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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用秦制干翻项羽《刘邦的王朝之路：摸着秦国过河》，建立西汉，吸取秦亡的教训，没有立刻把秦制推向全国，而是搞“一国两制”：中央直属的汉地实行郡县制（秦制），东方各地依然实行分封制（周制），这就是大家熟知的“郡国并行制”。
格局类似于战国末期的秦国与东方六国。
1西汉为什么要玩“一国两制”？
首先，什么是秦制和周制？
秦制：经济上的重农抑商、政治上的君主专制、文化上的愚民政策、社会上的权力直达基层；
周制：经济上的农商并举、政治上的诸侯分封、文化上的宽松政策、社会上的自治共同体。
秦制诞生于秦国，核心特征就是实现君王对全国资源的全盘控制，形成快速有效的组织能力，郡县制、编户齐民、文化管控，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周制诞生于西周，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分封制、宗法血缘、地方自治，这些是周制的核心特点。
在社会单一目标的实现上，比如战争、救灾、稳定，秦制更有效；在社会活力的表现上，周制更人性化。
刘邦建立西汉时，先秦故地经过两百年的熏陶，能够较好地接受秦制；东方的六国故地，怀念周制，短命的秦朝已经告诉刘邦，他们还不能接受秦制，若强行推广，势必反弹，刘邦便分封诸王。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
“诸侯王，高帝初置，金玺盭绶，掌治其国。“
于是，就整出了“郡国并行制”这样一个折衷的政治方案，既能避免出现东周的中央形同虚设，又能避免秦朝的暴毙。
对于刘邦的这种被迫“创新”，《剑桥中国古代史》有一句经典的表述：
帝国必须寻找一种灵活的折衷方案，而这几乎很难做到：即在一个严格的纪律严明的政府模式和对人性的道德价值的重视之间寻找一种可行的平衡。
虽然刘邦在有生之年将韩信、彭越这样的异姓王诛灭殆尽，“非刘氏不能王”的9个同姓王在辖区范围和权力范围上较战国有所缩减，但是在最关键的行政权、财政权和军权上，诸侯是独立的。
他们在封地境内都可以自己设置官吏，处理食邑的财富，他们的女儿都可以叫公主。对于诸侯国的这种独立性，班固《汉书·高祖本纪》有记载：
“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女子公主。“
诸侯权力是世袭的，只有该国的太子才能继承王位，国内除丞相之外的各级官吏，由诸侯自己任命。《后汉书·百官志》有记载：
“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既广大，且至千里。……。国家唯为置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
诸侯靠封地租税生活，不领取政府经费，除极少部分进贡中央外，国内的税赋由诸侯自己处置。《资治通鉴·汉纪》有记载：
“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
各诸侯王还有听命于自己的军队，吴王可以自己率军攻打闽越，赵王可以率军与匈奴且战且和，齐王与“中尉魏勃阴谋发兵”。
诸侯与中央的这种近似独立性，从军事力量上讲，继承秦制的中央是最强的，刘邦顺利平定异姓王，与六国无力独自抗秦类似，后来的七国之乱，可以看作是五国伐秦的重演；从统治角度讲，汉初并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更接近战国霸主的地位，只不过天下都姓刘，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刘氏统治集团，战事会减少。
因此，从实质上讲，西汉初期的社会形态和时事格局，与战国末期是一样的。这种“一国两制”，从刘邦到汉景帝，西汉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我们就来看一看东西两边的社会发展对比。
2秦制无盛世
中央直属的秦国故地，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文景之治”：轻徭薄赋、国泰民安、王朝盛世。在官方历史里，一说起西汉，总会从高祖的天下疲敝说起，然后就是文景二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再到国强民富的汉武帝。
对“文景之治”最有名的赞美之词，就是司马迁的《史记·平淮书》：
“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馀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
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这段歌颂文字的最前面还有一句话——“非遇水旱之灾”。这段盛世，似乎有待商榷。
”文景之治“最为人称道的是1/30的超低田租税率，有时还免除田租，但田租只是众多税种之一，还有徭役、兵役、人头税、户赋、财产税等等。这边收少了，那边再补回来，对于汉初农民的综合税赋，班固的《汉书·食货志》有记载：
“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也。”
这段话说了两点重要信息：1、减免田租，但常有以出钱代替兵役的赋税，老弱病残都要缴纳；2、名义上是三十税一，实际上承担了50%的综合税率。
秦简记载秦朝的田租税率是1/10和1/12，但综合税率如董仲舒所言”至秦则不然……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汉初的田租税率比秦朝低很多，但农民实际承担的税率都是50%左右。
对于汉朝子民的高税负，《汉书·食货志》还列了一条细账：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馀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馀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馀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一个有100亩田的5口之家，扣掉正常年份的税赋和刚性开支，一核算下来，最终一年还亏450钱，这还没有算上天灾人祸和皇帝加税的不可抗力因素。所以农民经常贫困。
汉景帝的御史大夫（”三公“之一）晁错在《论贵粟疏》中表达过相同的观点：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一个有100亩田的5口之家，要应对官府的各种税目和徭役，如果赶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尚能填饱肚子，但如果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则难免会忍饥挨饿，甚至要售卖儿女、田宅。
足可见，令人憧憬的”文景之治“时代，其实是一个百姓充其量只能填饱肚子的时代，只不过比秦朝的朝不保夕好那么一点。如果非要称它为“盛世”，那也不过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这跟当代的农民是差不多的，免除了农业税，但农民的生存压力就比以前小了吗？至少，2005年免征了农业税，但2006年猪肉价格从5元直接翻倍至10元。
这就是秦制的秘诀之一：农民一生处在半饱不饱的状态，还不会有种田之外的想法，这样就比较好统治。
总之，秦制无盛世，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兴不亡，百姓还是苦。
3江南思刘濞
在周制的六国故地，小炒以吴国为例，主要是汉初吴国的历史记载较多。
吴国统辖东南三郡五十三城，定都于扬州，与”文景之治“同时代的吴王叫刘濞。如果大家对刘濞这个人名有点陌生的话，那么小炒说一个事你们就了解了。
”七国之乱“的带头大哥，就是吴王刘濞。（七国起兵并非造反，以后再讲）
然而，就是这么个”叛乱分子“，却得到了扬州人至今的纪念。
扬州的大王庙，供奉着两位吴王：夫差和刘濞。楹联：“曾以恩威遗德泽，不因成败论英雄”，横额：“恩被千吴”。
扬州博物馆也有刘濞雕像。博物馆里的历史馆，主要展述了扬州两千多年的三大文明标志：吴王刘濞时期、唐代漕运时期和明清运河时期。
吴王刘濞在扬州本地的崇高历史地位，主要就他体恤百姓，实现了扬州的首次殷实富强。
秦汉时期，文明中心在关中和中原地带，吴国是地广人稀的偏远之地。《史记·货殖传》中记载，“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也，其俗类徐”，广陵就是扬州，就是说那时候扬州民风彪悍，远远不是后来的江南温情。
刘濞一来，当了40年吴王，就把吴国建设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经济特区，富甲天下，深得民心。
西汉朝廷实行1/30的超低田税，在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吴国更狠，直接免除田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废除农业税的领导人。
然后，吴国实行与秦制背道而驰的政策：大力发展商业，这就是开海煮盐和开矿铸币。
大部分史书都是认为吴国的海盐资源和铜矿资源丰富，这些先天因素造就了吴国的富裕。这是客观原因，但更重要的主观原因被忽略了：吴王刘濞不仅将这些资源开放给民间，还减免税收。
楚国和齐国也有丰富的海盐资源，特别是齐国，海盐是它的传统优势行业，但这两国的优惠政策不如吴国，吴国民间煮盐无须纳赋税，于是吴国百姓纷纷投身煮盐业，干得热火朝天，吴国迅速成为盐制造业中心之一。
汉初的货币大都是铜制造的，当时天下有两大铜山，蜀和吴。蜀地由朝廷管辖，铜资源由皇帝心腹邓通管理，民间不得插手，而吴国鼓励民间铸币，形成了“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吴国成为金融中心之一。
从穷乡僻壤到“有诸侯之位，而实富于天子”（《前汉纪》），对于吴国的经济快速崛起，司马迁的《史记》记载：
“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
班固的《汉书》也持有相同观点：
“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
二人的观点用现代话语翻译过来就是：减税降费，开放民间。
吴国逐渐变得富裕，但吴王并没有迫不及待地”薅羊毛“，而是继续提升百姓福祉，又与秦制背道而驰。
徭役和兵役是古代百姓的沉重负担，朝廷规定的这两个指标，老百姓必须无偿完成，老百姓不仅拿不到服役的工资，还耽误正常的生产活动。吴王刘濞就用吴国财政收入替百姓以钱代役，不愿意服役的人，吴国用钱抵消了中央政府摊派的劳役；愿意服役的人，能拿到吴国支付的工资。
对于吴国的轻徭薄赋、让利于民，《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
吴国的百姓无赋税，服役有报酬，逢年过节就给老百姓“发红包”，这种善政实行了四十多年。 对比西汉中央直属汉地沉重税负下的“半饱不抱”，吴国简直就是当时的一片乐土。
“当昔全盛之时，车挂轊，人驾肩，廛闬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财力雄福，士马精妍。”
正所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千多年以来，扬州地区老百姓尊刘濞为财神，尊刘濞大王庙为财神庙，这就是老百姓对治国富民者最朴素的肯定方式。苏轼《于潜女》就表达了扬州人对刘濞的怀念之情：
“老濞宫粧传父祖，至今遗民悲故主。”
民间口碑往往有别于官方历史。古往今来，主政一方，以富民为先者，民恒颂之，此乃亘古不变的治国大道。
4人口流动
一个国家或地区好不好，老百姓最有发言权，他们会用脚来投票。比如战国末期，秦国武力独步天下，但不断有秦人越过边境，逃往楚国；秦国攻占韩国上党地区，但这些人都不愿意当秦民，而纷纷逃往赵国，愿意当赵民。
所以，这就是观众对电视剧《大秦赋》编造“楚人投奔秦国”的无底线片段感到愤怒的原因所在。
后世不论怎么美化秦始皇，为秦国说话，在战国百姓的现实选择面前，这些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汉初诸侯国与中央之间的人口流动是怎样的？
首先，中央基本封锁了人员向诸侯国的流动。
汉初《津关令》：
“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为城旦。”
意思是：无证出入者，贬为刑徒，服苦役；偷渡者，斩掉左脚趾，服苦役。
而且，西汉”禁马出关“，许可带马匹出关的对象只限于特定吏员。《津关令》：
“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关、郧关、函谷、武关及诸河塞津关。”
“请中大夫、谒者、郎中、执盾、执戟家在关外者，得私买马关中。”
这两条，使得西汉朝廷基本控制了中央区域的人员向外流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记载的一个故事，更能说明西汉朝廷的人员控制：
“临淄狱史阑令女子南冠缟冠，佯病卧车中，袭大夫虞传，以阑出关。南，齐国族田氏，徙处长安，阑送行，娶为妻，与偕归临菑，未出关得，它如劾……。”
女子田南是秦末齐国的王族成员，她被齐国的狱史阑护送前往长安定居。途中，二人跨越身份结为夫妻，并决定一起私奔返回齐国临淄。阑找来了男子衣冠，偷窃了大夫虞的通关符传，让南穿好伪装在车上，装作病人养病，希望骗过边关，但还是被发现了。
县廷审问阑：“你不应当娶南为妻，更不应该又随她返回临淄，你犯了引诱和奸诈罪。”
阑辩解之后，县廷再次质问：“法律所以要规定禁止从诸侯国来的引诱者，就是禁止一国的人娶另一国妇女为妻。你虽然不是故意来引诱，但实质上是引诱汉民到齐国。”
县廷还举了一个案例，婢女“清”与从兄一起逃离汉地前往赵国，是按“亡之诸侯”来论罪的。“亡之诸侯”就是逃往诸侯国的意思，是很严酷的罪名，可以判处死刑，类似于现在的“叛国罪”。
从这个历史典故基本可以看出：1、西汉朝廷用严刑峻法禁止老百姓离开汉地前往诸侯国生活，禁止跨国婚姻；2、汉地的百姓愿意离开汉地前往诸侯国，不惜冒生命危险。
正是因为老百姓愿意这么做，所以西汉朝廷才会严加管控，这就是政府不自信的表现。正如南韩与北韩，只有北韩才会出台法令管控国民出境，南韩才不会，因为知道国民压根就不会去北韩。
由于在史料上暂时没有找到直接记载诸侯国出入境管理的文字，小炒用流民的流向，来看一看人民的选择。
文帝十二年，贾谊上疏，见《汉书·贾谊传》：
“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
意思是：淮南国等诸侯国人口急剧增长，那些汉地民众以隶属于汉朝为苦，希望以诸侯为王，逃离汉地而归附诸侯的人已经不少了。
社会上最低等的罪犯，若待在汉地，一系列严刑峻法就等着他们，但诸侯国反其道而行之，用优惠政策吸引他们前来工作定居。
比如淮南王刘长，“收聚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还有吴王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而且坚决不同意“引渡”，“它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其他国家要把罪犯从吴国抓回去，吴国一概拒绝。
总之，无论是汉地百姓，还是天下百姓，他们的选择已经表明，这场制度的较量，在百姓眼中胜负已分。如果不是朝廷严格控制汉地百姓的出入境，汉地的人口数量就不会像统计表里的那般好看了。
5制度的渗透
西汉的“一国两制”在区域分布上，并非是泾渭分明，而是互相渗透。典型的就是秦制糅合了商业，周制融入了郡县制。
实行秦制的中央直属汉地，刘邦对商人的打压堪比秦始皇，《史记·平准书》有记载：
虽然抑商，但中央区域的商业还是发展起来了。汉文帝二年，贾谊上奏《论积贮疏》，被收录在《汉书·食货志》：
意思是：现在弃农经商的人很多，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滋长，这都是国家的大祸害。
汉景帝的御史大夫晁错在《论贵粟疏》中也有着相同的观点：
意思是：现在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重视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
这两端材料都是秦制“重农抑商”的老调重弹，但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商业还是得到顽强的发展。经商致富、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人的本性，面对现实吧。
实行周制的诸侯国内，吸收模仿了朝廷的郡县制。郡县制是一群职业官僚，而周制的贵族分封制是世袭血统的贵族，从现代角度讲，在政府治理能力上，郡县制更加专业、更有效率。
在诸侯国的中央层面，其官制与西汉朝廷是类似的。
“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诸侯王……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在中央-地方层面，诸侯国普遍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实行”王国-支郡-县“的三级管理体系，郡和县的长官由诸侯掌管。
在史料记载上，只有齐国和楚国有过无郡或废郡的事实，这种局部现象，还是埋没于郡县制的浪潮之下。《史记》和《汉书》都对无郡、废郡只字未提，因为司马迁和班固都看到了郡县制的历史大势，那些小逆流并未出现在他们的记载中。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郡县制并不等于中央集权，它也可以是分封制这种地方分权模式的工具。
所以，在汉初“一国两制”的总体框架下，两种制度都在进行自我进化，秦制暴烈反人性、周制的组织动员能力较差，有商业的秦制和有郡县制的周制，都是各自最大短板的完善。若能这么走下去，还真有可能出现一个取长避短的新东西来。
作为秦制的坚决反对者，小炒非常希望中华文明早日清除这个毒瘤。它一次次降临中华大地，带来了无数灾难。但是在胜利者书写的历史中，总是想着为秦制涂抹点胭脂粉，让它显得温情一点，比如西汉的文景之治。
但自古以来，这种温情从来都是面具，而且，绝大多数时候，这种温情是秦制以外的东西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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