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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上次直播的内容,现在把它整理成文字发出来。
1中国的独一无二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一直以大一统和集权制的形态存在于世。这就使得很多人形成一种错觉,就是统一和集权是普遍而正确的存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国家大一统是一个无需争辩的真理。
但实际上,在全球史,大一统和集权制是一种特殊存在,根本不具备普遍意义。中国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在绝大部分历史时间里,都是松散、混乱、分裂的状态。(这些词语都是不褒不贬的中性词汇)
先说大一统,古代文明的重心一直在欧亚大陆。从西到东数,欧洲的罗马帝国只存在了三四百年,中东存在过波斯帝国和伊斯兰帝国,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不稳定和分裂的状态,稳定和统一只是历史的一朵小浪花,中亚和东南亚就没统一过,南亚次大陆的历史就是一部分裂史和被侵略史。
俄罗斯起源于基辅罗斯,直到800年后才由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至今存续仅400年。中间经历苏联解体,如今再次解体的声音依然存在。而且,亚洲部分基本都是人迹罕至的荒凉区域。
只有中国,两千年历经朝代更替,大一统不断得到重建和延续,绵久不觉。
再说集权制,早在秦朝统一前,中国便出现了集权制,比欧洲和俄罗斯早了近两千年,后不断趋于完善,集权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不二选择。而在其他几乎所有国家,集权制都容易遭到抵抗,难以持续。
在统一与集权方面与中国最相似的俄罗斯,实际统治的人口、面积与统一历史,都与中国相差甚远。
也就是说,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奠定了成熟而稳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结构。在工业革命之前,这是一种不错的政治形态,使得中国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繁荣稳定,领先于世界,一直到18世纪欧洲启蒙主义时期,那些启蒙哲学家们依然将中国当作向往之地。
当欧洲在16-18世纪呈现绝对专制主义趋势时,他们不过是在经历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经历过的过程,而且最终也失败了。
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黄仁宇说,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早熟国家,他在过早地时期就完成了欧洲本应在1500多年后完成的进程。
2早熟的特征
集权的大一统国家,这种早熟政治的核心特征,就是权力压倒一切。
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二为一,经济力量(贵族和商人)被政治力量边缘化。经济和文化都成为了政治的依附品,社会就没有了可以制衡权力的力量。
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列国纷争中,始终有基督教的罗马教廷来制衡王权,形成了政教二元化的形态。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于教皇的承认,教皇需要世俗王权的保护。教皇可以让神罗皇帝冒着严寒在卡诺莎站三天三夜以示悔过,法国皇帝也可以将教皇俘虏至阿维尼翁软禁起来。
当欧洲在16世纪开始出现战争扩大和统一苗头时,虽然王权压制了教权,但商人阶级已经成长起来,王权又遇到了商人阶级的抗衡。
而且,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君主权力一直都有旧贵族(封建领主)的掣肘。
因此,欧洲政府的权力一直面临着至少两种势力的制约,它可以取得一时胜利,但无法持续碾压教权和经济力量。
欧洲集权专制的颠峰是法国波旁王朝,但推翻波旁王朝的法国大革命,领导者就是教士和资产阶级。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向集权专制前进时,遇到了清教徒和资产阶级的拼命抵抗,这就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随着商业的发展,欧洲自由主义兴起,成为新的意识形态理论。
于是,从19世纪开始,政府权力又受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商人阶级的束缚。自由主义是政府体系之外独立发展起来的,其政治投射就是议会选举,商人阶级得以利用议会来限制政府。
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三方制衡,持续至今。
即便是首次统一德国的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有着浓厚的野蛮专制成分,但也得与资产阶级和工人力量在议会里进行博弈,偶尔可以绕开议会,但从未敢废除议会,俾斯麦无法强制议会进行配合,只能利用自己的政治技巧与议会各派力量进行“合纵连横”。
但中国古代完全不是这样的。
法家和儒家受到政府的改造和提拔,成为政府的利用工具和附庸,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联合打压商业和贵族,经济力量步入边缘化。商人和贵族都没有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力基础和意识形态理论,只能栖身于政府权力体制之内,一旦有损政府权力,就会被政府轻而易举地压制下去。
于是,在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理论尚未充分孕育的前提下,一套权力主导一切的政治体系,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前建立起来了。它秘密监视和严格控制一切动摇权力的力量,在两千年历史长河中表现出超凡的稳定。
由于这种超稳定结构,无可否认,在工业革命之前,中国的历史文化是领先世界的。当然,我们也为这种早熟的政治形态,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么,为何中华文明如此早熟而独特?我们要从春秋战国那段关键时期才能找到答案。
3正常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771年,平王东迁后,中原大地遍布一百多个诸侯国,没有哪个国家能强大到足以灭掉所有国家,他们只是追求霸主地位,成为周天子那样的共主,周天子的承认,就是他们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来源。
在这些诸侯国的内部,如同诸侯不听天子使唤一样,一些卿大夫贵族也不听诸侯使唤。诸侯国就是“小东周”,如同周天子一样,君王的政治权力受到周朝宗法制和贵族的掣肘。
但这段时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诸侯国的数量大量减少。据统计,到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此时进入春秋战国仅100年,齐国灭了35个国家,晋国灭了17个国家,秦国灭了12个国家,楚国灭了26个国家。
分封制容易导致诸侯的纷争不断,这个兼并过程没什么好讲的,世界史大都这样。
在战争驱动下,一些国家占领了新的领土,一些诸侯就把新土地分给自己的臣子,结果这些臣子做大后,便开始操控朝政。这就是二级封建化。
内部冲突问题加剧后,这些国家便不再热衷于开疆辟土,而是内部争权夺利,晋国的六卿专政、鲁国三桓、齐国田氏……。所以,春秋时期,大部分的战争都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以前。
比如晋国,公元前7世纪以前,灭了17个国家,但六卿专政的一百多年里,只灭了3个国家。
而在这期间,各国国君被贵族势力杀害的频率极高。公元前553至481年,齐国5位国君,死了4个。
二级封建化,也没有什么独特性,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为高潮,以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为结束。
绝大部分史书都将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作为春秋战国的分界点,但为了方便叙述,本文将公元前386年的田氏代齐作为分界点,将公元前771年-公元前386年,作为广义上的春秋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时期是一个没有什么独特性的正常演进过程,以公元前356年的商鞅变法为标志的战国时期,才改变了中国历史。
春秋时期,持续不断的局部非摧毁性战争,迫使各国提升效率,增加王权,强权国家成为大势所趋。但是,政府权力上升的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力量也在同步发展,但战国打破了这种协调发展。
周王室的权力受到宗法礼仪和封建贵族的双重限制。春秋时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周王室的宗法制逐步瓦解,取而代之的诸子百家正在发展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鼓励商业发展,商人阶级的力量在逐步形成。
整个春秋时期,与周朝一样,君王的权力都受到思想观念和世俗力量的限制。
王权受限、社会分散,在世界史,这是一个正常而普遍的社会形态。
4诸子百家的意识形态
宋襄公成为现代人嘲笑的迂腐对象,但在当时,这实际上是周朝的宗法礼仪依然在发挥较大作用。
十几年后,晋国与楚国爆发战争,陈兵于河南平顶山的沙河两岸,但双方都害怕对方发动袭击而不敢贸然渡河。僵持迟疑之下,双方罢兵而归。
可见,周朝的传统思想影响力在减弱,各国更加注重实效。
观念转变之际,需要新的思想,诸子百家兴起。
公元前6世纪,孔子周游列国14年,向各国推销自己的儒家理念,受到各国君王的款待,同时也受到一些贵族的排挤和嘲笑。
比如,孔子被鲁定公升为大司寇,但与保持朝政的贵族“三桓”不和,不得不离开鲁国。卫灵公非常敬重孔子,但卫国贵族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污蔑孔子,最终将孔子逼走。
孔子的遭遇,实际上代表了诸子百家学说与周朝传统思想的激烈碰撞。
我们现在熟知的诸子百家,几乎全部都是发端于春秋时期,它们都是各国精英自由创作的独立学说,而不是被迫完成的政治任务。各派学说的“学术代言人”,纷纷前往列国(不包括秦国),游说君王采纳自己的思想理论。
在权力合法性来源方面,诸侯都希望摆脱周天子的束缚,采纳新思想,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贵族,往往表现出保守的一面。
新老交替,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很多人都会疑惑:为什么中国能在春秋时期出现思想绽放,而此后的两千年就再也没有了?答案就在本文的主题里:春秋时期政府权力受限,秦朝之后政府权力压倒一切。
5商人的发展
春秋时期的商业发展,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大课题。
春秋时期,各国的经济改革都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上升是同步的。
齐桓公的管仲变法,轻徭薄赋,发展商业。晋文公改革,“清关易道,通商宽农”。越王勾践,不仅鼓励商业,还动用国库买卖货物来调节市场。
各国都是通过发展商业贸易来富国强兵。
齐国临淄,在公元前6世纪就达到7万户,是当时最大的城市。齐公元前539年,齐景公要赠送别墅给晏子,晏子还不愿意去,就说我住得非常满意,白天晚上都能买到东西,生活很方便。
《左传》的这个典故本来是用来表示晏子的清廉,却从侧面也表现出了临淄的商业便利,连晏子这样的王公大臣也被深深吸引。
商业繁荣,商人阶级开始强盛起来。
郑国商人巧计退秦师。公元前627年,弦高在滑国碰到秦国士兵,要偷袭郑国,自己就亲自前往秦国军营,以郑穆公名义犒劳秦军,还派遣下属去给郑穆公报信。弦高能以一人之力为秦军提供补给,并直接先斩后奏地代表郑穆公,这不仅说明生意规模大,更说明他的政治地位较高。
孔子学生子贡,是一名商人,既得到孔子垂青,也得到各诸侯的国宾礼遇。你很难想象,汉唐宋明清的商人进私塾和庙堂会是什么情形。
越王勾践的大功臣范蠡,辞职前往定陶经商。对于这些勋贵而言,经商是一条普遍认可的人生道路。汉唐宋明清的商达官显贵们,辞官都是寄情山水,几乎没有经商的案例了。
如果说上述事例只是特殊个案,不能看出商业的广泛和商人的社会地位,那么,我们来看看古籍文献是怎么说的。
《韩非子·解老篇》:上有天子诸侯之尊,下有猗顿、陶朱、卜祝之富。商人已经可以去天子诸侯进行类比了。
《史记》记载苏秦的故事,苏秦怀才不遇,两手空空回到老家,遭到乡亲们的嘲笑,他们说,我们都是经营产业,赚取那十分之二三的利润,你却忘本去耍嘴皮子,活该失败。
这些记载和典故,足以说明,春秋至战国早期,商业的广泛性和商人的社会地位,至少不输于政治官僚。
关于春秋时期商业繁荣发展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说那是中国商业的萌芽和第一次飞跃。
这个商业发展的过程,与欧洲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有着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商业的发展结局,却与欧洲截然不同:欧洲政府的权力始终受到商业力量的限制,而中国的商业发展最终被纳入到政府权力的管控之下,再也没有出头之日。
关键的转变,在于战国时期的秦国。
6秦国偏离历史轨道
以公元前400年左右魏国的李悝变法为标志,强权国家更加明显地成为大势所趋。
商鞅变法是李悝变法的学生,但一直到商鞅变法之前,尽管各诸侯国的政治权力在快速上升,但诸子百家和商业发展延续着春秋时期的蓬勃状态。
否则,就不会有前述《韩非子》和《史记》关于商业的表述了,也就不会有稷下学宫和吕不韦了。
魏国实行李悝变法后,成为中原霸主,屡战屡胜。但是,魏国从来没有想过一统天下,魏国的旧贵族、诸子百家学说和商业贸易,都在同步发展中。
因此,整个魏国的政治形态,依然是春秋时期的延续,国家权力无法一家独大,始终有“神秘力量”的限制,它更像是一个军事扩大版的春秋霸主。
但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秦国与山东六国相比,有三个关键不同:
1、文化沙漠。
秦国本就是蛮夷,它的都城最开始是在雍城(陕西宝鸡,靠近甘肃省),戎狄混杂,定都300年后,直到秦献公和秦孝公时期,才迁都至西安附近。中原各国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不入秦,孔子当年周游列国14年,到了秦国边境上,无意西行,直接折返。
因此,它的文化十分贫瘠,本土意识形态权力十分脆弱,就是一张白纸。法家进入秦国,完全就没有竞争对手。
比如在魏国,法家倡导集权,但儒道墨是都反对集权,强烈批判。
比如近代欧洲,16世纪的马基雅维利、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都是向往强权的“法家哲人”,但是还有早期启蒙主义、自由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形成了思想竞争。
但在秦国,没有学说能够挑战法家,秦国实践法家理论,没有思想障碍,畅通无阻。
2、君主集权。
秦国有着长期的君主强权传统,秦国国君可以用贵族活人来祭祀,并形成一项传统,因此,秦国的政府最为集权,形式最为简单,贵族势力最弱小。
《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
在春秋时期的二级封建化过程中,中原各国的国君遇害率较高,但秦国一位都没有。秦国仅仅只有一位国君遇害(秦出公),还是在战国中期。
3、商业薄弱。
秦国是一个游牧色彩浓厚的国家,农业仅限于关中平原一带,经济形式简单,再加上中原各国的歧视,它与中原各国的交流极少,因此商业基础最为薄弱。
于是,秦国与法家无缝对接,一套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合一、经济权力被边缘化、政治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系,顺利呈现出来。
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国家权力不受任何社会力量控制的局面。
没有经历商业繁荣和文化滋润的秦国,直接成为权力“暴发户”。秦国的重农抑商、严刑峻法和愚民政策,无一不是这种极致权力的外在体现。
一个早熟的怪胎,就这么出现在中华大地上。
7秦国统一是个意外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所有的变法,只图自强,无一是以统一为目的,即使是商鞅变法,秦孝公的想法也很简单:恢复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的霸业。
很多想当然的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秦国统一天下,是大势所趋和民意难违,他们的逻辑是:诸侯纷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中,人们盼望统一与和平。这种“国家统一出于人民意愿”的观点是很成问题的。
只需一个论据就可以让这种自欺欺人的观点不攻自破。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说明,都在反映一个事实:即使到了统一已经明朗的嬴政时期,六国人民都不愿当秦人,而愿意当楚人、赵人……。
没有任何的文献和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当时的人们心向统一,后人强加给当时的统一愿望,根本就是违反历史规律的。很难想象,当时的农民和商人不去支持七国的和平共处,却要支持为了统一而发动残酷的全民战争,为什么要放弃眼前的和平日子去支持一个有失败风险的统一战争呢?这已经违反了人性常识了。
实际上,秦国统一天下,是秦国这台战争机器失控而导致战争性质发生改变的产物。
秦国顺利实现权力压倒一切的同时,把秦国改装成了战争机器。
由于这套体系控制一切的超高组织效率,它在战争中极为有效。作为一个之前的二流国家,在商鞅变法刚实行的40年之内,与中原最强的魏国大战16次,居然全部获胜。
从公元前317年至公元前256年,各国有150万人死于秦军之手,如此大规模的伤亡,不仅给各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长平之战后,所有国家都没有胆量与秦国单独交战了。
嬴政出面统一六国,不过是负责收尾工作而已。
《从《英雄》到《大秦赋》:彩的谎言掩盖不了血的历史》
很多人都会想,六国都被秦国打得要灭国了,怎么还不实行秦国那样的改革?非要这么等死吗?
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聪明,不要以为自己比古人更懂时局。
非不为也,乃不能也。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把变革做到秦国那样的变态程度。韩国的申不害变法、齐国的邹忌变法,都比商鞅变法晚,但无一能够做到秦国那样的彻底。而且在六国看来,秦国那种玩法是一种奇葩与落后。
那是那句老话,国情不一样,非人力所能为也。
最终,秦国这个变态狂和战争机器,逐一灭掉六国,统一华夏。
秦国,在一个很有限的经济条件和很原始的文化基础上,用压倒一切的权力,得以将中国的广袤土地拧成一体。代价就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思想和商人力量早早地停止了发育,而且一停止就是两千年。
事实证明,这种粗糙和早熟,带来的是灾难性的后果。
秦朝二世而亡,短短20年间中国人口减半。此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对这套权力压倒一切的体制十分自信,稳定时期能带来和平与繁荣,也能带来高度同质化和低水平的内卷化;一旦体制崩塌,中国人口就迅速减半。
在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口灾难,能够与古代中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秦晖老师就对此感叹:到底中国人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在社会危机中发生这么凶狠残酷的屠杀?他的答案是:那时的制度的确有某种问题。
《中国历史上,何来如此深仇大恨?》
事实上,自古以来,权力压倒一切的政治体制,最后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权力失控的德国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二战的日本,苏联的大清洗与解体,伊朗的倒退与贫穷,朝鲜的“二次元”文明……无一不是害人害己。
小结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时而激动,时而遗憾,时而愤慨。写完时,完全没有以前结束文章的那种满足感,只有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酣畅感,很多话语如鲠在喉。
这个世界上,能够给人带来最大的愉悦和享受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能够最快最大程度地腐蚀一个人的,不是金钱,不是性,而是权力!
权力就是一朵罂粟花,远远地欣赏,很美丽;近近地靠拢,很危险。可远观不可亵玩焉。
权力,必须被锁在笼子里。
中国 | 吕不韦对秦国法家的反抗欧洲 | 驱赶上帝的启蒙运动,如何成为现代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