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商鞅变法，是创举，不是创新
小炒注：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牛顿
一大一统的思想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走向大一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原，是全球最得天独厚的农耕之地，平原广阔、气候温暖湿润，而这块宝贵之地又是与世隔绝的：东边是茫茫大海，西边是连绵高原和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南边是当时难以开垦的重重森林，往外又有云贵高原的第二重阻隔，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草原。这种相对封闭的安全地貌，各诸侯国只能向内发展，相互吞并。中国天然就具有大一统的基因。
反观欧洲，内部多山将南欧完美地隔绝开来，多条南北贯穿性大河使得领土支离破碎，它又多面临临海，便于往外发展，这种内部分隔性和外部开放性并举，与中国完全相反，在地理上就难以统一。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最有影响力的是四大天王——儒道墨法，都有大一统的内在追求。
儒家经典《公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首次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孔子“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天下定于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车同轨，书同文”就出自《礼记·中庸》。
道家以“一”为本，认为“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
墨家追求“尚同”，崇尚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从而达到"一同天下之议"的治世，以天子的口径为标准，统一思想与口径，“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实现“天下治”。
更不用说以统一天下为己任的法家了，李斯后来赤裸裸地提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就是鲜明例证。
在实现大一统的方式上，儒家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仁臣义，君民同乐”，要求君王实行仁义；道家则是任其自然，无为而治；墨家更是主张“兼爱”“非攻”。在那个你死我活的血与火时代，他们这样的思想要么太超前，要么太天真，总是希望进行道德说教、唤起人性的善，自发形成和平的统一局面，纵使说得再正确、理论再完美，统治阶级也只能对之“呵呵”。就像一句歌词“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商鞅第一次见秦孝公，给他讲以德治国的王道，孝公听得昏昏欲睡；第二次见面，讲富国强兵的霸道，立马就来劲了。
事实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若想实现大一统，必须用铁与血。各诸侯国的首要任务就得打击国内的封建制和贵族阶层，最大程度地调动国内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通过合法使用武力获得专政权力，从而实现武统。
法家“法术势”的君主集权思想和富国强兵手段，完美符合了这一历史趋势。因此，法家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的舞台主角，各国的变法狂潮，从管仲变法到商鞅变法，有影响力的改革大都是法家人物主导的，以商鞅变法的集大成而告终。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措施，都不是独创。
二前任变法的经验教训
商鞅变法的措施，主要来自于管仲变法、李悝变法和吴起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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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出一孔”的管仲变法春秋战国时期最早的变法，是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目标便是加强君权和富国强兵。
管仲在经济上的思想经历了比较大的转折。最初他奉行“富民”“重商”的思想，“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他既重农，也重商，农工商同时兼顾，同时反对重税，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政府通过盐铁专营赚取高额税收即可，其他的利润尽量留给民间，实现税收和藏富于民的平衡，也就是“通货积财，富国强兵”。
齐国也确实快速繁荣起来，但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口流动大、百姓越来越不愿意当兵打仗，管仲顺势又提出了“利出一孔”的思想。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管子·国蓄》
百姓的出路太多，不利于国君的控制，如果百姓只有一个获利的渠道，君王只需要控制这一个谋生渠道，就可以垄断财富的分配和人力物力财力的有效调配。
配套的行政制度就是里甲制，每五家为一轨，每十轨为一里，每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战争动员时，每家出一人。这就是最早的寓兵于农和户籍管理。
商鞅变法的“利出一孔”和“什伍制”便来源于此。
齐国迅速强盛，北击山戎，南伐楚国，成为最早的霸主。
但管仲没有动贵族的奶酪。在行政改革中，全国的15个兵源区，齐桓公只掌控5个，另外10个由贵族管理。所以，齐国能够脱颖而出，但不具备武力统一的基础，便打出“尊王攘夷”，过了一把老大瘾后，齐国一世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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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无死角的李悝变法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的李悝变法，是中国首次整体配套性改革，给了商鞅变法最大的帮助。
三家分晋后，魏国在地理上处于诸侯国的包围圈中，随时有被吞并的风险，便率先实行大胆的改革。
经济上，继承鲁国“初税亩”的土地私有制改革，废除井田，鼓励垦荒，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废井田开阡陌”。李悝不仅重农，“尽地力之教”，也兼顾士农工商的利益，他认为谷贱伤农、谷贵伤商。
政治上，首次废除贵族的世袭制度，广纳贤才，建立围绕君主的官僚制度，从而实现君主集权。这就是商鞅变法的“废除世卿世禄”。一时间魏国人才云集，吴起、乐羊、孙膑、庞涓等等，小学课本淹死巫婆的西门豹也是这个时候的。
通过上述两条改革，极大程度上打压了贵族，实现中央集权。魏国便集中火力搞生产，再将有限的资源用到练兵上。
军事上，建立“武卒制”，这是魏国的一个创举。不同于管仲的兵农合一，李悝实行兵农分离，建立专业的常备军，这就对政府财政提出了考验。而且，李悝对士兵进行考核，成绩优秀的将给予奖励，可以全家免税，可以提拔为军官，这就是商鞅变法“军爵制”的先声。
李悝还有一个创举，那就实行法治，是中国首次建立法治国家。推行法律《法经》，严明赏罚，“为国之道，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卫国贵族出身的商鞅，愿意跑到魏国当个小小的门客，就是为了研读《法经》，这也成为商鞅变法的理论基础。商鞅变法的刑罚和秦律，基本来自于《法经》。
这种全方位的改革，使得李悝成为中国变法第一人，其变法措施基本被商鞅全盘吸收。魏国也大获成功，开拓大片疆土，强盛持续百年，直到碰到秦国。
李悝变法的问题依然在贵族身上，魏国贵族势力强大，李悝在最大程度上打压了贵族，但并不敢彻底消灭，否则国家势必内乱。他在改革和贵族叛乱中寻找最大的平衡，比较温和，比如先秦以前的军官，只有贵族能担任，李悝打破常规，农民和奴隶也能当军官，但是局限在中下级军官，上层军官牢牢被贵族垄断着。
在废除世袭贵族这一块，贵族的儿子不能直接做官，但贵族自己还把持着权力要职。而且中小贵族成为牺牲品，盘根错节的大贵族，特别是王室宗族，是万万不敢动的。
公元前396年李悝和魏文侯去世，以太子为首的贵族势力立马抬头，改革人才纷纷出走，吴起、商鞅就是这个时候被逼走的，魏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输出中心。
旧势力抬头后，魏国便停滞在李悝变法阶段，未能进一步改革，靠着变法红利它能在六国出头，但在与秦国对抗中逐渐失势。魏国差了一口气，但这并不能否认李悝变法的成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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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贵族的吴起变法吴起远走楚国，当时的楚国在魏国的打压下，国势不振。带来变法经验的吴起，顺势成为楚悼王的座上宾，于公元前386年开始改革。
吴起深知李悝变法失败的原因，将重点放在打击贵族上，他认为如果不解决贵族这个问题，改革就是无用功。他没有重点进行土地改革，而是通过整顿吏治、打压贵族等政治手段，将达官显贵的利益放到国君的口袋，保证军费。所以，吴起变法，决绝而悲壮，在刀口上舔血。
他仿照《法经》制定法令，仿照魏国的“武卒制”对军功者授予爵禄。
为确定法治的权威，采取“倚车辕”：立一车辕，有能够搬动的予以奖赏。商鞅的“立木为信”就模仿了吴起。
吴起的亮点在于打压贵族的决绝上。规定封君“三世而收爵禄”，即爵位只要传了三代的，一律收回世袭特权。这一招比李悝狠，不仅影响了贵族将来的后代，而且现在活着的贵族直接受到牵连。更狠的是，对于那些抱怨的贵族，吴起“迁往广虚之地”，直接流放！
在对待贵族上，商鞅变法继承了吴起的决绝，比李悝要雷厉风行得多，直接用刑或杀死。
楚国贵族势力强大，吴起迅速激化了矛盾，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去世，吴起被乱箭射死，尸体被车裂。一个理想主义改革者，以悲惨收尾。
吴起在楚国仅仅推行改革5年，但楚国依然成为强国。吴起被杀后，北伐魏国，收复陈蔡二国，南平百越，楚人“兵震天下，威服诸侯”。它的问题与魏国一样，改革停滞，未能深化，后来难以抗衡虎狼之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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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商鞅整合吸收各国变法，为秦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下图列述的商鞅变法措施，逐条与前任一一对照。
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直接模仿李悝变法；重农抑商继承了管仲“利出一孔”的思想，其重农政策无创新之处；
军事上，军爵制是魏国“武卒制”的完善，废除世卿世禄是李悝和吴起的一脉相承，兵源的什伍制度源于管仲变法的里甲制。
政治上，户籍管理参考了管仲变法和李悝的《法经》，律法基本是魏国《法经》的移植。
商鞅变法增加的措施有：统一度量衡、郡县制、抵制儒家。这些措施能够实行，不在于商鞅本身的神仙般能力，而是秦国的国情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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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的特殊东方各诸侯国，从立国之初，便实行奴隶制的宗法分封制。但是秦国压根就没有实行这种分封制。秦国地处西陲，以抵御西戎起家，这里华夏与戎狄杂居，没有宗法分封制的传统，而且秦国在公元前7世纪才立国，那时东周的宗法分封制早已破坏。这也是“儒不入秦”的客观原因。
这从根本上就奠定了秦国异于东方各国的特点。秦国没有中原那种专政的世卿大夫，直到秦穆公时才开始有大夫，都是从中原入仕迁入的，没有本土政治势力。
春秋时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成为不可逆的趋势。在这场体制变换中，中原是以世卿大夫夺取奴隶主利益为主导，秦国则不然，是以国君自上而下为主导。
晋、齐、鲁形成六卿、三桓、田氏等专权势力，而秦国就没有，相反秦国还在不断加强君主集权。秦国与魏国打仗，经常都是国君直接带兵，而魏国是将领出征。在攻城略地过程中，但凡占领一个地区，秦国一定设县，由国君派驻官员。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史记 秦本纪）中原直到春秋末期才开始实行，比秦国晚了好几百年。
因此，秦国的君主权力最为集中。秦国不仅没发生过王权颠覆的情况，而且总能强势镇压弄权之人，动辄夷其三族。秦惠文王能车裂商鞅，也能铲除宗族势力。
在这里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商鞅变法能解决贵族阻力？在政策上他并没有创新之处，这一方面是由于秦国人少地贫，土地贵族势力本就相对弱小；另一方面就是没有经历宗法分封制，国君权力保持强势。秦国能焚烧儒家经典、推行小家庭政策，也是因为宗法制的缺失，使得儒家没有入秦的基础，商鞅的这种做法才能推行下去，而没有带来抵制和价值观混乱。商鞅能顺利推行郡县制，也是由于秦国本来就有县治的传统。
包括统一度量衡，不是表面的一个度量衡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世卿大夫在封邑的特权，统一度量衡就是从他们嘴里抢肉。中原的改革家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但盘根错节的贵族关系让他们无从下手，商鞅也是在第二次变法才开始统一度量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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