200多万，苏维埃就在此时成立的。当时政府活动基本瘫痪，尼古拉二世迫于压力，签订《十月诏书》，成立君主立宪，召开国家杜马议会。党派代表利益目标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和平的君主立宪制社会革命党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平均地权的民主共和国社会民主工党无产阶级苏共的前身十月党大资产阶级和地主拥护沙皇然而，议会很快成为摆设，所谓的“君主立宪”只是虚有其表，沙皇依然牢牢掌控着行政、军事、宗教的独裁权，杜马议会就是“橡皮图章”的象征而已。与杜马议会同时成立的苏维埃是个什么组织呢？苏维埃的俄语意思是“代表会议”或“委员会”，它不是一个政党组织，而是至少包括了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它更像是一个政府之外的“工会”，由民众选举的代表组成，向政府争取自身权益。它有政治影响力，但并不是官方的政治组织。在二月革命阶段，代表首都革命力量与沙皇进行谈判的，是杜马议会成立的“临时政府”。一开始，只是要求限制沙皇权力，还政于杜马，并不要求尼古拉二世退位，当尼古拉二世刚刚答应这个条件时，收到电报的杜马主席罗将柯就“反悔”了，要求沙皇直接退位。因为首都的形势更加乱了，群众开始抢夺军火，杜马议会认为必须要沙皇作出更大的让步来缓和革命形势。在将军们的压力下，沙皇宣布退位，传位于兄弟亚历山大洛维奇大公。尼古拉二世还没来得及庆幸罗曼洛夫王朝还在，随着首都群众情绪的激昂，出现了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并很快占据上风。就在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的第二天，3月3日，俄国君主制结束，要实行共和了。对于尼古拉二世而言，真是一天一个晴天大霹雳，8天前，自己还是手握大权的沙皇，现在不仅权力没有了，连祖宗基业也没了，突然就成了亡国之君。这种过山车，他没有抑郁就已经很不错了。只能说，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新政权形式的快速变更，也说明了二月革命的自发性和无组织性。实际上，君主制被推翻，俄国并没有做好思想准备，他们本是为了打倒战争，争取面包，而不是打倒沙皇。当时，首都之外的俄国十分平静，首都的游行群众，虽然大骂沙皇，但听到沙皇退位时，顿时跪倒在地，满脸惊讶。杜马临时政府忙着与沙皇谈判的时候，苏维埃在忙着发展自身力量：深入士兵。他们印刷了900万份“一号命令”，宣布士兵与其他公民平等，选举成立士兵委员会。这一下子，苏维埃在士兵的影响力剧增。因此，当杜马临时政府在稳定首都局势和国家谈判上费尽心思时，一忙完，发现苏维埃已经成长为有了军事力量加持的巨物了。但是，好就好在，这个时候的苏维埃，在政治理念上是站在杜马临时政府这一边的，那就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此时掌握苏维埃领导权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都认为，俄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扫清道路，社会主义政党将成为政府的合法反对党，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为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这种看法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遵循1905年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首先需要用民主革命来加强而不是削弱资产阶级的统治，排除了立即夺取政权来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荒唐想法。布尔什维克作为苏维埃的左派激进组织，一直以建立无产阶专政为己任，但此时的他们是比较弱小的，总共只有2.3万名党员，在首都只有2000名党员，而且党的主要领导人要么留在国外避险（比如列宁），要么流放在西伯利亚（比如斯大林）。因此，苏维埃与杜马临时政府很快就结成了合作关系，临时政府借助苏维埃获取民众支持，苏维埃借助临时政府发展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并监督临时政府防止它走向反动。临时政府的13位部长，有6位是苏维埃代表。因此，在苏维埃居于领导地位的孟什维克在3月份就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按照此时的情况发展，俄国将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发展，大力发展资本主义，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将成为合法反对党。但是，那个男人的回国，改变了一切。3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化列宁是3月27日登上回国的列车的，在这之前，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走到了一起，支持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占据主导地位：对于落后的俄国而言，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当前目标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中央委员加米涅夫在3月18日彼得堡委员会的发言最具代表性，“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准备？没有，这个时期将会到来，推迟它对我们有利，现在我们的力量还不够。”3月27-29日的全俄党工作者会议，有一个事情彰显了支持临时政府的主流看法。老党员克拉西科夫提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夺取政权”，结果被会议主席剥夺了发言权。可以说，在3月份，布尔什维克的多数人支持1905年就形成的策略路线，支持苏维埃的决定和临时政府。但是，“老愤青”列宁不支持。1905年，列宁出版了著作《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观点就是：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通过民主共和制走向社会主义。但是，从1905年开始，列宁一直流亡欧洲，十几年的时间足以改变一个人。在这期间，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1917年俄国革命爆发后，列宁不断为党的《真理报》写文章，热情宣扬武装革命、推翻新政府的观点。但是这些激进观点是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不能接受的，所以《真理报》只发表了他的一篇文章，其余内容都删除了。4月3日，加米涅夫到圣彼得堡的火车站去迎接列宁，此时他还不知道，列宁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第二天，列宁就在苏维埃会议作报告《四月提纲》，核心就是，用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用社会主义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几乎所有人听了都是目瞪口呆，没有谁会料到还有这样的讲话。因为人们本来是希望他的归来能够调和布尔什维克内部的分歧，结果他打了人们一记闷棍，大家突然有点不知所措。就连斯大林也觉得匪夷所思，太疯狂了。在会上公开表态支持列宁的，只有一位女性代表柯伦泰，但只是引来了嘲笑和喧闹。4月8日，《四月提纲》提交彼得堡委员会表决，结果是13票反对、2票赞成、1票弃权。大部分人认为他在放卫星，但他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今天你对我爱理不理，明天我让你高攀不起。为了这个梦想，顽强的列宁没有放弃，就像创业者一样，开始营销宣传，频繁与委员们交流协商，锲而不舍地解释自己的观点，并展开并购重组，用自己的魅力扩大组织。作为一名魅力领导者，他的策略是吸引屌丝，做大做强。他先从基层做起，普通党员比较容易接受这种迅速革命的新思想，再打通地方党组织。到了4月下旬，在布尔什维克的第七次全国会议上，《四月提纲》以71票赞成、47票反对或弃权通过。通过时，一些人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充满斗争精神的列宁几乎以一己之力，改变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方针，也改变了俄国命运。4一日三变的布尔什维克此时的布尔什维克是弱小的，它必须发动群众，才有成功的可能。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是鼓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7月3日，彼得格勒爆发50万人的游行示威，工人和士兵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过，4日晚上，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布尔什维克一次不成功的夺权运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都毫不避讳地指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工人和士兵的不满来达到自己的夺权目的。布尔什维克断然否认，强调自己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使之呈现和平性质。更有代表意义的是，在7月3日这一天，布尔什维克对待游行示威的态度，一日三变，暴露了自身的机会主义特征。3日早上，游行示威开始失控，出现无政府主义的暴动，下午两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代表们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但无力阻止，街上群众的情绪激昂，难以平静下来，他们聚集在临时政府所在地，高喊“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中布尔什维克的下怀。到了晚上八点，布尔什维克决定顺势而为，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是要领导运动。一些激进代表，如涅夫斯基、斯米尔加，认为群情激昂，可以直接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晚上十点，面对示威群众，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苏维埃，其态度是明确而坚决的，拒绝群众的激进要求。在群众与苏维埃的相持中，老天降了一场大雨，人群逐渐散去，彼得格勒恢复平静。布尔什维克随机应变，取消了领导运动的命令，将事先准备的《真理报》头版头条撤掉，结果4日早上的《真理报》的头版头条是空白的。从试图阻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态度，令人捉摸不透。这就表明，他们无力阻止和控制群众活动，只得相机行事。到了4日，游行示威又重新发展起来，又很快失去控制。吸取昨天的经验后，布尔什维克对运动的态度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不知如何是好。这一次，他们躲在了身后，静观其变。苏维埃决定出面平息群众情绪。下午5点，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派社会革命党领袖切尔诺夫去见群众。结果出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切尔诺夫被人骂了一通并迎面给他一拳，对方恶狠狠地说道：“夺权，你们这些狗娘养的，权力已经给你们送上来了。”更过分的是，切尔诺夫直接被群众塞进汽车里当作人质，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权。此情此情，多么像武昌起义，黎元洪被革命党人强制推举为“带头大哥”。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主导下的苏维埃，不想走上激进的冒险之路，依然坚持支持临时政府。5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七月运动平息后，苏维埃和临时政府开始打压布尔什维克，《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一些主要领导被指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但是，历史就这么诡异，布尔什维克就像野草一样，不仅没有低落，反而很快上演了王者归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俄国政局的左倾化，更加混乱了。6月底，临时政府在一战的西南战线发动了一次大攻势，试图击退外外敌，扭转战局，但俄军再度崩溃了，然后就是国内50万人的七月运动。随着混乱局面的加剧，临时政府出现了实行军事专政的极右势力，他们希望用这种短平快的强力手段恢复国内秩序。这里就要多说几句，为什么临时政府要漠视民众要求而坚持抗战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此时退出战争，必然是丧权辱国的割地赔款，到时候能不能顶住国内的民愤还犹未可知。事实也确实如此，1918年3月苏俄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不仅使俄国丧失了将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近五千万人口，而且丧失了全国煤炭开采量的90%、铁矿石的73%、54%的工业以及33%的铁路，还有60亿马克的赔款。1917年4月，美国已经决定参战，6月第一批军队已经从美国出发，临时政府对战争取胜依然抱有希望。只是，一战的局势彻底逆转，要等到1918年3月。在此之前，临时政府只能硬撑着。1917年8月20日，立宪民主党通过了建立军事专政的决定。俄军总司令科尔尼洛夫进军彼得格勒，但叛乱很快被平息。在恢复秩序成为人们热烈渴望的情况下，既然极右翼的军事专政失败，那么极左翼的权威统治就会成为选择。混乱局势得不到改善，使得工人、农民和士兵的不满情绪加剧，恢复秩序的渴望越来越强烈，社会钟摆急剧转向左边。当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拒绝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权归苏维埃的主张并宣布依然支持临时政府后，列宁决定故技重施：从基层倒逼中央。一直以来，布尔什维克对是否结束战争是模凌两可的，此时就明确提出“结束战争”；他们在6月份强烈批评社会革命党的“平分土地”，此时便接过来变成自己的口号；“把工厂还给工人”也成为流行口号。布尔什维克敏锐地把握了俄国平民的痛点，顺势提出一系列满足他们诉求的口号，及时调整自身策略，迅速俘获了基层党员的支持。只不过，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口号无一实现。国际战争变成了国内斗争，集体农村，工厂是国家机关的而不是工人集体的。但就当时而言，这些口号实在太吸引人了。除了布尔什维克，没人提出。8月底，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通过了列宁的主张，9月，彼得格勒苏维埃和莫斯科苏维埃的主席都由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担任。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化，正式开启，并掌握了首都彼得格勒的绝大部分武装力量。到这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发动武装起义已是公开的事实，只是时间未定而已。之后就是大家熟知的“十月革命”，整个起义过程几乎没有遇到抵抗，“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发射的炮弹是空弹头。起义当晚，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临时政府被推翻的通告》称：起义“未流一滴血就取得了胜利。”后来经过统计，一共死了6人，伤50人。不流血的胜利，一点不为过。顶点就是10月25日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670名代表席位，布尔什维克占300人左右，并非多数，但193名社会革命党代表有一半支持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正式“改朝换代”，布尔什维克取代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居于主导地位。大会最终决议，成立苏维埃政府，由人民委员会来管理国家，委员会由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组成。作为一种抗议，51名代表退出喧嚣的大会。托洛茨基则轻蔑地表示：“让这些废物统统走开吧，他们就要把扫进历史的垃圾推里去了。”俄历10月25日是11月7日，这就是“十月革命”：武力推翻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主导苏维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新时代马上就要到来。6俄国的苏维埃化苏维埃政权成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立宪会议。只有如此，才能政权合法化。2-10月的政府之所以叫“临时政府”，就是立宪会议还没有召开，布尔什维克也一再抨击临时政府拖延召开立宪会议的时间。在十月革命的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苏维埃也宣布，保证按时召开立宪会议。列宁在“二大”上甚至宣告，如果布尔什维克在立宪会议中的选举失败，他们将服从人民的决定。10月27日，苏维埃政府将立宪会议选举定在11月12日，立宪会议召开时间为11月28日。选举结果为：一共715名代表，社会革命党370名，布尔什维克175名，左派社会革命党40名，孟什维克15名，立宪民主党17名，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这个结果明显对布尔什维克“不利”，只是第二大党，即使算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也离半数差很远。怎么办？就这么放弃，把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让人？让俄国年轻人继续上战场和欧洲国家火并？放弃社会主义改造计划？放弃未来电气化的构想？……于是，为了避免“票死”的结局，布尔什维克立即翻脸不认人，列宁在得知选举结果后，当场表示：“立宪会议如果同苏维埃政权背道而驰，那就必然要在政治上死亡。”“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当大多数代表表示，应该把全部权力移交给立宪会议，列宁则表示，“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口号。于是，布尔什维克开始讨论驱散立宪会议的可能性，也就是，停止召开立宪会议。为了俄国前途和俄人幸福，节操不重要。11月28日是原定的立宪会议召开时间，立宪民主党在这一天组织了“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的游行示威。苏维埃政府立即以反革命为由，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的敌人，必须逮捕其领导人。并将立宪会议召开时间推迟到明年的1月5日。鉴于布尔什维克进行了一系列破坏立宪会议召开时间的举动，1918年1月5日，是立宪会议召开的日子，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爆发了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示威。很快遭到武力镇压。到会的立宪会议代表共410名，其中社会革命党237名，布尔什维克120名，左派社会革命党30名，孟什维克5名，还有其他一些民主党派。立宪会议在紧张对立的气氛中开幕，布尔什维克要求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得不到通过，一气之下，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退出了会议。其他代表坚持留在会议现场，一直待到6日凌晨四点，被警卫队命令离开。当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立宪会议。10日，苏维埃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宣布正式取代立宪会议的职能。布尔什维克在十月革命前后对立宪会议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立宪会议就这么没了。布尔什维克控制全俄。7沉默的人民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并没有在俄国社会引起普遍的反应。被驱赶的立宪会议代表，也在感叹俄国人民的沉默和冷漠。实际上，俄国立宪会议的命运，与俄国的社会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俄国还缺乏支持立宪会议的牢固基础。当时的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资本主义处于初始发展阶段，80%都是农民，资产阶级不强大，工人阶级数量较少。因此，国民的整体素质偏低，体现在政治思想上，就是空想和极端成分较多。比如农民对立宪会议的看法，还停留在很传统的权威政治阶段。他们认为，立宪会议有足够的民意和威信，就能够以强权形式成为全俄罗斯土地的主人，从而能够给农民带来土地和自由。比如，一名士兵对英国驻俄大使布坎南说：“的确我们需要一个共和国，但领导我们的得是一个好沙皇。”美国人格兰德在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名士兵希望选举总统，当问他选谁时，他的回答是：沙皇。在俄国，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演讲者努力地向台下的人们解释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好处，当演讲和欢呼都停息后，会有人高呼，“我们要您来做我们的沙皇”。令人啼笑皆非。让人不禁感叹：这是多么单纯而无知的人，又是多么容易被控制的人。社会革命党的《自由言论报》就承认，“立宪会议，它对于俄国人来说只是一个外国玩具，可以玩一玩，千万别当真”。因此，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历程，非常清楚地表明，要想建立公民社会和民主体制，仅有政治自由而没有相应社会经济基础和国民素质支撑是远远不够的，容易带来目标与结果的南辕北辙。小结1918年1月5日，是俄国立宪会议召开的日子，也是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的日子。布尔什维克代表米尔诺夫来到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会议，号召道：“同志们，我们必须、也能够驱散立宪会议。”工人施马可夫反驳说：“不对，你们不能这样做。要知道你们是在破坏全体人民的持有权力。如果你们这样行事，俄国人民和俄国无产阶级将永远不会原谅你们的这种暴力。”2000年，普京签署法案，俄罗斯将国旗恢复为1917年临时政府的“白蓝红”三色旗，国徽为沙俄和临时政府都采用的双头鹰。2008年，俄罗斯最高法院正式为尼古拉二世平反，宣布他的家族是苏联镇压下的受害者，俄罗斯政府正式推翻有关罗曼诺夫家族罪有应得的观念。—END—版权所有，欢迎转载真正的民族主义：外争国权，内争民权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帝国：“入关”与大国崛起日本真相：汇率、出口与广场协议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小炒读书会」，目前100人。以书会友，提升认知，畅想人生。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小炒注：我输了，谁也赢不了。——《走向共和》台词许家印，出身最低微的中国首富，债务压力最大的企业家。面对泰山压顶的2万亿和四面楚歌的看衰，许家印没有躺平，恒大没有破罐子破摔。9月23日，恒大如期支付上交所债券“20恒大04”利息2.32亿元，旗下上市公司嘉凯城转让给华建控股；今天，恒大将持有的东方业佳20%股份转让给盛锐顺科技。许家印的一生，是冒险的一生、不服输的一生，人生的那些大坎坷他都化险为夷，这次他应该也是这么想的。1第一个大学生许家印的出身，连小镇青年都不如，是不折不扣的最底层。1958年，许家印出身在河南周口市太康县聚台岗村，有名的贫困地区，直到2019年才脱贫摘帽。太康，名字来源于夏朝第三任统治者，大禹之孙、启之子，死于此地，但此地最有名的历史人物，是草莽英雄吴广。许家印小时候，长辈们就经常给他讲吴广的故事。如今在聚台岗村村委会门口，立着一块显眼的功德碑。正面刻有“许家印”三个大字，以及“为国育才、造福后代、流芳百世”的铭文。比出身贫困村最惨痛的，是从小失去母亲。在许家印8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因为败血症和家境贫困无钱就医而撒手人寰，由奶奶代替母亲的角色。他是农村的半个孤儿。父亲是老革命，16岁就参军，后负伤复员，没法种地，在种植柳树，拿到集市卖。奶奶有一手酿醋的好手艺，就利用空闲时间卖醋，补贴家用。可以说，许家印是在经商熏陶中长大的。许家印曾如此描述童年生活：“我的小学在没有窗户的茅草房中读完。六年里，我都蹲在一个泥台子上听课并完成作业。高中住校时睡的是大通铺，每人墙上挂个竹筐，里面一年四季都是窝头。这是我全部的粮食，冬天可以吃一周，夏天只吃三天，就这样还是要长毛的。但没关系，洗洗还可以吃。”窝窝头夏天容易发霉，冬天硬梆梆。就这样，许家印还经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学校和家里都是破败不堪。学校就是几间茅草屋组成的，课桌是泥巴台子，漏风漏雨，一到下雨天，教室里也跟着下雨。家里是土房子，北面墙壁早已出现一道大大的裂缝，被子衣服全是补丁。对于艰辛的童年生活，我发现中国富人与美国富人的看法不同。许家印毫不避讳自己的苦难童年，而是经常公开说“这是我的宝贵财富”，私下里喜欢跟人说，我小时候咋滴咋滴，你们现在咋滴在滴，你们多幸福啊。我最近也在看马斯克的传记，马斯克的童年也很悲催，出生在种族冲突的南非，父母离异、校园霸凌，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阴影。他本人非常回避谈论小时候，不愿提及悲伤的过往，而且一说起来就眼泪汪汪，十分可怜。我更愿意相信，苦难就是苦难，谁他么愿意经历苦难？把苦难跟财富挂钩，颇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上帝视角。这种丧事喜办，十分黑色幽默。在许家印很小的时候，家里来了位算命先生，端详一番后，对方语重心长的说：“孩子，你将来要端金饭碗的啊！”许家印显然听进去了，否则不会到五六十岁还记得这件事，连算命先生的模样都还有印象。初中时，学校组织去太康县城，这是许家印第一次看到“城市”。他们是步行去的，走了20多公里，没钱住宿，一群孩子就在马路边蹲了一夜。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使得离开农村，成为青年许家印的最热切目标。1974年，16岁的许家印高中毕业，当时“文革”尚未结束，他没法继续读书，只好返回老家。他不甘心命运的安排，不愿与贫困为伍，天天想着怎么逃离农村。邻居家有个亲戚在周口市公安局工作，他就毛遂自荐，给人写信求一份城里的工作，结果石沉大海。接着他想用板车卖石灰，结果人倒车翻，石灰撒了一地，车还坏了，第一次生意失败。怕啥来啥，从来没有把农活当成选择的许家印，不得不安心干农活。开拖拉机、锄地、掏大粪，能干的活都干过。当时，全国多少像许家印这样的有志青年，就这样被圈在农村里“掏粪”。纵有万般才能，也只能蛰伏着、消磨着，直到磨灭。但许家印始终像一个狙击手一样，耐心等待着机会。幸运的是，不到三年，国家政策大转向：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这个消息让许家印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地报名。他做梦都想离开农村，不想一辈子被人踩在脚下，此时在心里默念道：我等了三年，就是要等一个机会，我要争一口气，不是证明我了不起，我是要告诉大家，我曾经失去的我一定要拿回来。小马哥在《英雄本色》里说完这句话就被爆头了，许家印的第一次高考名落孙山；小马哥在第二部里复活，王者归来，许家印在1978年卷土重来，以周口市探花的成绩，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当时的周口有1000万人口，许家印的这个成绩，足以证明他是个天才。代价就是，一米八大个的小伙子，体重瘦到了90多斤。许家印选择了武汉钢铁学院（武汉科技大学的前身），因为在那个全民炼钢的时代，钢铁行业就如同10年前的房地产和金融，是香饽饽。而且，钢铁厂一般在城市，这就意味着自己毕业后有很大机会去城市工作。1978年，许家印拿着父亲送的价值100元梅花手表，前往武汉。许家连续几代单传，许家印承载着家族的期望。2从头开始老天似乎有意捉弄许家印。1982年，许家印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舞阳钢铁厂。舞阳钢铁厂位于河南舞钢市，这是一个小县城，而且距离许家印的家乡太康县只有两小时车程。对于这个结果，许家印的内心五味杂陈，怎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国家包分配的大政策下，他只得接受结果，别无选择。许家印在舞阳钢铁一待就是整整10年！我就在想，他对陈奕迅的歌曲《十年》应该挺有感触的。他是这里的第一个大学生，为了“博出位”，他自愿请缨，来到辛苦而又危险的生产第一线：热处理车间，这个选择在舞阳钢铁厂引起不小的轰动。这就好比，一名清华研究生，本来可以在一家城商行总部当管理培训生，喝茶坐班，但他偏偏要去支行当企业客户经理。许家印是个工作狂，天天想着车间，连大年三十都要跑去车间看一看，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休息过一天”。学历高、工作努力、业绩好，这样的人不提拔还能提拔谁？许家印在第二年就升为车间副主任，又过了一年多，升为车间主任。相当于银行最大支行的行长。本来前途一片广阔，但他当了七年车间主任，一直到辞职。为什么升不上去？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许家印这个车间主任，管理着业务一线，业绩好就想着给员工发点福利，大米、豆油、锅碗瓢盆。有一年春节，他给每名员工发了个超级大礼包——200斤大米。这下公司领导就不高兴了，找他谈话，说这种行为会让其他员工有想法，不符合公司规定。企业制度的束缚，如同舞阳钢铁所在地的四周都是山，许家印就被这些山束缚着。心灰意冷的许家印，渐渐萌生去意。机会终于出现了。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潮流。当时12万政府公职人员下海，而停薪留职的更是超过了1000万人。现在中国的商界有一个群体，叫“92派”，是1992年下海创业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不安分的许家印毅然辞职，怀揣着2万元积蓄，离开熟悉的街头，来到了最开放的城市——深圳。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觉得许家印这个决定很自然。但对于当时情况的他而言，这个决定，就跟他刚工作就选择去热处理车间一样，同样不寻常，让人刮目相看。一个穷小子，混到一个大国企的中层管理者，有身份有地位，已经相当不容易了。1992年他才34岁，也算年轻有为了。放弃辛苦到手的一切，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从事陌生的领域，自己又没什么背景。这就好比，一个河南的银行支行行长，紧随脱虚向实的大政策，要去杭州投简历找一份人工智能的工作。也好比，一名校园屌丝，好不容易跪舔追到了班花，现在头脑一热，要跟班花分手去追校花。许家印自己说，“总是不提拔，我肯定要走”。只能说，男儿志在四方，直到建功立业方可罢休。来到深圳，一番海投后，有三家公司给了许家印offer，他选择一个叫中达的公司，因为这家公司是做贸易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深圳特区，还享有一系列优惠政策，是当时大陆最开放的城市。而贸易无疑是当时最有前途的行业，许家印来到深圳做贸易，可谓选对了风口。伴随着这股贸易风口，许家印发挥自己的本事，初到公司仅3个月，就通过钢材贸易为公司赚到了10万元。许家印在舞阳钢铁辛辛苦苦10年，也才攒了2万元。这一年，他34岁。相比32岁的王石，在1983年就通过贩卖玉米赚到第一桶金——300万元，许家印的这个成绩确实不值一提。但王石有个好岳父，许家印只有自己，在普通人看来，92年的10万元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业绩的开门红，让许家印意识到贸易大有可为，“工作狂”的本色尽显无疑。努力工作的背后，许家印的生活非常艰苦。他先在朋友家的走廊住了3个月，然后搬到公司一间废弃的小厨房，厨房面积狭小，放下一张单人床后，连门都关不上。后来，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岳母、父亲，一家六口，全挤在合租房里，这已经是许家印最好的住宿条件了。许家印，确实是一个不折不扣吃过苦也不怕吃苦的奋斗青年。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全凭个人双手去打拼，励志而接地气。牛人在哪里都能发光，许家印很快成为中达公司的销售骨干。1994年，中达老板打算派许家印去当东北分公司的大当家，大好机会面前，许家印犹豫了。并非他不自信，而是他看到了广州房地产的兴起，想进军房地产。中达老板尊重了他的决定。这是许家印第二次重头再来，第一次是离开舞阳钢铁南下深圳。1994年国庆，许家印带着5个人，在广州黄埔城中村的一个农居房里，成立鹏达公司——中达的子公司。许家印与房地产，果然是“一遇风云便化龙”，他开始了疯狂的表演。他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叫“珠岛花园”，当时广州80%的楼盘都是大户型，许家印另辟蹊径，制定了“小户型、低价格”的策略。然后，“工作狂”的症状再度发作，他像一台上了发条的机械，不知道停歇，实现了高周转的奇迹：从拿地到竣工，仅花一年！一期几百套房子被抢购一空，“珠岛花园”成为热议对象。而实际上，许家印是个房地产的门外汉。那时，他会突然问身边人：“容积率是什么意思？”一炮打响的“珠岛花园”，奠定了以后恒大的本色：低价格、快施工、高周转。当然，少不了高负债：贷款拿地、施工方垫资建设、一期结束后立刻开工建设二期。到1997年核算时，“珠岛花园”累计实现净利润2亿元。许家印确实是一个骨骼惊奇的“练武奇才”：第一次干房地产，就挣了2亿！当时，许家印的工资是3000元月薪，工资与贡献严重不匹配，立下大功的他，挺起腰杆，屁颠屁颠地跑进老板办公室，要求加薪。很不幸，他遇到了黑心老板。两人一番促膝长谈，聊了一大推梦想、情怀之类的话题，就是没有聊涨薪。被一盆凉水浇醒的许家印在心里骂了一万句“CNM”后，愤而辞职。走之前，中达老板盛情挽留，劝说“年轻人不要太气盛”，许家印甩下一句“不气盛还叫年轻人吗？”径直离开了中达。许家印后来说，但凡当时答应给年薪10万或20万，自己就不会选择创业了。看到这里时，我对许家印满是心疼。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妻子、两个儿子、岳母、父亲，一家六口，还挤在合租房里，而他已经39岁，依然是三无人员：无房无车无存款。用国足的口头禅来讲，“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这个从社会最底层爬出来的青年，一路摸爬滚打，“我命由我不由天”了20年，好不容易看到个奔头，就这样被别人一泡尿给浇灭了。真的是老天无眼的感觉。1997年劳动节这一天，沮丧的许家印从中达老板的办公室出来，被迫走上了创业的道路。恒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这是许家印第三次从头再来。此时的恒大，是房地产行业的迟到生。王石的万科早在1988年就进军房地产，1993年完成上市；杨国强的碧桂园，已走过5年的发展历程；许荣茂的世茂集团从北京拓展到上海。开挂会迟到，但不会缺席。3地产，我来了恒大，就是不断变大的意思：“恒大者，古往今来连绵不绝，曰恒；天地万物增益发展，曰大。”从恒大出生这一天起，许家印就像葫芦娃的大娃一样，对着恒大天天喊“大大大”。恒大刚成立时只有9个人，在第一次开会时，许家印就喊出：“只有用最少的钱拿更多的地，然后快速开发销售，快速回笼资金。”但是，1997年，是房地产行业十分暗淡的一年，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了。但许家印坚持认为，房地产行业的困难只是一时的，曙光必将来临。新人只能捡别人剩下来的东西吃，恒大的第一块地皮位于原广州农药厂，是远郊区污染严重的废旧工厂，没有人认为这里适合建房子。他义无反顾地扑了上去，决定在这里复制“珠岛花园”的模式：低价格、快施工、高周转，还有高负债：贷款拿地、施工方垫资建设、一期结束后立刻开工建设二期。1997年6月8日，恒大的首个房地产项目——金碧花园，破土动工。开盘定在了8月8日这个良辰吉日，一期价格2800元，半天卖完，回笼资金8000万元。1998年6月，二期推出，价格上涨为3500元，依然火爆，当天售罄。化腐朽为神奇的恒大顺利赚到第一桶金。当然，此时的恒大，还只是个普通的房产新兵，广州房地产竞争异常激烈。但此时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告别了一年前的颓废，迎来蒸蒸日上的发展热潮。许家印自然不会放过良机，大胆往前冲，以短平快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1998年6月，金碧花园二期刚卖完，许家印就在广州的第一次土地拍卖会上，斥资1.34亿一举拿下了海珠区南州路的地块。到了1999年，恒大就在广州1600多家房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位列前十强。但此时有些房地产企业，比如万科，比较保守，担心97亚洲金融风暴的危机会重演，选择了更稳健的克制策略。许家印刚好相反，在别人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的时候，依然稳准狠地冲了上去。对此，著名的商业观察家秦朔先生曾在《解读恒大模式：许家印“敢拼才会赢”》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江湖悠悠，古风子柒。她凭借世外桃源的田园生活视频在国内外有极高的知名度，播放量动辄上千万，受到央媒的一致肯定，一度上升到文化输出的高度。但是呢，这位把中国古风带到新高度的民间女子，已经两个月没有更新视频了，现在大家等来的却是“资本真的是好手段”这么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然后消息被秒删。一段资本之争渐渐浮出水面。1光杆司令李子柒拥有2756万微博粉丝，是自媒体的顶流，但最新一条视频是7月14日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颇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就好比一个男人，面前是一排绝色美女，他却鼾声如雷在睡觉。李子柒并不是在睡觉，而是忙着与资本撕逼。找律师起诉自己品牌被侵权、去警局报警、曝出被李亚鹏挖走团队、发布“资本真的是好手段”消息后秒删、......，这位国民顶流网红及其背后的产业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李子柒，本名李佳佳，四川绵阳人，根据公开信息，她名下只有一家公司：四川子柒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就是李子柒。这家公司成立于2017年，李子柒爆红于2019年，网友猜想的“团队化运作”是真事。不过，这家公司并不是李子柒本人独资，而是有两名股东，其中李子柒占股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在很多人的眼里，绝对权力能够高效地积累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被约束的权力面临各种掣肘，不仅效率低，也难以集中利用资源。因此，在国家单一目标的实现上，比如战争，绝对权力更有优势。在历史的长河里，这种言论，无论是原因，还是结论，已经被打脸多次了。1英法世界大战丘吉尔说，七年战争才是真正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两国在历史上是老冤家，打来打去的。1337-1453年，两国进行了“百年战争”，最终法国获胜，英国丧失几乎所有的法国领地。在这之后，两国并没有消停，在欧洲大陆各种不对付，大小摩擦不断。终于在1756年迎来总爆发，两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展开全面大战，但结局与“百年战争”截然相反：英国获胜，法国丧失绝大部分海外殖民地。这就是“七年战争”。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战争就是烧钱游戏。当时工业革命还没有发生，两国在技术上没多大区别。因此，谁有更多的钱来烧，谁就会笑到最后。英国在七年战争能够逆袭，一雪百年战争之耻，依然在于英国的烧钱能力更强。是英国的税收更多吗？不是。当时法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都是英国的2-3倍，法国财政收入3.6-4.2亿里弗尔，英国的财政收入只有法国1/2左右，而且这个进步已经很大了，资产阶级革命之前只有法国1/10左右。英国的秘密就是借贷：发行国债，借钱来打仗。七年战争期间，英国的政府支出中，军事开支占70%，债务支出占22%。几乎就是靠借新还旧支撑下来的，债务规模急剧膨胀。国债规模在七年战争中从7400万英镑增加到1.33亿英镑，几乎翻了一倍。法国也不傻，也是借钱来打仗。因为虽然法国的财政收入更高，但财政支出也更高，在战争开始前，法国几乎是年年赤字。法国在七年战争的总花费是13.2亿里弗尔，平均每年1.9亿，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很显然，财政收入无法支撑法国的战争军费，不得不学英国发行国债。1763年战争结束时，法国国债规模达到2.2亿英镑。从两国的体量来讲，跟英国相比，法国的国债规模并没有显得多么恐怖。但是，即使法国国债的利息是英国两倍，也没有人愿意购买法国国债了。这是法国战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当时，英国国债的平均利率为3.7%，而法国最好时仍高达6.1%。那么这就很神奇了，作为一个大国，法国的GDP和人口数量都远超英国，愿意支付的利息也更高，为什么投资会放弃法国国债转而青睐英国国债呢？因为，借钱的核心，不是实力，而是信用！通俗讲，有借有还再借不难。但偏偏法国政府喜欢当“老赖”，经常不还钱或少还钱。比如1648年11月，法国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所有债务，并将利率由15％降至6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新华日报》是周恩来亲自创办、亲自负责的大型机关报。1945年7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共和谈，但国民党的独裁之心昭然若揭，拒绝建立民主政府，《新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曾经有一种看法，以为民主可以等人家给与。以为天下有好心人把民主给人民，于是就有了等待这种“民主”，正如等待二百万元的头奖一样。但是中外古今的历史都证明了，民主是从人民的争取和斗争中得到的成果，决不是一种可以幸得的礼物。”缅甸和阿富汗，都是中国的邻国，但两国人民在争取国家进步的决心上，可谓天壤之别。大半年过去了，缅甸人民愈战愈勇，而阿富汗仅仅半个月就缴械躺平。1现状缅甸实在太让人动容了。2021年2月1日，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扣押民选政府的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解散民选政府，宣布军政府全面接管全国政权。缅甸随后爆发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详见《沸腾的缅甸：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他们的场面和决心，让无数人为这个人均GDP不到1500美元的穷国而感动，更让无数人汗颜。在小炒看来，最震撼的场面，无疑于这个：但是，掌握武装力量的军政府，有恃无恐，进行了毫不退让的镇压和恐吓，不断有缅甸人民受伤和死亡，这些伤亡者，不仅有成年人，还是十几岁甚至5岁的小女孩。当有很多人认为缅甸人民的激情会在军政府的强势下逐步衰退，最终会接受现实时，缅甸人民用实际行动，打了很多人的脸。7个多月过去了，他们不仅没有丝毫退怯的意思，反而愈挫愈勇。9月7日，缅甸人民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突然宣布对军政府开战，要推翻军政府、剿灭军方部队。随即，缅甸人民纷纷响应，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25家学生会立即发表联合宣言，称“要冲在武装斗争的最前沿”。9月9日，军政府在勃固省的一个军事据点被缅甸人民攻克。一名男子表示：“缅军是全体缅甸人民的敌人，所以我们必须战斗。我们并不喜欢战争，但在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开始了革命，因为只有这个方法可以获得自治及自决。”最新的消息是，缅甸首都仰光多地发生爆炸事件，至少3名军政府士兵被炸死

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爆发打砸日货事件，打砸对象都是中国人自己买的日本车，受损的是中国消费者和中国保险公司，还有日系车主李建利，被人用摩托车的U形锁连续猛砸头部，落下终身残疾，右侧肢体瘫痪。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上一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了农民起义这个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一般来讲，民众起义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果只是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导致人口灾难。但古代中国就与众不同，那就是人口数量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1人口剧烈波动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万，公元23年王莽之乱结束，人口只有2800万，损失过半；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隋朝将人口恢复至6000万，但隋末天下大乱，人口骤降至2500万，损失60%人口；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到8000万，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安史之乱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13世纪初，宋、金、西夏合计接近1.4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三个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损失87%，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峰期损失将近一半；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明朝人口在17世纪初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峰，明清易代损失40%人口，只剩下1.2亿；道光年间清朝人口达到4.3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峰，经历太平天国后损失7000万人口。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看到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难明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了。而且，历史大咖秦晖认为，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人口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如果只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数字，从6000万到1亿再到2亿、3亿、4亿，你必然充满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细看看紧随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会不会吓得睡不着觉？光鲜的背后，是令人不敢直视的血淋淋事实。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功夫。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百里绝而无民者”，这些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史实，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这种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无论是次数还是程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提并论。2人口小幅波动中国的周朝，立国800年，没有这样的人口剧烈波动现象。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在商鞅变法的战国中期，七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500万的高峰。秦灭六国，总人口为4000万，也就是说150年的时间，灭国战争不断，但总人口只减少了500万。这种减少的速度和幅度，与秦朝建立后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诸侯林立，小国纷争，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没有这种剧烈波动呢？还真没有。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欧洲200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公元元年，2470万；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万；600-1000年，人口恢复至2541万，相当于第一个千年，人口没有什么变化；第二个千年，1200年增至4088万，1300年5838万，1400年因为黑死病降至4150万，之后一直增长，1820年达到1.3亿。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人口数量总体上是持续缓慢地增长，唯二的两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引起的，400年减少了600万人口，损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为黑死病肆虐，100年减少了1700万人口，损失率不到30%。与古代中国人口的剧烈变化相比，欧洲人口的变化比较平滑，减少得慢，增长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根据1941年苏联人口学家鲍里斯·乌拉尼斯的著作《战争与人口》，其数据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上与麦迪森吻合。蓝色线条代表欧洲总人口，红色为欧洲西部，绿色为欧洲南部，橘色为欧洲东部秦晖就对此总结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起来更是骇人听闻……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幅度也没有中国大。我们再来看印度，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公元元年，3400万；200年，3900万；400年，4500万；600年，5100万；800年，6200万；1000年，7700万；进入第二个千年，人口继续持续增长，1500年，突破1亿；1800年达到1.85亿。不断被外族入侵、很少统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现在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据的欧洲和印度，这两大古文明区，人口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没有大起大落。那么，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1独特的农民起义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2地主不背锅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总之，都是地主的错。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在我们的脑海里，因禁烟而直接导致鸦片战争爆发，但战争之后的鸦片贸易怎么样了呢？国内历史书籍很少提这个，所以很多人想当然认为鸦片非法，肯定大量减少了。小炒一直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最近看了些书，再次刷新三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不仅没有禁绝鸦片，反而助其成长为清政府的经济命脉之一。这个结局，令我一时难以接受。1中国人爱鸦片鸦片在中国的流行，并非完全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甚至连主要原因都算不上。以前我们总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和政治化，妨碍了历史真相的揭示。鸦片早在唐朝时期就从中东传入中国，中国人称之为“罂粟”、“阿芙蓉”、“白皮”，只是作为一种赏花植物而被栽培。宋朝时期，人们逐渐意识到鸦片的药用价值，可以止痛安神。一直到清朝以前，中国基本不存在吸食鸦片上瘾的群体。倒是在明朝中叶，印度人开始了普遍吸食鸦片。1513年，葡萄牙的印度总督，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写道，“印度人如果吃不到鸦片，就会失去一切”。只是想不到，300年后，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吸食鸦片的大国，反而成为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因为它生产的鸦片大都去了中国。清朝建立后，海外鸦片吸食技术经过台湾、福建和广东传到内陆，吸食鸦片很快成为一种时尚。但由于当时的鸦片价格较贵，只在上流阶层流行。随着鸦片的逐步散播，到了雍正期间，不仅东南沿海，就连四川和云南也开始种植罂粟。雍正皇帝出于道德风化的考虑，在1729年，禁止销售和吸食鸦片，清政府颁布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惩罚措施包括充军、流放、杖打。这是已知的最早禁烟法规，鸦片也正式成为非法物品。然而，政策赶不上变化。大约在18世纪中后期，鸦片的吸食技术发生了进一步改进——从混合吸食鸦片烟草到单纯吸食鸦片，这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剧增。鸦片的进口量，从雍正禁烟的每年200箱，迅速增加到1767年的1000箱和1790年的1800箱。于是，嘉庆皇帝在1796年刚刚继位，就颁布禁烟法规，禁止种植和进口鸦片。鸦片成为了法律意义上的毒品。但是，并没有阻止鸦片的泛滥。本土无法种植，鸦片走私便开始猖獗。1800-1820年，平均每年的鸦片输入量是4500箱。越禁就越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持续而迅速的。在此我们要思考的是，为何中国人会这么迷恋鸦片？而且政府越禁烟鸦片反而越扩散？为何一向嗜好鸦片的印度人没有继续迷恋？要知道印度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种植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个问题显然不能归因于外国，一定是我们的国民性和文化出现了偏差。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与清政府禁烟相应的是，清朝的贸易顺差持续扩大。1781-1790年，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1640万两，1800-1810年则达到2600万两，这种贸易顺差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从19世纪20年代一直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其过程与原因大家都已熟知。西方列强为了扭转白银持续流出的贸易逆差，选择投其所好，向中国倾销鸦片。1820-1830年超过1万箱，到了1835年，已经增加到了三万箱！世界历史上著名的三角贸易出现了：欧洲的商品出口到印度等国，然后在印度购买鸦片；把印度鸦片卖给中国，然后再从中国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等，运往欧洲。从1826年开始，贸易平衡终于向西方倾斜，1831-1833年有将近1000万两白银从中国流出，之后每年有四五百万两白银流出。以前赚到的外汇，现在连本带利地全吐出来了。而吸食鸦片的群体，开始从上层蔓延至各色人群的有钱有闲阶级，包括士兵、商人、文人、妇女。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中写道，10%-20%的中央官员、20%-30%的地方官员在吸食鸦片，烟民总人数在200-1000万之间。按照林则徐的估计，有400万人抽鸦片，占比1%。总体而言，鸦片还是局限于社会的较富裕阶层，平民抽不起。依然是前面提到的问题：中国人为何如此迷恋鸦片？不要把问题总是政治化解读为西方别有用心，鸦片贸易的过程并没有强买强卖，首先是中国人自己喜欢，而且，西方列强并没有只把鸦片卖给中国，北美、非洲、中东和东南亚都有，为何只在中国成功了？对中国而言，这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缺乏宗教信仰和文字狱导致的精神空虚、空前专制导致的消极厌世，才是其中的主要原因。疯狂增长的鸦片贸易，严重扰乱了国家经济。清朝人每年花费在鸦片的支出，19世纪20年代是1800万两，1831-1834年间为2000万两，1834-1838年达到3000万两。鸦片虽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伤害和道德损害，但清朝政府对待鸦片的态度，绝不是清一色如林则徐那样的坚决禁烟，而是鸦片合法化的声音不绝于缕。为此，朝廷举行了两年的大讨论。2禁止还是放开？1836-1838年，围绕鸦片的问题，在社会道德、政府尊严和经济税收之间，清朝政府分成了两派。1、“驰禁派”，鸦片交易只能以货易货，避免白银直接外流；同时允许国内种植鸦片，并对进口鸦片征税，两管齐下以减少进口。这样既减少了白银外流，还增加了税收，可谓一举两得。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两广总督邓廷桢也支持该主张。2、“严禁派”，必须毫不犹豫地禁止鸦片。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不仅要禁止鸦片，还要处死鸦片吸食者。在此期间，道光帝共收到29份奏章，道光皇帝最开始拿不定注意，但他想到父亲和爷爷都禁过烟，自己不能开了这个先例，遭致骂名。1838年，道光皇帝终于决定禁烟，1838年7月10日，黄爵滋的朋友林则徐的禁烟奏章获得道光帝青睐，他连续19次被召见。与此同时，许乃济被降职，从四品降为六品。作为一个政治信号，“驰禁派”失势，禁烟成为朝廷决策。到1838年底，外国的鸦片走私船已经绝迹，每天都有鸦片吸食者被处决，洋商查顿在报告中说，“总督大人一直在残忍地拘拿、审讯并吊死这些可怜的家伙……我们从未见过如此严厉、或者说如此普通的迫害”。可以说，清朝政府的禁烟执行效率十分之高，鸦片交易很快就停滞了。如果禁烟后清朝击败了英国，那么，鸦片就很可能在中华大地上绝迹，停止残害国人。只可惜，清朝一败再败，道德和尊严逐渐让位于经济，“驰禁派”渐渐得势，鸦片贸易再次崛起。3鸦片财政与民族主义与很多人的历史认知不符，鸦片战争之后，鸦片种植业在全国以空前规模发展。19世纪70年代，国产鸦片的数量超过进口鸦片。到80年代，国产鸦片已经可以出口了，另据《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鸦片进口量下降了15％左右。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这种“惊天逆转”，为何产生？原因无它，唯“财政”尔。每次财政困难，内忧外患的清廷就想对鸦片征税，而征税就意味着鸦片合法化。1877年，驻英公使郭嵩焘连上两道奏折，请求朝廷禁烟，要求国内禁种，设立禁烟馆，订立禁烟章程。但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不屑：“郭筠仙侍郎禁烟之议，万不能行。即以广东而论，海关司局每年所收洋药税厘约百万有奇，讵有既经禁烟仍收税厘之理！此项巨款为接济京、协各饷及地方一切需要，从何设法弥缝？”刘坤一的意思很简单，鸦片为国家贡献了很多税收，没有鸦片，这块收入从哪弥补呢？所以，禁烟万万不可行。郭嵩焘是开明人士的代表人物，民望极高，那句流传后世的“中国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经二、三百年转型”就是他说的。但刘坤一作为封疆大吏和湘军核心，又岂是糊涂之辈？他对于艰难的时局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有着清醒的认识。完全禁烟，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实际上，1842年《南京条约》只字未提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问题，英国倒是希望清朝对鸦片征税，将鸦片贸易合法化，但清朝没有同意。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再次提出鸦片合法化，但清朝政府以“有损国体，无裨军饷”为由继续拒绝。但是，两年之后，因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叛乱终于导致清朝国库空虚，财政紧张，清政府这个时候不再傲娇，想到了鸦片这个“夜壶”。1858年11月，清政府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主要内容就是规定鸦片贸易合法：鸦片税率为每百斤30两银子。鸦片进口每年为清政府贡献数百万两的财政收入。必须指出的是，清政府迫于财政压力最终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但对国内的禁令并没有放弃。也就是，进口鸦片合法了，但本土鸦片依然非法。很快，随着边疆叛乱、对外作战和巨额赔款，清朝财政不断恶化，清政府将眼光瞄向了本土鸦片。但这事毕竟不光彩，以前打死都不要，现在想要，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于是，清政府首先在国内造势，工具就是民族主义。1862年，郑观应提倡“鸦片商战”，建议民众多用国产少用进口，理由不是财政，而是出于民族主义考虑，视之为驱赶洋人的固国卫民之道。后来，王韬等社会精英，都加入到这个队伍中。1873年，上海《申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要求“以土抵洋”，用本土鸦片来减少对外国鸦片的依赖。这就是道光皇帝时期“驰禁派”的主张。反正国人喜食鸦片，禁也禁不了，那就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自产自销，既满足国内需要，还可以创造财政收入，民族主义的“鸦片商战”呼之欲出。眼看时机成熟，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放开国产鸦片的管制，就两句话，与其便宜了洋人，还不如鼓励自种土烟，向进口鸦片“宣战”。这个时候，在民间看来，国产鸦片取代进口鸦片，是民族主义的伟大胜利；在政府眼里，扶植国产鸦片是为了获取财政收入。在民族主义和财政主义的裹挟下，国内种植鸦片是政治正确、经济合理，“以毒攻毒”的国产鸦片即将起飞。70年代，国产鸦片的产量迅速超过进口鸦片；1879年，国产鸦片的自给率达到80.12%（王良行：《清末对外贸易的关联效果》）；1881年，波斯进口鸦片全面停止，印度鸦片几乎被赶出市场，据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的报告所说，“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鸦片供应了”。仅仅1年之后，1882年，国产鸦片开始出口了，“东面的台湾和其他岛屿现在也从大陆获得部分鸦片供货”。国产鸦片所向披靡，佛挡杀佛神挡杀神，将进口鸦片彻底赶出中国市场只是时间问题。到1906年，国产鸦片为58.4万石，而洋烟为5.4万石，国产是进口的十余倍。打着爱国旗号的本土鸦片取得了对进口鸦片的决定性胜利。由于国产鸦片价格大大低于进口鸦片，当时花1两银就可以买到1斤国产鸦片，这是自乾隆以后的最低价格。按消费者每年食3斤鸦片计算，其用于鸦片的年支出只有3两白银，基本上是社会“低收入群体都可以承受起的价格”。于是，鸦片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泛滥，“台蜀浆制渐广，遂至富贵贫贱尽垂涎”。在陕西，就普遍流传着“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对于中国的很多80后90后，童年都有新加坡电视剧的陪伴，中学又少不了追星新加坡歌手。他们的影视音乐作品，对我们而言没啥违和感，跟港台一样。但随着年龄的长大，新加坡的印象就变得不那么亲近，有点复杂了。比如2004年，李显龙总理到访中国台湾，在中国互联网的聊天室，大陆网友把新加坡说成是忘恩负义的叛徒；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刚刚结束的亚洲之行，新加坡是第一站。更有代表意义的是，以前一些粉丝在本号有过这样的留言：新加坡是“李家坡”、李光耀独裁、新加坡威权。我相信对新加坡看法的这种转变和误解，肯定不是少数。产生这种错误观点的原因，既有媒体的渲染，但主要还是人们自身看书不够、知识欠缺。小炒上周看了“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两本书：《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双语之路》和《李光耀观天下》，对李光耀和新加坡充满了好奇与敬佩。1华人造就新加坡的唯一性李光耀在《回忆录》里反复表达一个概念：新加坡必须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科技和政治，作为立身之本；以汉语为第二语言，将中华文明作为新加坡的精神力量，否则新加坡就是丧失文化自信的“伪西方社会”，走向平庸。将兼容性极差的东西方文明，强行捏合在一起，在家说汉语，出门说英语，全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新加坡这么做，既是一种聪明，也是一种无奈，通俗来讲，就是国情太特殊了：中国之外唯一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却离中国太远孤悬海外，俗称“华人孤岛”。新加坡很小，面积只有浦东新区的60%，土著本来是马来人，但英国人和中国人改变了一切。新加坡在1824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中英鸦片战争后，大量华工来到新加坡，新加坡华人激增。进入20世纪，中国战乱不断，一波又一波的华人自由迁移到新加坡，很快就成为新加坡的最大族群。1947年，新加坡属于英国殖民地，李光耀前往剑桥大学读书。然而，读书期间，几乎所有英国人都把他当成中国人，而不是新加坡人或马来西亚人，无论李光耀怎么解释都没用。他去瑞士旅游，在卢塞恩入住酒店时，前台问他是中国人吗？他说自己是新加坡人，前台又问新加坡在哪里，李光耀详细解释了一番，前台最后说，没关系，就写你是中国人。新加坡种族的变化，彻底改变了它的命运。在历史上，新加坡长期属于马来西亚的某个强大王朝，从来不是一个独立国家，“自古以来是马来西亚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便是英国殖民，新加坡也默认自己属于马来西亚。所以，1963年，新加坡公投，71%的人赞成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实际上这个时候华人已经成为新加坡的主体。直到这个时候，新加坡依然按照历史惯性发展着，成为马来西亚的一部分。但很快，新加坡的历史产生了岔道。60年代的东南亚，流行排华，华人群体在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受到严重的排挤和敌视，偏偏新加坡的华人占比超过3/4。马来西亚很快就实行“马来人的马来西亚”国策，奉行“马来人至上”，极力打压华人，新加坡作为华人最集中的区域，便成为眼中钉。1965年，马来西亚国会全票通过将新加坡驱逐出马来西亚的决议。那一刻，李光耀掩面痛哭。一个从来没有建国历史的以华人为主体的小岛，恰恰被东南亚排华最严重的马来西亚和印尼围绕。可以说，华人为主体的特征，改写了新加坡历史。否则，它会一直是马来西亚的一部分。被迫独立的新加坡，如何生存？李光耀忧心忡忡。李光耀首先放弃了“小中国”的做法，这样做新加坡一定会内忧外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新加坡有75%的华人、14%的马来人和8%的印度人，华人之外的群体一定会撕裂新加坡，动乱不止；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的东南亚岛国，东南亚又极度排华，“小中国”会让它无法在国际上生存。但是，华人是新加坡主体这个事实无法改变，黑头发黄皮肤，讲汉语，内心是根深蒂固的中华价值体系，这个民族根基和文化根基是铁定的。新加坡被英国殖民150年，英语和西方文明已经在这里得到了较好的普及。无论是从种族公平的角度讲，还是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角度讲，英语成为唯一能让全体新加坡人都接受的中立语言。但李光耀真正让我觉得伟大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全盘西化，而是深刻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他没有单纯考虑物质生存，而是清醒地认识到新加坡不是西方，如果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就会迷失自我、丧失自信。对于这个文化亏，李光耀有切身体会。他的祖父和很多朋友，是根深蒂固的西方观念，向往西方，瞧不起本土的东西，这就导致，他们没有自信心，从来不敢挑战英国权威，但批评起英国官员又口若悬河。对于这种精神分裂，李光耀评价道“在奴颜婢膝中长大的人”，他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所以，新加坡人必须牢记自己过去的历史文化，知道自己是谁，如果没有自己的基本价值观念而一味遵从别人，这样的国家是不值得建立的，即使建立了，也沦为平庸。于是，在把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同时，新加坡将汉语、马来语和印度语作为第二语言，学校都是双语教育，每个新加坡人可以自由选择学习哪种第二语言，以保留自身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承。由于华人占绝大多数，汉语自然成为新加坡实质的第二语言。全国学习英语，为的是国内公平竞争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学习母语，为的是培养国人的信心与骨气。这就是新加坡双语文化的理念，并在法律层面进行实施。这是一个多么大胆而又高瞻远瞩的决定！比如，李光耀就把自己的三个孩子都送进了传统华校，从小学习汉语文化，工作之后使用英语，汉语变成第二语文。比如，中国人熟知的新加坡歌手孙燕姿，就生活在一个双语环境里，小学就读于传统华校南洋小学，中学转到传统英校莱佛士女中。上大学后，她的父母担心女儿忽视了汉语，还专门请了一名上海人教孙燕姿学习散文诗词。游离于中西两端、两手抓两手硬，成为新加坡建国以来的基本国策，这条路没人走过，新加坡就这样被迫走上“摸着石头过河”的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加坡在开创一种文明模式。这种融合创新、不东不西，也自然反映到新加坡的政治结构里。2东西结合《李光耀观天下》有一句让我很惊讶的话：我（李光耀）敢肯定：如果新加坡最终决定走向两党制，我们将注定平庸。如果新加坡真的走上这条路，我会为它感到十分惋惜。而且李光耀对新加坡年轻人的两党制倾向表示担忧。李光耀对一党执政，似乎情有独钟。新加坡自成立以来确实一直是人民行动党执政，支持率从未低于60%。该党在国会一直是一家独大，2020年的新加坡国会93个席位，人民行动党83席，工人党10席，这还是历年以来反对派议员最多的一次。全国31个选区，2020年人民行动党独占28个，反对党只占有3个，这也是历年以来反对派获胜选区数量最多的一次。在多党制的西方国家，各党的支持率相对比较分散，没那么集中，只有日本比较特殊，长期都是自民党执政，但日本自民党也发生过下野和联合执政的情况，而且作为第一大党的自民党，在得票率、国会议员占比和所赢选区占比上，远没有人民行动党这么夸张。在选举结果上，无论怎么看，新加坡在西方政治体系都是一个异类，很难称得上是西方民主政治，实际上更靠近东方传统。但是，在选举过程上，新加坡的选票“一人一票”是真实的，宪政和议会制也是真实的。新加坡允许合法注册政党，目前有24个政党。2020年，李光耀之子、李显龙之弟李显扬，就加入了反对党前进党。因此，人民行动党必须在五年一次的选举中赢得过半票数才能执政，它还是要打“选战”，最终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它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民才能执政。反对派“工人党”的2015年选举现场新加坡选举有两种：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都是普选和直选。哪个政党的议员数量过半，就自动成为执政党；执政党推荐总理和部长，总统任命，当然，这个的总统任命只是一个流程而已。大家熟知的李光耀、李显龙，是新加坡的总理，而不是总统，是由总统根据议会选举结果委任，而非民众选举产生。新加坡的这种议会制和总理内阁制，是欧洲很传统的民主政治体系。所以，这种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和选票政治，明显就是西方的。乍一看，新加坡的政治特点是过程西方、结果东方。但是，仔细一研究，过程也不那么西方，结果也不那么东方。3不东不西新加坡一党执政的不同点在于，人民行动党是通过议会政府来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它的党组织比较简单松散。很多中国官员去考察人民行动党总部时，都对总部大楼的简陋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只不过是一座再普通不过的只有二层高的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夹在居民组屋的中间，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曾多次有人提议在市中心最繁华的乌节路建一座人民行动党总部大楼，但经过反复考虑取消了这一计划。认为总部大楼建在市中心太显眼，而且会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于是总部就扎根在远离市区的居民区。而且，人民行动党只有1.5万名党员，仅占全国人口千分之三，远不及越南5%的比例。人民行动党简单的总部和稀少的党员，表明它没有、也不可能承担任何政府职能。这表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人民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权力来源于选民的选票，不能凌驾于政府权威之上。这么一看，新加坡的一党执政就很不东方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的政治就明显西式，因为它的选举过程，没那么西方。提醒大家思考一点：2020年人民行动党为何能以60%的得票率，就能赢得90%的国会席位和90%的选区？既然新加坡人的投票是真实的，几乎看不到舞弊的报道，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投票机制有利于人民行动党。新加坡选举有一个很有新加坡特色的设计：集选区。绝大部分国会议员来自于集选区。一般的选举，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选区派一个候选人，但新加坡是一个党派在一个集选区派4-6位候选人。组团竞选，赢家通吃，赢了的全部进国会，输家挂零。这种组团模式，是明显有利于强者。以至于很多时候，反对派在集选区无法凑齐4-6位候选人，人民行动党自动获胜；即便反对派能凑齐人数，但由于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家独大，候选人的实力显著强于反对派。而且，新加坡还有一点与众不同：选区不固定，每届变化。比如，2011年是15个集选区和12个单选区；2015年是16个集选区和13个单选区；2020年是17个集选区和14个单选区。选区的划分也不透明，基本上人民行动党说了算。因此，人民行动党就把自己的传统优势区域划分为单选区，把反对派比较受欢迎的区域划分为集选区，根据每届选举的情况适时调整。集选区与选区不固定，构成了新加坡独有的选举规则。对于这种不公平的特色选举，新加坡人民党秘书长詹时中就说过：“我们在踢一场足球赛，但行动党却没有固定的龙门。他们是用流动的龙门，所以我们很难瞄准射球。”集选区是1988年由李光耀推出，当时的情况是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显著低于六七十年代，降到了63%，如果任其发展，人民行动党的地位不保。那么，如果说选举体制故意设计成有利于执政党的样子，还能称之为公平的选举吗？这就使得，在《经济学人》公布的民主指数中，新加坡长期处于中游水平，还比不上马来西亚和印尼，更不用说日韩了。所以，你看，单纯用东方或西方来形容新加坡或新加坡的某一方面，都不准确。人民行动党在党章开头就指出：通过代议制和民主政府保障新加坡人的自由。但李光耀并没有放弃东方的传统政治目的：稳定是首要任务，他认为，如果新加坡出现两党制或联合执政，就会陷入争执不休的大动乱，西方的民主体系顾及个人利益而忽视了社会整体，新加坡要避免这种情形。李光耀自己说这是“东方式的民主主义”，在政治稳定的基础上实行渐进式民主。这种融合的理念也反映在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上，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维持权力制衡与个人自由，但同时强调服从和集体凝聚力。4法家非法治新加坡确实实行非常严格的管理。为维护公共卫生和秩序，对违法者处以很严厉的处罚，比如在公交车上吸烟会罚款2000新元（相当于月平均工资），在建筑物上乱涂鸦会处以数月的监禁。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抢劫、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都能判处鞭刑。鞭长一点二米，是用当地带刺的藤条绑成。1993年，有个美国移居新加坡的16岁男孩费伊，因为在街上胡乱涂鸦，被判处6下鞭刑。最后他在回美国时这样说道“我永远不会忘记新加坡。”而且，新加坡还有死刑，但它的死刑不是国际通用的注射和枪决，而是借用中世纪英国执行的绞刑。这种酷刑能让罪犯临死前遭受更大痛苦。还有令人惊讶，全球判处死刑比例最高的国家居然是新加坡！用严刑峻法来形容新加坡，并不为过。所以，很多国人就认为新加坡是法家治国，对民众的管控极严。这就属于错误解读了。法家不仅不是法治，而且是法治的对立面。法治以人文价值为准绳，法家反人性；法治是为了保障民众的权益，法家是为了管控和压榨民众。一个以民众为目的，一个以民众为工具；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控制，岂可相提并论？所以，法家的严刑峻法无法产生现代文明秩序，而新加坡是公认的现代文明国家。新加坡的良好治理首先来自于它的法治传统。法治传统是英国殖民者的遗产，由李光耀这个英国剑桥大学法学院毕业生以及他的一些从英国学校毕业的同僚们很好地承袭下来。当然，他在继承英国法治时作了东方文化的改造，这就是他强调严刑峻法的一面。李光耀自己就说，新加坡的繁荣，靠的是法治，而不是什么儒家思想。所以，新加坡的严刑峻法不仅是指政府对社会的严格管理，更重要的是指政府按规章制度办事，而不是靠关系人情办事，“法来治，不是人来治”。任何人如果觉得执法不公，就可以投诉，新加坡议员们的很大部分精力就用在处理民众投诉。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很强大，控制了很多社会资源，但因为有民众的监督，新加坡政府的清廉全球有名。新加坡的政府行为，既没有东方那样的官僚主义和腐败丛生，也没有西方那样的争执不断和效率低下。东方的一条道路，可以不断快速重修，利益都进了相关人员的腰包；欧美可以在增设一个电线杆的问题上讨论半个月，最终也没个结果。也就是说，新加坡采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东方的法家方式，扬长避短，从而催生出一个高效、文明的花园城市。到过新加坡的人都会感觉到，新加坡人很和善友好、轻松愉快，不是东方的那种冷漠；他们有责任心、守规矩，不是西方的那种散漫。新加坡的这种融合东西的政治理念，也反映在官员队伍的建设上。它奉行精英政治，注重公务员队伍的培养，这很东方；但它的公务员大都是接受西方正统教育。新加坡实施典型的精英政治，李光耀在《李光耀观天下》经常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新加坡让平庸的人来治理，这个国家一定会下沉，化为乌有。所以，李光耀对干部有着严格的要求，不但要求政府部长有决策能力，而且要有公开解释政策的能力。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就像是一个严父，辛勤劳作，认真地教化和呵护自己的子女。新加坡政府汇聚了全国的精英人士，但政府决策不是精英们关门内部讨论，而是所有决策都经过公开的辩论，听取民意，并根据民意作出调整。60年代，新加坡政府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经过国会反复辩论，李光耀陈述各种理由才实行。80年代这个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新加坡政府进行了认真检讨，就取消了这个政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为了让精英人才对从政有兴趣，李光耀采用高薪吸引。很多人说新加坡“高薪养廉”，这是不对的，新加坡的高薪，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政；新加坡的廉洁，靠的也不是高薪，而是法治。在前文说过，李光耀反对两党制。但他的理由并不是什么民主不民主，而是如果这样做，优秀人才就不会选择从政，既然参选有落选可能，还要费尽心思打选战，那些优秀的人何必放弃本业来从政呢？他还说，美国和英国那些议员，都不是各自领域的最杰出人才。没有人会愿意牺牲美好的事业和高额的薪水，来换取一份薪资大幅降低的工作。所以，新加坡屡次讨论部长减薪时，李光耀都是坚决反对，那会导致政府的人才流失。所以，换一种角度看，新加坡部长的工资看着很高，其实并不高。按新加坡统计数据，部长们原来的岗位都是各行业的精英和高管层，其从政后的收入只有原来收入的70%，而且没有其它福利待遇，卸任后也没有退休金或其他特供待遇。所谓“高薪养廉”，就很多人的自我想象，刻意忽视了新加坡的法治内核，片面强调薪酬，这种避重就轻的看法，在媒体中很泛滥，掩盖了真相。新加坡政府的国家治理，简而言之，就是精英带头、人民参与、人民监督，高效而不独断，民主而不民粹。所以，你看，新加坡的政治运作，处处体现着东西方的融合与智慧。李光耀称之为“带有家长制化身的东方式民主主义”。5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超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人民行动党长期以社会主义政党自居，新加坡长期以社会主义为政治目标，这一点似乎被人遗忘了。只不过，新加坡的社会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列宁主义。《西方国家是怎么沦为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而非阶级斗争、渐进改革而非暴力革命、劳资合作而非劳资对立，来建立以中产阶层为根基的、人人机会平等的社会主义体制。在这方面，英国工党的成就最早、最大。《“欧洲病夫”英国：老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先行者》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成立时，由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深受英国影响，李光耀就学习英国工党，创建了一个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政党，把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意识形态来源。党章明确写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时候，新加坡还没有独立。可见，新加坡在诞生前，就已经被注入了东西方融合的色彩。你很难说，人民行动党到底是资本主义政党，还是社会主义政党？就如同，你很难说，新加坡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人民行动党的元老、新加坡原副总理拉贾拉南，曾对新加坡的民主社会主义作出精辟总结：政治上的社会主义和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李光耀持同样的看法：一个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的制度和一个社会主义政府。通俗点讲，用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用社会主义分配财富。那么，追根溯源，如果我们知道人民行动党一开始的民主社会主义目标，自然就对上述所有的政治“东”“西”杂糅表示理解了。无论是新加坡的种族国情，还是李光耀最初的选择，新加坡注定了要走东西结合的独特道路。小结一些网友喜欢引用李光耀1992年在香港大学回答“末代港督”彭定康提问时讲的一句话：“我从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但很多人不知道，他后面还有一段话：“需要的是经济的发展进步，和大批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这样才可以支撑维系起一个民主社会。当你有六七成的民众受过良好教育，他们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那一人一票是有意义的！”他在《李光耀观天下》一书中说：“历史已经清楚地表证明，无论在哪一种社会，自由市场都是组织生产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但他马上又说了一句：“让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毫无节制地发展是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引发暴乱并导致社会契约破坏。”你看，他说的话给人一种先礼后兵的感觉：给你一颗甜枣，再给你一巴掌。最终你也分不清他的立场到底是不是你这边。李光耀与邓小平会晤，全程说英语，彰显自己是新加坡人，有意淡化新加坡的中国色彩。但是，他在《李光耀回忆录》里有一段非常打动我的话：新加坡的历史不是一百年前，而是早在五千年前中国文明创始时就已开始，中华历史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继承了这个传统和文化。所以，中国人和美国人或许都尊敬他，但都不大喜欢他，总感觉不是一路人。但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还挺喜欢新加坡这个国家的，乐于去新加坡旅游、经商、留学。霍梅尼说：“不要东方，不要西方。”李光耀用实际行动争锋相对：既要东方，也要西方。2018年电影《无问西东》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对青春满怀期待，但因为时代变迁在矛盾与挣扎中一路前行，最终找寻到真实自我，实现涅槃。这部电影的片名和内容挺适合新加坡的。问道东西，无问西东，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方，新加坡就是新加坡！全文8000字，完。—END—版权所有，欢迎转载面对险恶环境，中国的未来，就靠四个字夜空中最亮的县委书记东邪西毒，东西方文明差异的历史源头点击「阅读原文」加入「小炒读书会」，以书会友，提升认知，每天都有观点碰撞。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罗翔说，一个知识越贫乏的人，越是拥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勇气和莫名奇怪的自豪感。如果是一群这样的人组成一个集体，那就是大家熟知的“乌合之众”；如果统治阶级也是这样的一群人，那它还有救吗？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同时开始变法图强：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但结果的迥异，至今是中国人心头的一块“伤疤”。实际上，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自我感觉甚好，对日本改革充满了鄙夷。所谓一叶知秋，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在这场改革PK中展现得淋漓尽致。1愚昧嘲笑文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已是老生常谈和历史公论，在此不再赘言。然而，

两年下来，看书刚开始比较强制和难受，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种习惯。而且，这个习惯完全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出差候机、乘坐交通工具、下班……间隙时间大把大把的，换句话说，不过是把刷手机的时间挪用到看书上了。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在朋友圈无意刷到这句话，突然有种被击中灵魂的感觉，不吐不快。把张文宏当敌人和把塔利班当朋友的，很可能是同一类人：蠢货。他们真不一定坏，只是很傻很天真。1谭嗣同与沙俄先卖弄一下历史。甲午战争之后，百日维新失败，谭嗣同被杀，这段历史人尽皆知。但绝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行刑过程中，京城百姓将刑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只不过，他们不是来缅怀和送行的，而是来看热闹的。全场百姓无动于衷，冷眼旁观地看着，甚至有人发出了冷笑声。谭嗣同被砍30刀才断气身亡，其残忍程度，让人不寒而栗。可令人愤怒的是，他的牺牲，并没有取得围观群众的同情与反思。他们只是发出几声冷笑，然后就离场，仿佛观看了一场盛大的表演。看戏的百姓根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究竟为那般，他们以为谭嗣同只是一个叛贼，有损国家稳定，死有余辜，他们为谭的死亡而庆幸，甚至有些人用他的血来蘸包子馒头，因为在他们的意识里人血能治百病。在古代，凡是行刑现场总会引来一众百姓观看，愚昧的百姓不懂朝政，在他们眼中，被判死刑的人一定是穷凶恶极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喜欢来见证这些罪人应有的下场。即便是谭嗣同，也没有避免这种心寒场景。谭嗣同是官二代，其父亲谭继洵是湖北巡抚（相当于省长），养尊处优的他，有100个理由不去趟浑水，但他依然选择“撞墙”，这份伟大与纯粹，依然叫不醒他为之呼吁的清朝百姓。谭嗣同的“屁股”是向着清朝百姓的，但很显然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在人民用脚投票的选择面前，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先讲两个故事。1、公元前237年，嬴政亲政，解除吕不韦职务，要将他赶出咸阳。二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吕不韦带着《吕氏春秋》全卷，面见大王。吕不韦直言不讳：“这部书就是为大王写的。”嬴政说自己读了很多遍了，是一部好书，但这部书无法解答自己的一个疑惑：“书中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天下不该是我的吗？”吕不韦悻悻离开咸阳，前往洛阳封地。两年之后，吕不韦饮酖自杀。吕不韦耗时8年著成的《吕氏春秋》，试图用诸子百家，替换掉商鞅变法的法家思想。其核心主张是君主可以适当“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当放权给下面的人，《吕氏春秋》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君主只需要把事情推向符合规律的轨道上运行，其他的可以放手，从而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但是，很显然，这种放权思想违背了嬴政的“私天下”，在嬴政的眼里，天下是他嬴政一人的天下，怎么可以与他人分享呢？2、公元1071年，宋神宗召见枢密使文彦博，讨论王安石变法。文彦博反对变法，神宗说：“改革法制，士大夫大都不开心，但变法对百姓有什么不好吗？”文彦博反驳道：“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最终，变法失败。“百代皆行秦法政”，北宋政治体制与秦国并无本质区别，但秦始皇与文彦博的隔空话语，彰显了皇权与官僚（士大夫）的“别扭”关系：天下是皇帝一人的天下，但他不得不依靠官僚治理天下。1官僚政权在谌旭彬2021年出版的《秦制两千年》中，第一章就总结了秦制的两个基本特征：1、用官僚取代贵族，作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官僚依附于皇权，是皇权的统治工具；贵族的独立性较强，

最终，韩非子心中的“理想国”是：“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里没有经典书籍和先王遗训，只有君主控制下的律法和官僚。韩非子已经将将“愚民之治”抬举到了“明君之道”。

金灿荣、陈平等人的老板是饶谨和李世默，饶谨和李世默的老板又是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和华尔街大佬（美籍华人）在内的美国金融集团。

一些蠢货总想看这个号能挺多久，喜闻乐见于掉粉和阅读量下降，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号没了到底是谁的损失？他们压根也不知道，但凡是指望自媒体生活的人，写不出这样的风格，也不会是忽快忽慢的更新频率。

推翻饱受奴役的独裁统治后，这一次的海地民众，认为不能每次都靠抗议来维系自由，还得依靠更好的制度。1987年，海地模仿美国，制定宪法，再度确立共和制，实行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议会，想方设法限制总统权力。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时而激动，时而遗憾，时而愤慨。写完时，完全没有以前结束文章的那种满足感，只有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酣畅感，很多话语如鲠在喉。

他也很注重民主，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说：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先甩答案：不是！好多中国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民主选举上台的”，由此质疑民主选举，一人一票也会选出这么一个恶魔独裁，所以你看，不要迷信民主制度，不要依恋西方那一套，会出大乱子的。然后，一群不要碧莲的作者，立马炮制出《民主，能成就一个文明，也能毁掉一个文明》、《谨防颜色革命，民主不是万能的》……就算希勒特是民主选举上台的，那么，高速出车祸，大家就都不要开车了？当然，小炒要告诉你的是，希特勒不仅不是民选上去的，反而是靠践踏民主掌权的。1并非靠民选当上总理一战结束后，德国结束专制王朝统治，实行共和制，这就是魏玛共和国。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由各党派议员组成；总统是国家代表，由公民直选产生。国家最高行政权力和军权掌握在总统手里，总统有权解散国会，但总统并不是直接行使行政权，而是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任命总理为首的内阁成员，有权解散内阁。1932年3月，兴登堡的首次总统任期结束，德国举行总统选举，希特勒代表纳粹党参选。经过3月和4月的两轮选举，希特勒获得1341万票（占总票数36.8%），没有获得过半数以上的选票，以败选告终；兴登堡则以1936万票（占总票数的53%)当选，连任总统。尽管竞选总统失利，但纳粹党在1932年7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1374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4%，在国会608个席位中拥有了230席，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只不过，这个第一大党只占据1/3多一点的席位。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这个第一大党就是执政党，更不要以为党魁就是政府首脑。有些人总认为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就表示希特勒获得了至高权力，这是一种无知。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结果，表明经济危机下德国右翼激进势力正在持续增长，这些激进分子确实成为了希特勒日后掌权的资本，但这并不等于希特勒和纳粹党获得了最高权力，也不等于他必然能担任德国的内阁总理，更不等于他获得了总统兴登堡所具有的最高权力。首先，希勒特没能当选总统；其次，纳粹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并没有获得50%以上支持率，既无法在国会一家独大，其党魁希特勒也无法自动成为总理，总理必须由总统任命。而且，兴登堡十分讨厌希勒特和纳粹党。1931年11月，希特勒和兴登堡首次见面时，兴登堡就用近乎蔑视的态度对周围人说：希特勒最多能当个邮政局长，至于总理，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纳粹党是一个激进主义和粗俗本性的政党，在给霍斯特马尔侯爵的一封信中如此评价希特勒：“我无论如何不会把国家政权交给他；我不愿实行党的专政，也不会把德国作为试验品移交给希特勒手中。”但是，手握37%左右支持率的希特勒，十分强硬：要想与纳粹党合作组建联合政府，他自己必须担任总理。面对1932年的选举结果，总统愿意与第一大党合作，也不得不合作，但始终不愿意任命希勒特当总理。双方一直僵持到11月。当时，垄断资本家赫特、凯普勒与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一起向兴登堡总统请愿，要求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在希特勒和兴登堡总统的谈判中，兴登堡要求希特勒在巴布手下担任副总理，希特勒表示拒绝。如果没有后面的政治形势变化，希勒特连总理都当不上，更别说总统了。1932年11月，德国重新举行国会选举。纳粹党鼓足了劲头宣传，但支持率下降了，这次纳粹党丢了200万张选票，丧失34个议席，只拿到了33.09%的选票；而共产党则异军突起，获得了600万的选票，赢得了100个议席，支持率16.86%。兴登堡意识到不能再等了，在他看来，有完整理论基础和明确政治要求的共产党，比“乌合之众”纳粹党的威胁要大得多。1933年1月，希特勒被总统任命为总理。2受到制衡的希特勒很多人认为，希特勒一当上总理，就获取了无上权力。这是不对的。在最高立法机构的国会，纳粹党虽是第一大党，但只占据33.09%的席位；第二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占20.43%，德共占16.86%

作为秦制的坚决反对者，小炒非常希望中华文明早日清除这个毒瘤。它一次次降临中华大地，带来了无数灾难。但是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总是想着为秦制涂抹点胭脂粉，让它显得温情一点，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

作为秦制的坚决反对者，小炒非常希望中华文明早日清除这个毒瘤。它一次次降临中华大地，带来了无数灾难。但是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总是想着为秦制涂抹点胭脂粉，让它显得温情一点，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

缅甸的这个浩大场面，足够震撼人心。这个国家不仅长期贫穷，而且长期处于黑暗的独裁统治之下，但它的儿女们多么勇敢啊，为了捍卫来之不易的自由，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至于物质上的损失，早就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可是人均GDP只有1400美元的穷国啊，人家这决心、组织和秩序，确实惊人！这风景线，何等亮丽！

如果说秦国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武力统一之路，那么，刘邦就在秦国基础上，上演了一曲成功的造反之路。刘邦的成功秘诀，不是汉初三杰，不是用人才能，更不是项羽自负，而是他迅速接收并改装了秦制。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我们接下来看到的这位县委书记，与河南济源市一把手对比起来，只能说：官与官的差别，有时比官与狗的差别还要大。“你们看过的所有官场小说、电影、电视剧，都没有我经历的精彩。不愿意描述他们坏成什么样子，这些人是真坏。”说这句话的，就是巴东前县委书记陈行甲。这是2019年的访谈视频，当时无声无息，却在2020年悄然走红，因为网友正在对湖北官员处理疫情的不负责行为充满了质疑与愤怒，而这个视频承载了人们的期待，也承载着人们的控诉。2020年9月16日，陈行甲登上中央三台的《回声嘹亮》，主题歌曲是那首百听不厌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没有比这个歌名来更好形容陈行甲的歌曲了。小炒在朋友圈无意刷到这则旧闻，完整看完视频，感动得红了眼圈。这位当了5年县委书记、后辞职做公益的夜行者，每一次出现在小众的媒体报道时，总能感动那些阅读者。1最美丽的妈妈陈行甲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缺过一件东西，那就是爱。这份爱，就是伟大的母爱。1971年1月，北风呼啸，湖北省兴山县高桥乡下湾村三组，一个普通农家，一枚男婴出生，母亲给孩子取名“行甲”。甲，第一的意思，谦逊的中国人很少会取这么高调的名字，但这位只读过两年书的母亲，很大胆地给儿子取了个甲的名字。多年以后，陈行甲回忆此事：“我的妈妈，她很勇敢。”他明白，这个名字，不仅有母亲的勇敢，还有深深的期望。陈行甲的父亲是一名收税员，工作的地方离家很远，一年只归家一次，抚养孩子的重担，全落到了母亲身上。望子成龙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上学读书，母亲竭尽所能地供儿子读书。母亲没什么文化，无法像现在的父母那样辅导孩子的作业，但她用自己的精神激励着儿子。一次，陈行甲因为生病耽误了两天课程，第三天，母亲背着陈行甲，翻过两座山，穿过一条条崎岖山道，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学校，然后自己原路返回干农活。而陈行甲放学时，母亲已经站在学校门口了。耳濡目染着母亲的辛勤付出和殷切期待，陈行甲没有辜负母亲的付出。在学习上，陈行甲一直是名列前茅，是村里的榜样，成为母亲的骄傲和动力。她总是很乐意跟人提自己的儿子：“我的甲儿棒着呢。”小学毕业时，陈行甲的成绩是高桥乡的第一名。去乡里念初中，陈行甲发现学校里一天是吃三顿饭的，他的童年记忆从来都是每天吃两顿饭，一下子觉得人生原来还可以这么幸福。三年之后，他以优异成绩升学高中，在高中，他的总成绩一直是全县前十名。母亲不仅督促陈行甲学习，还用更重要的人生教诲影响着陈行甲——干净和悲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爱干净，穷不久。”小时候的陈行甲很淘气，有一次弄得满身灰尘，回到家，妈妈不让进门，让他站在门口，陈行甲一脸委屈和不解，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母亲严肃地说：“我有没有跟你说要爱干净？”但陈行甲觉得这是打着补丁的旧衣服，脏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母亲语重心长地说：“甲儿，你听好了，哪怕是补丁衣服，也要穿得干干净净。”母亲不仅让他生活上爱干净，而且做人也要干净，“干干净净做人，堂堂正正做事。”当陈行甲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工作的第一天，母亲做了一桌子菜，叮嘱道：“甲儿，你现在要工作了，以后一要勤奋，二要干净。”陈行甲牢牢记着母亲的教诲，当他在2011年来到巴东当县委书记时，将巴东精神定义为四个字：干净、自强。直到今天，这四个字依然挂在巴东政府大楼上。母亲的第二个人生教诲，就是善良和悲悯。陈行甲的家在山村里的大路旁，他每天都能看到很多背脚夫，他们背上沉重的货物走几十公里往返于镇上和山村，挣一点辛苦钱。有时，背脚夫会在他们家歇脚，吃随身携带的干粮。陈行甲的母亲不仅没有嫌弃他们，反而每天把门前院子扫得很干净，这样背脚夫坐在上面，就不会沾上泥土，母亲还会叫陈行甲给他们倒水喝。久而久之，不用母亲安排，陈行甲也会这么做了。小时候，村里有一户最穷的人家，潘伯伯和王大娘，他们有七个孩子，大女儿三十多岁哮揣死了，二女儿养不活从小就送人了，因为太穷，他们在村里很不受待见。他们经常来跟陈行甲的母亲借盐吃，但又有些不好意思，只好派几个孩子轮流来借，母亲从不拒绝，但他们又只借不还。少不更事的陈行甲也对母亲的行为感到不解，母亲就说道：“人不到无路可走，谁会借盐吃！我们不借给她，她就没地方借了。”还有一次，王大娘的三女儿出嫁，但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嫁衣，王大娘哭着向母亲求助。陈行甲亲眼看到母亲把自己的嫁衣送给了王大娘，那是一件红色暗格子的“的确良”衣服。对农村女人而言，嫁衣是最珍贵的衣服。母亲的这些行为，在贫穷农村里是异常的，陈行甲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善良的种子逐渐在他心里发芽。长大后的陈行甲才明白，尽管家里很穷，但母亲在用自己不起眼的力量，小心翼翼地呵护着那些比她更弱的人活着的尊严。干净和善良，母亲的言传身教，刻在了陈行甲的血液里，正如陈行甲所说：“作为我的第一任导师，母亲直接影响了我价值观的形成，教会了我应该怎样对待身边和你有关或无关的人。”以后不管是当官还是做公益，他都满怀悲悯，学着向母亲那样干净而善良地对待弱者。多年以后，当他在办公室一次次拒绝贿赂时，当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贪官拉下马时，当他急流勇退选择去做公益时，陈行甲也曾问过自己：“有时候我也在想，对于内心的遵从，为何如此地义无反顾？我们身处这个世界，而认识这个世界中的自己，还是感恩于我的母亲，以及那个山村。”直到现在，每次跟别人谈起自己去世的母亲，陈行甲总会情不自禁地红了眼圈。“往前走，别回头。”这是童年时代的陈行甲陪妈妈从地里收工回来走夜路时，妈妈时常在路上教导他的一句话。无论走在哪里，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时而激动，时而遗憾，时而愤慨。写完时，完全没有以前结束文章的那种满足感，只有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酣畅感，很多话语如鲠在喉。

美国人抬着他竞选总统。在党内初选中，桑德斯拿到了975张民选代表票，仅落后于希拉里的1243张。在结束初选的那晚，桑德斯更是高票拿下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华盛顿三州，席卷了超过70％的选票，士气大振。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给岁月以文明。1现状在纽约这座以众多摩天大楼拼接起来的城市中，有两次巨大灾难改变了美国的历史。一次是众所周知的2001年“9·11”，另一次是不为人知的1911年华盛顿广场大楼起火。

中国历史，若简而概之，就是一头一尾的两场转型：两千年前从周制走向秦制，1840年以来从秦制走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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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要趁早，而太早成名就意味着很难再突破自己，日本就是这样，成功得较早，也过于成功了，造成了如今“幸福的烦恼”。但即便停滞了三十年，日本GDP依然稳居世界第三，接近于两个英国，人均GDP与英法持平。

而秦朝皇室，经过内斗和项羽的屠杀，基本消失殆尽。李斯腰斩，夷三族。首创者商鞅，车裂，全家被杀。从人生角度讲，这些主事者可谓失败，被自己信奉的东西彻底反噬，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所在。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以19世纪50年代共和党的成立为标志，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争正式拉开序幕。但共和党出道即颠峰，从1860林肯上台，到1932年罗斯福赢得大选，这72年时间，只出了两位民主党总统，可谓新人压倒旧人。1林肯林肯，这位美国历史最伟大的总统，既不是种植园主，也不是工商巨富，而是一名爱读书的小镇青年。你看，美国历史上的几位大拿，汉密尔顿、杰斐逊、林肯，都是爱读书的主。读书改变命运，永不过时啊。美国党争风云：集权与分权1809年2月12日清晨，北方肯塔基州的一个小木屋里，一个男婴降生了，他就是林肯，52年后的美国总统。林肯家庭贫苦，经常帮家里干农活，但他最大的爱好是读书。由于付不起学费，上小学半年就辍学了，但停课不停书，他自学成才。他到处借阅书籍，用苦力劳动去换取别人的书，买不起本子，就在墙面上写字。长大后打工挣钱，依然利用一切业余时间看书，经常看书到很晚，他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还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边工边读期间，一次偶然的南方之旅，刺痛了青年林肯的心。1831年，22岁的林肯来到新奥尔良码头，他对花花世界无动于衷，唯一使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则奴隶买卖的广告：“家里有闲置的黑人囚笼，愿高价购买黑人奴隶，现场结算。“”出售10-18岁小妞数名，24岁青年妇女一名，25岁女人一名，外带3个壮实小孩。“无法想象一个阅读莎士比亚文学著作的青年，看到被铁链锁住、挨皮鞭抽打的活人，会是什么样的难以置信？林肯当场目光呆滞，一言不发，内心忍受着极大痛苦。他对随行的堂舅说：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回到北方后，他的朋友比尔说：”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他就一脸严肃，一谈起这次旅行，他就一个劲地咒骂。我从未见他如此骂人。“他的心里已经埋下了仇恨奴隶制的种子。1836年12月，伊利诺伊州第十届议会开幕，州议会以77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反对废奴协会要求南方无条件废奴“的决议，州议员林肯投了反对票，他抗议道”奴隶制建立在非正义的错误政策之上“。林肯鲜明的废奴主义，给他的仕途带来了很多不顺，他不得不变得聪明，学会收敛自己的锋芒。1848年，已经成为国会议员的林肯，再哥伦比亚特区立即无条件废奴的提案中投了反对票，他提出两项建议：哥伦比亚特区不能新增黑奴，现有的黑奴生下的孩子自动成为自由人。作为政客的林肯，很务实地放弃了激进的废奴主义，采取温和政策，用渐进式方法解决。当时，林肯的好友、种植园主斯皮德跟林肯写信，自己宁愿看到联邦解体，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奴隶，没有人有资格来剥夺我的财产。林肯只得宽慰他，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从来没有要求你那样做，这个问题由你个人定夺。林肯变得温和，但内心更加痛苦，他给斯皮德另外写了一封信，极不情愿看到那些可怜人被追捕和鞭打，他们太悲惨了，不过，我还是会紧闭嘴巴。作为觉醒的美国精英，林肯并不支持一下子解放所有奴隶，只是反对奴隶制扩大，然后用时间去消化既有的奴隶制。林肯当时是辉格党，当他看到1854年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时，其内心是绝望的，因为现在连最基本的不扩大奴隶制也做不到了，这意味着废除奴隶制遥遥无期。1856年，他对辉格党失望透顶，加入到明确反对奴隶制的共和党。1860年的总统选举，在两位情敌之间展开：林肯与道格拉斯，两人曾经都是玛丽·托德的追求者。道格拉斯在情场败给了林肯，在政坛也败给了他。林肯坚持认为奴隶制是不道德的，他并不要求立即废止奴隶制，但禁止奴隶制扩张；道格拉斯认为奴隶制是合法存在，应该让它自生自灭，不用横加干涉。两人的看法，基本上代表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核心政治立场，两党在正政策路线的选择上截然不同。林肯刚当选总统，南方就有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而独立。与前任总统布坎南认为州来去自由不同，林肯坚决拥护联邦统一，将南方的独立行为定义为叛乱。林肯说：”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既不是保存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不管能不能解放奴隶，我都会这么做。“南北战争以北方获胜而告终，胜利的原因很简单：在文明代差的碾压面前，奴隶制南方没有任何胜算。1865年4月14日晚，战争结束的第五天，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遇刺身亡，行刺者是支持南方奴隶制的激进分子。林肯去世后，他的儿子托德问一位牧师：”我的父亲是否已经到了天堂。“”毫无疑问。“”那我就放心了，因为父亲从来没有快乐过，人间对他可不是个好地方。“2共和党第一时代林肯遇刺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立刻来到奄奄一息的总统卧榻边，痛苦地守护了一夜。第二天，约翰逊继任总统。他原是民主党人，后来因为反对南方独立、拥护联邦统一，改换门庭加入共和党。南北战争后，共和党的声望达到顶峰，反战的民主党进入低潮。从林肯开始，一直到1885年，这25年时间，一共6位美国总统，全部是共和党人，开创了美国的”共和党时代“。共和党的阶级基础和政策路线十分鲜明：大商人、工业化、自由竞争，这是继承了辉格党。民主党就比较复杂，它主要是靠平等、自治这些政治路线，来吸引五花八门的支持者。掌权的共和党，自然就坚定地推进工业化。对于南方，共和党虽然取得战争胜利，但并没有强制取消奴隶制，而且对所有闹独立的人进行了赦免，没有搞政治清算，联邦政府在法律上废除了奴隶制和赋予黑人公民权，但并没有要求南方强制执行。在政治方面，南方只是不搞独立了，其他方面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共和党对南方的这种温和做法，秉持了自身一贯坚持的政策：不要求一下子全部废除奴隶制，而是用渐进方式促进奴隶制解体。他们相信，用工业化的方式对南方进行经济渗透，在这种“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南方奴隶制会不攻自破。经历过南北战争后，南方也意识到自身工业化的劣势，他们开始公开赞美工业化优势。在这20年里，南方纺织工业增加9倍，铁路里程翻了一番，钢铁产量占到全国1/5。尽管南方人对过去充满怀念，但没有人希望回到过去，到19世纪末，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奴隶制在南方基本消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西部，这个曾经自由州和蓄奴州极力争夺的区域，以1869年贯穿全美的太平洋大铁路竣工为标志，也被工业化所征服。移民（包括华工）蜂拥而至，采矿业、畜牧业蓬勃发展，印第安部落彻底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自由粗犷的牛仔文化。于是，整个美国进入轰轰烈烈的工业化，开创了美国”黄金时代“。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正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其铁路里程达到26万公里，2019年中国铁路总里程也才13.9万公里。我们现在熟知的卡内基、洛克菲勒、JP摩根，就出现在这个阶段。毫无疑问，新生的共和党，先声夺人，用不可逆转的工业化浪潮实现美国的经济统一，从而深刻地改变了美国。在两党竞争上，尽管共和党赢得了这20年间所有的总统选举，但并不是压倒性占优，两党的得票率平均差距不到2%。这是因为，南北战争后，两党的支持群体出现明确的地区划分，各自有稳定的铁盘。有16个州始终如一地支持共和党，集中在北方；14个州始终如一地支持民主党，集中在南方；另有5个州是摇摆州，左右着选举结果。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就奠定了美国现在的总统选举形势：铁盘+摇摆州。两党的竞选策略就是争夺摇摆州，若能从对方铁盘翘一两个州，基本就稳操胜券了。3清官上任如果不是格罗弗·克利夫兰，共和党将从1865年持续执政到1913年，连续执政半个世纪，民主党会不会解体都是个问题。随着共和党的连续执政，美国政坛出现了一个严重现象：腐败。南北战争之后美国经济的繁荣，是以官商勾结的垄断经济为特征的。工业资本家们为了获取政治保护，纷纷贿赂（共和党）政客，以至于政府议员可以明码标价，公开索贿。美国社会对此深恶痛绝。从世界工厂到全球帝国：“入关”与大国崛起这就给了以反腐和改革而著称的克利夫兰登上舞台的机会。克利夫兰是一个性格彪悍的小胖子，看起来憨厚活泼，实则雷厉风行。1871年当选为纽约州埃里县治安官，一上台就打击腐败，严惩贿赂行为。为此他得罪了很多同僚，但自己廉洁的名声不胫而走，而且终其一生他都保持了这种高风亮节。1882年，45岁的克利夫兰以改革和反腐为竞选主题，击败对手，当选纽约州布法罗市长。在这里，他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否决了一系列要价过高的政府工程合同，坚决使用公开的竞争性招标，从而得到了“否决市长”的称号。人们很久没有看到一个敢于说“不”的政客，克利夫兰声名鹊起，成为政治新星。因为打击腐败，克利夫兰的仕途扶摇直上。第二年，他就高票当选纽约州州长。选贤任能，打击官商勾结的利益输送。当州长刚刚一年，1884年，他就以遥遥领先的优势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身份。连续执政的共和党似乎变得傲慢起来，失去了时代敏感性，没有意识到人们对反腐的痛恨，推出了一位“猪对手”：布莱恩，这是一位长期受到腐败指控的争议人物。克利夫兰有惊无险地拿下总统宝座，距离他当市长仅仅两年。总统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反腐，免去10万共和党人的官职，打击政党分赃和利益输送，还出台专门的法案来禁止收回扣，他像斗士一般频频使用否决权，人们称之为“否决总统”和“倔强阁下”。1888年总统竞选，克利夫兰赢得了更多的普选票，但因为反腐而在家乡纽约州树敌太多，失去了纽约州的36张选举人票，憾负。但是，1892年，克利夫兰卷土重来，以更大的优势击败对手，再登总统，成为美国史上唯一分开任两届的总统。他第二任期的政策，基本是第一任期的延续。退休之后，他患上了风湿病，1908年6月去世，遗言是：“我竭尽全力做到问心无愧。”马克吐温十分敬仰他：“历史对您的判决是岩石，不会磨灭。”高风亮节，做了很多实事，但很少为后人所提起，克利夫兰也是美国最好的无名总统。4进步与倒退克利夫兰第二任期结束后，从1897年至1932年，36年7任总统，只有一任是民主党人，完全可以称为“共和党第二时代”。与用经济发展开创第一时代不同，这个第二时代是政治发展的胜利，这个政治发展就是“进步主义改革”。广义上讲，这个进步主义改革的源头是克利夫兰总统，进步主义者要求反垄断反腐败，破除权力集中和社会不公，向全民分散权力和财富，也就是说，前面做好了蛋糕，现在该科学地分配蛋糕了。这正是克利夫兰当时在做的，只不过他用个人权力去推动，还没有形成社会制度和公众共识。到了20世纪初，随着民众觉醒，一场民众限制特权利益团体的改革运动，在中产阶级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展开。垄断巨头大多是支持共和党的，西奥多·罗斯福的竞选经费，大部分都是这些巨头提供的。但由于社会现实和民主党的压力，共和党人当上总统，也不得不面对社会的公平问题，但又不敢做得太过，得罪这些巨头。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后，开始规范垄断组织，主要是限制扩大而不是摧毁；制定了一些劳工政策，规范劳工利益，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劳工利益的代表，对于劳工罢工，他会派联邦军队去镇压。1909年老罗斯福卸任后，将共和党人塔夫脱推上总统宝座，自己专心打猎去了。塔夫脱是一个300斤的大胖子，洗澡时还会卡在白宫的浴盆里，所以不得不单独为他新建一个大号的浴缸。但实际上塔夫脱并不愿意当总统，他的心仪岗位是首席大法官，因为大法官是终身制，“总统都象走马灯似的，可法院永远存在着。”4年总统期间，他没有雄心，因循守旧，没啥政绩，使得老罗斯福开启的改革中止了，开了历史倒车。当他在1921年当上梦寐以求的首席大法官时，就跟变了个人似的，雄心勃勃，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扩大到空前的程度。男怕入错行，塔夫脱干了自己不喜欢的事业，自然干得一团糟，名列美国历史最差总统之一，老罗斯福更是恨铁不成钢，“塔夫脱展示了自己平庸的领导才能，没有执行任何一项伟大的政策”。开倒车，令人们对共和党失望透顶。当老罗斯福放下猎枪，再次竞选总统打算上演“王者归来”时，美国人民没有给他机会，纷纷转向民主党。1912年，民主党人威尔逊赢得了80%的选举人票，创下历史记录！所以说，历史倒车开不得啊，民众不会给你两次机会的。威尔逊（左）与塔夫脱（右）威尔逊能的执政思路，十分契合当时的社会思潮。他在进步主义改革中走得更远，直言“垄断公司是生产系统中可怕的魔鬼”，宣称要终结垄断，恢复公平竞争。这就是威尔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继承了民主党信奉平等的“左派”政治传统，与共和党的自由政策不同。威尔逊跟中国古代文人很像：有才华、向往做官。1911年之前，威尔逊一直在大学里当知识分子，但他刚上大学时，就在床头刻下座右铭：威尔逊，弗吉尼亚参议员。威尔逊出生在1856年，这一年林肯刚加入共和党，南北战争即将开始，因此他的最早记忆就是南北战争。或许跟战争有缘，他当总统后，美国就一改中立政策，参加一战。威尔逊属于“身残志坚”的励志人物，从小身体不好，备受消化不良的折磨，而且患有先天性近视，8岁就戴眼镜。在求学期间，屡次因为健康状况而休学，但是功课从没拖后腿，学习成绩始终优秀，后来一直读到了博士毕业。但他并不安心学术。1886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教书，但1887年就去应聘州国务卿助理，失败。1890年去普林斯顿大学当教授，出了很多书，在全国小有名气，但对总统选举十分关注，喜欢在公开场合呼吁人们投票给谁谁谁，充当意见领袖（公知）。1902年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威尔逊搞了一个不起眼的改革，可以看出他的政治风格。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食堂，有专门的包厢，是为有钱学生准备的，威尔逊就要求废除，弄一个宽敞的大食堂，让来自各个阶层的学生一起用餐。只不过这个建议遭到校董的激烈反对，未能成行。这是典型的民主党风格：平民主义。1910年，他以改革派的鲜明形象，击败共和党对手，当上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他宣称要为劳工争取共同福利，反垄断反腐败。当上总统。威尔逊在政途的青云直上，与克利夫兰颇为相似。威尔逊实行了一系列进步主义法案，包括将反垄断系统化和制度化，从根本上消除垄断；以及童工非法化、实行工人的8小时工作制度；通过了确认妇女投票权的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以前参议员由各州立法机构选举产生，威尔逊就通过了参议员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宪法第十七条修正案。进步主义者最核心的诉求“破除权力集中和社会不公”在他手里基本完成。1962年历史学家对31位总统的投票排名，威尔逊高居第4，排在杰斐逊之前，跻身最伟大总统的行列。搞经济，共和党是专业的；搞政治，民主党才是专业的。自此之后，尝到了进步主义甜头的民主党在政治正确的道路上一路狂奔，再也不回头了。有了工业化经济和民主化政治的双引擎，美国即将迎来金光闪闪的20年代。5繁荣与危机接下来就是大家不喜欢听的话了：小炒要说一说这个时候的美国有多么繁荣！20世纪20年代，可以容纳美国人几乎所有的溢美之词，“兴旺的年代”、“咆哮的二十年代”、“新时期”、“柯立芝繁荣”、“永久的稳定”、“人类新时代”。这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大唐盛世”。汽车已经取代基建，成为美国的龙头产业，到20年代末，3000万辆汽车奔驰在美国公路上，平均每4个人就拥有1辆小汽车。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和电冰箱，电话普及率达到1/6，电影成为常规消费模式，平均每人每年看1部电影。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和黄金储备（相当于外汇储备），均达到世界的一半左右。柯立芝总统骄傲地声称，美国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柯立芝的脑子并不大聪明，也不喜欢人际交往，从小独来独往，成绩平平。当总统时，有一次公务交谈，他沉默不语，巴不得谈话赶紧结束，对方开玩笑：“你必须对我说话，总统先生，今天我打个赌，说我不能使您说出三个以上的字。”柯立芝回答道：“你输了（you

★成为小炒特别读者：点击上方「小炒说」→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集权不是问题，一直集权才是问题，这就是新生美国一直在做和解决的事情：寻找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之间的平衡。两党政治传统发端于此，亦成熟于此。1战争1776年，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最痛苦也最兴奋、最激动也最迷惘的时期。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正式宣布北美殖民地处于叛乱状态，准备派遣军队来镇压。和谈的希望破灭，可大多数殖民地人并不愿意与英国为敌。英国是他们的故乡，他们或他们的祖辈就是带着英王的授权书来到这里谋生的，英王是他们的精神慰藉，也给了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合法性。而且，英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拥有最强大的海军。他们与英国的实力差距，如同现在巴勒斯坦与美国的天壤之别，根本是以卵击石嘛。他们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安家乐业，要么是农场主要么是小店主，有恒产的人，对战争有着本能的恐惧。但是，要他们服服帖帖地缴纳重税，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两个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只是将北美殖民地看成是廉价原材料的供应地和英国商品的倾销地，对他们采取放任自治的统治方式，对英国而言，这种统治方式的性价比最高，也在无形之中塑造了北美殖民地的自治理念和自由意识，毕竟天高皇帝远，长臂管理比较困难。但是现在情况变了，177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这场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争霸战，让英国背负了巨大的债务，于是将税收镰刀挥向了养肥的北美殖民地。于是，一个世界史上很普遍的压迫与反抗就这样产生了。1776年夏天，几个最富有的农场主和商人，决心赌一把：向世界宣告独立。有钱人，都不愿意被管理和束缚。宣言撰写的任务落在了托马斯·杰斐逊这位33岁年轻人身上。他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在整个大陆会议过程中，沉默寡言，少说话多干活，但是他文笔最好。你看，会写文章，是能够改变人生命运的。杰斐逊是弗吉尼亚州的富二代，14岁就继承了父亲的种植园：近20平方公里土地和几百名奴隶，除了留下丰厚的财产，父亲在遗嘱中还告诫他要好好读书。他听从父亲的意愿，没有选择“浪”，而是读名牌大学，学习人文哲学，练得一手好文笔，毕业后就从政，一路升至州长，期间起草过多个法案。总之，一辈子顺风顺水，名利双收。杰斐逊很喜欢自己的种植园，那里风光优美，生活舒适，无聊了还能跟女奴隶谈谈恋爱，是他向往的人间乐园。这就使得他对农民和土地有着较深的情结，相信自由的巨大吸引力（可以安心当土财主），他后来的政治理念也根植于此。领到任务后，杰斐逊把自己关在费城狭小的公寓里，外面是战斗的硝烟，里面是理想的火花，杰斐逊感到自己处于一个全新的世界中，将自己的毕生所学凝聚成精华写出来。一个月后，气势如虹的《独立宣言》面世，7月4日正式对外公布，杰斐逊一炮而红。大农场主、将军华盛顿收到宣言后，将宣言向每一个军官宣读。此时，乔治三世的三万皇家军队正在气势汹汹地赶来，华盛顿组建的大陆军严阵以待，其中一名普通士兵，叫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出身贫苦，是加勒比海岛上的一名私生子和孤儿，但他从小就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爱读书。别的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他就在一旁安静地看书。后来“高考”落榜，没有被纽约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录取，小汉密尔顿毫不气馁，自学成才，每天看书到午夜，早上又很早起床，到一个安静的墓园去继续读书，最终因为文采斐然被国王学院看中。后来还有一个穷小子靠读书改变了美国历史，那就是如雷贯耳的林肯。读书改变命运，自古皆然，不分中外。在学校里，汉密尔顿对成功充满了渴望：“为了成功，可以去冒生命危险，我希望能发生一场战争，让我展现自己的能力。”果不其然，独立战争爆发了，真是一只乌鸦嘴。他果断去参军，他将在这里遇到自己的伯乐—华盛顿，晋身美国开国功勋之一。这个时候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一个生活在南方，一个生活在北方，都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尽管素未谋面，但他们终将因自己的好文笔而改变命运。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美国各个英属殖民地也纷纷制定了自己的宪法，并开始称自己为“州”。这时候的州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大陆会议只是军事临时指挥部。没有中央，只有地方。那么，实力悬殊，再加上没有统一的中央，独立战争怎么就赢了呢？那是因为“天佑美国”，它一不小心选择了一个很好的独立时间：英法七年战争刚结束，法国战败。一个是新兴的殖民帝国，一个是称霸欧洲200年的欧陆老大，荣耀护体的法兰西，是一百个不服气。路易十六一听说北美闹独立、英国后院着火，开心极了。送钱送武器，直接派海军去攻击英国舰队，还第一个承认美国独立。那个时候的富兰克林是凡尔赛宫的常客，是法国人热烈欢迎的英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战争的结束也与美国关系不大，而是法国和盟友西班牙同意结束战争时，英美才停战的，连协议都是在巴黎签订的，这就是1783年的《巴黎和约》。没有法国，就没有美国。现在的自由女神像，也是法国在1876年庆祝美国独立100周年而赠送的。在美法军队前，英国康沃利斯侯爵投降这场独立战争成就了美国，也成就了汉密尔顿。因为文笔优势，他进入了华盛顿的参谋部，承担了华盛顿的绝大部分公文写作任务，一来二去就与华盛顿身边的上层名流搭上了线。在新泽西州的一次舞会上，他看上了年方二十的名媛伊丽莎白·斯凯勒，大陆军将军菲利普·斯凯勒将军的次女。汉密尔顿跟着了魔一样，展开了疯狂的爱情攻势，在华盛顿妻子的穿针引线下，1780年冬天，二人结婚。战争结束后，汉密尔顿的爱情事业双丰收，实现了草根逆袭；杰斐逊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赢得自由，可以当土皇帝了，杰斐逊本人则升官担任国会议员和驻法大使，升官发财两不误。皆大欢喜之下，众人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喜悦，美国就出现了不和谐的一幕：老兵讨薪，国会议员在四处逃串来躲债，导致国会因人数不足而无法开会。原因是美国国库空空如也。打仗是最烧钱的游戏，没有之一，美国一出生就欠下7500万美元的债务，这个数据相当于当时法国一年财政收入的80%！所以，他们一开始就面临天平的两端：需要限制政府权力来保障各州的独立自由，但是又需要强大的政府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偿还债务。在这里，要先给大家普及一下集权与专制这两个概念的不同。集权，是指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与自治对应；专制，是指中央层面的权力集中，与民主对应。专制必然导致集权，但反过来就不一定成立。美国政客，对于反专制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从孟德斯鸠那里找到依据，建立起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这个问题的进展很顺利。他们的争论，主要是在集权上。美国是先有主权独立的州，再有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是各个州代表商量出来的。这跟中国封建王朝截然相反，打下江山后先有中央，再来论功行赏、划分地方。但美国既然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必然需要州让渡一部分权力出来。但是，让渡多少，是一个无法定量的开放式问题。汉密尔顿在战争期间亲身体验到联邦政府的软弱无力给军队带来了多大的窘境，对此十分不满，他在纽约结识的都是富有的资本家，他们都希望建立秩序和统一的市场，无论是个人感受还是利益角度，汉密尔顿都支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且必须是富商权贵控制的政府。他的观点是：“所有社会都分成极少数的大多数人群。前者出身良好而富有，后者则普罗大众。大众是动荡和变化的，他们很少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杰斐逊是一个种植园主，比较钟情田园般的乡村生活，种植园就好比我们90年代的国企，里面啥都有，是一个独立自治的实体，因此他强调美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必须依靠农民和种植园主，美国应该是一个许多小型而独立的农场组成的田园牧歌式国家。所以，他认为政府越小，种植园主就越自由，民众就越幸福，国家就越稳定。杰斐逊的观点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足可见，从诞生之初，美国就埋下了南北战争的种子。杰斐逊（左）与汉密尔顿（右）于是，在中央政府的权力边界上，美国陷入激烈的政治争论，分成泾渭分明的两派：主张中央集权的联邦党，以汉密尔顿为首；主张地方自治的民主共和党，以杰斐逊为首。两党的吵打是家常便饭，张三朝我脸上吐唾沫，我用随身的拐杖敲张三的头，然后旁边的李四用火钳打我的背，我的盟友王五抄起板凳朝张三李四扔过去。两党的不同，在看待法国大革命上体现得很明显。18世纪90年代，法国大革命越来越激进，路易十六被砍头，联邦党对此感到恐惧，民主共和党极力称赞革命中的反贵族统治和公民精神。联邦党写了《联邦党人文集》，宣扬联邦政府保持统一、强大的必要性；民主共和党针锋相对，写了《反联邦党人文集》，认为联邦党会增加税收、偏袒权贵、轻视平民，终结公民自由。于是，围绕集权问题，两党从建国一开始就杠上了，开启美国党争的历史。2第一党系华盛顿与汉密尔顿结下深厚的友谊，而与杰斐逊合不来，因此在前12年，汉密尔顿领导的联邦党执政。华盛顿任总统，汉密尔顿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建立国债体制来解决债务问题，他被称为“国债之父”，美国第一银行、征税计划，也逐步落实，保持了国家安定和经济发展。联邦党的政策主要是为了服务大资产阶级，随着权力的扩张，他们在1798年出台《煽动叛乱法》来削弱反对人士，杰斐逊开始担心汉密尔顿正在建立一种危险而独断的为少数人服务的权力体制。美国国债200年：一出生就没打算还，却能越借越多权力是人世间最大的快乐和最强的毒品，如果没有制约，任何美好的理念，都将以专制结束，没有人能够抗拒，比如英国的克伦威尔、清末的袁世凯。汉密尔顿在国会演讲中直言不讳：“没收各个州政府的行政权利，把全部主权都集中到一个总体政府，哪怕这个政府是君主制的”。杰斐逊认为汉密尔顿正在用国债建立一个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接着就会出现可怕的专制，断送独立革命的成果，他攻击汉密尔顿是一个独裁野心家。杰斐逊公开反对政府：“如果不成立一个反对党，我就不能上天堂，我情愿下地狱。”华盛顿是一个性格刚烈的人，两党的党争时常让他受到无辜攻击，他不愿意卷入到这种党争中，但又不能不忍气吞声来当“和事佬”。因为无力阻止这种争执，他陷入深深的煎熬和困惑。杰斐逊为了安慰这位老大哥，还亲自解释：我向你保证，我从来没有对你进行人格攻击。1796年，64岁的华盛顿感到了厌倦，宣布不再谋求第三任期，还警告说党争将导致国家分裂。华盛顿一定没有想到，他没有用自己的威望和武力去镇压反对党，反而给美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两党制。既防止了专制，也防止了无序，维持经济与政治的微妙平衡。华盛顿下野后，联邦党势力强大，汉密尔顿是党内无可争议的老大，总统职位本该是他的囊中之物，但他犯了一个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1791年夏天，汉密尔顿的妻子带着孩子前往奥尔巴尼度假，汉密尔顿本人留在费城，不久身体开始躁动。某日，姿色撩人的有夫之妇玛丽亚·雷诺兹来到了汉密尔顿位于费城第三大街南79号的红砖寓所，并请求和他私下交谈，两人相谈甚欢。不久，两人就开始带着对方来自己的住处幽会，不断发生该发生的事情。1796年，汉密尔顿的私情遭到内部曝光，民主共和党直接威胁，如果汉密尔顿参选总统，就把这件事情曝光社会。这是美国最早的性丑闻事件。联邦党不甘示弱，就去挖杰斐逊的黑料，发现他经常睡自己的一个女奴隶。民主共和党不甘示弱，继续深挖汉密尔顿的私情事件，又发现双方还有非法的证券交易。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联邦党只得认栽，汉密尔顿只得放弃竞选。但是，杰斐逊失算了，低估了联邦党的力量，以三票的微弱优势败给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也犯了个战略错误，为了避免自己因桃色事件而受制于民主共和党，他决定坦白：1797年8月底，他用自己丰富的文采出版了《雷诺兹小册子》，描述了这段婚外情细节。到了1800年，汉密尔顿的私情风波并未完全散去，依然没有出来竞选，这一次杰斐逊险胜，担任美国第三任总统。由于击败了联邦党，杰斐逊经常说这是“1800年革命”，与1776年美国宣布独立同等重要。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每当美国开始有一D独大的苗头时，必然会出现另外一个党，将这这股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一上任，杰斐逊就贯彻落实自己的地方主义和公民自由，严格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扩张。他大幅减少联邦政府的财政开支，削减国债余额，将政府权力尽可能地下放到各州，向全民灌输公民理念。杰斐逊的政策，极大释放了美国的活力，国家的文化生活开始挣脱欧洲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化、本土化的趋势，宗教复兴带来的文化大觉醒，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在经济上，杰斐逊比较保守，他重视农业，农业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从拿破仑手里购买路易斯安那就是他主导的。汉密尔顿与杰斐逊之争，表面看起来埋下美国动乱的种子，实则一不小心成就了美国：联邦党用政府权力来促进经济发展，做大蛋糕，但忽视了民主政治；民主共和党用地方自治来释放政治活力，分好蛋糕，但没有重视商业潮流。一个搞经济、一个搞政治，两者一结合，才让美国发展有了这两条腿，而不是瘸子。两党的这种分工，一直延续到了如今的共和党与民主党。1803年，杰斐逊总统派门罗作为特使前往巴黎，“门罗先生，我这儿准备了两百万美元，也就200万美元出头吧，把新奥尔良能买下来就买下来，买不下来就再说吧。“新奥尔良只是一个港口，当门罗坐了三周的船到达巴黎时，拿破仑突然说不但要卖新奥尔良，还要卖掉整个路易斯安那，开价只是2000万美元，只是美国对新奥尔良预期价格的10倍，面积可是大几百倍啊。杰斐逊原想收获一缕春风，拿破仑却给了他整个春天。原因无他，拿破仑打仗没钱了，路易斯安那这个法属殖民地现在成了鸡肋。法国不仅是美国的接生婆，还顺带做了乳母。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国运来了，挡也挡不住。领土突然增大一倍，杰斐逊马上又迎来另一个“好消息”。1804年7月的清晨，好斗的汉密尔顿要与副总统阿伦·伯尔决斗，伯尔的子弹打中了汉密尔顿的胸口，重伤不治，第二天死亡。他的妻子则当了50年寡妇。政绩很够、对手不够，杰斐逊在1804年高票连任。当时如果汉密尔顿能够收敛脾气，好好经营自己的联邦党，他有的是机会参加总统竞选，毕竟他去世时才49岁，以他的威望，当个总统不在话下。如果打过独立战争的他当总统，1812年英美战争，联邦党就不会反战，也就不会那么快消亡。伯尔的一颗子弹，成为历史的蝴蝶效应。1808年杰斐逊第二任期即将结束，他本来可以当三届，但自愿退出了竞选，因为“开国之君”华盛顿也只当了两届，他也不好意思比华盛顿干得更长，会落人话柄。虽然宪法没有规定总统最多只能当两届，但两位开国元勋的总统都如此，这种不成文的传统便一直保持到了二战。杰斐逊回到自己位于弗吉尼亚蒙蒂塞洛的庄园隐居，再也没有重返华盛顿，国务卿麦迪逊当总统，还是民主共和党执政，两人还是老乡，都是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麦迪逊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承了杰斐逊的执政思路：自治的地方主义、开疆拓土。购买路易斯安那后，用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从印第安人手里攫取大量土地，只不过这个时候还比较克制。1812年，麦迪逊连任总统，英美再次爆发战争，俗称“第二次独立战争”，这场战争改变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就是间接灭亡了联邦党。战争初期，美国明显不敌，屡战屡败，而且还是惨败，连白宫都被烧了，于是联邦党开始猛烈攻击民主共和党。他们认为肯定打不赢，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在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建立一个亲英的独立国家。这实际上是北方闹独立。1814年12月，联邦党人还召集新英格兰各州的代表，到哈特福德开会讨论独立一事，有的代表说道：“我看，没有理由怀疑英国会取得成功，那么，我将考虑将合众国一切两半，我希望在下一届国会上看不到一个来自西部各州的代表。”这是美国第一次面临国家分裂的危险。不过，最终的表决结果是，独立派以微弱劣势遭到否决。美国惊险过关。与此同时，民主共和党人安德鲁·杰克逊将军在新奥尔良取得大胜，举国受到鼓舞，联邦党顿时自惭形秽。安德鲁·杰克逊成为闻名全国的英雄，且在日后登上总统宝座。新奥尔良大胜的时候，欧洲正处在滑铁卢战役的前夜，拿破仑在欧洲的垮台只是时间问题，于是英国希望早日结束美洲战争。战争一结束，反战的联邦党成为过街老鼠，迅速消失。民主共和党一家独大，1816和1820年的总统竞选，成为过家家的形式，门罗没有遇到任何反对，联邦党寿终正寝。没有了制约，民主共和党不可避免地走向中央集权，比当初的联邦党还要过分，民主共和党标榜的地方主义走向衰弱，国家主义迅速抬头。由于杰斐逊、麦迪逊、门罗三人都是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主，人们把这段时期被称为“弗吉尼亚王朝”。大名鼎鼎的安德鲁·杰克逊马上登上舞台，接过杰斐逊打击国家主义的衣钵。3屠龙者1826年7月4日，是《独立宣言》50周年纪念日，举国一片欢庆。在这个难忘的日子里，两位开国元勋——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第三任总统杰斐逊，在几个小时内相继去世。杰斐逊临终时说：“第四任总统（麦迪逊）还在吗？”而亚当斯在临终前安慰身边的人：“好在杰斐逊还活着。”其实，杰斐逊早他几个小时去世了。老一辈革命家相继离世，年轻人登上政治舞台，美国的政治环境今非昔比。联邦党烟消云散，1828年总统竞选，火药味十足，民主共和党分裂：一方是国家共和党，支持中央集权，以时任总统亚当斯为首；另一方是民主党，拥护民主自治，以战争英雄安德鲁·杰克逊为首。这个民主党，就是现在的美国民主党，杰克逊是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他的平等理念也根植于民主党的执政纲领。现在的共和党要出现得稍微晚些。杰克逊是个狠人，与汉密尔顿有诸多相似：草根出身、战争英雄、性格好斗，都属于典型的强人，也都将国家带向中央集权的方向。杰克逊22岁的时候就看上了一位有夫之妇雷切尔，雷切尔老公见到他时，两人想来一番武斗，杰克逊拒绝了，倒不是因为怕，而是觉得太小儿科了，他提出决斗（枪斗），直接把别人吓跑了。为了爱情能赌上生命，自然赢得了美人芳心，杰克逊在24岁时与雷切尔结婚，搬到田纳西州居住。1798年，31岁的杰克逊当上田纳西州大法官，某日，他意外碰到了田纳西州州长，这位州长在跟别人宣扬自己的政绩，杰克逊也去跟着凑热闹，闲扯自己的贡献，谁知州长一阵嘲讽：“贡献？你有什么贡献？我只知道你把别人的老婆拐到了田纳西。”杰克逊怒火中烧，不顾州长已拔出的佩剑，拿起路边的一根木根就冲上去，把州长揍了一顿，要不是众人拉开，州长会更惨。几年后，一位报社记者喝着酩酊大醉，拿杰克逊的妻子开玩笑，后来在决斗中被杰克逊打死了。1812年参加英美战争，骁勇善战，作风强硬，人送绰号“老胡桃木”，最终在新奥尔良战役中一战成名，享誉全美。就是这样一位强人，在1828年总统竞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不幸的是，树大招风，针对他婚姻的恶意指控越来越多，雷切尔几次气得晕倒在地，健康状况一落千丈，很快去世。妻子意外身亡，激发了杰克逊的斗志，他终身未再娶，全身心用于经营民主党，他要带领民主党驱逐国家共和党代表的特权势力，让美国重回平民时代。1829年3月4日，杰克逊的就职典礼盛况空前，前所未有的庞大人群聚集在国会大厦。仪式结束后，嘈杂的人群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跟着英雄走向白宫。人们急切地要和新总统握手，结果相互践踏，弄脏了衣服，弄坏了沙发和椅子。杰克逊的政治盟友肯德尔激动地说：“那是人民引以为傲的一天，杰克逊将军是他们自己的总统。”而最高法院法官斯道雷厌恶地说：“暴徒国王的同志看来获得了胜利。”两人的话，预示了杰克逊总统的权力之路：从代表人民，到代表权力。一个人，被国民捧得越高，就会离国民越远。杰克逊的民主纲领，是为所有白人男性公民带来平等的权利。在他的8年任期内，选民人数的增长速度非常快，选民占白人成年男子的比例，从27%迅猛提高到80%。可以说，杰克逊将美国彻底变成由全体白人而不是少数阶层控制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政治明星。但是，他对白人有多友好，就对有色人种多残忍。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印第安人的蔑视：“印第安人既没有智慧、工业、道德，也没有想要改进的愿望。”为了扩张土地，他残忍地驱逐印第安人，不惜武装清除，“血泪之路”西进运动由他操办。正因如此，现在的民主党并不愿意多提及杰克逊总统的历史地位，尽管他是民主党的创始人，但手上沾满了印第安人的鲜血啊。同时，在他的8年任期内，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的权力此消彼长。一个典型例子是，1833年南卡罗莱纳州议会通过了禁止在该州征收关税的法案，杰克逊不惜武力威胁，用强硬手段粉碎了南卡的行动。面对州的不听话行动，他觉得商量来商量去没有尽头，很愿意用强力手段来镇压，因此没有哪个州敢单独对抗联邦政府。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大，带来财政收入的快速提高。1835年，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财政盈余，到1836年，杰克逊用财政盈余还清了所有国债，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财政情况的改善，杰克逊就把盈余资金贷款给各州使用，大大增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空间。美国朝着集权方向滑进。因此，有人称他是“国王安德鲁一世”，他也成为首个遇刺（未成功）的总统。为了限制民主党的权力扩张，辉格党应运而生，这个名字源于英国致力于限制国王权力的辉格党。4第二党系辉格党与民主党在施政纲领和阶级基础上截然不同。辉格党人一般是富有的商人，有更深的贵族背景，集中在北方；民主党自称“平民政党”，北部小商人、南方种植园主、以及在西进运动中受益的西部人士，是主要的支持者。可见，民主党的成分比较复杂，至今也如此。辉格党坚定地支持发展工商业，将美国打造成工业化强国。民主党比较中立，守着过去望着未来，支持农业经济，也不反对发展商业，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消除社会障碍，保障人们获得机会的平等机会。可见，辉格党更注重经济现实，而民主党更注重政治正确。从这个时候起，就奠定了民主党的一些基本特质。而作为共和党的前身，辉格党也奠定了共和党的一些基本特质。1840年，辉格党人哈里森以绝对优势赢得总统竞选。在1861年南北战争前，两党基本是交替执政。集权的风险暂时解除，但美国又遇到一个更大的问题。1854年，民主党人皮尔斯任总统，但碰到一个让人很无语的问题：面对唾手可得的土地，美国人居然反对扩张了。世界上居然有国家对领土没了兴趣？！当时美国已经扩张到了太平洋，又对古巴和夏威夷产生了兴趣。总统皮尔斯开始秘密计划占领古巴：以1.2亿美元购买，若西班牙拒绝，那么，根据上帝的指示（昭昭天命），我们以武力夺取古巴就是正义的。还没等欧洲反对，美国自己就开始反对了，北方人士异常愤怒，认为政府在密谋接纳新的蓄奴州。与此同时，夏威夷主动要求加入联邦，南方人士又愤怒了，指责政府在偏袒自由州。本来可以名垂青史的皮尔斯眼睁睁看着两个计划都破产。美国的这种反逻辑的背后，是南北矛盾的激烈冲突。当北方在大力发展工商业时，南方的支柱依然是种植业，围绕奴隶制的南北分歧越来越大。北方需要更大的市场，南方宁愿撕破脸搞独立，也不愿意放弃落后的农奴制，双方不断撕逼，总之，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美国奴隶制是一个比比较复杂的问题，在此不再赘述。双方的核心斗争焦点，就是新加入州允不允许实行奴隶制？当时，美国的自由州和蓄奴州的数量相等，双方在最高立法机构参议院的实力相同，一旦有新加入州，势必打破平衡，双方高度紧张。有些地区不用看就知道会实行什么制度，比如古巴，若占领，肯定是蓄奴州；夏威夷，肯定是自由州。除非这两个州同时加入，否则没门。所以，皮尔斯总统才会十分苦恼，看着煮熟的鸭子飞走。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1854年，美国国会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新的土地上到底该不该实行奴隶制，这应该是各州自行决定的事情，联邦政府无权干涉。结果，该法案直接摧毁了辉格党，有议员呼喊道：“我们完蛋了，这个党死到不能再死了！”北方辉格党人是辉格党的铁盘，他们反对该法案，于是退党独立出来，成立共和党。共和党继承了辉格党的大部分党员和施政纲领，只不过他们又多了一个明确要求：废除奴隶制。林肯就是其中一员，1856年退出辉格党加入共和党。南北战争后，共和党维护了国家统一，还有商业文明的加持，美国即将迎来共和党的时代。民主党和共和党之争，由此开始。—END—版权所有，欢迎转载中国

RCEP是中国的好消息，但也不能过度解读，动不动就颅内高潮了，每次都是美惊

75岁的昂山素季比以前更加瘦小了，但人民的嘱托，将让她更加坚强、更加温柔，这位“缅甸之光”守护了这个国家30年，她将继续守护下去。她给了缅甸人民以希望，也让众生皆苦的人类世界，多了一分美丽。

对于中国而言，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表明，只要自己不折腾自己，没有谁能挡在你面前，即便是羸弱的南宋，万众一心抗蒙，也能独自战斗半个世纪，是欧亚大陆阻击蒙古时间最长的王朝。

从施政政策来看，对美国平民而言，拜登似乎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对于美国精英而言，即使不愿意自己付出更多，但当体验到特朗普的”不靠谱“后，他们自己也知道要改变了。

年轻人决定国家的未来，但国家的成功，需要更多的泰国人参与进来，泰国抗议人群的领袖多次呼吁：“泰国只有通过一半以上人口的共同努力，才能给这个国家带来真正的变革，而不能仅仅依靠我们。”

如果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斯大林是一个意外，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则是斯大林的预谋。

因此，蒋介石对麦克阿瑟的到访，充满了期待，他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天赐韩战，最应感谢上帝……使美国仗义抗共，不放弃远东，以转移整个局势也。”

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世界大国，除了自己，没有谁阻止她前进；同样，除了自己，没有谁能指挥她前进。邓小平在1986年就强调，“改革开放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