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人口频繁减半,但战争不背这个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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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了农民起义这个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一般来讲,民众起义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果只是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导致人口灾难。但古代中国就与众不同,那就是人口数量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1人口剧烈波动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万,公元23年王莽之乱结束,人口只有2800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
隋朝将人口恢复至6000万,但隋末天下大乱,人口骤降至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到8000万,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安史之乱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13世纪初,宋、金、西夏合计接近1.4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三个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损失87%,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峰期损失将近一半;
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朝人口在17世纪初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峰,明清易代损失40%人口,只剩下1.2亿;
道光年间清朝人口达到4.3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峰,经历太平天国后损失7000万人口。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看到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难明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了。
而且,历史大咖秦晖认为,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人口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如果只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数字,从6000万到1亿再到2亿、3亿、4亿,你必然充满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细看看紧随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会不会吓得睡不着觉?
光鲜的背后,是令人不敢直视的血淋淋事实。
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功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百里绝而无民者”,这些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史实,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种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无论是次数还是程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提并论。
2人口小幅波动
中国的周朝,立国800年,没有这样的人口剧烈波动现象。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在商鞅变法的战国中期,七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500万的高峰。
秦灭六国,总人口为4000万,也就是说150年的时间,灭国战争不断,但总人口只减少了500万。这种减少的速度和幅度,与秦朝建立后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诸侯林立,小国纷争,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没有这种剧烈波动呢?
还真没有。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欧洲200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
公元元年,2470万;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万;600-1000年,人口恢复至2541万,相当于第一个千年,人口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个千年,1200年增至4088万,1300年5838万,1400年因为黑死病降至4150万,之后一直增长,1820年达到1.3亿。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人口数量总体上是持续缓慢地增长,唯二的两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引起的,400年减少了600万人口,损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为黑死病肆虐,100年减少了1700万人口,损失率不到30%。
与古代中国人口的剧烈变化相比,欧洲人口的变化比较平滑,减少得慢,增长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
根据1941年苏联人口学家鲍里斯·乌拉尼斯的著作《战争与人口》,其数据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上与麦迪森吻合。
蓝色线条代表欧洲总人口,红色为欧洲西部,绿色为欧洲南部,橘色为欧洲东部
秦晖就对此总结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起来更是骇人听闻……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幅度也没有中国大。
我们再来看印度,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公元元年,3400万;200年,3900万;400年,4500万;600年,5100万;800年,6200万;1000年,7700万;进入第二个千年,人口继续持续增长,1500年,突破1亿;1800年达到1.85亿。
不断被外族入侵、很少统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现在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持续缓慢地增长。
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据的欧洲和印度,这两大古文明区,人口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没有大起大落。
那么, 我们不禁要思考,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充满了纷争与动荡,统一从来不是它们的历史主流。按照我们的历史观,封建割据下,战争和领主剥削造成的负担,应该很沉重很痛苦,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血腥和野蛮,不断波及下层民众。
本应困苦不堪的他们,怎么就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损失呢?反而维持了一种缓慢增长的态势。
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冲突,似乎有点刷三观啊。
在我们固有的史观里,古代中国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是由于官僚腐败、地方势力膨胀导致中央皇权式微,国家陷入动乱,战争不断。
这是典型的皇权史观,站在皇权角度分析人口问题。通俗讲,就是皇权出问题了,战争出现,导致人口减少,所以要维护皇权稳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战争是不是人口剧烈下滑的主要原因。
秦汉之际,5年时间人口减少1800万,相当于每天近1万人;
两汉之际,王莽新朝后期,6年时间人口减少2800万,相当于每天1.3万人;
从隋炀帝继位到621年唐朝基本统一中原,17年时间人口减少3500万,相当于每天6千人;
安史之乱,8年就人口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1万人;
元末明初,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朱元璋攻陷北京,17年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5千人;
明朝末年,在清军入关之前,16年时间减少5000万,相当于每天8.5千人;
天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相当于每天1.5万人。
这些死亡案例都是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南北朝、宋末元初、清军入关,我都没有算进来。
平均每天减少人数少则5千人,多则1.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死亡人数1500万人,平均每天1万人;抗战8年,中国死亡2000万人,平均每天7千人。
古代战争,其激烈程度和密集程度,是绝对不可能与一战和二战相提并论的;其人口基数,也与20世纪相差甚远。但古代中国(秦至清)创造的人口浩劫,在绝对数量上,已经不输于最剧烈的现代战争,在人口损失率上,已经大大超过了现代战争。
很显然,如果把古代中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主要归因于战争,肯定不合理。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一头一尾。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人口是增长的,达到了4500万,从商鞅变法到战国结束,是战争最频繁激烈的时期,人口150年仅减少500万;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人口却从1912年的4亿增加到1928年的4.7亿。
战争固然会使人口减少,但绝对不会出现古代中国(秦至清)那样的人口浩劫。
秦晖在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人口浩劫后,得出结论: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时的制度确实有某种问题。
秦晖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去展开论述是何种问题,而是戛然而止,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最大的人口灾难,不是战争,而是社会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间歇性的挨个斩杀,那么社会崩溃就是持续性的批量屠杀。
古代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大一统专制制度,整个国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看起来很稳定,其实很脆弱。
在和平时代,其社会秩序要稳定得多,这是一大优势,因此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古代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一旦社会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宋代学者罗泌有过一段经典分析,“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
封建割据,各自为政,一人失德,影响波及面较小;专制制度,一人失德,全天下都是承担者。
典型就是汉武帝,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30万的匈奴,怎么可能把颠峰大汉折腾到崩溃的边缘呢?战争都是在境外发生的,西汉尚处颠峰,但人口减少四五百万,仅仅关东就出现了200万流民,可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仅发动了26次大规模战争,很多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盲目出征,其中与匈奴的最后三次大战全输了,而且开凿大量河渠道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喜好巡游。他潇洒了,全国成为代价,“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
匈奴,与其说是汉武帝的功绩,不如说是他的遮羞布。
反倒是西汉后期,统治者学老实了,虽然与匈奴、西域和闽越的战争没有间断,比如与匈奴就进行了至少6次大战,但统治者比较控制节奏,不胡来,不乱花钱,西汉的人口噌噌上涨,50年时间就人口翻倍,达到6000万的历史高峰。
小炒在《官不聊生,在古代早就实现了,却是无敌寂寞的皇权惹的祸》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在古代中国,皇权独享政权,不承担责任;官僚是皇权代理人,承担行政责任,但不能分享政权。这也是费孝通、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表达的观点。
皇权与官僚都是权责严重失衡的,一个有权无责,一个有责无权。皇权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社会从而永享政权,官僚必须讨好皇权才能分得利益降低风险。这就导致,双方在控制和汲取百姓方面是一致的。
这与封建制就很不一样,各级领主自治,享有各自领地的政权,领主不仅会应付上级的税赋摊派,还会关注领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不会一味割韭菜,要对自己的臣民负责。
因此,在大一统专制制度,没有统治阶级为百姓说话,为百姓谋利益意味着损害皇家利益。一旦皇权开始折腾,官僚必然卖力表演,层层加码,负担全由百姓承担;一旦皇权有所收敛,官僚也会跟着收敛,宁愿懒政不作为,也不会施惠于民。
所以,百姓承受的税赋、徭役等社会负担,只增不减,区别仅仅在于增加的快或慢。
前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到农民负担总是越来越重、没有低保,也能从中找到原因。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统治阶级宁愿看着国家盛极而衰、农民不断起义,也不愿意减轻农民负担。
1、皇权的统治基础是官僚而不是百姓,民生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改善民生只是为了稳固统治,因此改善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继续改善就会威胁到用永世一系的皇权统治;
2、农民爆发起义,皇权首先想到的是镇压,而不是安抚。因为天下都是皇帝老儿的,皇权对调用全国资源镇压起义十分有信心,崇祯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这点,只是认为“诸臣误我”,衰败的西汉也没有阻止汉武帝残酷镇压流民起义;而且安抚就会开一个坏头,引起其他地方效仿,对皇权统治不利,所以必须以儆效尤。
大一统专制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bug,由于皇权独享政权,利出一孔,所有利益都出自于权力,因此官僚系统必然不断膨胀。而且,经济下行时,会有更多的人想当官,因为经济不景气,赚钱的风险增加,还不如躲进官僚系统拿铁饭碗靠谱。官僚越多,意味着百姓负担越重,经济就会越加不景气,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官僚,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爆发起义,皇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资源镇压,维护自身“私天下”统治,社会就会走向崩溃。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农民起义决定王朝崩溃,而是政府镇压决定了王朝崩溃。
也就是说,只要皇权体制不改,皇权与官僚的权责失衡不纠正,这个崩溃的局面就不可能避免。
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成蛋糕,社会生活是做蛋糕与分蛋糕,那么,一般发生战争,就是把蛋糕直接切走一部分,切走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大于蛋糕做大的部分,但由于做蛋糕的过程还在继续或者蛋糕没有剧烈缩小,人们分得的蛋糕没有明显减少,一般不会导致人口剧烈下滑。
比如二战期间,日本举国之力参战,但1945年人口只比1940年减少100万,而且比1939年增加150万。
但如果是社会崩溃,就是蛋糕不断自动缩小,做蛋糕的过程也被中断,大家一哄而上抢蛋糕,分不到蛋糕的饿死、抢蛋糕时自相残杀致死,人口由此剧烈下滑。
比如欧洲黑死病,8年就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1/3。
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浩劫,真正死于战争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是饿死、自相残杀,还有人吃人。就如同《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那种惨烈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秦晖说,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史观是有问题的,那就是皇权史观。明明是一介草民,非要站在皇帝视角看待历史。人口增长是皇恩浩荡,人口浩劫是皇权受阻,从而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双标法。在评论西方体制时,总喜欢拿“制度不是万能的”来说事,但对于本国历史,却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动辄就送一顶“别有用心”的帽子。
我常说,要想看到更真实的历史,不仅需要头脑,更需要勇气。因为,那些真相,对于“我祖上阔过”这种心理脆弱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无论怎样,中国要在现代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贡献自己的一些文明资源,就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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